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智能教育时代理想师生关系的重塑

时间：2024-05-09

潘小芳郭瑞迎

摘要教育实践是师生主体间基于共同目的而进行的交互行为，教育技术的运用使教育活动面临更为复杂的现实环境。人工智能介入教育领域，基于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层面引发解构与重构，造成师生关系在教育模式、“爱真理”与“爱吾师”间的博弈、教师职业存在之必要性等方面的变革。智能教育时代理想师生关系的重塑，需从变革与坚守两个方面出发，将“经师”与“人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角色相统一，构建师生主体间交互的生成性关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教育;师生关系;理想师生关系

中图分类号 G64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4634（2018）06-0058-07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一词，公认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Dartmouth）上由麦卡锡（John McCarthy）等人正式提出，标志其作为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涉及到哲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数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论、控制论、不定性论等学科，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智能机器在研究人类智能活动中寻找规律，构造出具有一定智能行为的人工操作系统并进行应用。“教育人工智能（EAI）是人工智能與学习科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新领域。”1研究者认为：“教育人工智能重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更深入、更微观地窥视和理解学习是如何发生的，是如何受到外界各种因素（如社会经济、物质环境、科学技术等）影响的，进而为学习者高效地进行学习创造条件。”2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推广使智能教育悄然兴起，智能导师与助手、智能测评系统、学习伙伴等为“精准学习”“个性化学习”“在线学习”“终身教育”提供了便利。面对面、一对多的师生关系遭遇挑战，探讨智能教育时代理想师生关系的构建迫在眉睫。

1 智能教育时代对传统师生关系的挑战

人工智能介入教育领域，对传统教师权威、教师职业存在的必要性提出挑战。接受教育成为现代人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思考教育在新的变革中如何具有可能性、教师职业如何存续、师生关系如何建构等，是亟待回答的问题。

1.1 打破传统，教与学的方式发生变革

前工业社会，教育作为社会地位和权利的传承路径，只有少数特权阶级子弟受惠。“唯官有书而民无书，唯官有器而民无器，唯官有学而民无学”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教育的基本状况。“君权神授”致使教师成为国家和上帝的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受教育者沦为被改造、被塑造的对象和客体。肇始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工业文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确立后迅猛发展，夸美纽斯创建的班级授课制使欧洲的教育普及成为可能，为建立一对多的师生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赫尔巴特的 “三中心”把人类优秀传统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传授作为学生社会化路径，在宣扬神圣真理时澄明“师道尊严”。杜威在“发现儿童”“尊重儿童”的主旨下提出自己的“三中心”，批判传统教学理论，使教学主体从“教师”转向“儿童”。“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中，教师拥有一切权威和知识，以预设的规范来塑造学生;而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中，学生则享有丰富的环境来追求他们的兴趣，只是偶尔向老师寻求建议。”3赫尔巴特和杜威从学生知识生成过程的两个相对方面确立学生的地位以及师生关系，采用“二元对立”的观点审视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学生的作用，未能从教育的本体出发审视教育活动中的师生关系。

现代教育观念中的“学生主体，教师主导”和“双主体论”（滑移主体论）依然在“主客体二元论”的范畴中探讨师生关系。人工智能时代，文化、价值、方法的多元，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打破由权威所预设的伦理秩序对人与人交往的规约，进入哈贝马斯所说的“交互性”关系，即主体间性关系。师生关系在引入主体间性交往理论之后，教师和学生作为教与学的主体以平等、民主、理解、对话、和谐等原则共处，打开师生主体间交往的新局面。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的手段和媒介作用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推动教育现代化、教育信息化的进程。慕课（MOOC）、翻转课堂、微课堂、线上学习等已经改变了传统教学中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形成传统学习形式与虚拟学习社区相结合、线下与线上交互，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习的泛在教育环境。

1.2 打破权威，“爱真理”与“爱吾师”间的博弈

雅思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对人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4教师作为教育者承担教书、育人的双重责任，是“经师”与“人师”的统一。儒家强调“师道尊严”，教师作为道德示范者，“言传身教”是典型的方法和手段。亚里士多德曾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尝试打破教师权威，但教师作为真理的发现者和传播者，仍然是权威的代表。尼采提出“上帝已死”，要求重估一切价值，开启西方解构权威的先河。我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高扬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大旗，认为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桎梏人的发展，提出“打倒孔家店”“废除读经科”，否定封建权威对真理的蒙蔽，从而否认传统文化在教育中应有的地位。传统和现代是不可分割的，“人类总是与他们所做事情的基础惯常地‘保持着联系，这本身就构成了他们所做事情的一种内在要素”5。社会的发展源于传统，一味地割裂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势必会造成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断层。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以生产劳动者为主的教育主体，师生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与进步。随着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教师身份在权威与打破权威的变动中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时表现出来的张力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与内生力。

人工智能伴随着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零点革命”席卷世界。各行各业主动引入新技术、新智能，教育行业亦是如此。随着教育人工智能的运用以及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教师已不再是唯一可以提供知识和真理的“权威”。当教师传授的知识与学生原有认知体系发生冲突时，学生产生质疑并在“爱真理”与“爱吾师”之间抉择。新型师生关系中教师作为“平等的首席”，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引导者、合作者、促进者，享有与学生平等的地位。“爱真理”导向的学生以追求真理、真知为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而敢于质疑;“爱吾师”导向的学生倾向于“亲其师，信其道”。“爱真理”与“爱吾师”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爱真理首先要爱追求真理的人，传播真理的老师，爱传播真理的老师首先应该爱老师追求真理的积极态度”6。在人工智能教育背景下，课堂教学成为教育信息化得以施展的主阵地，教师如不能从整体上把控课堂而被技术“淹没”，会造成教育目的失落和教学活动的异化。

1.3 打破旧观，智能教育时代教师职业遭遇挑战

教育活动是教育者通过各种作为中介的教育因素（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教育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对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产生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教师通过教育活动培养，提升学生的主体性，并确证自己作为主体的地位。师生关系由主客体二元对立范畴转向主体间性理论范畴，教育活动的对象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是客体，师生均是主体，作为主体的对象可以称之为“主对象”，而非客体。人工智能时代多媒体、电子书包等是教学的辅助手段，使个性化学习、海量数据、知识共享成为可能，并冲击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

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成功应用，不得不让人反思人类在未来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2016年，AlphaGO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是否“机定胜人”会成为必然趋势？同年，美国佐治亚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艾休克·戈尔（Ashock Goel）将一款聊天机器人作为自己的助教，让人工智能回答MOOC课程中学生提出的问题，5个月期间没有学生发现问题。2017年在河南郑州举行的国内首次教学人机大战中，3名有17年教龄的国家高级教师对战1名智能机器人，对78名初中生进行为期4天的数学教学，最终结果机器人教学完胜真人教学。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格局发生剧变，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来源不局限于课堂和教师，“当教师遇上人工智能，这已经不是传说，不是遥远的想象，更不是玄想或臆想，而是正在到来的现实”7。有人认为“新的数字技术将逐步取代教师，实现更广泛的知识传播，提高可获得性，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机会急速扩张的同时节约资金和资源”8。智能教育时代，教师职业会不会被取代等问题开始引发人们的思考。

2017年BBC 基于剑桥大学研究者的数据体系分析了365种职业未来的“被淘汰率”，相比电话推销员、会计、银行职员等高达90%以上的淘汰率，教师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仅为0.4%。“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对教师的定位，传道、授业、解惑是三位一体的教师职责，教育技术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的普遍使用，教学机器也可以为学生授业、解惑，知识与技能领域的教学目标通过教学机器可以习得并被学生掌握，而知识本身所包含的“道”，以及在传授知识过程中的情境性、师生主体间理解和对话等，是机器难以模仿也很难做到的。

2 智能教育时代师生关系生成性本质探析

“教学是教育的本体，教学规律是教育的本体规律和最基本规律。”9教育是师生主体间的指导学习，其终极目的是形成人。教育活动遵循本体不变、本质生成的逻辑，教育本质在不同时代、不同教育形态中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方面有着变与不变的统一。

2.1 本体论：多样化教与学方式的融合

教学是教育的本体，是师生相互促进、相互创生的活动，没有“教”的学和没有学的“教”都不能称之为教育。纵观教育发展史，教学方式的变革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我国古代的官学和私学，欧洲中世纪的“主日学校”“行会学校”，兴起于近现代的班级授课制、导生制、道尔顿制等，教学的方式发生变化，而教学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从未改变，亦即教育的本体不变。学校教育在历史的洪流中从未消失，且一直担任着传承人类文化和培养时代所需人才的重任。

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建立的教学概念结构图中，认为教学一方面关注知识和信念，另一方面关注态度和行为，解决问题或培养道德行为是教学的中心任务。今天的人们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大大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知识的获得变得迅速而快捷。人类认知不单单是知识的联结，更是情感和过程的体验，知识结构与情感和过程的体验是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统一的，教学的教育性更显重要。智能教育时代如何实现教育的道德基础和师生关系的伦理性？如何在学习客观知识的同时实现知识的伦理性和“文以载道”的伦理逻辑？在英国分析哲学家彼得斯看来，教育活动是以一种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向他人传递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教育的道德基础内化于教育过程之中，使教育从“教以道德”走向“道德地教”，“教育的道德目的其实就是内在地造就‘一个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morally educated person）”10。叶澜教授指出，教育是人类活动中最为复杂的事情之一，教育生成思想、道德，促成师生主体间交往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人工智能所教授的知识和技能与其说是教育不如说是学习，是认知科学、心理科学与人的融通而产生的学习过程。

2.2 认识论：知识的本性及其生成性本质

知识可以理解为个人和社会解读经验的方法，学校场域内的师生交往以传授知识，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为核心任务。“知识是学校教学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阿基米德点，教学活动离不开知识，教学活动对知识具有绝对的依赖性，没有了知识，教学活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1学生在学校场域内通过教学活动获得的知识不是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而是显性与隐性、能力价值与人文价值相互作用形成的生成性知识。“知识可广泛地理解为通过学习获得的信息、理解、技能、价值观和态度。知识本身与创造及再生产知识的文化、社会、环境和体制背景密不可分。”8余文森认为知识具有能力（育智）价值和素养（育德）的双重价值;郝文武教授指出，知识具有思维逻辑（能力性）和伦理逻辑（伦理性），“知识的伦理性是知识价值观的灵魂，是文以载道和教学具有的教育性的基本途径和方式”12。知识的本性决定它是客观性和主观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综合体。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应用与普及已成为必然，知识的复杂性和生成性本质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在“虚实融合的育人空间中，知识将越来越具有社会性，不是静态的实在，而更具有流动性、情境性、社会性的特点，知识的扩散模型不再是教师通过教材作为中介的单点对多点的传播，而是群体之间多点对多点的互动、改进和建构，更多体现出知识建构、知识连接的特点”13。在新的育人环境中，师生交互的过程是双方知识的情境性交流，不可复制且不断生成。

人工智能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元化：打开搜题软件，只要上传图片就可以看到解题步骤;网络课程和在线学习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看似弱小的人类在人工智能辅助下，迅捷地獲取知识，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却无法建立在与人工智能“交流”的基础上。人的生活不同于机器的生活，人有主体性、会思考，而人工智能体是无思的，即使强人工智能也无法代替人类的思想。“无论人工智能如何模仿人脑的‘神经网络，表现如何像人，只要人类心智现象的最终解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关于人工智能是否逼近人类智能的设问就缺少必要的前提。”14教学机器人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传授精确、客观、结构化的“知识”，帮助学生获得信息、掌握技能，但知识所蕴含的伦理逻辑和情感、态度、价值观却无法通过人工智能获得。人机交互、融合的教学过程难以体现师生主体间交流的情感和温度，同时，学生理解能力的提高，价值观和学习态度的形成，是在人类生命与生命交往中逐渐生长和创生的过程，也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知识在信仰催化下所进行的类似核聚变、核裂变所产生的“力量”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备且短时间内也无法具备的。

2.3 价值论：教师作为道德主体的不可替代性

师生关系既是教与学的教育关系，又是一种伦理关系。教育实现“成就人”这一价值基于对人自身的关爱和情感的培育。从孔子的“仁爱”、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夸美纽斯的“教育成人”到赫尔巴特“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德”，表明教育的道德价值是教育的灵魂。道德以伦理逻辑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彰显社会所需要的人性之善。随着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经济人”的工具主义价值将教育的人文主义价值不断遮蔽并异化，致使“单向度的人”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内不断泛滥，造成人文主义的灾难。

《易经》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教育在于从人的文化世界去教化天下。“天人合一”是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生存状态。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统一并非是人为的操作和预设，而是在人与自然共生、共存过程中人的“天性”与“人性”相统一的独特个性。“学习不是由教学方法或精心设计的教学模式所决定的，而是学生在社会情境里不断做出选择、获取经验的过程。”15如果理论完全变成了操作，就仅仅是一种处理机械性问题的技术，而不能处理教育这样复杂的，需要有极高整体性思维，并随着情境过程的变化而做出灵活机动的、富有艺术和智慧性处理的事业。在怀特海看来，师生交互的学习过程对构成学生“世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言传身教”不单单是教师知识性的教学过程，更是教师以其 “圣性”心灵撼动学生的心灵，传承人类文明，“机器人或人造物将永远达不到人的全面能力，尤其是达到人在文学艺术、精神信仰、哲学思辨和历史意识方面的最高能力——或者说最能反映人的特性的能力”16。

普遍性知识具有很强的先在性、客观性。教育人工智能针对先在性、客观性知识的搜集和整理以及传播的速度远远大于人。人工智能致命的弱点是按照人的指令去做人类可控范围内的技术处理。教育不仅仅要学生知道“是什么”，更要求学生明白“为什么”和“怎么做”，以形成学生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教无常法”体现教育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设性，但并非没有教育理论与规律可循。人与人交互遵循人格平等和“仁爱”之善，人机交互的本质则是“命令—输出”的规定性程序，尽管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存在对话，但这种对话是预先设定的程序性对话，并非体现“主体间”的生命阐释和情感交流，仅是简单的操作。

3 智能教育时代理想师生关系的重塑

马尔库塞曾提出将技术“美学化”，运用“审美之维”，通过审美形式来改造原有的交往形式，培养感性的人以彰显感性自由的理念。由此看来，人工智能时代真正解决人与技术、与智能机器人的共生与共存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这一维度。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本质就是人性，这也是教育在未来不会因为人工智能而被取代的关键所在。机器战胜围棋高手，不管胜负，都是人类的胜利。“教育在人的认知发育过程、知识技能积累过程、情感价值观培育过程中，给予唤醒、帮助和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教育需要的人工智能不能站在人的对立面而应与人的学习认知过程紧密融合。”17智能教育时代对什么样的知识、素养、能力在当下最有价值的判断和选择必须发生变革，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对公平、公正、正义的追求和呵护是永恒的核心价值与理想追求。这并不是要颠覆传统师生关系，而是在扬弃中遵循变与不变辩证统一的原则。

3.1 人与人工智能：师生关系的坚守

在人机交互、融合的智能化时代，人作为道德主体与智能机器有本质区别，坚守师生关系的前提是确立师生双方作为道德主体的身份。其次，构建以尊重、理解、对话为核心要素的主体间性师生关系是智能教育时代理想师生关系的坚守。

1）确立师生作为道德主体的身份。人作为人的主体地位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哲学家所追求和确证的。中国古代有“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思想;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普罗泰格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8;康德强调人为自然立法，“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绝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使用”19;也有人以“人是机器的尺度”20来宣扬人性的观点。与此同时，人的主体性失落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现实存在的。西欧中世纪压抑、贬低人性，高扬神性;18世纪法国思想家拉美特利从唯理论出发，认为人就好像一部机器;马尔库塞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单向度的人”;今天有人认为人工智能会全面取代人类等。人的身份地位在主体与客体、失落与追寻间得以确立，师生关系在超越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后，首先要承认师生作为道德主体存在的地位，这是构建合理师生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2）构建主体间性师生交往关系。教育实践语境中的主体间性师生关系是为了实现教育正义，或者说追求“公平的正义”，在关注分配正义（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和“承认正义”（霍耐特，Honneth A）以及“关系正义”（扬，Young MI）相互补充的维度，以相互尊重、平等、民主、理解、对话等原则构建一种伦理关系。一方面，教育人工智能创建了很多学习平台，使贫困地区实现智能化教学成为可能，加强农村教师与高校师范生等群体互助成长模式，开发新的课程资源，利用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更好地汇聚教育资源、改善课堂教学，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机会以促进教育公平，更好地实现教育正义。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可能会扩大不同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造成教育更加不公平。

智能教育时代，主体间性师生互动与交往不一定是面对面的交往，可能在虚拟空间发生。为了提高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要遵循空间正义，“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尺度实现空间资源的最佳配置，从根本上应有利于作为人的主体的全面发展”21。人工智能时代对维护师生作为学习共同体的正义与否进行追问，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3.2 人工智能与人：师生关系的变革

在未来已来的时代，人工智能介入师生关系是教育变革的需要，也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之必须。人工智能时代师生关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破立结合的教师角色、动态生成性的师生关系两个方面。

1） “破”“立”结合的教师角色。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职业不会被淘汰，并不代表固守传统、不思变革的教师不会被淘汰。“教师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所具有的知识传授、信息收集、数据分析等功能必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具有的指令性“指导”角色将逐渐削弱直至消失，承担的“教育”角色（诸如能力培养、价值引领、情感感化、信念确立、德性养成等）将会凸显”3。我国古人提出“三不朽”谓之：立德、立功、立言，人工智能为立功和立言提供了便捷，但立德的实现需要师生交互以培养德性、德行。新型师生关系需打破传统教师的绝对权威和以教师为中心的导向，在边“破”边“立”中确立教学相长、师生合作与对话的合理路径。

教育现代化是一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一直处在进程中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推进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变革已是必然趋势，“在教育领域，技术绝不仅仅是用于完成现有教育的模式和方法，而是要推动教育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发生系统性变革”13。智能教育环境中的教师首先要主动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关注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学生的片面发展。注重因材施教，研究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性。要进一步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将教育技术与传统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需要转变评价观念，从学生的道德品质、学业成就、身心健康水平、综合素养、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全面评价学生，杜绝一刀切、唯智育论的片面化、功利主义教育观和评价方式。

2）回归动态生成性师生关系。师生关系不是先在的、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其生成和發展的条件和规律。教师和学生是教与学的主体，围绕知识的习得、理解、运用、创造而开展教学实践。“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宣言，表明人作为主体，其本质在个人的选择中生成。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教育观主张教学的生成性本质。人性与知识的生成性、实践性决定师生交互主体双方关系的生成性。理想师生关系要回归教师和学生各自的生活世界，从整体上基于实践统整生成性的师生关系。在生成性师生关系中，应重视教育实践而非教育的既定目的。传统教育目的的预设性、计划性、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学生主体的参与性、教学过程的情境性，因此要以生成性作为既定教育目的的重要辅助和补充。教育评价应侧重动态生成性。学生是发展中的个体，在知识的习得过程中，会不断更新自我的知识体系，教师评价要摒弃唯分数论，以全面的、动态的观点看待学生。

4 结语

人工智能介入平等、民主的主体间性师生交往关系中，势必造成人—技术—人之间的角逐与争锋。在人工智能普遍使用时应秉持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建立和遵循哪些规范，这是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研究人员应思考的问题。教育人工智能的治理需要运用技术的人与从事前提性反思的研究者共同努力。前者更懂技术，后者更懂人。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教育场域内，人与人的关系（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师关系）是最基本的范畴，贯穿于教学实践活动的始终。波普尔将世界划分为3个不同的层次：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行为的动作倾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世界22。物理世界属于人类的外部世界，精神世界属于人类的内部世界。机器可以模仿人类外部的行为世界，表现的更像人，但人性是人得以存在的本质且无法复制，人的精神世界是智能机器难以模仿并替代的。智能教育时代，社会环境的改变必然改变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青少年一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与生活，也必将改变。新的学习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势必引起交往方式、交往过程和交往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定位。智能教育时代“回归教育的道德意义”23是必要的，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应削弱甚至消解人的主体性，而是创造更多的闲暇时间，使人有自由时间去做人工智能无法完成的事，这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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