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的高层出国考察

■ 刘 艳

从1977年底开始，中共领导高层的出国考察与访问频增，到1978年华国锋出访东欧和谷牧率团赴西欧五国考察，形成一个高级干部出国考察与访问的高潮。处在历史特殊背景之下的此轮出国考察与访问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它不但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决策出台的“侦察兵”，也给改革开放决策的具体实施提供了“他山之石”。

出访良机：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从世界情形来看。1973年至1975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开辟新的市场来缓解危机，渴望与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接触。中国所表露出来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意愿让他们大为兴奋，他们纷纷向中国抛出橄榄枝。而此时劳动和生产的国际化，使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互联系更加密切，各国的经济生活日趋国际化。

第一世界国家苏联的军事实力在1975年赶上美国后，美苏争霸进入缓和掩盖下的空前竞争高峰，双方互有攻守，都想拉拢中国。尤其是美国外交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末表现出了摇摆的特点：一方面想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加快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又想借助中国，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筹码，这就使中国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为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创造了前提条件。

西欧、日本等第二世界国家在政治上仍与超级大国保持一致，但是在经济问题上日益向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靠拢，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在这种背景下，第二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反应积极。以日本为例，尼克松访华后，1972年4月,由日本各政党、友好团体和知名人士组成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发表的《呼吁书》认为，“扭转政局,实现恢复日中邦交,是日本国民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这段时间，日本各政党、团体及财界人士等纷纷组团访华,表达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强烈愿望,并相继提出恢复日中邦交的原则。作为应对美国“越顶外交”造成的冲击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了积极争取中国这个市场，1978年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并于29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两国建交。西欧国家也积极与中国开展对外关系。

其次，放眼中国国内。以“四人帮”被粉碎为标志，“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告结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76年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次召开各级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初步揭批了“四人帮”在宣传理论战线的罪行，并部署了继续揭批“四人帮”的任务，夺回了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阵地的领导权。从12月10日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系列材料三份，推动揭批运动的开展。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成效明显，为中共提出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条件。

在揭批运动的过程中，经济思想理论上的解放比较突出。1977年4月、6月和11月中国经济学界分别召开了三次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给“按劳分配”正名。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在发出于次年召开“双学”会议的通知中强调“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紧接着，12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斥“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制度的污蔑》的文章，肯定我国现行的商品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反映了发展经济是中国全社会的共同意愿。

1976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先后重点抓铁路、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贸方面的工作。1977年下半年相关部门先后制定了《十年规划纲要》《八年引进计划》和《二十三年设想》，描绘了中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目标的蓝图。

再次，就中共自身状况而言。历史意识的新觉醒，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履行历史责任。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揭批“四人帮”过程中，中共的一些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等，初步得到了恢复。1977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聂荣臻的《恢复和发展党的优良作风》，9月19日又发表了徐向前的《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9月28日再发表了陈云的 《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纪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这些都对实事求是作风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这对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恢复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大意义。1977年12月25日，胡耀邦担任了中组部部长，意味着平反冤假错案的组织工作初步得以完成。通过揭批“四人帮”和“平反冤案”，一大批老干部得以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有了深入的反思，在思想上比较倾向于改革开放。这是改革开放初出国考察的一个重要背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对外贸易尤其是技术设备引进工作上，中共主要领导人都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978年2月16日，国务院向中央政治局所作的有关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就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要求。

他山之石：赴东欧考察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没有制度上的隔膜，它们的改革都是在原有体制基础上进行的，这些国家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就和向西方学习取得的成效，极大地吸引了中国的目光。所以，以改革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学习的对象，或者将其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桥梁中介就具有很强的合理性。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因为改革原有体制的成功成为中国交流学习最多的国家。

1978年3月,以中联部常务副部长李一氓为团长、副部长乔石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3周的考察访问，重点是南斯拉夫。考察团先后参观了南斯拉夫的四个加盟共和国，工作主要在贝尔格莱德完成。李一氓等人提交的报告基本上否定了“中苏大论战”中“三评”指责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罪状,肯定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南共联盟是马列主义政党。根据代表团报告，中共中央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决定恢复与南共联盟的关系。中共中央接受考察团的意见，在南共联盟十一大召开时，致贺电并且表明中共恢复两党关系的意愿。1978年6月,两党关系正式恢复。这也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认识有了变化。这个认识的变化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具有重大作用。

1978年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应邀对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在罗访问时，双方就苏联大国主义政策问题、中罗关系、中阿和中越关系、中共与其他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访问期间，双方共计签署了9项协议，涉及科学技术、旅游、交通、矿业、检疫防疫和互派专家等多个方面。8月21日，华国锋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前往南斯拉夫。在南访问期间，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的企业生产效率、对外经济合作和完全开放、吸收和利用国外贷款等印象深刻。华国锋特别强调了南斯拉夫的农工联合企业，不仅搞农、牧、畜，而且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华国锋当即要求随同访问的赵紫阳在四川搞一个、北京搞几个这样的企业。华国锋对南斯拉夫农业“背靠背”即“贝科倍”大加赞赏，南斯拉夫方面表示这是学习中国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的结果。1978年8月23日的《人民日报》称赞“贝科倍”农业和食品加工联合企业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桥梁”。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1978年9月18日至21日，中国派出农业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农业联合企业进行了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南斯拉夫的同志一再强调，办企业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要用经济的办法。“贝科倍”作为农业的联合企业，它还负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这就是团结和带动个体农民，使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考察结束以后，考察团成员一致认为中国的国营农场学习“贝科倍”的经验比较合适，并且建议在河北、河南、辽宁、吉林等地开展试点工作。

1978年9月7日至10月8日，以财政部长张劲夫为团长、财政部副部长忻元锡为副团长的中国财政经济考察团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进行考察。这次出访的任务，主要是了解两国财政经济管理工作。在南斯拉夫期间，还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四个共和国。在罗马尼亚期间，与罗马尼亚财政部、银行等单位进行了分组座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亲切接见了考察团长张劲夫。在考察报告中，代表团认为南、罗两国在经济、财政体制以及管理制度是不相同的，但是两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成为具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国家。罗、南两国采用不同方式，改革了经济体制，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充分说明计划经济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张劲夫提出“财政自理，就是南斯拉夫那个办法”。这次出访对于中国形成“财政自理，自负盈亏”的工商业财政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影响。

1978年11月15日至29日，国家计委代表团应邀访问南斯拉夫，重点考察计划工作。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贝尔格莱德市和克罗地亚、马其顿两个共和国，参观了1个农工联合企业、1个商业中心，并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南联邦统计局长伊·拉蒂菲奇介绍说，南统计部门比较注意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统计方法上的一些好经验。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南从1958年起也编制这种平衡表，当时分27个部门，以后每两年编制一次，到1974年增加到98个部门。虽然在搜集资料上遇到许多困难，但仍然坚持编制。他还指出，编制这种平衡表对制订计划，研究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预测今后一个时期各部门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都起到一定作用。代表团回国后，汇报了南斯拉夫把市场经济同社会计划结合起来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看法。

1978年11月23日至1979年1月20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率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考察团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考察。在罗马尼亚24天的考察中，除了布加勒斯特，还到了3个县进行访问；在南斯拉夫36天的访问中，遍访了南斯拉夫6个共和国和2个自治省。考察期间，中国的经济学家同两国主管经济的领导干部以及南方的经济学院士、教授一级的企业经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南斯拉夫开始座谈时，南方的一位学者说，“我们的经济改革有很多地方是从你们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那里学来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给了我们启发”。说到这时，宦乡指着孙冶方说，“这就是孙冶方”，一阵惊喜，南斯拉夫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纷纷起身，同孙冶方握手，表达崇敬之情。为期2个月的考察主要就农业发展、企业管理、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科学研究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培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这次考察加深了对南、罗两国经济的了解，在国内引起了重大反响。

1979年11月25日至12月22日，受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之邀，于光远率团考察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在为期3周的考察中，中国的经济学家与匈牙利经济学家、经济界人士进行了21次会谈，参观访问工厂、农业合作社、合作百货商店和生产资料储存及流通公司。匈牙利外交部外事研究所副所长在谈话时指出，“我们处在与中国遥远的地方，知道现在中国思想比较活跃。解放思想，这个口号对任何科学研究都有意义”。并强调他们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阶段划分的问题特别感兴趣。于光远同他们谈到“社会主义”一词的来历后，特别强调理解“社会主义”要注意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在探讨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时，匈牙利一位学者郑重提出：“匈牙利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抛弃社会主义类型的计划经济而转向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想法”。

1982年2月至4月间，刘国光、柳随年、郑力以中国驻苏大使客人的身份对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考察。在考察期间，考察团与苏联经济学家、经济界人士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参观了一些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建筑组织、商业批发单位和物资技术供应组织。在同苏联《经济报》主编、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鲁缅采夫座谈时，他说，“经济机制是个复杂的问题，恐怕到共产主义还要研究。但对每次改革都不能仓促行事，也不能把问题积累成堆再解决，那样会引起动荡，而是要逐步解决、逐步完善，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1982年3月30日，考察团访问了莫斯科曙光制鞋联合公司，并参观了所属的“巴黎公社”制鞋厂。在参观中，考察团发现工人的业务水平比较高，对企业的工艺流程非常熟悉，一般的工人掌握多种工艺流程。厂方向考察团介绍，公司有专门的研究提高工人业务水平的部门，还办了中等夜校。

西风东渐：发达国家、地区的影响

中共在向东欧国家进行考察和学习的同时，逐渐将目光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去看看，开开脑筋，认真考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也成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共识。

1977年12月底，由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率领的代表团，赴英、法两国考察。李先念给代表团下达的任务是：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干的。代表团主要了解国外企业管理情况，回国后向中央报告，结论之一是当时欧洲的企业管理是与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紧密结合的。

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经济贸易团体的邀请，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历时24天的考察、访问。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和日本经济界对中国经济代表团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东京、关西地区等经济团体先后举行了有数百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酒会，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中国经济代表团回国后，于6月1日专门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总结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一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二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林乎加等人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1亿吨年生产能力的煤炭矿井，1000万吨年生产能力的冀东钢铁厂，多搞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产量各达到200万吨。听了汇报后，邓小平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华国锋鼓励说：凡是中央原则定了的，你们就放开干，化纤搞200万吨，由计委、经委、建委落实。

1978年4月10日至5月6日，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率领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其目的就是了解两地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当时，香港一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中国内地1977年只有148亿美元。考察组返回途经广州，向广东省党政领导介绍了调研的情况，并且建议宝安、珠海两县改为省辖市，改革农业，发展加工业和旅游业。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第一次提出应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成出口基地、加工基地，争取3—5年内在内地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旅游区。6月3日，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听取了汇报，原则同意他们的建议，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由此起步，两地后来发展成为深圳、珠海特区。

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副总理谷牧率团访问西欧五国，参观了五国25个主要城市的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派出的第一个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级经济代表团，代表团的规格、访问的成果和其产生的影响都是空前的。出访前，邓小平在北京饭店接见谷牧和钱正英、彭敏等代表团成员，指示：访问中，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西欧五国考察团通过考察发现，这些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应用。谷牧说，“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怎样，有了实感。”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听取谷牧等人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汇报指出，“和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大大落后了，形势咄咄逼人”。大家边听边议，精神振奋，气氛活跃。这次政治局会议，从下午3时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开了10个小时。

1978年11月，王震副总理出访英国，他带着“访贫问苦”的明确意向要求访问一位失业工人。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同来到一个失业工人的家。这个失业工人住着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两层楼房，有餐厅、客厅，有沙发、电视机，装饰柜子里有珍藏的银器，房后还有一个约50平方米的小花园。由于失业，他可以不纳税，享受免费医疗，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王震看后感慨良多，这是失业工人吗?原来想当然地以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英国工人，生活水平竟然比中国的副总理都高。当有人问王震对英国有什么观感时，他出人意料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5日，应日本经济协会的邀请，袁宝华率中国国家经委代表团对日本工业企业管理问题进行了考察。代表团成员有邓力群、徐良图、叶林、张彦宁、宋季文、张淮三、周壁、马洪、刘昆、孙尚清、吴家骏等人。代表团分为3个小组，重点考察了新日本钢铁公司的君津和八幡钢铁厂、小松工程机械公司、丰田汽车工业公司、松下电气公司和东芝电气公司。考察期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日本的企业为什么能够搞活？我们的企业为什么存在许多问题？经过讨论，代表团成员就企业自主权问题达成一致的认识。在听取了代表团的汇报后李先念指出，“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为了更好地吸取各国企业管理方面的有益经验，对不同类型的管理方法进行比较鉴别，以国家经委赴日考察为基础，还相继组织对美国、西欧、罗、南进行企业管理考察，吸收各家长处，以便逐步形成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管理方法。1980年4月30日至6月4日，袁宝华率代表团赴西德、瑞士和奥地利考察经济管理。此次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都有赴美、日考察企业管理的经验，在考察的过程中他们将美、日的企业管理与西欧三国的企业管理相比照。在考察西德时，他们发现美、日在企业管理机构的设置上绝大多数企业遵循相同的模式，相比较之下西德就显得灵活多样。西德各个企业的管理机构的设置差别很大，企业都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设置，而不是相互模仿。例如，奔吉色化学公司的管理部门主要由营业部、技术部、财会部和人事部组成，而对外经济活动比较活跃的普发夫缝纫机公司则单独设立了规模庞大的（350人）技术服务部门。这些做法对于中国的企业管理、工业布局、对外贸易以及职工教育都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总署的协议,由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安排，1980年9月26日至11月7日，江泽民率领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人大法制委员会、财政部税务总局、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和深圳、厦门两市组成的经济特区考察组,一行9人,考察了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和爱尔兰的出口加工区。在参观斯里兰卡的出口加工区后，考察团了解到，斯里兰卡建立出口加工区时,曾不断遭到反对党的攻击,但大科伦坡经济委员会(即加工区的主管当局)负责人坚定地说:为了发展本国经济,解决人民就业问题,我们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在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考察时,考察组发现新加坡的外贸、税务、审查、外资、银行等部门都在一个大楼里。外商来了之后,一个上午就把所有手续都办完了。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况则是审批程序很复杂,又过于分散。总之，对这些出口加工区的考察，考察组破除了办出口加工区是搞“殖民地经济”的顾虑。这次考察收集了一大批材料，进一步了解到国际经济发展状况，许多好的经验被吸收到我国经济特区建设的决策和实践中。

中共高层出访的评价

如果这一轮高级干部的出国考察还只是“出去看看”、开阔眼界，那么其后的出国考察，则目的性和专业性就强了。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需要经验借鉴。改革开放实践证明，高层的出访活动大大增强了对中央决策的咨询参考作用，大大提升了服务、服从于改革开放的功能和作用。

（一）改革开放的最初实践。改革开放前的出国考察和访问不但对中国的对外关系有所改善，也使中共高层领导人对这些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了比较直观和全面的了解。对于出访西欧五国，谷牧曾回忆，“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的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怎样，有了实感”。随行的钱正英也感慨地说：“当时看到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确实有相当大的震动。”出国考察团看到和带回来的信息给中国高层领导带来的冲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看到如此之大的差距后，产生了强烈的差距感和落后感；另一方面，是感到机不可失，信心满满。可以说，出国考察也是一种改革开放的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日益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在认识上有重要作用，并且在中国为何开放和如何开放的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二）改革开放决策的催化剂。中共领导层的出国考察以及出国考察团的汇报为中央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提供了促进剂，这对1976到1978年中国对外引进政策的恢复与突破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系列出访，尤其是日本和新加坡的现代化程度促使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对外开放的思想，决心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也初步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

这一轮出国考察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紧迫意识和改革意识，并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直接推动了国务院务虚会的召开。谷牧在其回忆录中就指出西欧五国的考察在1977年国务院务虚会上得到热烈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钱正英回忆西欧五国考察给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提供了我们自己的基调”：争取时间，发展经济；解放思想，实行改革开放。“这是从我们亲身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感觉到必须急起直追，再不能耽误时间了。”在邓颖超的建议下，中央工作会议印发了4份重要简报以及有关部委代表团出国考察的一些报告。这些参考文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原因，初步分析并且指出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哪些经验是中国可以吸取的，而哪些可能并不适用。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进行如此广泛的考察，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尽管这些考察和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但毕竟起到了为酝酿中的改革开放方针提供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反响。

（三）改革开放的理论来源。经济学家对诸多国家经济体制的考察，也让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派思想和著作影响到国内。薛暮桥、于光远、杜润生、马洪、廖季立等经济学家在总结中国历史经验时，同时还吸收了国外经验，注意了解和研究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特别是在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基础上,形成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

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的思想来源和成长与出国考察有着莫大的关系。曾任世行驻华代表处第一任首席代表、时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任总裁林重庚就认为，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赴东欧国家的考察“对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理论的影响更难以估量”。这样的说法也许有些夸张，但东欧改革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经济学家的影响却是不能否认的。在改革开放之初，东欧改革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东欧改革经济学家帮助中国引进了使用现代经济学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弊病。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苏联模式中“公有制”进行了分析、解构、去魅。“正是这种分析、解构，去魅，成为中国改革理论的逻辑起点。”其二，在逐渐了解东欧的改革经验和现实问题（尤其是东欧改革陷入困境）后，东欧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学家得出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大适用于中国的结论，认为中国要改革“除非另谋改革出路”。

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学习、研究国外经验的同时，他们也谨慎地决定哪些适用、哪些不适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他们缺乏正规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他们在基层和高层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使得他们能够快速地抓住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本质。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者能如此成功和明智地把国外新的经济思想转换为具有如此历史意义的经济政策。

（四）中国改革开放的参照物和警示器。这轮高层的出国考察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差距、找到了信心，激发了奋起直追的勇气，也使他们对国外经济建设尤其是改革发展上的一些失误引以为戒，避免重蹈覆辙。中共比较倾向于介绍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包括它独特的工人自治制度和社会所有制。不过，南斯拉夫放弃国家所有制、实行自治制度以及放弃国家计划等，这些做法在中国没有操作的可行性。同时，由于南斯拉夫改革的弊端，比如通货膨胀、失业、外债负担重，也逐渐显现出来，而中国自己进入进一步调整阶段。因此，中国对南斯拉夫经验的借鉴开始变得谨慎。

罗马尼亚在高积累、高指标和高速度的发展战略之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让中共关注度逐渐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它与当时中国经济建设急于求成的倾向有很大的契合度。罗马尼亚在保持十多年的高积累和高投资以后，又在20世纪70年代末把积累率提高到36.3%，并且打算在80年代继续保持这一高积累，以马不停蹄的加速度向中等发达国家目标迈进。当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比例失调和部门间的不平衡时，罗马尼亚并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整。因为战略决策上的失误，再加上农业发展缓慢等原因，最终导致罗马尼亚国民经济的困难重重。从1979年开始，在学习罗马尼亚的过程中，也重视罗的失败教训，并且引以为戒。因此说，罗马尼亚的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起步起到过一定的推动和参照作用，但其失败教训也成为中国重要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