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变迁中的“延安一代”

■ 裴毅然

1949年解放军进城，全国青年学生唱起《延安颂》，延安在全国青年心目中既神秘又圣洁，令他们无限向往。1949年以后，“延安出身”成为新社会的“入门券”，“延安一代”成为新中国知识界的主导群体。

“延安一代”

“延安一代”指大致出生于1900—1925年之间的红色知识分子，他们于抗战前后进入各根据地或加入中共阵营。1980年代，党内将延安时期（1935—1948年）视为“黄金时代”，也将延安一代称为“黄金一代”。

延安时期，延安一代中的精英陆续进入枢要，参赞军机，成为中共各要角秘书，跻身“梯队”。先后进入政坛高层的“青年学士”集团成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黄华、廖盖隆、李锐、邓力群、吕振羽、宋平、廖鲁言、曾涛、王任重、蒋南翔、邓拓、艾思奇、孙冶方、范长江、姚依林、王鹤寿、马洪……

“文化大革命”时期，延安一代已多人进入政治局：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吴德、江青、叶群；部长一级有乔冠华、何东昌、钱正英、熊复。还有名噪一时的王力、关锋……

“文革”后，1981年中组部统计3900万党员，1949年10月前入党的仅6.8%，多已升入中高层。1982年十二大后，万里、胡乔木、姚依林、方毅、乔石、田纪云、吴学谦等“一二·九”一代进入政治局；李锐、蒋南翔、谷牧、王丙乾、胡绳、崔月犁、杨静仁、芮杏文、阎明复、邓力群、许家屯、朱穆之、朱厚泽、穆青、贺敬之进入中委，开始全面接班。1987年十三大，正式整体接班，粤闽琼等各省首长亦多出自延安一代：任仲夷、项南、吴南生、梁湘、高扬、池必卿……此外，还有中央各部门首长于光远、胡绩伟、曾涛、李普、曾彦修、刘顺元……

岁月飞逝，如今延安一代已整体走进历史天幕的褶皱，无论如何，他们的“演出”结束了。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他们在舞台上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还有他们的爱恨、希望、迷惘、悔恨、叹息……

胜利的重要组织保证

1944年5月，毛泽东说：“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和一个很小的军队……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抗战之初，红军组建的八路军、江南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加起来总共才5万余人，白区更是微如星火。

对于大批知识青年的加盟，毛泽东的政治灵敏度很高，再三说服工农干部必须笑脸迎纳。1939年12月，他撰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同一时期的中组部部长陈云说得更透彻：“我们的革命是在农村里面，可是农民不识字，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

客观上，中共当时也只能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发展对象。1938年初任四川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的廖志高分析：大量发展党员，要着重在大学、高中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产业工人以及国民党的机关职员中发展，同时要注意尽可能地发展农民入党。结果，发展的青年学生党员最多，占一半以上。

抗战时期，中共发展迅速。胡乔木1941年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3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4万人发展到80万人。”总之，时至1946年6月，国民党总兵力400多万，中共军队100多万，已初具对抗实力了。

争夺知识青年：国民党抢不过共产党

19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人数稀少，清末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师范大大拓展了中小知识分子总量，为中共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库打下基础。国民党推广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也为中共培养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这批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政权的基层细胞。

延安一代中还有一小批留学生。主要为留苏、留日学生，留欧、留美者甚少。因此，延安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构成十分单一。一位学生地下党员承认：当时没有看过也不想看罗素和杜威的东西，一上来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抨击其他流派。直到1970年代才比较各家学说，深化了认识。

从全国名校学生奔赴延安的情况看，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等北方大学的学生居多，南方的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则相对较少。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因为“一二·九”运动爆发于平津地区，中共地下党十分方便吸收平津名校的激进学生；二为地域阻隔，南方诸校学生因路途遥远，赴延安相对不易；三是中央大学等南方名校，国民党“政治思想工作”相对较强，红色思潮受到阻挡。

大批知识青年的加盟，迅速扭转了以往只能从工农中提拔基层干部的局限，基层细胞的知识化程度迅速提升，队伍质量得到优化。

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中共迅速在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上作出调整，改变1928年六大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高擎抗日、民主两面大旗，以孙中山“总理遗嘱”相号召——外争独立、内求民主，改共青团为 “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强调抗日。中组部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在这场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战役中，国民党明显败下阵来。截至1943年，国民党100多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3万（主要是1940年以后发展的），显然未能抢过共产党。

历史价值

1949年以前，延安一代助推中共建政，1950—1970年代拥立红色意识形态，80年代和90年代推启改革开放，少数佼佼者艰难反思。

从中共党内代际序列上看，大革命一代、红军一代为举旗打江山的第一代，延安一代为接班人的第二代。抗战时期，中共文武首脑绝大多数为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此时的延安一代尚年轻，属于“行动的一代”，处于党内中下层，起着执行与贯彻的作用，还未上升到参与决策的领导层。大革命一代的领导者均为来自江西苏区与留苏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一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文革”后。

从参与革命的时间和支付的成本上看，较之大革命一代与红军一代，延安一代奋斗时间较短、支付成本较小。当然，延安一代也经历了“革命淬火”，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共和国阵痛”。延安一代当然也犯有某些“红色错误”，留下许多需要反思的东西，因此才有反思者的“历史呼唤”。19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延安一代从思想上出现分化。进入1990年代，这种情形更趋明显。虽说黄昏夕阳，延安一代的“余热”仍是中国宝贵的人文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