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开大庾岭路、赣水交通与石固神信仰

[摘 要]石固神是当今南方客家人中比较兴盛的地方民俗信仰，其原型当为石头，后来人格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石固神与南方开发，即唐代开大庾岭路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唐代开大庾岭路及赣水交通兴盛的大格局下，赣石之险成为阻碍大庾岭路与赣水交通的咽喉，石固神信仰则借助与清涨这一自然环境因素的勾连，成为缓解这一交通阻碍的有益因素，并借此由赣州地区的本土信仰上升为全国性的神祇。在石固神信仰蓬勃发展的同时，其本身亦随之发生嬗变。而石固神发展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乃是经济、环境、文化交相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大庾岭路；赣水交通；客家文化；石固神信仰；环境史

[作者简介]吴杰华，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石固神信仰①是当今流行于客家地区的一种信仰，目前专门的研究仅有邹春生《“江东神”论考——基于地方文献的分析》②和张翔《客家原乡石古信仰习俗的原型分析》③两篇文章。邹春生先生通过梳理地方文献，认为江东神是起源于赣南地区巨石崇拜的本土信仰，后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展，到唐宋时期完成了从自然崇拜向人格神的转化，并正式进入官方祭祀体系。张翔先生则结合心理学的知识，认为石固信仰的原型是中华初民心灵中的“大母神”。有关石固信仰的内容亦可见于介绍当今客家人和客家文化的著作中，如房学嘉先生在《客家民俗》④中就介绍了不同地区客家人祭祀石固神的情况。

但若进一步考察石固神信仰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内涵和故事远比目前所呈现的更为丰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在唐朝开大庾岭路这样的大背景下，石固神是如何获得自身发展的契机，在自身的发展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一、石固神信仰的内涵与外延

石固神是当今南方客家人中流行的神灵之一，其发源于何时并不十分清楚，目前最早提到石固神的乃是宋代文献，这在后文将有反映。但石固神信仰出现的时间应远早于宋代，甚至“自先秦时已血食兹土”⑤。之前之所以不见记载，可能跟当时江西发展落后有关，甚至在唐朝，还有人惊问“袁州出举人耶？”⑥由于较少出文人墨士，对当地情况的记述就较为缺乏。

当今学者普遍认为石固其实就是“石头”，因为客家语中“石固”和“石头”是相通的，故而石固神信仰的源头乃是原始对石头的崇拜，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才人格化①。这种说法颇有说服力。

另外，石固神当源自于赣州。邹春生先生在文章中就认为石固神源自于赣州，是赣州地区的本土神，后来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展②。如江西上清古镇本就没有石固神信仰，因为百姓认为石固神灵验，想报答神的恩惠，于是“遣人以香币迎致其神祀于上清”③。

在古人看来，石固神很灵验，宋人孔平仲著有《题赣州嘉济庙祈雨感应》，其内容为：“江东祷雨真灵迹，香火未收檐溜滴。城中到此夜五更，渡口归时水三尺。高田流满入低田，万耦齐耕破晓烟。但愿吾民得饱饭，年年岁岁是丰年。”④诗文描述了石固神“显灵”降雨，使百姓有望获得丰收的场景。也许正因为石固神非常“灵验”，赣州人对石固神的信仰也非常虔诚。古时，当地百姓有一首歌用于歌颂石固神，其内容为：“我土沨沨，黍稷芃芃。孰启我侯？我神之功。我氓蚩蚩，牛犊熙熙。孰相我侯？我神之威。”⑤歌曲中百姓将自身获得美好收成的功绩都归于石固神，表达了百姓对石固神的感激。

如今，石固神已经成为赣闽粤地区客家人的主要神灵之一。客家人集中的地区多建有石固神庙，客家人每年也都举行“祭祀”活动。比如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县神光山下就设有石固大王神坛，兴宁城每年都举行一次石固大王的出游，每十年打醮一次，以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兴宁神光山石固神还有“保外乡”之说，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华侨回到家乡时，往往先到石固大王神灵前祈求庇佑⑥。

二、唐朝开大庾岭路、赣水的通行与石固神信仰的发展

唐代交通四通八达，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严耕望先生所著《唐代交通图考》⑦清晰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交通情况。限于中国的自然环境状况，中国交通曾长期处于北方以陆路为主、南方以水路为主的格局中。“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舟船之盛，尽于江西”⑧，这就是南方水路交通发达的写照。而且唐代在交通方面，有值得称道的建树，北方有天可汗道，在南方则开辟了大庾岭路。

大庾岭是横亘于江西和广东之间的一条山脉，山脉整体上呈东北—西南走向，阻隔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的联系，对南北交通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对大庾岭道路的开发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经过秦汉魏晋有所发展⑨。但是到了唐代，大庾岭的通行仍然遇到了问题：“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夤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嶻，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⑩故而唐代张九龄又开大庾岭路。

从此以后，大庾岭路成为沟通岭南与北方的主要道路之一，前往广东、海南等地的宦士多取此道。宋代苏轼一生宦途多不顺利，屡次被贬，晚年更是被贬惠州，当时其南下路线即是经彭蠡沿赣水，过庐陵、虔州、上犹、南安，再翻过大庾岭来到今天的广州①。宋代由岭南往京城运香料，亦“请自广、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运至南安军，凡三铺，铺给卒三十人；复由水路输送”②。关于大庾岭路及其地位的研究非常丰富③，这些著作亦足可突出唐代以后大庾岭路在南北交通中的作用，此处就不再赘述。

大庾岭路地位如此重要，而大庾岭通行路线的江西段必经赣水，黄玫茵也因此称呼此道为“赣水—大庾岭干道”④。在大庾岭路繁荣的形势下，赣水交通的地位无疑“水涨船高”。而给大庾岭路线通行造成困扰的也恰恰是赣水，从虔州至吉安段的赣石之险，使得来往船只难以顺利通过。《水经注》载：“赣川石阻，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⑤唐代李肇也说：“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溪、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⑥这说明当时这一段赣水确实凶险异常，不利通行。唐朝路应“贞元初，出为虔州刺史，诏嗣父封。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⑦。换言之，唐朝路应因赣石之险阻碍交通，曾对此段赣水进行整治，凿赣石以便通行，不过其效果有限。到了宋朝，赣石之险仍然是闻名天下，船只通行多有不便⑧。

赣石之险是“赣水—大庾岭干道”通行的一大障碍，对此障碍有所舒缓的是当地独特的“清涨”现象。古人对清涨的描述不少，如“所需一雨添清涨，送我归舟返故林”⑨，“结客去登楼，谁系兰舟，半篙清涨雨初收”⑩等。而赣水清涨似乎更为特殊，属于“俗谓无雨而水自盈也”{11}。在赣水缺水、赣石裸露的情况下，这种无雨之清涨对于赣水通行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苏轼晚年南贬，“与刘器之同发虔州，江水忽清涨丈余，赣石三百里无一见者”{12}。其中“江水忽清涨丈余”指的就是在经过赣石险地时有幸遇上清涨，因此顺利通过。

石固神与赣水通行的勾连，正是通过“清涨”这一自然因素实现的。古人认为清涨乃石固神的神通，宋朝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对此叙述道：“嘉济庙在城外水东五里，古名石固王庙……神之灵异，如水清涨之类是也。”{13}故而在缺水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往来行人多向石固神祈求，希望能获得清涨，顺利通过赣石之险。王象之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贑石之险闻于天下，六月舟行每病乏水，嘉济庙神能使水清长，谓无雨水增，清澈一色，士人名为清长。昔太守之贤如周延雋、赵清献皆以六月解郡，水落不能行，乞灵于神坐间，水辄生数尺。绍圣间曾阜以六月罢守，祷神求助，越三日水暴涨，十八滩皆平，阜因纪其事揭壁间。①

王象之不仅直接言明石固神能够使水清涨，而且举了三件具体的事例以增加可信度，其中曾阜还在石壁上将其祈祷神灵得清涨的事情记载下来。宋代方勺也注意到赣水清涨以及石固神的情况，其在《泊宅编》中云：

赣石数百里之险，天下所共闻。若雨少溪浅，则舟舫皆舣以待，有留数月者。虔州水东有显庆庙甚灵，或至诚祷之，则一夕为涨水数尺，送舟出石。故无雨而涨，士人谓之“清涨”。前此，士大夫有祷辄应，刻石以识于庙庭者甚多。东坡北归，行次清都观，有“自笑劳生消底物，半篙清涨百滩空”之句。②

方勺在文中也提到赣水清涨乃“无雨而涨”，若要获得清涨顺利通行，则可向石固神祈祷。从“刻石以识于庙庭者甚多”可看出，当时祈祷的人不少。

根据王象之和方勺等宋朝人的记载，由于当时人们观念中石固神可致清涨，对船只顺利通过赣水大有助益，故祈求石固神清涨的人数众多，其中不仅包括周延雋、赵清献（即赵抃）、曾阜等朝廷要员，亦有诸多士大夫参与其中。而且石固神与清涨之间的联系在宋朝并未结束，元朝陈高在《江东王庙碑记》中描述：“自赣抵万安，滩碛之险十有八，舟遇旱则胶。神每出水以济转输，及应行客之祷者，故名曰‘清涨云。”③说明元朝时期在赣水运输线路上，赣石之险仍然给赣水通行造成困难，此时向石固神祈祷获得清涨或可通行。明朝宋濂在《赣州圣济庙灵迹碑》中记载：“宋嘉祐八年赵抃报政而归，适遘焉，亟徼灵于庙，水清涨者八尺。”④文中指出的是宋朝石固神与清涨的关系，但明朝林弼《赣州嘉济庙用王编修韵》诗，其中有“水落双江见底清，官船东下石滩平”句⑤，虽未明言石固神与清涨的关系，但从题目和诗文内容来看，嘉济庙中的石固神和赣水涨落是存在联系的。在清代前期，大庾岭路仍不失为南北运粮交通要道⑥，而且若以清代赵执信“炎云浮庾岭，清涨阻虔州”⑦句为线索，则顺利通过赣石之险仍需清涨相助，只是诗中没有言明石固神是否与清涨有关。

石固神能“制造”清涨，帮助来往行人顺利通过赣石之险，这在唐朝开大庾岭路的大背景下，不仅使其本身为往来行人所熟知，亦给予石固神难得的发展契机。借助这一契机，石固神信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元朝傅若金《江东神庙记》就说道：“今南尽岭海，北达京师，莫不有庙食，而吴楚之间为尤盛。”⑧可见石固神的影响范围在元朝就已经极其广泛，南可至岭海，北可达京师北京。石固神的迅猛发展同样引起了国家层面的注意，朝廷对石固神屡屡册封，宋濂《赣州圣济庙灵迹碑》载：“吴杨溥时，以神能御灾捍患，有合祭法，署为昭灵王。宋五封至崇惠显庆昭烈忠佑王，赐庙额曰‘嘉济。元三易封为护国普仁崇惠灵应圣烈忠佑王，复更之以今额。其褒扬光著，可谓备矣。”①石固神在宋元时期都受到朝廷的册封，且被授予匾额。不断发展壮大的石固神亦被纳入道教的领域，成为道教尊崇的神灵，《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有“护国嘉济江东崇惠忠佑之神”②，《道藏目录详注》有“护国嘉济江东王灵签”③，其中“嘉济江东神”或“嘉济江东王”指的都是石固神。如此，石固神由赣州地区的本土神灵一跃成为全国性的神祇，并得到了朝廷和道教的认可。

石固庙因此还成为一处游览胜地，吸引者文人士大夫前往，有些还留下诗词文章。如明朝朱善《同赣州广文王子所游江东庙》诗：“庙居形势地，历代著勋劳。匣贮南唐砚，衣存大宋袍。庭椿经岁久，岭树拂云高。此日同登览，儒先饮俊髦。”④黎贞《赣州访江东庙》诗：“紫翠重重一径开，虎头城外访天台。五仙排闼呈休征，怕有仙人骑鹤来。路入仙源万绿堆，重重楼阁倚山开。神仙与我如相约，报道仙槎八月回。”⑤等等。

至此，一条清晰的线索已经得以明显地展现出来：石固神本是赣州地区的本土信仰，但在“赣水—大庾岭干道”繁荣的大格局下，石固神借助清涨这一自然因素与赣水通行这一契机，上升为全国性的神祇。从广义上而言，这也是南方文化全国化的一个例证，是作为赣州地区民俗文化一部分的石固神信仰转变为全国性神祇的过程，这个过程亦是经济、环境、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石固神信仰发展过程中的嬗变

石固神本为地方信仰，借助唐朝开大庾岭、赣水交通与清涨等因素逐渐上升为全国性的神祇，而在这个过程中，石固神信仰本身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所幸宋代、元代、明代皆存有关石固神详细的文本，宋代洪适有《嘉济庙碑》、文天祥有《赣州重修嘉济庙记》，元朝刘岳申有《龙泉江东庙记》、傅若金有《江东神庙记》、陈高有《江东王庙碑记》，明代宋濂有《赣州圣济庙灵迹碑》、杨守陈亦有《诸暨江东庙碑》，这为研究石固神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方便⑥。通过对比这些文本，可以较清晰地发现石固神信仰在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嬗变。

在宋代文献中，石固神的职能相对原始，侧重于救人和祈雨，相关情况集中于洪适《嘉济庙碑》一文中。救人的事例有：“民周谅被酒坠崖下；贾符■沿长汀舟覆，咸得神以存。”祈雨的事例则有：“其夏且大旱，公斋洗磬折祷祠下者三，神私于公，北魃赐雨。”除此之外，不见石固神有其他职能。

元朝记载相对简单，但文本中石固神的职能却有扩展，其能镇压“叛乱”、佑护臣民。如刘岳申《龙泉江东庙记》载：“绍兴中，寇李毒龙犯空邑游逃，北望旌旗戈甲蔽江而退。”而且据傅若金《江东神庙记》，百姓遇到“疾疫而有所祈”，石固神亦能提供“帮助”。

对比之下，宋濂《赣州圣济庙灵迹碑》一文记载事迹甚多。首先，石固神具备夷夏之分的思想，帮助隆祐太后抵挡金朝军队。“建炎三年（1129），隆祐太后孟氏驻跸于赣，金人深入，至造水，仿佛睹神拥阴兵甚众，乃旋。”其次，“淳熙十六年（1189），岁当大比，州人士刘文粲以梦征于神，梦三十人执高竹而立，因更名筌，遂入乡选。”故事中刘文粲因受石固神启发改名，故而中举，虽今日看来略为荒诞，但古人的确相信这种因果联系。杨守陈《诸暨江东庙碑》亦言：“规、矩应浙之乡选，矩占于神……兄弟果皆与选。”文中规、矩二兄弟科考应选也被描述为与石固神相关。如此，科举亦成为石固神涉足的又一领域，石固神能够为士子参加科举保驾护航。最后是石固神被打造成平反冤情、惩恶扬善的形象，这样的事迹在宋濂文中有三例：“景定三年（1262），郡有黎氏狱，胥吏受赇，搒掠良民，使之承。左司吴革疑焉，神告以先兆，卒白其冤。”此则石固神帮助黎氏洗刷冤屈的事例就是其中之一，等等。

石固神职能从宋朝文本中救人、降雨，到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能镇压“叛乱”、佑护忠臣、为人“治病”的形象。到了明朝，则更与夷夏思想、科举、正义、善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不断变化中，石固神在迅猛发展并上升为全国性神祇的背景下，其“灵性”和职能也在不断增加。因为与石固神信仰发展相伴随的是其本身公信力的加强，这使得民众在遇到各种疑难问题时都向石固神祈祷，希望石固神能够解决。石固神的职能由此越来越多，最后发展到石固神甚至能治病、抵御少数民族入侵者、帮助士人通过科举考试等等。

石固神职能的变化其实也是石固神信仰儒家化的过程。忠孝观念是儒家一直所提倡的，宋朝理学更是将其发展为处理君臣父子之间关系的准则，石固神镇压“叛乱”、佑护忠臣，正是其反映。夷夏思想是儒家理念之一，孔子自己就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到宋朝，由于受北方辽、金国的压迫，夷夏之分的思想更为强烈，也就有了石固神帮助隆祐太后抵抗金军的事迹。科举与儒学的关系自不必说，其惩恶扬善、治病救人的案例，亦皆具儒学色彩。这反映了石固神信仰在借助赣水交通线得以迅猛发展的同时，这种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信仰终究逃不过在社会上占主流的儒家思想的规范化，儒家在石固神信仰壮大时适时地对石固神信仰施加了自身影响。

四、结语

南方在中古以前开发较少，南方本土的文化和民俗也较少受到关注；中古以后伴随着南方的开发（这种开发既是经济开发，同时也是资源环境的开发），部分南方文化和习俗逐渐为人所知，并逐渐融入中国主流文化之中。而南方文化中国化的过程十分复杂，石固神信仰的历程是其中的一个范例，其发展是唐朝开大庾岭路与当地自然环境交相作用的结果。换言之，赣水与清涨本是静态的自然环境因子，其之所以能与石固神信仰的发展相勾连，并促进石固神信仰的发展，却是以南方开发即唐朝开大庾岭路为背景。这是一个经济、环境、文化互相交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唐朝开大庾岭路是南方经济的开发，亦为南方环境资源的开发，赣水与清涨是自然环境要素，石固神信仰则为文化因子，这三者协同并进，方有上升为全国性神祇的石固神。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