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德教方法及其现代价值

[摘要]朱熹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对于道德教育非常重视。在长期的德教实践中，他提出了循序渐进法、养成教育法、启发诱导法、意志锻炼法和自我教育法等德教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当代德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朱熹，德教方法，现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06)02-0099-04

[收稿日期]2005-11-20[基金项目]*合肥工业大学校科学研究发展基金项目（编号051702f）

[作者简介]崔华前（1969-），男，安徽合肥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中国思想道德建设。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著述甚丰，后人将其著述辑为《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他以孔孟之道的正统自居，综合北宋以来的各家学说，兼收佛道思想，创立了系统的、完整的德教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循序渐进法、养成教育法、启发诱导法、意志锻炼法和自我教育法等德教方法，这些方法对于当代德育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值得我们好好研习、汲取。

1“教人有序”的循序渐进法

所谓循序渐进，是指道德教育要依据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规律、思想认识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等，依序施教。循序渐进是儒家极力强调的传统德教方法，如孟子的“不助苗长”（《孟子公孙丑》）、《学记》中的“不陵节而施”和“学不躐等”、张载的“穷理亦当有渐”（《语录上》）、二程的“君子教人有序”（《遗书》卷八）等思想，都旨在倡导循序渐进法。但明确提出循序渐进法的，当首推朱熹。他在注释《论语》“下学而上达”时说：“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四书集注》卷七）。此外，他所谓的“君子教人有序，而不可躐等”（《朱子语类》卷八）、“不可求欲速之功”（《四书集注》卷八）、“君子教人有序”（《朱子语类》卷八）等，也都在强调循序渐进法。那么，如何实施循序渐进法呢？朱熹认为，就教育者来说，应该“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远者大者”（同上）、“下学上达，循循有序“（《续近思录》卷二）。即教育者应该由近至远、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从具体到抽象、由下学至上达，依序施教；就受教育者来说，应该“学不可躐等”（《朱子语类大全》卷十）、“依次序“（同上）、“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同上）、“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四书集注》卷七）。即受教育者应该由近而远、由易而难、由下至高，量力而行地学习。朱熹断言，只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德教方法，即使是材质愚钝之人，也可成才。

毛泽东说过：“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1]毛泽东关于认识形成过程的论述，对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受教育者正确的道德认识的形成往往也需要经过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思想道德教育不仅是一个施教主体认识对象，转化对象的主体行为过程，更是一个“教”“受”双方的互动过程，是纵向瞻前顾后连续作用的过程，是横向主体、客体、介体、环体等思想道德教育诸要素相互联系、运动和作用的过程，“教”要通过“受者”的内因才能起作用，而“受者”也有一个反应、接受、“内化”、“外化”的过程。因此，思想道德教育切忌急于求成，不可犯“急性病”，不切实际地过急过高地要求受教育者，幻想一蹴而就。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既存在着“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愚蠢做法，也存在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的弊端。因此，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高度重视二程倡导的循序渐进法，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系统教育，使受教育者逐步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习惯。

2“化与心成”的养成教育法

所谓养成教育，是指教育者应尽早帮助受教育者将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自我要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化与心成”出自《小学书题》：“必使其讲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这里的“化与心成”，旨在倡导养成教育，强调德教应该从“幼稚之时”就要开始。他又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已自是圣贤坯璞了”（《朱子语类》卷7）、“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在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同上）。这里，朱熹通过“古者”及早施教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极力突出习惯养成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防微杜渐的高度必要性。为了实施养成教育，他还亲自制定了《童蒙须知》和《训蒙斋规》，详细规定了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杂细事宜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和行为细则。

朱熹的养成教育法，是对老子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第六十四章），庄子的“美成在久”（《庄子人间世》），荀子的“积善成德”（《荀子劝学篇》），《礼记学记》中的“禁于未发”，商鞅的“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商君书更法》），董仲舒的“众少成多，积少致巨”（《汉书董仲舒传》），刘备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王充的“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率性》），颜之推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颜氏家训教子》），二程的“养正于蒙”（《伊川易传》卷1）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清代思想家魏源的“草木之长，不见其有予而日修，为善日益也似之；蘼不见其有夺而日薄，为不善日损也似之”（《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二），林则徐的“懦从贪生，骄从玩生，积重难返”[2]等，都旨在强调养成教育。

未成年人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他们由于年龄小、知识少和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因而往往思想不稳定，是非观念模糊，对人对事缺乏正确的评判能力；他们的模仿性很强，同时又有很大的可塑性，易于接受外界的影响，既可能在外界的正面引导和自身的严格要求下，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也可能极易受到外界错误思潮的影响而误入歧途，俗话所说的“嫩枝易变也易直”即是此意。未成年人小时沾上了不良的思想品德，如果及时矫正，还能改变过来。如果听之任之，等长大以后再去矫正就困难十倍、百倍。因为不良的思想品德一旦形成，要把它改变过来，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业已存在的不良行为习惯的抗拒与阻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造比塑造更困难”的道理。许多事实证明，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往往是在小时侯就打下的基础；不好的、甚至坏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也往往是从小时侯就开始养成的。“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从小看大，三岁知老”等民间俗语，虽有其片面性，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人从未成年时期就要从小处、细微处着眼，将错误的思想言行及时地扼杀于萌芽状态，以免铸成大错的极端重要性。目前，有些家长认为，孩子还小，犯点小错没关系，对孩子的错误采取听之任之、放任自流的态度，等到孩子的错误由小到大、由轻到重、恶习已成、积习难改，甚至违法犯罪时，已悔之晚矣。可见，朱熹倡导的养成教育法，对于当代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仍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价值。

3“时雨之化”的启发诱导法

所谓启发诱导，是指教育者在德教过程中，要注意调动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主动思考，使他们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时雨之化”出自《朱子大全论语六》：“此正谓时雨之化。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已加。当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小雨，忽然得这些小雨来，生意岂可御也”。意即，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恰当引导，就像一场“及时雨”，能够对受教育者的发展，产生很大帮助。从这里即可看出，朱熹是非常推崇启发诱导法的。那么，如何进行启发诱导呢？朱熹在注释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时说：“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论语章句集注》）。也就是说，当受教育者处于“愤”、“悱”状态时，教育者对之加以启发引导，效果最好。又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教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学规类编》）。所谓“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就是启发那些“无疑”者“疑”即积极思考；所谓“有疑者却教无疑”，就是引导那些“有疑”者“无疑”即成功解决问题。这是启发诱导法的奥妙、精髓和关键之所在。如果教育者能够启发诱导受教育者积极主动地思考，就会取得“大疑则可大进”（《性理精义》）的良好效果。

朱熹的启发诱导思想，和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孟子的“引而不发”（《孟子尽心上》）、《礼记学记》中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二程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待其诚至而后告也。‘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既告之，必待其自得也。愤悱，诚意见于辞色也”（《经说》第六）等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思想道德教育首先是思想道德的启蒙活动，其首要任务是启发受教育者知善知恶，正确地区分善恶美丑，抑恶扬善。要完成这一任务，仅靠受教育者自身往往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社会的教育灌输和合理引导，尤其是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启发和引导。中国古代有“孔融让梨”的故事，小孔融天真幼稚，却能谦恭礼让，表现了良好的道德素养。他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本能需要去做，而是严格地按照家人的启发诱导的道德要求去选择，这便是启发诱导的道德功能，也说明了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借鉴朱熹倡导的启发诱导法，是非常必要的。

4“专在人自立志”的意志锻炼法

所谓意志锻炼，是指通过确立远大的志向以及艰苦环境的考验和挫折困难的磨练，以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承受力，加深受教育者的道德感受，从而培养他们的优良道德品质。“专在人自立志”出自《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旨在强调立志的重要性。朱熹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同上）。这里，他通过不立志的危害性，从反面凸显了立志的必要性。不仅如此，朱熹还强调了守志的重要性。他说：“今之学者有二病：一以为古圣贤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功夫；一则自谓做圣贤不得，不肯做功夫”（《续近思录》卷二）。所谓“不肯做功夫”，就是不肯为实现志向而做修养功夫。朱熹通过对“不肯做功夫”的严厉批判，意在强调守志。

“知”、“情”、“意”、“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共同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其中“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受教育者只有形成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才能将道德认识自觉地贯彻于道德实践中。对于磨练意志，中华民族一直以来都很重视。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墨子的“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孟子的“尚志”（《孟子尽心上》），荀子的“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荀子劝学》），三国时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东汉名将马援的“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后汉书马援传》），到北宋杰出文学家苏轼的“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晁错论》），宋明理学家张载的“志久则气久，德性久”（《横渠易说系辞上》）、“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同上）、“志小则易足，易足则不由进”（《正蒙中正篇》），二程的“志立则有本”（《二程集粹言》），陆九渊的“人惟患无志，有志无有不成者”（《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王守仁的“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本之根也，水之源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七《示弟立志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教条示龙场诸生》），再到明清鼎革之际思想家黄宗羲的“学莫先于立志，立志则为豪杰，不立志则为民”（《孟子师说》卷七），清代著名诗画家、诗人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板桥集》五编，《题画竹石》）等，和朱熹的“专在人自立志”思想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志存高远的“尚志”思想的体现。

今天的未成年人生长于和平年代和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他们既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炮与火的考验，也没有体验过经济困难时期物质极端匮乏之痛苦，家庭和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他们人生中所受的挫折和磨难较少。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缺乏自强意识，缺乏对困难和挫折的必要的承受能力，意志品质总体上相对脆弱。实际上，每个人的成才之路难免既有顺境，也有逆境。顺境时，人们往往容易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此时只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才能继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绩；逆境时，人们往往容易一蹶不振、“破罐子破摔”，此时只有磨练意志、砥砺品格，才能在逆境中奋起。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有鉴于此，今天的未成年人要加强自我教育、塑造自我精神、促进自身成才，就必须借鉴朱熹倡导的意志锻炼法，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坚强的意志品质，提高自己的挫折承受能力，促进自己的人格完善。

5“迁善改过”的自我教育法

所谓自我教育，就是教育者要在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性的基础上，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过程，通过他们自身的思想矛盾斗争和思想转化，以提高其道德水准，从而能够自己约束自己，自愿地选择和自觉地遵循社会道德规范。“迁善改过”出自《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所谓“迁善改过”，就是不断改正自己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过失，积极促进自己的道德品质由恶向善、由低到高的转化和发展。朱熹认为，“迁善改过”是“醇儒之道”，是自我教育的重要手段，为“修身之要”（《白鹿洞书院学规》）。

朱熹的“迁善改过”思想，和孔子的“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孟子的“过则改之”（《孟子公孙丑下》）、董仲舒的“兴善去恶”（《重政》）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思想家颜元的“改身之过，迁身之善，谓之‘修身”（《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魏源的“众人之过，过既于形；圣人之过，过于未形。故惟圣人然后能知过，惟圣（人）然后能改过”（《魏源集默觚上学篇三》），林则徐的“悔过迁善”[3]等，也都在大力弘扬“迁善改过”的严于律己精神。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4]，美国教育家杜威也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自己教育自己。”[5]思想道德品质的塑造固然离不开外界的引导，但更依赖于自身的严格要求。再先进的思想道德规范如果不经过“内化”的过程，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内在自我要求，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德育效能的高低是以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为转移的，德育工作应该重视“主体性的教育培养主体性的人”，在德育方法上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让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德育过程，通过他们自身的思想矛盾斗争以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准。但是，在我国当前的德育过程中，有些德育工作者片面强调教育者的主导性而忽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片面强调外部的强制性理论灌注而忽视受教育者的内在道德自律，这严重影响了德育工作的效果。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忽视了加强自我教育，放松了自我要求，有些未成年人抱着“只要不犯法，犯点小错没关系”的生活态度，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免疫力”下降，由逃课、旷课、不思进取、贪图享受，进而发展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因此，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借鉴朱熹倡导的自我教育法，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加强自我教育，尤有必要，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选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刘九庵 .林则徐书札手迹选[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5.

3陈锡祺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4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郑晓沧.郑晓沧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The Moral Educational Methods of Zhu Xi and It's Modern Value

Cui Huaqi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conomics,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efei,Anhui,230009)

AbstractZhu Xi is a famous thinker and educator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oral education.In his long practice of moral education,he putted forward a series of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containing step by step and nurturance and guiding sb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and training will and education by oneself that had important values for reference to modern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Zhu Xi,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modern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