论生态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超越

刘伟兵 李升亿

[摘 要]工业文明虽然取得巨大的成就，但是从根本上却使人类走向灭亡。工业文明的哲学有其自身的内在不可调和性，其二元对立、单向度化、量化标准化的全面普及和追求最大化的哲学内涵，导致工业文明越发展，生态危机就越严重。只有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哲学内涵，转变思想，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才是人类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生态文明;现代工业文明;现代性哲学;生态哲学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6-0082-07

[作者简介]刘伟兵（1994— ），男，浙江青田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李升亿（1996— ），男，安徽合肥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吉林长春 130024）。

Title： On the Transcendence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over Philosophy of  Modernity

By： Liu Weibing & Li Shengyi

Abstract： Although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t will lead mankind to extinction at its very root of development. The philosophy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has it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overall populariza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 one-dimensionaliz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of quantilization and with the pursuit of maximized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the more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s developed， the more serous the ecological crisis is. Only by rethink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s of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changing our focus from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we find the right way out.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philosophy of modernity;ecological philosophy.

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人类便逐渐加速进了现代工业文明，而现代工业文明的确立，不断提高着人类的生产力。人们一扫此前的思想文化蒙昧。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让人们相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而在此过程中，与现代工业文明相匹配的制度也在全球铺展开来。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哲学的确立更是强化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统治。而现代性哲学内在的四大逻辑，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取得成就的原因，也是其排斥自然性而走向末路的根源。解决工业文明带来的现代性危机，须从其内在逻辑入手，通过生态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重新建构，为其提供有效可行的改进措施。

一、现代性哲学内在逻辑的建构

作为产生于现代工业文明并且反过来加强现代工业文明统治作用的观念，现代性哲学逐渐发展出一种排斥自然性的内在逻辑，即二元对立，单向度化，量化标准化的全面普及和追求最大化。

首先，自笛卡儿提出二元论以来，二元对立的观点便深深扎根于现代性哲学的内在逻辑里，而二元对立首先表现在主客体之间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区分，有利于对象性思维的确立。但是，将主体与客体截然地对立起来就特别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人们将神和自然赶下神坛，原先匍匐在神脚下的人开始站起来，并且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具有理性和创造性的存在，走向世界的中心并登上了神坛。人的主体的确立的确解放了人类，也解放了人类之前的思想。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的物活论表现为，把一切都看作是有生命的，生命是物质的属性，生命不能离开物质而单独存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随着《圣经》诠释学对中世纪哲学的变革和经验论唯理论的发展，“人类成了唯一的言说主体，自然成了‘寂静的客体，被排挤到失语、边缘和附属地位，成了被人类开发利用、主宰践踏的对象”①。但是，人们却简单地把自然和其他一切没有理性，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归为客体。因此，这种人类中心论往往是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立场，其自身也常常带有价值预设。那就是，把人作为唯一的主体看待，其他事物作为一个客体，而满足主体利益需要的客体才具有价值。因此，自然作为一个事实存在，就成为被人类统治的存在。二元对立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价值与事实的对立，即只有符合主体需要的客体才有价值。因此，价值与事实的对立和主客体的对立就构成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鼓励人类向自然开战，去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而自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掠夺的对象。

其次，是单向度化的逻辑。现代工业文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们以科学代替了对神的崇拜，开始盲目地相信科学与技术的力量。人们相信，依靠科学与技术能够创造出大量的财富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只要不断地推进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不断地提高效率，人的需求就能得到不断的满足。科学的理性已经成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科学的才是最好的。因此，在科技理性的指导下，现代工业文明进入一个机械化大生产的时代。技术理性变成政治理性，人们通过发展科学技术让每一个个体的否定性被磨灭。每个人看似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想要的生活，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上价码，只要努力就可以拥有。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看着一样的电视，工人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轿车，可以买到过去只有资本家们才能享受到的豪华的音箱和漂亮的衣服。这就意味着，技术理性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社会成为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人们在这种社会里失去了原有的内在否定性，不再要求推翻现有的制度，不再进行自我反思。人们需要的只是不断使科技进步，让生产力获得发展，用以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因此，社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人成为单向度的人。

再次，是量化和标准化的逻辑。现代工业文明一方面将工具理性化，将人工具化，过分推崇科学的力量，依赖科学与技术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又将量化从自然科学领域向全社会普及，将整个社会纳入量化管理。机器大生产让整个世界都进行了标准化和量化。因此，人不仅成为一个工具人，更成为一个数据人。在户籍管理制度中，人总是一串数据，甚至人的各种属性都能够量化，不管是智力还是情感。更为关键的是，价值也被量化。伴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确立，世界范围内的所有事物都被贴上一个个价格的标签。甚至连人的劳动力和时间都可以明码标价进行买卖。这种价值的量化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是一旦价值被量化了、明确化了，那么在市场经济体系内，人们只要通过努力就可以购买的到这种价值;另一种是，人们将价值量化了，必然会追逐购买这种价值的工具——货币。所以，货币就不再只是一个交换的媒介。而一个严密的量化和标准化的世界，不仅会反过来加强社会的单向度，也会让工业文明生产的触角扩展到每一个方面，包括人们自身的价值。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集中体现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人的价值虚无愈演愈烈，“理性的时代”几乎就是“科学技术时代”的代名词。

最后，是追求最大化的逻辑。“现代工业文明就是17～18世纪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①。“在资本的这种逐利冲动推动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成了最经济、最合理、最有价值的方式”②。首先是大生产。现代工业文明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是社会化大生产、机器大生产，因此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财富的创造需要人们的大量消费，如此才能够继续刺激生产。因此，现代工业文明宣扬消费主义，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在这一环节中，人们在铺天盖地的海报和广告宣传中产生大量的虚假需求。资本家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通过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和国家意识形态来不断鼓励人们消费，为人们提供社会福利以及不断的产品更新换代，以科学的名义不断追逐更高的品质。人们似乎就生活在工作—消费的模式中。新型的消费模式被不断创新出来，享受人生似乎成了人们价值体现的一个方面，因此大量消费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为了加快生产并刺激新的消费，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就成了必然。在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后，大量废弃就成为一件摆在了我们面前的事实。自然资源被大量掠夺，并被不可再生地消费和挥霍。在追求资本最大化的同时，消费主义还假借实现人们价值最大化，幸福最大化的名义。此时，谁向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开炮，似乎就是向人类的光明前景开炮。

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在这四大逻辑下成为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人们不再思考自身，而只是为了追求效率和所谓的幸福生活，不断地向自然索取和掠夺。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产生的现代性哲学，其内在就是排斥自然的，这一生产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们恶性疾病的增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解决了许多问题，使得许多以前难以治疗的疾病得到了医治，但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依旧赶不上现代工业文明对生态的破坏速度。“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其本身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污染是现在的科学技术难以治理的，有些环境破坏是现代科学技术难以恢复的。因此，将希望寄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来解决所有问题是不可行的！只有将现代工业文明转变为生态文明，转变原有的发展模式，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

二、生态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解构

生态哲学以生态的表征揭示了人与自然背后的关系逻辑，其本质是通过对关系的调和而实现人类更高层次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实践所建构的关系性存在中，人与自然才能够“彼此密切地关联着”，“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才能达到高度的统一，最终达到所谓“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③。必须承认，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实践活动的显性维度存在，其背后还有人与人的关系这样一个隐性维度作为存在论的基础。因此，生态哲学的表象是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其背后昭示与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然而，自黑格尔庞大的哲学体系在其自身矛盾冲击下解构之后，现代性哲学力图实现向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真正转变，将研究重心复归于人自身的内部认知结构。在力图叩问为何知识技术与人的生存感成反方向的关系时，哲学家们发现，这也成为整个时代的迷惑。无论是叔本华、尼采、柏克森的非理性主义，还是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的生存论转向，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汪洋大海一般的迷惑。生态哲学从自然关系入手，揭示社会关系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不孤立地看待人，而是将人与人的本质关系放入人与自然的表象关系中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其自身的建构，来缓解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矛盾。

转变发展模式，要先转变发展理念，转变人们的观念。正是因为现代性哲学具有其自身内在逻辑的不可调和性和强权的本质，所以，现代工业文明才会越发展就越造成生态的破坏。因此，生态哲学内在的逻辑就应该是协调的，是可持续的。只有满足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调和，并与自然的调和达到辩证一致，人类文明的发展才有可能自由全面。

首先，要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建构为某种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①。将自然的主体地位同人类一同建构，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不再作为一个仅有的主体性存在。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有利于尊重自然，有利于在发展中协调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作为一个与人相平等的主体看待，既不是要重新树立自然的中心地位，也不是要强调人类对自然的统治。自然与人作为两个主体，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生态哲学把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考虑，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是动态的，在发展中保护自然，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是说，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放在自然和人的关系中考虑，而不应再像以往一样，把人类放在中心的位置。

其次，要树立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改变以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资本的逻辑就是追求最大化，当人们将所有的价值都量化了，标上了价格，用物质的和数学的筹码去衡量，这就意味着，只要不断地掠夺资源，获得财富，就可以买得到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这其中包括可以用数学去衡量的物质，以及不能用物化的尺度去衡量的思想观念、价值操守、情感态度。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越高，社会创造的财富越多，人们似乎受益也越多，所以这种资本的、物化的逻辑就越加深入人心。因此，必须打破这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资本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追求的是“量”上的最大化，但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也应该树立“质”的尺度。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真正转变，就必须达到两种尺度的辩证统一，即让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合理生产—理性消费—分类回收”，不再盲目地追求扩大再生产，而是要将生态的价值纳入衡量的体系范围内。如此一来，在发展的过程中，既生产了产品又保护了环境，相当于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份价值。如果经济的增长伴随着的是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的破坏和浪费，则不再是创造有益的价值，而是一种自我的、近乎“异化”的倒退。

第三，要打造生产文化，强化人文关怀。单向度的科学导向使得科学理性已经成为衡量真理的唯一标准，加之量化的社会管理尺度，使人成了工具人和数据人。针对机械化的负重不断侵袭人的身心，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就日益凸显。“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导向，综合平衡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使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倾向。”①在经济生产中，除了应该对生产过程、生产产品采取定量定性的结果评估检测，还应该注重管理模式，强化经济发展中的人情味。这就需要打造特色的、关怀的生产文化。将企业氛围、生产过程、经济运行打造成每一个经济人喜闻乐见、与其生活最贴切、最温暖的形式，让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找回快乐的本质。而不是成为“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②的现代社会生产下的机械与数据。“经济领域的哲学智慧的思维方式则要求特别注重矛盾的同一性、矛盾共同体的建构及嬗变，才能在经济主体的矛盾中找到妥协点，才能保证财富的创造和经济主体多赢结果的形成”③。而要寻到找到这个矛盾妥协点，就要在人文关怀中调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第四，要提高美的旨趣。生态哲学的本质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由个人的独立自由的发展到整个社会联合体的向前进步，实现个体与群体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而在文化领域的建设中，必须通过人文关怀让文化的属人的类本质得以回归。马尔库塞提出的著名公式：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精神生活的痛苦。其中，重要的一环偏差就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上。物质的满足与操控使遮蔽了精神的自由和快乐成为一种假象，人们身不由己地受到大众传播媒介、新载体的操控，完全拜倒在商品的面前，形成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不是人控制着物的运动，而是物的运动控制着人。现代人的思想危机亦是如此。必须加强文化领域的建设，引领自主性的文化意识。“丧失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进而丧失了选择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不得不处于一种强制性的文化包围之中而浑然不觉”④。要用文化建设重新整理人在精神世界的自主性旨趣，从美学的角度来引导大众的文化欣赏、文化旨趣。从而使人们拥有一种辩证的思觉意识，深入发现生活中的美，进而以生活为美，以爱智为美，以德行为美，以社会为美，以反思为美。以生活为美就是要善于发现生活，用辩证法的思维发现生活中的一草一木在不同的语境、意境下的美感。以爱智为美，西方哲学智慧的起源单词philosophy，其本意是“爱智慧”的意思，有了对智慧孜孜不倦、不厌其烦的追求与叩问，才能不断地与智慧沟通，发现领略智慧的美及其过程——爱的美。以德行为美，苏格拉底的名言“美德即知识”告诉我们，只有首先在心中拥有善的美德，才有知识的奠基，而追求真善美本身就是哲学终极性的目标之一，它给予人与社会不断辩证整合的力量。以社会为美，是指构建人与人的真善美的关系，从社会的本质上理解人。以反思为美，苏格拉底认为：“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他就是以理性反省自身的一切，重思一切原因及理由，“如此，当自己循着这规范的指示进行时，便不觉得它是一个束缚，反而会有一种解脱的快乐”⑤。由此看来，我们需要以审美的态度去看待一切，审美自然，审美社会，如此才能以美学缓解现代性危机。在当代，面对现代性的虚空、迷茫、脱离的危机时，审美体验的意象性特征越来越被人文科学家们所重视。

最后，应革新绿色的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技术将在新的时代成为第一生产力。就此而言，它们为人类的解放和现代文明的发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实证明，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的经济生产、社会发展带来了莫大的进步。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500年的历史更是确证了这个不争的真理。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摧毁了中世纪的堡垒，在欧洲的城堡上为资本主义的新生炸开一个缺口。但是，科技理性却转变为政治理性。科学技术不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存在，而开始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人们虽然借助科学与技术将虚幻的神赶下了神坛，但是最后却又将科学技术树立在神坛上。从对自然的崇拜到对科技的崇拜，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自我。科技的异化，使得人们成为科技的工具。科学的强权思维将量化和标准化由自然科学领域推向其他领域。由此认为，所有的科学的东西都是好的，而只要是不科学的，人们就不再关注。用一个标准同化了所有的价值判断。这就使得人们不再继续思考自我和反思自我，只要继续发展科技，就能够获得真相并满足自己的需要;只要通过科技的量化标准计量，就能评估一切事与物的好坏、价值。

所以，绿色的科学与技术，首先要弄清楚科学与技术的边界，要将科技的发展放在整个人类的发展中去衡量。“只有我们了解影响技术发展的更广泛的力量，才能真正的理解技术发展的实质”①。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的进步，而是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解放。人应在科技中实现自身，而不是在科技中失去自身。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都是为了人，如果这个层次的人文性消失了，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康德认为，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物自体（本体）是不能为理性所认知的，他力图为人的理性找出一个边界;维特根斯坦则认为语言是认识的界限，“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而对于不可以说的，必须沉默”。这是在可说和不可说之间划定了语言的边界。而科学技术也应该有其边界性，用边界圈定、限制科学技术，弄清哪些问题是通过科学技术可以解决的，哪些是不能站在科学技术的角度、而要用人的理性和人文旨趣去思考和解决的。“我们不能够通过技术制造出所有不具有矛盾属性的物体，这是自然加于我们的边界。科学不断告诉我们这些不可能性。这就是技术的边界”②。其次，绿色的科学与技术应该是摒弃了资本逻辑与科技的强制捆绑。科技带来的提高效率不应该只是为了资本的量的积累，它会使得科技失去其客观性。因此，要重新恢复科技的客观性，避免科技理性转变为政治理性。再次，科学技术与生态伦理结合，践行伦理科学。“世界上所有金钱和技术是不能代替自调节控制的，如果人类想要生存下去，那么，尽力确保生态圈的自调节机制处于固有的功能状态，就应是人类最基本的天职”③。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的进步作为技术的保障，就没有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向进步，人类自身的善也就无从实现。在善的概念上构建的伦理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发展的重要纽带之一，“诚然，科学是伦理的基础，伦理是科学的超越，对科学进行伦理思考既是绿色科学对伦理反叛的要求，同时也是人类对未来科学之路的一次界定”④。生态哲学是绿色的科技观在哲学概念上的体现和构架，伦理科学的践行也是对人类终极性善的目标的追求。

三、中国生态社会的初步实践

对于现代性哲学的不可持续性，生态哲学用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体系建构给予了有力抨击，并提出适度解决方案，这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现代性哲学。它不仅在理论上创新，也在实践中被人所证明，比较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也有着类似的挫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单向度、量化标准化和追求最大化是整体现代性的特征，中国的探索之初也是在其中斡旋。然而，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之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生态哲学的具体化应用。“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①它是对于传统的、不可持续的标准的一种反思、一种辩证否定，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进步，克服现代性的弊端，推进经济建设的良性进步。

在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运用生态哲学而获得时代转变之后，也还应该看到不足的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的效果显著，然而现代性的生活的多方面性还没有得到有力的控制。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仍然空虚，一方面人们在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时不愿深信，另一方面也不能提出更有说服力、更合理、更科学的学说去引领社会思潮。外国学者依然指责“中国人没有信仰”，因缺少了精神的统一动力而造成弥散的空虚感和寂寞感，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所以，用生态哲学促进多方面的进步，变革人的思想观念，真正地解放人和发展人，依然是一个长路漫漫的过程。它为思想者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阈，但是具体地实施、落实、检验效果，以致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依然任重而道远。

总之，生态的哲学是在解构不可持续的现代性哲学基础上建构而成的。生态哲学的内涵应该更加丰富，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它不仅是为了单纯的环境保护而放弃发展，更是在保护生态的同时谋取更好的发展。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就是要彻底摆脱现代工业文明的逻辑，超越资本逻辑，超越物质主义，在物质发展和精神丰富两方面给予人独立、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空间与机遇，实现超脱的人的发展。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