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与新中国血吸虫病防治事业的发展

时间：2024-04-23

张晓丽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合肥 230001）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医疗卫生的指示与实践，尤其是对于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对于目前我国加强卫生防疫事业，推进农村的医疗卫生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史学界有关研究很多，主要涉及毛泽东的卫生思想、毛泽东与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和血吸虫病的防治历史研究等方面。本文主要论述新中国初期毛泽东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关心、指示，以及血吸虫病的防治措施和成效，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血防工作对当代社会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启示。

血吸虫病是寄生虫病的一种，是由血吸虫寄生于人体所致的疾病，病人有发热、腹痛、腹泻等症状，晚期可发展为肝硬化，丧失劳动能力，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性疾病。血吸虫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罹患此病，儿童影响发育，妇女影响生育，男子失去生产能力，很多人因此致残甚至丧失生命。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广泛，危害严重，主要流行于农村，农民感染率较高，尤其是青壮年男性。1950年全国普查，血吸虫病人人数为1100多万，受疾病威胁人口达1亿多。［1］P55新中国建立初期，1950年春夏江苏高邮县爆发急性血吸虫病感染，死亡达到1300多人，震惊中南海。中央政府迅速组织医疗队进行防治，并派工作组前往慰问。高邮事件引起我国领导人对血吸虫病防治的重视。毛泽东十分重视血吸虫病防治，为发展生产，保护人民身心健康，他把对血吸虫病的防治上升到政治高度，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血吸虫病的有效防治，发展了人民卫生防疫事业。

一、注重调查研究，掌握血吸虫病状况

毛泽东高度重视血吸虫病防治，他注重调查研究，通过对卫生部门、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的调查，深入了解血吸虫病危害状况。1953年9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在太湖疗养，发现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流行，危害严重，便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并附有关材料。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责成有关部门立即处理，并写回信：“沈院长：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顺致敬意。毛泽东九月二十七日。”［2］P342毛泽东指示当时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负责处理，卫生部要作出具体方案。为掌握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派人进行具体调查。1955年仲夏时节，毛泽东到杭州开会，期间了解到杭州农村地区流行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很多农民患病后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只能等死。在1955年11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关于血吸虫病的报告，指出要认识到血吸虫病的严重性，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要求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政治任务。1958年毛泽东路过上海，在听取有关血吸虫病工作的汇报时指出：“这种病对人民群众危害很大，一定要从根本上消灭它。如果有1000万人患了病，就有9000万人受到威胁。”［3］根据调查到的这些资料，毛泽东认为防治血吸虫病关系到国泰民安，要把消灭血吸虫病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于是他亲自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运动。

二、高度重视，把血吸虫病防治作为政治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血吸虫病的防治高度重视。他指出了疾病防疫与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关系，“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任务”［4］。他认为防治疾病的卫生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提出“积极防治各种主要疾病，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标志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我国尚存在着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丝虫病、钩虫病、脑炎、鼠疫、天花和性病等严重危害人民的寄生虫病与传染病，要求分别在今后几年内基本上控制蔓延并逐步求得消灭”［5］P494。1956年2月，毛泽东阅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专家秉志有关消灭钉螺的方法信后批示，“卫生部徐运北同志：原定今年3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3月，毛泽东在中央血防小组的电报上批示：“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病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4］在毛泽东的关注和推动下，1956年3月在上海召开全国第二次血吸虫病防治会议，14个省、市党政领导参加，会议认为，血吸虫病流传广、危害深，严重影响国家建设与民族前途。会议提出了四点应对措施：“一，加强党的领导，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经费研究防治血吸虫病的验方。”［3］毛泽东阅后加上《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报告》题目，批示分发给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各省省委书记，他把对血吸虫病的防治提高为政治任务，加强党委的领导。毛泽东的多次指示，极大地推动了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积极开展。

三、制订规划，加强领导，协调各部门防治血吸虫病

毛泽东高度重视对血吸虫病防治的规划与领导。卫生部有一个15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初步计划，部分地方领导根据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和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希望提前消灭血吸虫病。毛泽东说：要考虑广大人民的要求。经讨论，后来卫生部将15年消灭血吸虫病改为7年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把防治和基本消灭危害人民严重的疾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提出“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6］P480。1957 年 4 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血吸虫病已经成为我国现有流行病中危害最大的一种病害，它严重地影响着病害流行地区的农业生产，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将危及我民族的健康和繁荣。因此，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必须充分地发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广大群众，坚决地为消灭这一病害而斗争”［7］P214。《指示》还提出积极医治病人、加强预防工作、充分发动群众与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等政策措施，为深入全面防治血吸虫病指明方向。

血吸虫病的防治比较复杂，涉及到很多领域。防治血吸虫病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也关系到农业、水利、宣传、教育等部门和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要有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党内成立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就叫九人小组。有血吸虫病的省、地、县也成立七人小组或五人小组来领导这项工作。1956年1月成立由华东局、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市委书记以及卫生部、农业部的同志组成的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区的血防工作。血吸虫病的防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加强各部门的协调，形成强大的组织领导核心力量，大大推动了血吸虫病的防治运动发展。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社论，指出：“有些什么条件保证我们能够消灭血吸虫病呢？第一，党中央和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党委已经决定直接领导这个工作，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结合起来，列为地方党委的重要工作之一。第二，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已经组织起来，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健康，必然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血吸虫病作斗争。第三，中国科学界研究血吸虫病已有30年以上的历史，人民群众在最近几年同血吸虫病进行斗争已有一定经验和成就。”［8］1957年 4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明确要求建立各级防治委员会，“流行地区乡以上各级人民委员会，凡是尚未建立防治委员会的，均应当迅速建立起来，从省、直辖市到县的各级防治委员会都应当吸收农业、卫生、水利、文教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参加，以便把这些部门组织起来，密切结合各部门的业务工作，环绕每个时期的防治任务协同作战”［7］P220。毛泽东提出的建立专门领导小组，各级血防领导小组与防治机构的建立建设，开创了中国防治传染性疾病的独特领导模式，形成了血吸虫病防治的领导机构体系，对防治工作提供了有力的领导组织保障。

四、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防治血吸虫病

毛泽东一向注重群众路线，从群众利益出发，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卫生医疗条件较差，资源严重不足。据统计，每千人城市拥有卫生技术人员1.87人，病床0.63张；农村卫生技术人员0.73人，病床0.05张。［9］P592毛泽东提出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防群治的血防运动。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1955年、1956年中国农村出现合作化高潮，建立互助合作社，农民被充分组织起来，为开展血防群众运动创造了基础。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主要是消灭钉螺，管理水源、粪便，隔断传染源。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螺运动，湖沼地区在滩地垦种灭螺，消灭钉螺，采取群众突击运动与经常防治相结合，效果显著。毛泽东十分关注血吸虫病的防治，亲自派人到江西省余江县进行血吸虫病的实验研究，指示江西省抽调医生去余江县免费治疗，制订填旧沟开新沟，灭螺根治的措施，发动群众积极灭螺。余江县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血防为重点”的工作原则和灭螺口号，1955年至1957年灭螺面积达650342平方公尺，占钉螺总面积的96%以上。［10］1958年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喜作《送瘟神》诗，将血防群众运动推向高潮。湖北荆门县1955年组织万人进行灭螺活动；江西泰和县1958年灭螺会战，投入劳动力12800多人；江西万安县1956年至1960年每年投入几千人进行灭螺活动。安徽东至县血吸虫病严重，县政府制订“积极治疗，全面两管，搞好灭螺”的措施，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灭螺运动，1956年全县“灭螺561320平方米，捕捉钉螺94斤”。1957年全县发动“28万余人次，捕捉钉螺9146斤，清沟灭螺1069127平方米，火烧湖场灭螺1069127平方米，药物灭螺6500平方米”。1958年“发动群众2379469人次，投入血防除害运动。据统计，全县灭螺面积1765万平方米，治疗病人40086人”。［11］P35—37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群防群治的力量，血防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1957年至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血防工作一方面取得很大发展，但是受“左”倾思想影响，一些地方制订消灭血吸虫病的规划要求过高过急，防治中不注重科学，灭螺不讲实效，锑剂治疗疗程由20天疗法减少为1天［12］P234，影响疗效，使血防工作受到损失。1958年第四次全国血吸虫病工作会议研究加速消灭血吸虫病问题，提出“鼓足干劲，全面跃进，苦战三年，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的口号，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也提出要“推广一切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办法……治疗早中期病人，锑剂三日疗法已经证明比二十日疗法反应轻、治疗时间短，疗效又与二十日疗法相同”［13］。各地在“大跃进”的气氛下制订高指标，江西浮梁县提出“掀起一个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突击运动，准备苦战十昼夜，全面完成消灭血吸虫病的任务”［14］P309。治疗规程与防治出现不切实际的状况，“技术革命更加普遍深入了，一个抢红旗、争上游的评比竞赛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出现了由一个月治疗三百人增高到一日治疗八百零三人的高功效新记录”［14］P310。由于在灭螺与治疗方面违反科学规律，挫伤群众积极性，给血防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毛泽东主持制订的消灭血吸虫病的大政方针以及有关指示，成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励着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同血吸虫病作斗争。20世纪50年代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很大成效，到1958年底，全国已治疗血吸虫病患者430余万人，许多地区已经杜绝了疾病的危害，我国在血吸虫病的防治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血吸虫病的预防方面，广大科研工作者广泛调查了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掌握了不同类型地区的感染方式；系统研究了钉螺（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的生活习性和其有效的杀灭方法；掌握了多样的粪便处理和在粪便中消灭血吸虫卵的方法。在血吸虫病的诊断方面，运用了温水孵化和氢氧化铵直接孵化法以检查粪便，提高了诊断率。血吸虫病的防治，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科学知识水平。人们普遍认识到“求神不如防病治病”，增强疾病预防意识。通过20世纪50年代发动群众群防群治，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保护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使得大量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得到恢复，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五、毛泽东领导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启示

20世纪50年代我国血吸虫病的防控与毛泽东的重视与领导密不可分，他心系民众健康与国家建设，多次作出指示，进行调查与视察，作出把血吸虫病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党委统一规划领导的决策，运用群众路线发动民众开展血防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是提出新中国卫生防疫思想，把传染病防治与群众根本利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相联系，把疫病防治提高到国家政治高度，以政治权威推动疾病防治。

二是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防疫模式，实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与民众参与，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各级疫病防治领导组织体系，通过群众卫生运动的方式开展防治。广泛的社会动员参与机制对于新时期卫生防疫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三是注重传染病的社会综合治理，贯彻预防为主方针，把血吸虫病防治与农业、林业、水利、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协调发展相结合，以较小的成本取得传染病防治的卓著成效。

四是重视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保障农民的身心健康。以农村为医疗卫生重点，是毛泽东卫生思想的基本点，符合我国国情与卫生事业发展的方向，对当代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传染病、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近年来一些地方出现血吸虫病死灰复燃趋势，造成了一定危害。如何进行有效的疾病预防工作，综合治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与社会的安定发展，是新时期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社会挑战。回顾毛泽东等人领导新中国初期血吸虫病防治的历史及经验，对于新时期党和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1］王陇德.中国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与展望［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四）［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3］王友龙.卫生防疫，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学习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卫生防疫工作论述札记［J］.微生物学免疫学进展，1996年专刊.

［4］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与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J］.党的文献，2003（5）.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九）［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五）［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8］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N］.人民日报，1956—1—27.

［9］王育民，薛文华，姜念东.中国国情概览［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10］《江西日报》1957年11月16日第3版.

［11］东至县血防资料汇编（1950—1980），安徽东至县血防站档案，第35—37页.

［12］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