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的文本学阐释及现实意义

张江芬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与第一版相比，在篇目上只增加了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位置，对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写作背景及出版经过

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回忆起这篇文章时曾说：“这是三十年前写的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而写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P438由此可见此文当时写作的背景，主要是针对红四军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和一些问题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而写就的。

早在党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在组织工农运动、从事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中，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1925年冬到1927年春，毛泽东先后撰写了《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在这些文章中，他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表现和作用以及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进行了初步概括：“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 （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2］P141由于当时全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基本问题还缺乏深刻的了解，在共产国际、联共 （布）及其代表的操控下，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放弃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由此进入了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独立创建军队掌握武装的新时期，而此时党内对于红军的建设和发展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主要问题有党内集权和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军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这些分歧和斗争在1929年上半年逐渐激化。

毛泽东在回复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对来信中提到的将红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各乡村中去，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四军来中央，因为目标太大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会给红四军党内部分同志造成不良影响。与此同时，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被委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红四军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后，照搬苏联军队的一长制，贯彻共产国际某些不正确的指示，并制造派系排挤毛泽东，使红四军党内原有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加深和公开化。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因此受到了批判，认为他对分歧负有主要责任，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8月21日，中共中央对此发出指示信，批评了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指出 “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应依照中央前信的通知调来中央”。紧接着又发来 “九月来信”，声明中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毛泽东这才得以回到红四军继续当任前委书记，主持召开红四军党的九大，并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决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纲领性文献。

在总结红四军党内这场历时两年分歧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上思考总结问题，并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1930年8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把这篇文章翻印成小册子，苏区军民爱不释手，由于战事频发，在第五次反 “围剿”中，这篇文稿一度散失。福建上杭县茶地乡官山村村民赖茂基偶然在家中发现了这本毛泽东编著的《调查工作》翻印的石印本，特意钉了个小木箱将之藏匿好，直到195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征集革命历史档案的通知，1957年2月才将此著作献出，几经辗转送到中央革命博物馆。1960年由中央档案馆将此石印本小册子铅印呈送给毛泽东，1961年初毛泽东将此文作了少量文字修正，主要是调整了一些已经过时的用语，如把 “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把“苏维埃”改成“政府”，“六次大会”改为 “党的第六次大会”等。随后在全党范围内印发了这篇文章，并通过田家英、逄先知的调查佐证确定写作时间为1930年5月，直到1964年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著作那部分唯一增加的一篇文章。

二、《反对本本主义》文本学阐释

从《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背景及其出版过程来看，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十分稳定，而且当时党内和军内盛行 “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这篇文章所反映的主导思想并不能完全被党内所接受，此文在当时并没有对红四军党内工作起到应有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之所以后来毛泽东很看重《反对本本主义》，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1961年初，毛泽东为了纠正党的指导方针和工作实践中存在的 “左”倾错误，克服当时严重的经济困难，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号召1961年为 “实事求是年”。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都提到它，特别是3月23日的讲话中，他将它印发给参加会议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人学习。随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详细介绍了这篇著作，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要求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都应当联系最近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深入学习和讨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同时要求县级以上的领导人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订出制度，形成风气。无疑，这对于纠正“左”倾错误，克服三年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调查研究思想外，《反对本本主义》还是毛泽东许多重要思想的发源地。例如，他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都在这篇文章中得到最初的明确表述；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及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等提法也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因此，探寻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回到《反对本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里程碑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共性，《反对本本主义》是对中国共产党诞生近1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教训初步的理论总结，也为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根本途径和方法。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初步总结——“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来源”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反对本本主义》这篇著作里，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这三个基本方面的雏形。

首先，实事求是的内涵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批评了 “唯书”“唯上”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产生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指出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或 “上级指示”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实践斗争中已经证明是对的，并强调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是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并没有用“实事求是”来概括党的思想路线，但是基本内涵已经得到奠定。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关于对待上级领导机关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正确的主要在于 “它的内容是适合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3］P111-112。显而易见，在这里毛泽东已经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批评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只有破除迷信，体现唯实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中共七大上对群众路线做了精辟论述，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和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已经基本蕴含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思想。针对当时共产国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党内的“本本主义”，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到群众中作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3］P110。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活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是统一的。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需要深入群众，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国情，掌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是要在群众的实际斗争经验中才能产生。可见，《反对本本主义》所阐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向群众寻求真理，可以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方法的雏形，属于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作调查研究便于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和人民利益的正确政策。

再次，《反对本本主义》第一次提出了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P115的著名论断，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然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然 “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不言而喻，远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共产国际是不可能透彻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想出好办法。“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论断，一方面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另一方面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但因为当时党内 “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方针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正如1963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3］P115

由上可见，《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已经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表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从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盲从中解放出来，并初步形成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调查研究”

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正确、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由此取得解决问题和领导革命的发言权，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文章开篇即指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指出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就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指出 “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3］P110这就从正面阐述调查是纠正“本本主义”和“洗刷唯心精神”的唯一途径，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毛泽东把调查工作与革命胜利相联系，指出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提出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进一步强调 “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文章专门分析了我们党现在调查的主要任务是社会经济的调查，然后阐述原因，得出我们调查的原则和主要方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3］P113-115进而提出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城市农村并重，并认为要定调查纲目，做深入的调查，“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3］P117。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这种深入的典型调查方法具有重要意义，但需注意与普遍调查相结合，才能做到点面结合。

只有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唯心主义、教条主义，才能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能否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即取决于能否做正确而系统周密的调查。因此，调查研究是克服唯心主义、教条主义的强有力武器，是树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

3.《实践论》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序篇

1964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4］P390，可见他对认识论的重视和强调。毛泽东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作是《实践论》，这篇著作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认识的两个阶段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认识运动循环往复地向前发展等思想。在《实践论》之前，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已讲到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例如，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泽东讲了认识事物时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他当时用的是“实质”这个概念，实质就是本质。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3］P99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则阐述了认识论的两个根本问题：

—是认识来源于实践。1963年，毛泽东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就能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这即是说明认识来源于实践。

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3］P111-112。他还在实质上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之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篇重要哲学著作。

(二)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的初步阐释

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学风”概念并对此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5］P812-813毛泽东还号召全党同志应利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根据详细材料具体分析，得到理论性的结论。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坚持的正确学风。这种学风最早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已初见端倪，在文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 ‘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P115在论述理论联系实际的必要性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共产党正确而坚定的斗争策略应该产生于群众的斗争过程中，即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 “学风”一词，但这是与后来党明确提出的优良学风内涵一以贯之。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待马克思主义、所有 “本本”和党的决议的态度，已经十分接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里，学风和思想路线被紧密地联系起来，随着党的建设实践而不断发展完善。

三、当代启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就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主要标志。《反对本本主义》已发表80多年了，回到文本，用历史的眼光科学地看待这篇文章，对于我们今天的学习和工作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一）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

着眼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在理论认识方面，要重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调查研究是我们党认识中国国情，正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进行科学决策的基本途径，也是检验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他的调查研究观告诉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否对路，是否符合 “三个有利于”，通过调查研究可以检验得知。只有深入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说明情况和原因，提出合理意见，作出决策，为解决问题提供条件。在革命和现代化的建设中，遇到复杂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调查研究成为解决当前各类问题的重要途径。

调查研究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毛泽东早在1961年便强调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4］P262我们的思想能够紧跟实际变化着的实际，必须坚持经常进行调查研究。在实践的方法论指导上，应具体掌握做调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从七个方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比如要制定调查大纲，对于调查参与人员代表不但要求代表面要广，而且要选择深切明了社会情况的人参加，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展开调查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党具有旺盛创造力的关键所在。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明确指出，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才能扎实提高全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习与运用、理论与行动的统一，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客观的现实情况以及群众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并在客观实际不断变化、群众实践活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同样，学风问题也事关个人的素质能力、成败得失。对于个人的发展而言，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是个人能力提高和发展完善的关键。实事求是、学用结合、学以致用才能不断增强学习和工作的预见性和创造性。坚持问题意识，用学习解决问题，将理论学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把学习的收获运用到改造客观世界中去，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个人在实践中学习与运用互动提升的良性循环发展。

总之，《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篇重要著作，科学对待这篇文章，充分认识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掌握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并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大原则运用于工作实际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才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