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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清伟
(武警警官学院 四川成都 610213)
1960年代前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党中央、中央军委紧密跟踪、洞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各个具体阶段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估计、预测与判断。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日趋严峻,对战争形势的判断逐步加重,为国防建设筹划与实践提供了基本前提和依据。
冷战时期,战争发生的两种可能性,即新的世界大战存在发生(打)和不发生(不打)的两种可能性,也就是存在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状态。事先多估计几种可能性,从最坏的可能出发部署工作,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指导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过程中分析和判断战争形势时一贯遵循的原则,即便对制止战争抱有高度信心时,也从来都是把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纳入到自己的预测之中。1960年,党中央、中央军委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世界战争与和平力量的消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出原子战争即大规模战争的发生存在两种可能的判断,同时认为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大,但要从发生大的战争方面做准备。
20世纪50年代末,针对世界局势出现一度缓和的迹象,苏联和西方国家散布了一些和平麻痹思想。据此并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形势,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判断。1960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上海会议上,林彪传达了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与判断:大的战争,原子弹、氢弹的战争,“还是两种可能,不是一个可能”;至于将来到底打得打不得?这不完全决定于敌人,很大的部分决定于我们自己;这两种可能,我们主要站到打得起这一面进行准备,这样就两面都照顾了;至于局部战争打不打得起来?叶剑英在同月召开的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指出:“战争可能打得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我们估计形势时必须从最危险的方面着想,才是最可靠的。因此,我们应把基点摆在可能打与准备打的上面,有备才能无患。”[1]P437
1960年9月,罗瑞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关于国际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有了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和估计。林彪对此作了精辟说明:第三次世界大战存在着打起来和打不起来两种可能性,而新的世界大战又存在着打原子战争和打常规战争的两种可能性。同时指出:自二战以来,局部战争始终没有间断过,现在也还在打,今后局部战争还会继续发生,而且存在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向我国发动局部战争的可能性;目前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国家正在积极地扩军备战,准备新战争,准备原子战争和化学战争,因此,我们全部工作的立脚点,必须放在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发动原子战争这一方面;同时,也要有应付局部战争的准备,这样才能有备无患,使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根据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环境的重大变化,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战争危险的估计与判断也随之加重。1962年在提出“备战整军”方针前后,党中央、中央军委从国家周边安全形势的具体发展变化出发,提出在三五年内中国面临打局部战争可能性较大,并且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战争。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中国的周边军事斗争形势也日趋严峻,美苏争霸之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美国、苏联、印度从三个方向对我施加军事压力,台湾当局也伺机蠢蠢欲动。面对这种日趋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战争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和判断。1961年9月,周恩来在分析研究世界局势特点时指出,有限战争不可避免,因为肯尼迪上台后主张打有限战争,宣传有限战争有可能避免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打了几年,到现在也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在台湾、老挝、古巴都试过了,确实没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并且在老挝和南越等地已经发动了有限战争。[2]P3201962年一二月间,周恩来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形势进行了估计:“一是发生局部战争,一是发生天灾。 ”[3]P435据此,在 2月28日召开的军委常务会议上他提出了“整军备战”方针,指出:“关于军事工作,敌人是扩军备战,我们改一个字就行,‘整军备战’。”[3]P425随后,为落实“整军备战”方针,军委召开编制装备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将“整军备战”调整为“备战整军”,以强化备战意识,加快备战步伐。
1962年5月29日,林彪在军委战略小组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时认为:从当前敌人的备战活动情况看,有很多迹象表明有仗打,我们要准备打仗,一是在中印边境打,再就是台湾海峡;可能同时打,美国在后面操纵,各方面都可能有配合行动,也可能各自单独打;即使敌人现在不打,三、五年,明年、近两年还是要打的,因此我们的战备工作不能松懈。
1962年6月8日,周恩来在东北地区军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战争形势时指出:东南亚是个战略方面,是和美帝国主义长期进行争夺的地方。在这个地区,肯尼迪有三种战略方针:一是核武器战略方针;二是局部战争;三是特种战争。还有朝鲜方向和台湾方向。要估计到有几种可能:一是先让蒋介石出头,作试探性的登陆,占领几个据点或滩头阵地,尔后逐步扩大;二是如果试探失败,美帝国主义有可能搞掉这个小朝廷,如果试探成功,可能用更大兵力,甚至直接出兵参加;三是美台相互配合,共同发动对中国大陆的全面战争;四是如果我们动员得好,充分揭露敌人的阴谋,战争也有可能推迟。现在看,第一种可能最大,第二、第三种可能也存在,实现第四种也有可能。苏联主要是从侧面给我们制造困难,作为敌国外患主要还是美帝国主义。[3]P434依据上述分析与预测,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在三五年内,中国面临打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较大,局部战争有可能演变成大的战争;同时,如果准备的充分,战争有可能推迟。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中国面临来自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施加的更大军事威胁,党中央、中央军委立足最坏情况,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与判断进一步加重,提出要同时应对美帝与苏修的军事入侵,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1965年开始,人民解放军不断提高对战争的戒备程度,并一度进入临战准备状态。
当时,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世界面临着全面战争和核战争的严重威胁。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美国继续推行并加强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军事上不断加大围堵与打压中国的力度。尤为严重的是,从1964年下半年起,美国将“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对越实行“南打北炸”,并将战火烧至中越边境附近,对中国南部边境直接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全面恶化,苏联开始向中苏边境地区增派兵力,中苏边境军事斗争形势也日趋严峻。“为了有效地遏制中国的‘扩张’,美国不仅开始在越南大规模地卷入,而且也开始利用苏联人来反对中国。”[4]P119这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1964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就战争形势问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由于苏联出现修正主义,中国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主要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好对付美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同时对苏联也要有所防备,充分准备独立作战和两面作战。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准备敌人使用原子武器。这样才主动,才能有备无患,才比较可靠。[5]P3938月中旬,在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战备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立足最困难的情况加强战争准备工作。[5]P39310月,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要做好应对美国扩大战争的准备,并作出“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6]P270的最坏设想,并很快作出援越抗美的决策。
因中国援越抗美以及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美国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遏制与敌视。1965年2月,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国会作证时明确提出,“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7]P204—205此时, 约翰逊政府则进一步公然对中国发出战争威胁,扬言“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8]P340。这些都大大加深了中国对美国的警惕与戒备。1965年美国直接出动地面部队侵入越南后,四五月间,针对美国可能将其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形势,周恩来在外交场合中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是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是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是中国已经做了准备; 四是战争打起来, 就没有界限。[3]P514、523、5444 月12日至5月31日,中央军委在全军作战会议上明确提出:打与不打,要放在打的准备上;美国和苏联是否会联合起来侵略中国,要准备苏联参战;打不打原子弹,要放在打原子弹的准备上;迟打还是早打,要准备早打。会议同时也指出,立足于最坏的可能,做最坏的打算,但并不是说马上就打,“并不是现在就岌岌可危不可终日了”,而是强调准备的重要。[5]P349
面对同时来自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国家安全威胁,党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开始发生变化。自1960年党中央、中央军委提出防备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导弹武器对中国重要战略目标实施突袭,警惕发动大的原子战争后,1964年下半年,中央领导人加重强调准备大打,准备打原子战争,强调做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1965年5月,周恩来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人员时说道:“今天的战备会议,大家都想到战争会来得很快,会大打,当年打,帝国主义跟修正主义联合打,甚至打核战争,这些都是从最坏处打算,我们要作这个准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都打。 ”[3]P520、524毛泽东在 1965 年 10 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6]P328这些都表明,到1964年底后,党中央、中央军委认为战争危险已大大增加,要同时应对来自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上施加的军事压力与安全威胁,并且不打则已,要打就很可能是全面战争。
历史实践证明,1960年代前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党中央、中央军委对不断发展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和把握,形成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总体判断,为中国国防建设的总体筹划与实践提供了基本依据和前提,指导国防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来国家军事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成绩背后,由于对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及其规模估计过高,导致在指导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布局上存在一些偏差。这对当前与今后国防建设战略运筹、战略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1]叶剑英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2]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3]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4]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5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6]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7]李长久,施鲁佳.中美关系二百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8]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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