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影响现代汉语中英源外来词发展因素的分析

【摘要】借词是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英汉文化在相互交往中一部分英语词汇也逐渐进入了汉语，然而其生存状态各一。本文将综合、借鉴前人对于现代汉语中英源外来词这一现象的研究成果，基于生态语言学的视角，从语言外部外和语言内部因素两个角度对影响现代汉语中英源外来词生存状态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在此问题上贡献自己的一些思索。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英源外来词；生存状态；语外因素；语内因素

【作者简介】杨喜刚（1979- ），汉族，男，河南中牟人，硕士，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郭政（1996- ），汉族，女，山西吕梁人，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翻译学。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6年江苏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生态语言学视域下英源外来词译借研究（项目编号：2015B18）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生态语言学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物体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赖，并与其他物体相互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语言也互相接触，相互渗透。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指出“语言与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直接或间接的沟通，需要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能够与接近语言和文化上优越的语言的人直接或间接接触。”。随着商业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人类迁徙流动。或是武力征服也会带来语言接触。英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它对人类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汉语外来词中，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最多，约占总数的47%。因此，研究源自英语外来借词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态语言学概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生态危机已经蔓延全球，人类认识到自身存在和发展问题非常严重。人们开始用生态理论的视角来审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生态学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生态语言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涌现出来。根据Odum Barrett（2008）的定义，生态学是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科学。斯坦福大学教授E.Haugen（1972）提出语言生态学的概念是“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并将语言环境隐喻比喻为生物生态环境。

生态语言学是新兴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般而言，生态语言学是在承认生态学的三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尊重并保护生物的多样性；2.承认生物间相互的作用；3.认识到生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不是相互隔离。所以本文将从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和适应性等特征分析英源外来词，探索其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以及影响其生存状态的因素，以便更好地推动语言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影响英源外来词发展的因素

生态语言学指出：生态系统的演变取决于不同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作用。因此，交互性是生态系统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像其他物种一样，语言与其外部环境及其内部环境有着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语言是一个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开放系统，因此在各民族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因为新事物和新现象的出现，为了满足实际的需要，人们不可避免的要借用别的语言系统中的词汇或者说法。这就产生了借词。由于产生在不同的环境和场合，借词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命运。有的借词运用非常广泛，生命力极强；有的在一定的范围内使用；有的仅仅昙花一现，很快消失；有的稳定下来进入词汇系统，并派生出很多新的词汇和用法。

1.影响英语借词发展的外部因素。

（1）文化因素。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必然会受到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汉语中英源外来词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

例如黑客一词来自英语hacker，把它按照读音翻译为“黑客”。除了两个词汇相似的读音之外，汉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汉语中“黑”字表示黑白是非，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翻译成“黑客”自然会让人产生一种负面的联想，强调该词的贬义色彩。另一个例子是AIDS曾经有过两种较为常见的翻译版本：“爱滋病”和“艾滋病”。后来统一翻译为“艾滋病”。因为“爱”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喜爱、友爱的意思。对于这么一个不治之症，中国人心里不会有什么喜爱的感情存在。在心理上我们也不易接受。

（2）经济因素。经济发展和交流无疑是引进外语的重要原因。一百多年来，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地位不容撼动，始终占据主导。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英语仍被确立为全球语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多，如engine（引擎）、快餐（fast food）和motor（马达）进入中国。对于翻译的不同形式，也体现了经济发展对于外来词的影响。

（3）社會因素。语言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发展并为其服务，其演化发展不可避免的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和认可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在一个相对封闭落后、缺乏与外界交流、社会发展缓慢的时期，外来词与译入语的磨合时间变长，一般很难适应新的环境，极易被别的词汇所取代。例如，五四期间引入的外来词：费厄泼莱（fair play）， 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开麦拉（camera）等一些古老的音译被公平竞争，民主和相机取代。

例如：DINK（丁克家族）和buffet（自助餐）等一些新的外来词可以流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的变化。因此，社会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媒体发展水平以及民众受教育程度等诸多社会因素将影响现代汉语外来词的出现。可以看出，借词的可接受程度和受到社会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4）科技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科技进步一直在突飞猛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发现不断涌现，因为很多技术在国外率先出现，因此要引进新的科技外来词，来表达这些事物。像已经进入普通话的 B超、CT、激光（laser）、硅谷（silicon valley）、因特网（internet）、克隆（clone）、厄尔尼诺现象（El Ni? o）、艾滋病（AIDS）等词的出现。反映了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5）对外政策的影响。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很快开辟了海外市场并占领了殖民地。盛极一时，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美国紧随其后，发展壮大。而中国，近代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最后还是被迫打开国门，开埠通商，割地赔快。但是，客观上也促进了一部分外来词的进入。特别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大量外来词进入中国。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等词汇出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和苏联关系好的时候，大量的俄语词汇进入中国。后来中苏关系交恶，中国对外交流不多，英语外来词引入不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例如：绿卡（green card）进入汉语词汇。

2.内部语言因素。与英语这样的变音文字不同，汉语属于象形表意文字。人们认为汉语中的外来词可以进入汉字系统，第一个条件是符合表意文字的特征。因此，当一个外来词被借入汉字系统时，意译是最重要的翻译方法。一些外来词的翻译方式也重复了几次，最终确定了符合中国语言特点的翻译方法。

这些英源外来词的翻译大都是按照中文语素和组合规则合成的，借词的含义可以从汉字的字面意义上推断出来。郭宏杰（2002）认为，这是由于汉语语素单音节特征的特点，中国人更倾向于采用意译的方式来吸收外来词。

从五四运动开始，外来词的借用就从音译到意译，从意译到音译几经反复。由于汉语表意特征的限制，意译成为外来词进入汉语语言体系的主要途径。另外，即使在音译词的翻译过程中，也尽量使用指称意义和感情色彩与原词相似的概念，从而更好的发挥汉字的表意动能。如基因（gene）、绷带（bandage）、蹦极（bungee）等。此类例子还有高尔夫球（golf）、芭蕾舞（ballet）、比萨饼（pizza）等。具体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语音相似性。由于汉语和英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两者在语音系统上存在显着差异。因此在吸收外来词时，会根据汉语原有的语音系统对英语词汇的语音进行改造，用一些发音较为相似的汉字将外来词翻译过来。这种外来词的音译不再保留原来的英语词汇含义。仅仅保留的原来词汇的读音。例如：“沙发（sofa）”“咖啡（coffee）”“安琪儿（angel）（也译为‘天使）”。

（2）字义联想性。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通常是发音和汉字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在翻译外来词时，选择写字形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的表意功能，特别是词义的联想性问题。以“基因（gene）”和“可口可乐（Coca-cola）”为例。“基因”的简单解释实际上是“基础因子”。《现代汉语词典》对该词的解释是“生物遗传的基本单位”，这样字面意思可以使人产生与英语词语本义相关的联想；“可口可乐”在中国首次被翻译为“蝌蝌啃蜡”，因为译名太过奇怪，大家不知所云，导致销售不佳，后来公开登报悬赏征求译名。“可口可乐”与“蝌蝌啃蜡”相比，前者可能有较差的语音相似度，但该翻译含义丰富。给人这种饮料好喝（可口），喝完让人开心（可乐）等方面好的联想。

（3）字义相关性。在翻译外来词时，利用汉字的表义特征，偏旁部首的增减也为人们更好地理解外来词提供一个“突破口”。可以理解为“正相关”和“负相关”。“正相关”是是汉字的表义特征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外来词，如“柠檬（lemon）”从“木”让大家知道柠檬长在树上。“咖啡（coffee）”从“口”，等。负相关性主要体现在純音译词中汉字的汉字符号主要是标记语音的功能，但是人们还是会对词义产生联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如“AIDS”曾被译作“爱滋病”，会引发误解，因为没人会“爱”上这种病的，后改为“艾滋病”，相对中性的表达方式。

（4）书写经济性。张丽（2014）指出，在为外来词选择汉子书写形式时，人们往往会选择字数少、笔画少、形式简单的汉字。例如，“扑克”（poker）比“普克”或者“蒲克”，“白兰地（brandy）”比“拔兰地”或者“菩兰提酒”，书写更简洁方便。这样的选择都是基于交流的方便快捷。

以上分析了外来词在汉语发音、语义和书写方面对英源外来词的影响和制约。在外来词翻译和书写形式选择过程中，诸多因素不起独立作用，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作用。

四、结论

王化鹏（2000）认为，如果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他们就成为汉语词汇的成员。这也是生态语言学强调的适应性，任何语言和词汇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适应新的环境，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和政策的影响和限制。内部环境需要适应汉语词汇语法体系的制约，受到中文使用规则的影响和制约。尽管英语借词可能与英语音形义等方面或多或少有关，然而，他们已经离开了英语词汇系统，词的译借形式到内容都受到汉语词汇和语法系统的影响，以便他们能完全适应汉语词汇的内部发展和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鸿杰.从形态学的角度论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唐贤清，汪哲.试论现代汉语外来词吸收方式的变化及原因[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3]王化鹏.汉语词汇学概要[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

[4]张彩霞.汉语外来词与汉民族文化心理探索[J].社科纵横，1997 （2）.

[5]张丽.外来词词形选择制约因素的等级序列[J].现代语文，2014 （7）.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