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以来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综述

穆鹏程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0)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构成维度。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命题[1]，锚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文化建设的远景目标。此后，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探讨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也升华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推进文化建设的战略归旨与目标指南。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即首次郑重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3]，这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文化建设上的原创性贡献。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简称文化强国)命题的10年时间里，国内学界就其基础理论、逻辑理路、时代价值、建设困境和实践路向等议题进行了全方位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研究综述

(一)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础理论

1.文化强国的内涵。主要有如下三种解释：

第一，“字面涵义”说。有学者围绕文化强国的表层语义概括了其意涵。例如，俞良早等[4]109-117指出文化强国中的“文化”是“中文化”，包括了思想道德、精神文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内容。钟淑洁[5]73-76重点辨析了“强国”之“强”的词语属性：一是“强”解释为动词，把文化作为强国的手段，意指依靠文化来强盛国家，凸显文化的工具属性；二是“强”理解为形容词，把文化建设本身作为目的，彰明文化的价值属性。

第二，“整体样态”说。相较字面语义的直接诠释，有学者从顶层设计层面分析和概括了文化强国的整体意涵。例如，沈壮海[6]32-33强调我国是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韩晗[7]12-20认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能够为增强综合国力服务，使中国在世界强国之林站稳脚跟。张琼[8]承认，文化强国建设的提出是我国展现强大文化软实力和高度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体现。刘国章[9]指出，我国是具有高水平文化创新能力和能够生产出先进乃至世界一流精神文化产品的国家。

第三，“远景目标”说。学界有论者把文化强国归结为党和国家领导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例如，苏泽宇等[10]指出，文化强国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和总体追求。何星亮[11]指出，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文化建设层面的总目标。陆卫明等[12]76-82强调，文化强国建设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欧阳雪梅[13]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目标。

2.文化强国的标识。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第一，“一元”说。傅才武[14]46-49认为，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是文化强国的根本标识。陶泽元[15]指出，政治文明是体现文化强国的标志。杨生平[16]从文化中国的角度出发，肯定其作为文化强国的内涵规定、感性形象、价值追求和价值坐标的本质。郑丽勇[17]116-120主张，重建现代东方文化是文化强国的显著标识。杨静美等[18]认为，文化强国是使中华文化不断发展创新、实现其再创造和发挥文化生产力的过程。

第二，“三维”说。俞良早等[4]109-117围绕思想、精神和道德进行概括，认为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丰润的道德滋养是文化强国的主要标志。钟明华等[19]21-29认为文化强国的标示是文化生产力先进和文化创造力突出、文化凝聚力和引领力巨大、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强盛。郑丽勇[17]116-120借鉴“博弈论”剖析了文化强国的主体、客体与对手，即主体是中国，客体是中国公民、亚洲华人及世界各国人民，对手主要包括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与韩国，欧美文化圈的美国与西欧诸国。

第三，“多样”说。沈壮海[6]32-33指出，文化强国体现在精神、能力、心态和形象4个方面的同生共强，即先进的文化精神引领、强大的文化能力推动、积极的文化心态支撑和良好的文化形象展示。程惠哲[20]认为，文化强国反映在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审美取向及美学精神等方面。沙治平[21]指出，文化强国的标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文化保持旺盛生命力、国家文化产业和产品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竞争力与影响力、拥有优良的文化人才队伍、从文化贸易大国迈向文化贸易强国。

3.文化强国及其建设实践的特征。主要有下列两种说法：

第一，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统一。该特征反映了文化强国的构成要素及其内在结构的多元多样，是对文化强国“本体”的客观呈示。例如，王彦涛等[22]指出文化强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体现了系统的协调性和完备性特质，需要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努力。俞良早等[4]109-117强调文化强国是一个具有特殊内涵的体系，体现了全面性、综合性和结构性的特征。

第二，长期性和复杂性的统一。该特征揭示了文化强国建设的困难程度。例如，门献敏[23]指出，文化强国建设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渐进过程。俞良早等[4]109-117亦承认，文化强国不同于军事强国和物质强国，其建设建成更具长远性、持续性和深刻性。钟淑洁[5]73-76强调，由于文化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所以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逻辑理路

1.理论逻辑。所谓理论逻辑，意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规定性和必然联系，决定着该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是对事物深层次、本质性和抽象性的思辨考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强国理论逻辑承袭了“马中西”的致思理路。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门献敏等[24]指出，马克思主义为文化强国提供科学指导与动力支撑。束佳等[25]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文化强国的指导理论。秦宣[26]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区别。俞良早等[4]109-117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文化强国的根本理论指导。王资博[27]70-79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生产理论和文化建设理论为文化强国奠定了理论基石。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润泽。陆卫明等[28]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强国的基础，即它是构建核心价值观的传统基础，是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传统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传统背景，是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传统元素。傅胜春[29]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强国的历史支撑和重要根基。黄宗良[30]从社会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角度论析文化强国，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政治哲学精粹是文化强国的根基。

第三，西方文化强国的理论借鉴。洪晓楠等[31]通过考察二战后德国文化强国战略的选择和实施，阐述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李志等[32]对国外文化强国的评估指标进行回顾和总结，提出在客观、科学地引鉴其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评估指标体系。张国[33]对国内学界关于美英法德日韩等国的文化发展经验研究作出概括，指出我国文化强国建设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缺憾。吴瑛[34]通过分析美英日3国建设文化强国的经验，提出应把完善文化管理机制、明确政府监管职责、妥善处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等作为文化强国的着力点。

2.历史逻辑。所谓历史逻辑，是对过去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反映与概括。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强国的命题有着深刻的历史考量，是对党成立以来领导文化建设宝贵历史经验的传承，是对文化建设实践所进行的时代性创造与发展。

陆卫明等[12]76-82指出：近代以来，重建中国新文化、恢复民族文化自信是必须解决的问题；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建设为以后的文化发展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进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文化强国的战略命题；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与战略任务。陈宗章[35]29-39认为，文化强国是一个从理念形成、理论发展到战略实施的历史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是中国的文化形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相继出场；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确立为发展目标。

3.现实逻辑。所谓现实逻辑，指主体在开展实践活动时所置身的具体背景及其所面对的时代要求，即主体实践所面向的客观实际境况。中国共产党提出文化强国的命题具有强烈的现实导向性，具体反映在个体、社会、民族、国家、世界和政党6个层面。

第一，个体层面，即文化强国是满足文化创造主体对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诉求。俞良早等[4]109-117认为，文化强国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和丰润道德滋养。吴桂韩[36]138-141指出，文化强国是社会全面发展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社会层面，即文化强国是恰合社会有机体协调发展的运行机理。陈先达[37]强调，社会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构成，建设文化强国是繁荣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经之路。俞良早等[4]109-117认为，文化强国建设因应了文化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保障的需求。

第三，民族层面，即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支撑[38]。郭建宁[39]14-20、吴桂韩[36]138-141等强调，文化强国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傅才武[14]46-49指出建设文化强国能不断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第四，国家层面，即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38]。王越芬等[40]81-86指出，其因应了以文化软实力作为国家地位硬支撑的现实诉求。王资博[41]242-244强调，文化强国旨在使我国拥有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文化实力。傅才武[14]46-49认为，文化强国建设是我国国家文化战略的集中表达，是对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经验和未来发展目标的集成性概括。欧阳雪梅[42]19-26认为随着中国硬实力的显著增强，需要建立一个与此相匹配的文化强国。

第五，世界层面，即文化强国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38]。吴桂韩[36]138-141指出，建设文化强国是中国继续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贡献的客观需要。王能宪[43]强调，中国提出的文化强国是对当今世界潮流的深刻洞察与准确把握。陆卫明等[12]76-82认为，其彰显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中国担当。

第六，政党层面，即文化强国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长期奋斗追求的重要目标[38]。韩晗[7]12-20认为，文化强国建设反映了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和必经之路，是当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最高形式。钟淑洁[5]73-76指出，文化强国是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和对自身肩负文化使命的高度自觉。欧阳雪梅[42]19-26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对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文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与传承。

(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价值

1.为主体实践释放活力。恩格斯强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44]文化是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呈现。王双印[45]147-152指出，文化强国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创造出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文化产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钟明华等[19]21-29指出，文化强国以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升其精神文化素养。詹小美等[46]1-7认为文化强国的价值归旨体现在实现中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使人们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

2.为社会发展涵养内力。马克思主义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纳入唯物史观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中进行考察[47]，即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把握社会共同体的三个基本维度。由此，王双印[45]147-152指出建设文化强国能够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钟明华等[19]21-29认为文化强国建设是社会革命重要的现实维度，能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持政治制度的竞争优势等提供价值支持。

3.为国家强盛提供动力。文化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国家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郭建宁[39]14-20强调，建设文化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钟明华等[19]21-29认为，文化强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我国现有先进生产关系与文化发展滞后之间矛盾的重要环节。王双印[45]147-152指出，文化强国建设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4.为民族复兴添注伟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复兴。钟明华等[19]21-29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延续文化中稳定性要素，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必然要求。詹小美等[46]1-7认为，建设文化强国为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王双印[45]147-152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而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推动作用。

(四)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困境

1.“内源性”风险。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

第一，文化多元化的复杂样态。任成金等[48]114-123认为，受西方文化高势位的输出影响，我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遭到质疑；革命文化的合法性和正义性遭到解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遭到挑战。而割裂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关系、照抄照搬古代封建文化传统、无视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而枯竭文化创新的源泉等都是我国文化建设需要澄清的错误论调[49]。邴正[50]指出，当代中国的文化由古代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外来文化和新生文化4个板块构成，应规避其张力与矛盾，推动多元文化板块的互动融合。

第二，文化建设滞缓于经济发展。韩晗[7]12-20认为，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世界文化舞台上的话语权、竞争力与影响力而言，其仍与我国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国际地位有一定距离。王越芬[40]81-86强调，受传统体制的掣肘，我国文化建设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和物质消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力较弱。任成金等[48]114-123指出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大幅“入超”现象，文化贸易赤字、文化贸易逆差影响着文化强国建设。

第三，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江小涓[51]认为，当代文化既是技术发展的知识支撑和价值标准，也日益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驱动要素和应用场景。贾立正[52]强调新技术革命导致当前文化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发生变革，给建设文化强国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傅才武[14]46-49认为，数字信息技术冲击下，我国文化行业体制和行业结构面临颠覆性变化。毛胜[53]指出，网络空间中良莠不齐的文化样态是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须重点关注的内容。

第四，错误社会思潮的冲击。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侵蚀。张国祚等[54]指出，文化虚无主义否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彻底否弃文化强国的文化来源。二是文化复古主义的遮蔽。王易[55]强调，文化复古主义(亦称文化保守主义)以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审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使文化强国建设在审度传统文化时出现困惑。三是文化激进主义的荼毒，与文化复古主义相反相成。高力克[56]认为，当下中国的崛起和重构文化认同的实践，使尊崇西方、隔断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呈现式微态势，但仍须我们的关注和重视。四是文化消费主义的滥觞。左路平等[57]指出，消费主义在媒介和资本的作用下向文化领域扩张，引发当代文化强国建设的价值危机。

2.“外源性”挑战。具本表现如下：

第一，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变种”的硬冲击。王资博[41]242-244指出，西方国家把自己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等传播或强加给其他民族和国家。胡守勇[58]强调，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运用文化霸权推广普世价值。徐丽曼等[59]认为，西方国家凭借其技术、舆论优势向别国输出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在文化领域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对别国进行评判与打压，试图削弱别国的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心和文化影响力。任成金等[48]114-123指出西方国家占据了世界文化市场份额的六成以上，并且西方国家至今仍垄断着国际文化标准，企图削弱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第二，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文化传播的软渗融。黄长义等[60]指出，西方国家运用现代传播技术，通过经济文化交流、传播西方宗教信仰、推广大众文化等方式干扰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人民展开全方位、多角度的文化渗透。张小平[61]123-132强调，在后殖民时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借助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用隐秘的文化渗透来削弱其他国家人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第三，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潜影响。张小平[61]123-132认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泛滥及其强烈的娱乐性和商业性消解了人的个体独立性，加速了人的 “异化”，助长了社会的“反智”倾向。郑祥福[62]强调，资本主义大众文化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文化商品，传播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来控制其他国家。王资博[27]70-79指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全球流行，加速了异质文化的同质化进程，使我国本土文化面临被泛化和消解的危机。

(五)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实践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陈宗章[35]29-39认为，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陆卫明等[12]76-82指出，今后我们要继续加强完善党对文化强国建设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系统思维、强化顶层设计，坚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政策体系，坚持改革创新、强化责任落实。吴桂韩[36]138-141认为加强党的自身文化建设、提高党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能力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陈宗章[35]29-39指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大方向。温宪元[63]5-12指出，文化强国建设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张立慧[64]9-12认为，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发展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前提。涂可国[65]指出，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旗帜。

3.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沈壮海[6]32-33认为，建设文化强国有赖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激发他们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洪晓楠等[66]5-12指出，建设文化强国需围绕道德教化、道德物化和道德内化来增强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自信。温宪元[63]5-12提出文化强国的立足点是坚持以人民为文化创造的主体，着力点是充分尊重和发挥其文化创造的积极性，落脚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根本点是在人民的伟大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陈宗章[35]29-39强调，人民是文化强国的主体，须不断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石文卓[67]指出，文化强国建设需要人们在社会实践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上，根据具体的时代特征构建文化的新理论、新内容、新制度、新技术。

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郭建宁[39]14-20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的“定准”和“根本”。洪晓楠等[66]5-12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凝聚力和向心力。门献敏等[68]认为，文化强国建设应把对核心价值观的阐释、认同和践行作为切入点、契合点与着力点。

5.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温宪元[63]5-12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需求的途径，经营性文化产业是满足人民多样化文化需求的途径，文化强国建设二者缺一不可。陈宗章[35]29-39强调，既要借助资本、市场、科技等力量繁荣文化市场，又要强化政府和社会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张立慧[64]9-12指出，既要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又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优化文化产业结构。

6.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郭建宁[39]14-20认为，文化强国是在中外文化平等对话、尊重差异、美美与共的交流互鉴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郝清杰[69]指出，文化强国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自强。田鹏颖[70]指出，文化强国是加强文化间的交流对话，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理念，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理念、传播中国声音，促进文明理解、文化交流。吴桂韩[36]138-141强调，通过文化交流、文化产品输出、海外中华文化传播等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7.其他相关举措。蔡后奇等[71]认为，文化自觉的创造活动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动因。洪晓楠等[66]5-12认为，文化自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精神引擎”，是从主体能动性迈向文化发展理想的实践之路。王昱清[72]强调，文化自信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也是文化强国的根本标志和最终目的。詹小美等[46]1-7强调，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后者从根本上诠释了前者的内容指向。丁存霞等[73]指出，提升文化软实力承载着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核心意旨和战略意图。赵磊[74]强调，维护我国文化安全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詹小美等[46]1-7认为，发展生产力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物质保障，夯实物质基础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研究评价

(一)研究成就

2011年以来，国内学界对“文化强国”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形成了有关该议题的知识谱系网。

1.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强国的出场逻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指导下，先后历经文化觉醒、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建设和文化改革，新时代又明确强调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使文化强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达至有机统一。

2.科学阐释何为文化强国。学界对文化强国的内涵、标识和特征等进行了厘析，多维立体地展现了文化强国的基本面相。

3.全面概述文化强国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学者们围绕主体实践、社会发展、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等维度，探讨了文化强国及其建设对它们产生的影响。

4.审慎分析了文化强国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对文化强国建设的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挑战展开分析，较为客观地厘析了其遭逢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为今后深化相关研究拓展新的视域。

5.系统构建了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学者们围绕其领导力量、指导思想、实践主体、价值引领、基础环节和对外交流及相关具体举措等，建构了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路径。

(二)研究局限

囿于文化强国建设内容要素和实践路径庞杂等缘由，既有研究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而深化关于文化强国的研究，需要在概括上述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对其背后的内在关联作理论和逻辑的阐释。具体而言，一是关于文化强国的理论基础。多数研究笼统地以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强国的理论指导，而对具体的原理、观点和方法，特别是相关经典文本的挖掘则显得略为不足。二是关于文化强国的概念厘定。学界对文化强国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达成基本共识，且对相关议题的概念在阐释和运用时存在不足。三是关于文化强国建设面临的问题。学界对文化强国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分析较为粗浅，且仅就问题而谈问题，鲜有涉及问题背后的相关“底层逻辑”。四是关于实践路径。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推进理路往往观照有限的几个方面，未能构建起系统性强、逻辑清晰的实践进路。

(三)研究展望

综上，基于当前研究的概貌，今后深化和完善文化强国的研究需着重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1.深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文化强国的出场逻辑研究。一是理论逻辑铺陈，重点围绕文化与国家两个核心范畴，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思想理论资源，以期为本研究提供学理支撑。二是历史逻辑爬梳，加强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运用文化开展的救国、立国、富国和强国历史实践的研究，总结其演嬗的逻辑规律和重要经验。三是现实逻辑诠释，自觉关切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法论，关注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强国建设所面向的现实境遇。

2.重视对文化强国的概念研究。一是核心概念界定。文化强国是本研究的核心议题，在厘定“文化”“强”“国家”三者普遍规定性的基础上，辨明文化强国语境中“强”的词语属性及其所指内容，科学厘定文化强国的意涵。二是相关概念界说。文化强国的构成要素繁杂，既涵括深嵌于其间的关联性概念，也关涉作用于其建设实践的相关辅助性概念，须厘定诸如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

3.加强新时代、新征程上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研究。这里主要围绕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展开。一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分析。找准文化强国建设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存在的短板与不足。二是社会层面的中观审视。找准文化强国建设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存在的不足。三是个人层面的微观剖析。总结实践主体在文化认同、文化自信及价值观念整合中存在的问题，正确把握并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化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文化发展之间的矛盾。

4.丰富关于党领导文化强国建设研究的学科视角与方式方法。一是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视阈融通。文化强国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须借鉴哲学、文化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等学科知识，以交叉学科的综合视角提升其研究的学理性。二是注重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通过走访调研、问卷调查、访谈交流等实证研究方法，对客观的样本、数据和资料等进行整理与分析，坚持系统论的思维范式，既要从整体视角出发做到统筹兼顾，又要观照具体要素所发挥的独特作用。

三、结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维度。学术研究旨在观照现实，因应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2011年以来，国内学界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始终保持较高的热情，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了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之后，使有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获得新的生长点，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本文通过对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研究进行述评和展望，构成新征程上对该命题开展研究的基础环节和前提工作，从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赶考路上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宝贵的经验智慧、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实践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