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中国政治伦理的核心要义

靳凤林 张雨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有高度契合性。”[1]由此不难看出,为政以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是中华民族长期生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也是我国历代执政者在长期工作生活中形成的重要政治品质。中国共产党人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只有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在不断增进文化自信和增强历史主动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立根铸魂,才能在世界文化的澎湃激荡中站稳脚跟,进而彰显出中华民族政治伦理思想的独特精神标识。

一、为政以德思想的理论渊源

为政以德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凝聚了诸子百家的思想要旨,汇聚了传统政德的核心要义。“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2]15。孔子以众星围绕北极星的形象比喻,强调政德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而后,为政以德成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重要思想来源。当然,从更加广阔的文化视角看,为政以德并非儒家一家之言,而是诸子百家思想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的结果,更是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各种思想不断激荡、氤氲化润而成的恢宏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以儒家、法家、道家、佛教的贡献最为突出。

儒家文化是为政以德思想最为重要的理论来源。儒学与经学相伴始终,儒家经学又以“四书”和“五经”为主要经典,这些典籍蕴含着儒家思想的根本基因,成为历代儒者思想传承的直接灵感源泉。“四书”“五经”中的为政以德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生不息的创造性生命精神。历代儒者围绕“生”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生”所代表的是一种对宇宙根源的探索,是对宇宙生命体及其内在精神的总体认知。《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生”既是天道之德,也是人道之德。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精华,应将上天赋予自己的潜能与禀赋发挥出来,充分彰显自身的生命价值,在不断地效法天地和德配天地中,将天道之“实然”转化为人道之“应然”。二是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孔子将“仁”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为后世儒家的延续与扩展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仁”的内涵丰富多样,既可以指人的内在德性,也可以指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还可以标示个体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然而无论其内涵如何丰满,“仁”始终与人相关,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故“仁者,人也”。三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儒家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为己之学,即高度重视个体人格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强调“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要成为一名杰出的君子必须以中庸为核心原则,一方面不断努力成就自我的道德人格,另一方面尽职尽责地扮演好自己的日用人伦角色。

道家学派由老子与庄子开创,以《道德经》和《庄子》为其主要经典。在道家看来,“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为政必须顺应“道”的基本规律,奉行“无为而治”的统治原则以达到“无所不治”的现实效果。一般说来,道家与儒家总是相伴而行,二者既有相互借鉴、互相发明的共通之处,也有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相异之处。从为政理念上看,道家主张君主应顺应自然之道、清静无为;儒家则主张君主应积极主动、奋发有为。从为政手段上看,道家不仅重视以“道”治国,也十分强调为政之“德”,要求为政者以从容不迫的心态化解社会中的纷乱,与儒家从礼仪规范和人伦关系角度所主张的为政以德有重要区别。当然,儒家与道家的对立并非绝对,《道德经》就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二者在重视民心的价值取向上又有内在一致性。道家对人的本真自然的重视、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呼唤,使古代文人士大夫在无法达到“兼济天下”的雄伟抱负时,转向“独善其身”的本心回归之路。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经汉至唐600多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富有中国本土意味的各种佛教流派。中国化的佛教包括天台宗、禅宗、华严宗等诸多派别,《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法华经》等佛教经典广为人知。佛教的治国理政思想与其根本宗旨有关。佛教强调通过否定、去蔽、遮拨等方法去除人心中的固执、迷恋,以达到见性成佛、体悟生命本真的自由之境,要求为政者应当破开自己内心深处的牢笼,不断净化自我的内在心灵。具体而言,为政者需要达到“五戒十善”标准。“五戒十善”对为政者的行为、言语、心性进行了全面规范,尤其是不贪、不嗔、不痴是对为政者提出的基本要求。佛教各派的灵性修养方式各有侧重,天台宗崇尚“三谛圆融”的一心观照万物;华严宗重视心灵开放以达到“理事无碍”;禅宗主张通过瞬间顿悟来识得本心,立地成佛。总之,佛教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丰厚的灵性修养资源,强调为政者必须努力提升生命的内在境界以达到自我的觉知状态,再逐步达至觉他的层次,形成一种超越阶级、等级、血亲等各种差别之后的大爱。

中国传统为政以德的思想理论正是由儒家、法家、道家、佛教等诸多思想流派,在长期性相互激荡、氤氲化润、融会贯通的基础上逐步生成的一个历史悠久、恢宏庞大、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这些政治伦理主张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经过历代思想家和各级官员的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官员儒以处世、法以用权、道以养生、佛以修心的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人要强化自身的党性修养,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官德的主要思想资源、基本经典著作和内在精神特质,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党内外政治生活实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主要包括:将儒家生生不息、以人为本、奋发向上的精神,转化为当代领导干部信念坚定、勤政为民、敢于担当的道德责任意识;将法家重视法治、循名责实、乘势而上的国家治理理论,转化为当代中国依法治国、权责统一、因势利导的治国理政思想;将道家尊崇天道、清虚自守、居穷达变的处事态度,转化为当代共产党人尊重自然、去奢就俭、身心和谐的人生哲学;将佛教去蔽遮拨、自识本心、返本归极的宗教灵修方式,转化为当代共产党人淡泊名利、自省慎独、心灵纯粹的党性修养方法等。只有在不断涵咏经典中濡化自身的德性素养,由浮华、矫饰、躁动走向质朴、真诚、淡雅,最终才能树立起一名伟大君子“文明伴随质朴、生活归于简单、心灵达至纯粹”的终极信念。也唯其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真正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主体意识,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脉的继承者、创新者和发扬光大者,从而无愧于伟大时代赋予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3]。

二、以民为本:为政以德的根本价值取向

为政以德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民本理念,要求为政者应以民众作为治国理政的出发点。自从孔子系统提出为政以德思想之后,经由《大学》的发展,奠定了以民为本的基本框架。后经千百年来的不断深化,民本理念逐渐融入爱民爱国的家国情怀,成为中国古代官员毕生的价值追求。

《大学》对儒家为政以德思想作了概括性总括,其所提出的“三纲领”,精准表达了为政以德的民本意蕴。《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的意思是将人内心中先天赋予的光明之德扩充、发扬出来。以“明明德”开篇,其意在于强调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德”。这既表明了德先于位,有位者必有其德的内在要求,也明确了君子必须以德润才、以德率才,将道德素质的考察置于优先地位。君子之德最突出的表现是“亲民”。“亲民”二字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以爱民、教民为基本意蕴。“亲民”理论的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民贵君轻的君民观。孟子最早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289。二是先民后官的义利观。“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177为政者需将百姓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前。三是民心向背的政治观。民心向背对政权的存续具有决定性意义,正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4]136。而“止于至善”则是对“明明德”与“亲民”两个环节的辩证综合,表达为官从政应当追求“修己以安人”的理想目标和至高境界。

中国传统士人阶层继承了为政以德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将其化为利国利民的价值主张和爱国爱民的家国情怀。以范仲淹为例,他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贤臣之一,针对北宋的内忧外患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方方面面。然而,“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在河南邓州,他写下了历史名篇《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生动诠释了为政者“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被《宋史》视为时人高风亮节的典范。北宋大儒张载受到范仲淹家国情怀的影响,提出了“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即为社会确立以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为生民立命”即为民众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为往圣继绝学”即将中华文脉基因尧舜周公孔孟之道传续下去,“为万世开太平”即为人类幸福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横渠四句”凸显了士人阶层的使命担当,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秉持以民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将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5]1031的重要命题。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对人民的内涵做出了符合历史的界定。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5]1094-1095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同志在《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密切联系群众,就要真切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同年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两个文件,发布了减租减息政策,进一步扶助农民、改善农民生活。除了实施利民政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时刻注重自身的典范作用。如延安时期,为了克服财政上的困难局面,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毛泽东始终坚持亲自参加劳动,坚决不要人代耕,号召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种与人民同在的精神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风气,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之心。

三、修身为要:为政以德的实现途径

为政以德反映在为政主体之中就是要强化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所谓“君子之德风”,意在说明为政者的政治理念、道德品质、行为作风都会及时地反映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因此为政者的个体修养就成为为政以德能否实现的关键。中国古代君子将为人之道与为政之道紧密结合起来,修身功夫及方法丰富多样,历经千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以修心为主的修养论,为士人阶层为政以德提供了基本的实践路径。

所有基桩全部埋设声测管，并进行100%的完整性检测。声测管焊接在钢筋笼内侧，定位等分桩周、互相平行，并埋设至桩底，管口高于桩顶50cm以上。管底封闭，管口加盖，管底、管口及焊接部位要密封，防止混凝土浆液渗漏堵塞声测管。

为政以德思想的实现途径在《大学》的“八条目”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具体而言,就是实现“修己安人”与“内圣外王”的辩证统一。《大学》中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式进行了高度概括,明确了为政者以何种途径实现“三纲领”的价值追求。其中,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主要内容的修身功夫构成“八条目”的核心内涵。“格物致知”表明了儒家对为学的重视,为学是为政的基础所在,只有掌握了社会、政治的相关知识,才能具备基本的文化素质,从而掌握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律。“诚意正心”凸显了为政者修养的内在功夫,“诚意”首先意味着真实,为政者意念真诚就意味着不欺骗自己的内心,只有不欺骗自己,才能不欺骗他人。要使自己达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必须从细微处着手,时刻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正心”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以理导欲与听从良心指引,为政者必须要用道德理性去排除内心的烦乱与外部的干扰,用理性对自身的不当情欲和负面情绪进行规范疏导,才能在从政过程中做出正确的理论判断与价值选择。

以个体修养作为起点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历代文人士大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生命实践中构成了中华文明所独有的文化特质。陶渊明以安贫乐道的方式诠释了文人士大夫隐逸后的身心修养问题。在《读史述九章·屈贾》一诗中,陶渊明以“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7]104表达了自身增进道德修养、学业见识的迫切心情,抒发了远大的政治抱负与人生理想。为了坚守君子“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7]80的人生信条,陶渊明选择了放弃官职归隐田园,在“穷则独善其身”的通变中寄情于山水田园,在自然的陶冶中修养身心,始终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与之不同的是,曾国藩则以内圣外王的方式,诠释了文人士大夫主政中的身心修养。曾国藩在家信中说:“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8]信中的四条分别为:慎独心安、主敬身强、求仁人悦、习劳神钦。其中既有内在修心之法,又有外在行动之方,简洁明快,一目了然,体现了曾国藩多年修身的身历心悟,同时也是对传统修身之道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同样重视共产党员的个体修养,在革命实践中将传统修养途径进一步提炼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性修养方法。1939年7月,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他提出:“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9]这一革命的修养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修身观,将共产党员的内在道德修养作为基点;另一方面发展了修养的基本内容,注重将道德修养内置于党员的组织纪律修养之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需要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5]828,循序渐进、把握适度才能达到以组织他律促个体自律的目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性修养方法,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理论认知,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业务能力,以道德修养促进党性修养,使我们党永葆生机与活力。

四、贵中尚和:为政以德的核心原则

为政以德的核心原则贯穿于古代纷繁复杂的伦理关系与道德条目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伦理原则与道德条目数不胜数,如三纲、五常、四维、五伦、八德等,这些条目都规定了为政者在不同场合、不同角色、不同情境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与条目中,始终有一条中轴线,这就是《中庸》所反复提到的“贵中尚和”思想。“中和”思想经过千百年的发展,逐渐内化成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处事态度,将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别开来,成为中国之为中国的一种文化形态集成。

“中和”一词集中反映了儒家政治伦理的精密设计,体现了为政者德性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也规定了为政者成己成人的核心原则。《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就是君子安身立命的根本,这里的“中”指的是一种本体论状态,是上天赋予人的先验性存在,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和”则是对人的现实要求,是“发而皆中节”所达到的现实成就。“中和”在身心关系中表现为身心和谐的“至德无文”境界。老子在《道德经》中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重在向外日积月累,“为道”重在向内不断革除,这一过程体现出主体对自身心灵的内在观照,需层层剥离使本心回归到自然本真的状态,“为学”与“为道”的比照向为政者揭示了大道至简的深刻道理。《中庸》对《道德经》中的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将这一境界的具体表征概括为“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这一至德无文的境界显现于个体的生命之中,就化为君子质朴和纯粹的人格形象。为政者应有君子式的人格风范,去掉繁复的修饰让心灵回归到纯粹的状态,达到身心内外的和谐统一。

“贵中尚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所在,是中国文化中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粹内容。在文化建设层面,“贵中尚和”的基本精神要求必须对文化进行适度调和。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而又相互借鉴。隋唐时期,儒释道并立,宋代三教合流的格局基本成型,尤其是宋明理学以兼容并包的心态会通佛老、吸收借鉴。无论是同类文明内部的百家争鸣,还是异质文明的吸收借鉴,“贵中尚和”的基本精神都始终贯穿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在政治原则上,“贵中尚和”的基本精神要求历代统治者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协调,维护好君、臣、民之间的和谐统一,尤其重视“和”的功能的发挥,以此来调和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对立,实现和衷共济、协和万邦的天下理想。在为人处世中,“贵中尚和”的基本精神则要求个体人格的均衡发展,达到身心和谐统一,表现在言行举止中则是合乎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尤其注重个体情感的表露要合乎“礼”的规范,这也塑造了中国人温文尔雅、谦让不争的“中和”特质。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和”的核心伦理原则广泛应用于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1939年,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就“中庸”问题专门进行了说明。首先,毛泽东十分肯定“中庸”这一范畴的思想价值,他指出:“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10]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毛泽东以质量互变规律对“中庸”的传统智慧进行了深刻的阐释,将“过”阐释为“左”倾,即未达到事物质变状态时强行改变现状;“不及”则是右倾,仍旧在事物原有状态中停滞不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始终注重前进方向上的“中庸”原则,既要防止党内的“左”倾错误,又要反对右倾错误,在防“左”反右中不断前行。“中庸”的原则表现出来就达到了一种“和”的状态。1953年,周恩来在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这一外交原则自20世纪70年代起,成为我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外交的基本原则。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秉持着以和为贵的执政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五、在崇德修身中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1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阐明了“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保持蓬勃生机的必然选择,也是探寻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把道德视为个人、社会发展的基础,将崇德修身摆在做人做事的第一位,提出了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对为政以德这一重要命题做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深刻诠释。

1.以“明大德”铸魂

***总书记强调:“明大德,就是要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12]“大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行的指路明灯,只有时刻将“大德”铭记于心,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践行初心使命。在传统文化中,“大德”意味着心胸广博、安贫乐道的道义精神。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大德”意味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体现出个体道德追求与党的理想信念高度统一。一方面,在道德理性培养、道德情感培育、道德意志磨砺中追求自身道德人格的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在个体道德人格完善的过程中不断追求一名党员的社会理想,永远秉持着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初心与使命。

如果缺乏理想信念的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就难以抵制外界的各种诱惑,难以克服内心的各种欲望,从而失去精神上的“钙”。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勇气与定力,着重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全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决不能有歇脚、厌战的畏难情绪。当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厉打击党内不正之风,要及时发现、着力解决“七个有之”问题。10年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中管干部500多人,多数被指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与政治规定。“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13]领导干部之所以出现丧失党性、精神懈怠、消极腐败等政治忠诚问题,都是因为理想信念这一精神支柱丢失了。领导干部要在清醒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推进理论革新、磨炼坚强意志、加强道德修养,将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定践行者。

2.以“守公德”立根

“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12]公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行路上最大的底气,只有坚持克己奉公、大公无私,中国共产党人方能破除万难、行稳致远。公德首先指的是公民道德与公共道德,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公民的代表,理应达到基础性的公民道德要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公共道德则是强调道德发生的场域,即在公共场所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这是一个人文明素质的体现,也是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基本公共生活规范。公德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还意味着为公的道德,能够辨明公与私的界限、集体与个体的界限。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与血脉,中国共产党人为公的原则集中体现为以人民为出发点、以人民为落脚点。领导干部只有清醒地认识到全党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摒除个人私欲、坚持人民至上,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0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创造出了彪炳史册的脱贫奇迹。在脱贫攻坚的艰难战役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党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落实于扶贫工作中,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有着当代“愚公”称号的毛相林是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委会主任,他下定决心要改变村民们闭塞落后的生存现状,在坚守偏远、贫困、落后的下庄村的40余年里,以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坚定气魄,带领下庄村人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通往脱贫致富的“天路”。道路通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村民们的生活蒸蒸日上,毛相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坚持人民至上的真谛,无愧于“人民的好书记”这一光荣称号。

3.以“严私德”正身

“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12]私德既是指私人领域、私人空间下的个体道德,同时也包括了与个体密切相关的亲友的道德规范。小节不守,大节难保。事实证明,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纪律上出现的问题,都将体现在其工作、生活作风之中。因此,领导干部要严格约束个人的作风问题,最为根本的是从个人做起,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出发,规范个人的言行举止,防微杜渐,持之以恒。除此之外,约束个人作风还得从身边人做起。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良好的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每一位家庭成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更需要严格约束家风,对家庭中出现的不正之风严厉禁止,创造一个清正廉洁、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围,形成以作风带动家风,以家风涵养作风的良性循环。

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涌现出了诸多作风正、家风好的先进模范人物,龚全珍家庭便是万千小家中的代表。1923年龚全珍出生于山东烟台,是江西省萍乡市南陂小学原校长,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悉的身份——甘祖昌的夫人。甘祖昌同志是新中国开国将军,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著名战役,然而长期的战争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后遗症,甘祖昌的身体状况已不支持他继续战斗在第一线。1957年,甘祖昌与龚全珍毅然放弃较好的休养条件,选择回到了家乡,龚全珍务农并从事乡村教师工作,甘祖昌则带领乡亲们努力投入建设。在家乡的劳动中,夫妻俩将自己大部分工资用于支援家乡建设,舍不得为家里添置些好的生活用品,也舍不得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裳。除了生活朴素,夫妻俩还对子女严格要求,从来不让自己的子女享受“将军后代”的好处。两位老党员生活中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个人作风,深刻地影响着家庭成员的精神面貌。作为老革命家的后代,三女儿甘公荣赓续了红色家风传统,在2000年遭遇金融系统改制之时,主动要求内退,将工作的机会留给了同事。龚全珍家庭以身作则,不仅成为儿女的骄傲与榜样,也起到了以上率下的作用,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家风。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角色,其中的为政以德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在新征程中必将发挥出独特作用。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执政考验,党员干部只有深刻理解为政以德思想的深刻内涵,以新时代的政德观为基本遵循,以“明大德”牢固铸就信念之魂,以“守公德”坚实锻造为公之根,以“严私德”扎实推进作风之正,自觉培育高尚的道德品质,使为政以德思想与时俱进,不断焕发出新时代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