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洞

邱毓贤

我第一次打耳洞的时候是十五岁。

那时的我成绩是中学里前列的，好像不是很用功也可以取得到比较好的成绩。课堂上有时喜欢跟老师叫板，自己懂了的内容就不听，然后在抽屉里做其他科目的练习题。放假回家也跟爸妈吵架。总觉得整个世界都不理解自己。

傍晚的时候会在跑道上一圈又一圈地走，看一些面目暧昧的人的脸在夕光中渐渐隐下去。对未来生活的未知与少女特有的伤春悲秋袭击了我。据说人一辈子都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知道自己不是带着主角光环，却也希望上天能像眷顾玛丽苏小说里面的女主那样，因为看到我善良的心地与清澈的眼睛而赠予我一段精彩丰富的人生。

我一个人靠在树木旁边，在夕阳下一段一段地回忆起往事。感觉十五岁就有了许多可值得回忆与琢磨的事，那以后呢？心里的世界满得快溢出来了，好像稍微什么风一摇，长满花的树就落了一地。

所以当一个同样十五岁的少女遇到我，与我一同坐在操场上，时而默默地看着夕阳，时而说说我们心里对其他女生的评价，还有那个心里怀着蒙眬情感对待的男生时，眼睛里不自觉多了一份相互珍惜。其实我们是同班同学，但是之前一直都没怎么交往。她成绩不好，上课时乖乖的，下课就敢跟同学与老师开玩笑，说一些“哎呀我也没办法”“我也想好好读啊”。不是很在乎的样子。

我们在一个星期五的夜晚逃了自修去打了耳洞。尖锐的物体穿透小小的饱满的耳垂，我们年轻的手紧握在一起，像是得到一种契定的支持。

当那个路边小店的阿姨向我们极力推销小巧精致实际上现在看来却是很俗气的银耳钉时，我们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身上的零花钱买下了。

戴上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好像因为打了耳洞，戴上耳钉这一仪式，所以在某一方面正式地长大了。是少女追求成为大人的爱美意识的复苏，还是对迷茫生活的一种解脱与反叛？总而言之，曾经的美好辰光里的我们在日记本上划了又划，告诉自己“我要一辈子都记住这一天”的那个日期，都渐渐让我们抛在路上。而之后再翻起日记，想到自己居然为了某一件小事而记得那么久，不由得哑然失笑。

回头看，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着什么意义，现在也都一样。人生如路，不笔直，很蜿蜒。三岁的我可能在襁褓里；五岁的我在路边抓着蝴蝶；八岁的我不肯穿鞋子，赤着脚丫在路上跑；十二岁的我跟奶奶吵架，硬是想留长发；十五岁的我跟着另外一个少女打了耳洞……年龄越往后长，腿越来越长，越来越有劲，走一步都比以前跑得快了。所以那些从小到大的阴暗与晦涩也更容易被跨过去了。然而生活中一直会有若隐若无的问题浮现，就像高三生对着课桌上满满的书本哀叹：知识怎么都读不完啊？

胡适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不然生活会变得像一朵柔软的棉花，让人沉沦，没有尖锐的痛苦，只要不揭穿真相。

只是这种感觉太寂寞。面具依旧，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是这样残缺不全，温柔的惆怅。

所以如今的我再想起人生那条路的譬喻时，总想着回去对三岁的我说别哭，对五岁的我说要善待动物，为八岁的我穿上鞋子，对十二岁的我说要温柔地跟奶奶提出要求，对十五岁的我说，没关系，你很棒。

怕什么青春迷茫，懂得一点道理有懂得一点道理的欢喜。

那次耳洞打完后，我记得妈妈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我一些茶树油，叮嘱我抹在耳朵上。心里本来有些隐隐的不安，觉得这是小小的反叛，还有一种小小的个性在宣示着自己的特别——每个人都是自恋的，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即使淹没在人群也是在揣摩着最在乎自己的心理。没想到妈妈的态度如此缓和，让我庆幸又有些遗憾。

之后便是和那位女同学在隔日做操时，两人有些兴奋地绑起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还有花蕊形状的耳钉。阳光下，我们目光相遇，紧张得手都潮湿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耳钉在发亮。目光也在发亮。

后来上了不同的高中，我和那位同学也失去了联系。在学业繁重的高中，我慢慢地也就忘记了卸下的那个俗气可笑的耳钉。而且，那也是教务主任的要求，不能留披肩发，不能穿短裤、短裙，每人穿着一式的蓝白校服，宽宽大大。只有在宣布名次时我们才会多看某个人一眼。

一直到了高三，年段教务室的广播突然播报：保卫科提醒，请同学们不要在木棉树下读书，以免被木棉花砸到。所有的同学听到都哄然大笑。

一直以来紧张灰暗的高中气氛也慢慢活泼起来。

时间是一切的蜜，我把高考卷子埋在了木棉树下那里。

那天我经过水泥路去食堂时，所有人都抬头仔仔细细地看了学校的那些木棉树。每个人都在心里赞叹，怎么开得这么盛啊。硕大的木棉花，红艳娇然，有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想到再过几个月就要从这所中学离开，开启一个新的旅程，我的鼻子有些发酸。想到了曾经花蕊式的耳钉，忙回到宿舍后翻箱倒柜地找，结果它已经有些发黄了。

我轻轻地把它靠近耳朵，却发现耳洞已经堵住了。

就像所有我们认为最隐秘的事情到最后会外表如初一样，我们最终还是长成了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