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与创设路径

李 孟 舜

空间是思想模式的重要认知框架，不同学科对空间的界定也存在差异。随着信息技术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新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迅速生成，冲击着静态的、有形的物理空间概念。20世纪70年代，列斐伏尔以《空间的生产》奠定了“空间转向”文化理论的基础，反思空间与社会关系的紧密关联。苏贾发展了“第三空间理论”，试图颠覆传统空间思考模式囿于主客观和物质精神的分野，强调在空间形式具象的物质性和人类认知形式中的空间性之上，还有由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第三空间”。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苏贾的“第三空间”、福柯的“权力空间”等共同将空间理论研究推向深入，也体现了研究者试图对现代性进行自我反思、摆脱理论束缚的范式革命。

空间理论的研究边界也在不断拓展和深化。艺术史学者从艺术的总体经验出发，借用和发展了“空间”概念，提出艺术空间的三重维度，从器物、图像、建筑、陈设的“视觉物质空间”，扩展到引发味觉、听觉和嗅觉的“知觉空间”，并涵盖了主体行为活动与想象感受的“经验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委员会对“文化空间”的界定遵循人类学的划分原则，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形态和样式。民俗学者强调文化空间既包含物理或自然属性，又是能够留存人类的日常行为、岁时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文化场域”。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网络信息空间为空间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与特征，“人、地、信息”成为虚实空间中新的组合要素。显然，随着空间理论的深入，“空间”已然具有了方法论维度的意义与价值。

简而言之，文化空间是实践的产物，也是由人、地和信息组合而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关联的复合系统，是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也是文化权力运作的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代表性文化空间，是该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观念、文化传统和生活样态等要素综合作用的动态场所。本文结合文化空间理论，通过分析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演进，探析红色文化空间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场景创设的实践路径。

一、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演进

红色文化空间既包括博物馆、纪念馆、街道、广场等传统意义上有形的物质形态空间，也包括长征文化线路等建立在动态迁移和交流理念基础上，整合了一系列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跨越区域界线，承载着红色精神的开放动态空间。作为“一个社会的凝聚性结构”，红色文化空间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时间轨迹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空间结构、影响范围和主要目的随着时代特征变化不断发展，功能定位也日益丰富完善。红色文化空间从最初文物保存与纪念场所的展览功能，逐渐发展出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功能、凸显文化旅游价值的经济功能以及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这一演进变化反映着凝结于文化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生产和物质与精神积累的动态过程。

1.文物保存与纪念场所的展览功能

物质实体是红色文化空间营造的基本载体，革命文物和革命遗迹对红色文化空间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革命文物包含“各类与革命运动、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或英烈人物相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是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光辉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期就相当重视收集和保护具有纪念意义的史料物品，创建纪念馆和博物馆。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凡死亡战士应将其死亡时间、地点、战役、功绩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汇集公布”，“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表纪念”。1934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正式开放，馆址设在瑞金下肖区官山乡沙洲坝村。这处具有客家建筑特色的厅堂是当时苏区的中央教育部大院所在地，中间大厅作为《红色中华》报编辑部，左厢房是社会教育局办公室，右厢房就是中央革命博物馆的展厅。作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第一座革命纪念馆，中央苏区博物馆是红色文化空间的萌芽。考虑到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难环境，纪念馆的功能集合了革命文物陈列、展示以及教育、宣传等方面，也影响了此后红色文化空间建构中综合功能的体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开始了革命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1937年5月13日，毛泽东、朱德在《新中华报》发出了《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并指定徐梦秋、邓小平、陆定一、张爱萍、丁玲、肖克等成立红军历史编辑委员会。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先后成立，标志着以博物馆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空间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受到示范作用影响，各地也相继兴建了如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延安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各具特色的地方纪念馆。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的三重基本性质，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两项基本任务(即“三性两务”)，成为指导博物馆等红色文化空间建设的基本遵循。

2.彰显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功能

教育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也是真正发挥红色文化吸引力的无形力量。对于有效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认知基础与实施路径。高度重视文化宣传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底色。2015年12月30日，***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强调：“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研究和爱国主义精神阐释，不断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载体、增强教育效果。”当前的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与新挑战，思想内容不断遭遇异质文化冲击，碎片化、去中心化、去意识形态化等现象较为显著，人们传统的认知方式、日常生活与价值观念呈现出一些新情况和新特征，对以社会主义理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构建形成了新的挑战。

彰显爱国主义教育功能是以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为代表的红色文化空间的主要价值。从1997年7月到2021年6月，中宣部公布了七批共585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其作为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红色文化空间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初以青少年为重点对象，利用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和节假日以及入学、入队、入团等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节点，举行多种庆祝、纪念活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仪式感。随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深入群众，红色文化空间的教育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在国家重大外交活动和外事交流中，伴随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活动的统一部署，红色文化空间成为展示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窗口。

3.凸显文化旅游的经济功能

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丰富了红色文化空间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明确界定红色旅游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和战争时期建树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它的出台标志着红色旅游进入全面发展阶段。2011年修订完成的《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将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历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有选择地纳入红色旅游范围，扩大了红色旅游的范畴。2016年修订出台的《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红色旅游学习中国革命精神，以此强化公民国家认同，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突出了红色旅游的理想信念教育功能和脱贫攻坚作用，丰富和完善了红色旅游的文化内涵。

红色旅游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意味着红色文化空间的建构从以往的以场馆建筑为基础的、以展演为主要方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进一步拓展到经济功能，尤其是红色旅游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被凸显。红色旅游还完善了红色文化空间的品牌建设，不但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旅游品牌，而且红色文化蕴含的国际主义精神也对海外游客产生着吸引力。红色旅游的大众化、多样化特征拓展了红色文化空间的辐射领域。数据显示，在整体红色之旅人群中，“80后”和“90后”的旅游消费占比超过80%，包括“00后”和“90后”在内的“Z世代”人数占比超过51%，年轻群体参与红色旅游的比例显著提升，红色旅游正呈现越来越年轻化趋势。随着红色旅游的快速发展，红色文化空间服务对象的范围也随着空间生产策略的调整，从未成年人、党员干部群体扩大到全体民众的共同参与。同时，红色文化产品向个性化、生态化和体验式的方向迭代发展，游客在真实的场景还原和丰富的体验活动中体会到革命历程的艰辛。

4.满足公共文化需求的社会功能

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红色文化空间成为具有公共文化空间意义的红色精神的物质载体和集中表达场域。红色文化空间的快速发展，顺应了新时代公共文化空间的精神需求，在凝聚在地民心、培育时代新人、打造区域文化品牌、繁荣发展城乡文化等方面显示出巨大的社会意义。

旅游第三空间理论认为，第一空间包含地方文化景观，即旅行者进行旅游实践的空间；第二空间包含地方性和地方性想象，通过旅行者的实践来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空间的生产；第三空间体现主客体互动的过程，是一个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性相互交融复合的空间。“以人为本”是红色文化空间在新时代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空间设计、功能组合、文化产品和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文化权利，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发展方向。要让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红色文化空间的审美氛围熏陶，提高其文化素质涵养，进而提升区域发展凝聚力，传递共通人文精神。

纵观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演进，从最初的保存、展示功能，进一步发掘了教育功能，开发了红色文化空间的经济功能，进而发展出主客共享的社会文化功能。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从单一到多元，体现出从单向传播到相互作用的变化，呈现了价值链接日益交互与丰富的活态性。红色文化空间是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效载体，能够提供多样化、高品质、更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引导着全社会形成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二、红色文化空间的功能构建

特定载体、相对固定的形态和丰富变化的象征性意义是人类文明形态中不同文化空间的共性特征。红色文化所蕴含的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是红色文化空间意义构建的价值基石。传统文化价值、社会政治表达和时代精神愿景，都在红色文化空间的多元载体中得以呈现，红色文化空间既是凝聚文化认同的价值空间、传承红色基因的纪念空间，也是深化国家记忆的意义空间，同时具有激活区域发展活力的经济功能。

1.凝聚文化认同的价值空间

红色文化空间是通过传承红色基因、传递精神信仰、传播文化价值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空间载体。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凝聚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红色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

文化空间需要特定载体、相对固定的形态和丰富变化的象征性意义。空间中的仪式性关联和典礼性社会交往是早期古代文明凝聚群体价值认同的普遍经验，从二里头“最早的宫殿”、古埃及的金字塔到《圣经》中的巴别塔，形成超越自然发展、融合一体化的象征意义体系是人类文化与生俱来的倾向。

红色文化空间的构建对社会生活具有显著的价值意义。包括红色文化空间在内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空间生产应当具有和谐有序、公平正义的空间生产形态。在考量红色文化空间的价值性上，世界遗产概念中的“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文化坐标。“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一种“整体价值、本土价值和精神价值，成为对人类的代际团结及可持续发展的支持”。正因此，“突出的普遍价值”成为世界遗产评选的重要依据。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产物，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相互交融而产生的新的文化形态。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蕴含着人类文明中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诉求，正是红色文化空间价值意义的基础。

2.传承红色基因的纪念空间

纪念空间从社会学角度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两类，前者包含了与血缘和地缘密切相关的祠堂、家庙、墓地等，后者主要用于由国家与社会共同运作的公共纪念活动。保护传承革命文化遗产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遗产是红色文化空间的重要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曾告诫全党：“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索，从中解读我们党的初心。”《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中明确要求，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筑牢意识形态阵地的战略高度，从坚定“四个自信”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重大意义。2020年10月29日，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在新时代背景下，红色遗产为坚定文化自信、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红色遗产是红色文化空间的主要物质载体，也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顽强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经苦难、艰苦卓绝，创造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留下了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空间跨度大、时间跨度长的红色遗产。红色文化空间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保护和利用好红色遗产，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民族力量，延续国家记忆。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红色遗产贴近时代、贴近现实，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能够做到“见人见物见精神”。革命文物含蕴深远，主题鲜明，故事性强，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宝贵资源库。

3.深化国家记忆的意义空间

国家空间与社会形态存在着对应关系，每一个国家空间都体现相应的社会文化。国家空间生产既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又彰显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走向。国家空间的内在结构既塑造了独特的空间形态，又塑造了特别的空间生产关系。列斐伏尔在其著作中论述了国家空间与国家领土的历史关系，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空间结构与它的抽象特性相联，具有等级性、同质性、破碎性，主要服务于资本增殖和政治统治。

红色文化空间是社会主义国家空间的重要组成，担负着呈现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任务，是国家历史和社会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构。其特征表现为三点：一是人民性。空间不是独立的“自在之物”，资本主义文化空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周期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危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体现以共同富裕为本质要求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其人民性底色。红色文化空间不仅呈现国家建立过程中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也激活了国家政治理念、社会理想的引申法则，体现了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规范秩序。二是均衡性。由于资本增殖主导的权力运作格局，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呈现出中心与边缘的二元格局，进一步催生了自上而下的不平衡性的产生。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逻辑则强调了文化空间的人民性，空间的具体实践和符号体系都表现为空间意义上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政治空间与文化空间融合发展。在社会资源的使用上，红色文化空间的均衡性特点消解了某个单一社会阶层可能形成的文化霸权，有效维护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整体性和生动性，在更大层面上保证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主体实践。三是复合性。红色文化空间包含着社会主义国家空间与区域空间的复合特质，在历史阶段上既包含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文化，也包含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探索，呈现出农业、工业乃至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空间形态。红色文化空间改变了城乡二元化的空间等级体系，以红色文化为介质，以文化消费为纽带，将红色文化浸润于日常生活，将红色文化内化为红色基因、转化为红色资源、凝练为红色传统。

4.激活经济发展活力的消费空间

2015年，教育部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提出“开展优质学校建设”任务，并指出：“坚持适应需求、面向人人，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加强技术技能积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1] 2018年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规定了相关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层面管理运行机制和职责分工，是落实十九大报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要求的行动指南。

新时代的红色文化空间既是政治空间、文化空间、教育空间，也是经济空间和消费空间。消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进步，人们的消费行为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和消费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今中国的现实生活，在大众媒体所编织的符号景观中，消费主义通过渗透大众文化认知和行为态度取向助长了日常生活的异化，让人们遗忘了真实的生活境遇和精神追求，有可能触发人的精神危机。

红色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需要消费活动的转化，但红色文化空间的消费实践活动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消费观念，以美好生活为价值旨归，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发展为目标，践行新时代党的绿色发展理念。文化空间不同于遗址、遗迹及自然景观或景点等“物质性”场所，因为文化空间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与在其中展现并赖以传承的文化活动息息相关，具备历史性、传承性、人文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呈现出民众生活的实际状态。国家把红色旅游作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重要内容，积极推动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融合发展。近年来，江西井冈山、河南兰考、贵州赤水等红色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红色旅游实现了脱贫，凸显了红色旅游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作用。以红色旅游为代表的经济活动，聚焦于精神引领和价值追寻，摒弃了异化的消费观念，抵御了资本主义消费逻辑导致的日常生活的空虚化和碎片化，提升了人们的意义感、获得感和价值感。

三、红色文化空间的创设路径

红色文化空间是融合了地理空间、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信息空间等多重维度的复合空间形态。新时代红色文化空间的场景创设面临着新的要求：一是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要求。红色资源丰富的地区大多位于革命老区，红色文化空间需要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交往空间。二是文化自信的建设要求。红色文化空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载体，呈现着人民性、均衡性和复合性等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特质。三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充满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提供的不仅是满足精神需求的文化体验，也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消费空间。上文对红色文化空间功能价值的分析，能够为空间的营造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1.创新国家记忆的纪念系统

中国文化素有重视精神信仰空间的传统，《礼记·曲记》云：“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共同的历史经验和社会记忆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红色文化空间的记忆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而国家记忆的核心功能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一是创新纪念空间的实践活动。通过纪念仪式和活动呈现革命历程的艰辛和国家建设的坎坷，润物无声地唤醒国家记忆，展现中国精神，但要避免过于张扬和僵化的表现形式、过于形式主义的纪念方式。二是创新国家记忆的表达方式。网络信息技术和传播媒介的发展延伸了国家记忆的纪念形式和空间形态，积极探索传统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交互联动，通过参与者的“身体实践”与“数字叙事”，创新国家记忆的空间表达。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扩大纪念主体的参与度，同时也要警惕众声喧哗的表达对文化空间纪念价值的碎片化和模糊化。三是创新纪念空间的符号系统。空间生产在符号功能中呈现自己，“传统的红色文化空间生产着重于将空间纳入特定的符号编码系统，建构起特定的文化意义”。符号系统的创新能够有效推动文化空间的内容创新，综合运用影像符号进行视觉说服、语言文字符号阐释和深化空间意义、消费符号进行品牌意义的具体化呈现。

2.强化空间场景的协同价值

场景理论强调不同文化要素的协同性和在地化，文化设施在与社区、文化实践活动、人群的互动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红色文化空间在地区发展中具有融合城乡差异、补足文化短板的协同意义。一是协调城乡文化空间的均衡性。红色资源多集中于广大农村地区，协调红色文化空间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战略实施，要从各地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深入发掘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协同发展的价值机理，传递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价值，让红色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兴的思想“蓄水池”，有效应对当前乡村振兴建设面临的公共文化空间弱化、文化主体空心化问题。二是协调文化空间的多重元素。场景理论强调“文化生活的聚集”，提示我们注重辨别“不同地方的内部和外部呈现的具有美学意义的范围和结构”，以红色文化为根、区域特色文化为叶，充分推动红色文化与历史文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的融合发展，例如以井冈山、大别山等革命老区为代表的革命圣地游，以焦裕禄纪念园、红旗渠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游，有效促进了红色文化与区域特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了红色文化在文化生态多样化中的思想引领价值。三是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关系。红色文化的空间创设因其与革命战争和国家建立的历史过程息息相关，要遵循场景体验的原真性建构原则，保护好红色资源，擦亮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见证，守护中华民族不忘初心、迈向未来的文化根脉。

3.培育空间发展的绿色理念

把红色资源运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红色文化空间建设的重要目标。利用好红色资源，从本质上体现了注重效率、和谐和可持续性的绿色发展理念。一是促进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有机融合。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以红促绿，以绿衬红，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产业路径，拓展红色文化的空间格局。二是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消费观。无论是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还是阿格尔的“异化消费”，都强调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内生结构。数量庞大的物质和文化商品消费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压力，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性体现。红色文化空间反对过度消费，强调对社会物质文化资源的合理占有，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环境友好型消费，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三是深化绿色发展的空间形态。在红色文化空间的具体创设上，充分践行以最小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原则。通过场景设计改善文化场所的空间品质，创新空间形态或利用清洁能源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从空间的组合形态、建筑的形体特征乃至内部空间建构的角度阐述绿色设计理念。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降低能耗、物耗，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4.扩大文化传播的开放结构

红色文化空间是激活红色文化的信息空间、媒介空间和交往空间。新冠肺炎疫情加快了新兴技术由概念转化为实践的速度，催生了新的消费需求、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一是扩大文化传播“增量空间”。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智慧，兼具世界历史性的文化品质。讲好中国故事，要把红色资源的精神价值通过传播手段外化出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聚焦人类文明共有的文化认知和规范体系，扩大跨文化交往的“增量空间”。二是发展文化新业态，提供与红色文化空间适配的场景应用。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国内不少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展馆在全息呈现、AI等技术基础上，推出了“云旅游”“云展览”等数字产品，有效满足了用户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构建文化空间的开放平台。项目策划和文旅产品开发需要依托互联网的平台优势。把握住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崛起的时代获得更大的用户数据资本，提升红色文化空间的数字化生存优势，完善红色文化的虚拟空间结构。

5.共建共享的美好生活空间

针对红色文化旅游的季节性特征，结合互联网和共享经济的消费特点，以主客共享原则创设红色文化空间。一是激活红色文化在区域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功能。红色文化空间不仅承担教育、文化旅游等社会功能，同时应成为国家和各个地区的红色文化品牌。党建广场、村级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具有乡村特色的红色文化空间，要承担起实现乡村文化治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重振乡村文化价值的功能。城市的红色文化空间也要成为提升文化凝聚力、传递城市人文精神的共享平台。二是把握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这一总方向。结合全域旅游和大众旅游的发展趋势，破解历史经验导致的路径依赖，让红色文化空间成为主客共享的生活场景，打通图书馆、文化活动广场、商业街区、菜市场等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与红色景区、革命纪念馆等游客的观光空间，从过去单向度的教育宣传、旅游观光、知识普及到重视建构互动性强、体验度高、舒适感好的全体参与的美好生活空间。三是保证文化产品的精细化供应。随着传播方式日益多元、营销模式逐渐丰富，人们不再满足于过去“泛娱乐”“泛文化”的文化产品，对产品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引领的文化需求更加趋向精细化。红色资源种类繁多、文化形态各异，十分适合品牌的差异化开发。因此红色文化空间建设不能搞拆旧建新的“千馆一面”，要将红色文化与全域旅游、研学游、夜间游等新的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综合考量受众的细分需求，从而实现文化服务的“精准供给”。

①参见国家文物局、中宣部等部门于2008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革命文物工作的若干意见》(文物博发[2008]22号)文件。②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研究院和马蜂窝旅游联合发布〈中国红色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2021)〉》，中国旅游研究院网站，http://www.ctaweb.org.cn/cta/gzdt/202112/d72ca9beaf8f474b80d62caca4d03a69.shtml，2021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