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理性应对

丁声俊

摘 要：深刻剖析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历史背景、真实意图，以及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原因，得知造成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责任完全在美国，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实质在于转移国内的结构性矛盾，扼制中国发展。我们必须清醒把握中美经贸摩擦必然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把战略的持久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做好持久、积极应对的准备;保持沉着和定力，调整农业粮食对外贸易的原则和结构，坚持适度、适用和双赢。同时，坚持制度自信和自觉，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专注锻造内功，夯实底气，强固根基，强健主体，强大柱石，强化机制和强劲命脉，以经受任何风险的洗礼和考验，确保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理性认识;从容应对;粮食安全主动权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1-0039-07

从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到2016年的近40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在协商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进、在论争中扩大，实现了互利双赢。然而，2016年，美国的新主政者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以及所谓的“美国吃亏”和“盗窃技术”等论调为借口，拉开了中美经贸摩擦的序幕。从2018年4月到2019年8月，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摩擦，多次无端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2019年7月20日，特朗普又宣称要将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至5000亿美元，最终将关税提高到30%，几乎覆盖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全部商品。从中美经贸摩擦伊始至今，由于美方态度多变，致使经贸摩擦时紧时缓，时有演变，直到最近才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然而，纵览世界百年未有之巨变，可以明察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与多个国家经贸摩擦的背景、起因及其实质。本文着重以事实为根据，戳穿美国肆意挑起经贸摩擦的幌子，并阐述我国应该采取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农业粮食方面，要确保我国农业粮食主动权，特别是确保民众口粮绝对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一、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背景

美国挑起并升级经贸摩擦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1.美国霸权地位每况愈下

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的GDP先后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其间，1944年7月1日，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在美国的主导下，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年12月27日，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简称WB）。之后，又签订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简称GATT）。由此，美国确立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从此，美国历任主政者都不遗余力地巩固和保持这种霸权。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国力开始趋向衰退，为保住每况愈下的霸权地位，其便不择手段地打压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国家。

2.中国国际地位蒸蒸日上

与美国相对照，中国经过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探索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1978年，中国确立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解放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迄今，我国数百种工农业产品总产量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多万亿元;年货物进出口总额高达30.5多万亿元，而且结构优化，稳中向好，稳居世界第一的地位。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国际地位蒸蒸日上。①中国的快速崛起，必然会引起世界“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生怕丧失世界霸权地位，对新兴大国抱有高度警觉和戒心，因此力图遏制和阻止中国发展强大。

3.中美关系再次来到“十字路口”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些政客鼓噪和渲染美中脱钩的论调，诱发两国关系严重倒退，再次来到“十字路口”。中国始终坚持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只有平等合作才是唯一正确出路。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始终致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并希望美方能秉持和而不同的态度，同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留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包括农业领域在内的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一贯主张美中双方要通过建设性对话、平等性磋商解决分歧，避免冲突，共同建设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两国关系。然而，美国政府把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奉为圭臬，逆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和经济开放之潮流，肆意挑起经贸摩擦，对中国极限施压。针对美国的恶劣行径，中国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公告了事态演变的真相，阐明了中国的政策立场，表达了妥善解决分歧、推动合作共赢的决心和意志。②如今，站在两国经贸关系的“十字路口”，我国必须保持定力，理性认识和正确应对。

二、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近些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巨额增长，并出现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美国将造成这种失衡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但是，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并没有美国统计的那么高，造成贸易失衡的责任完全归于美方。

1.美国贸易政策的错误

一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带有严重的歧视性。迄今，美国仍严格控制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成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基本前提。美国在长期奉行这种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同时，却指责中国通过设定高进口关税和对出口行业进行非法补贴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利益，以及中国在汇率政策上通过降低人民币汇率来促进出口等。然而，美国的指责都是违背事实的。人民币汇率虽然对中国出口贸易有一定影响，但影响有限。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199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8.7，而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仅有294.9亿美元;2017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降为1∶6.6左右，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却升至3752亿美元。这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货物贸易巨大差额没有直接关系，绝不是中国对美货物出口贸易巨额增长和货物贸易巨额顺差的原因。造成中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的真实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存在巨大悬殊：中国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如果中美两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贸易结构，那就绝不可能出现巨额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但自1949年以来，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直到2007年，美国商务部仍然发布了《对华出口管制清单》，规定美国及其盟国不得向中国出口20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从而致使美国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被严重抑制，造成美国在该类产品上逆差数额不断扩大。2004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为362.97亿美元，到2014年这一指标增至1237.43亿美元。显然，美国对中国长期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导致中美贸易结构严重失衡，进而出现两国货物贸易巨额逆差。如果美国改变控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政策，那么，就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2.美国统计方法的错误

美国错误地沿袭了两种高估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统计方法。一是用原产地统计方法。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遍布各地的跨国公司无不在全球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当然会采取加工组装方式广泛参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但必须强调，中国从中所获得的利益仅为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环节的增加值而已。然而，美国却运用原产地原则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对中国货物贸易进行计算，实际上是把总的商品价值计入中国的出口额中，这就直接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被错误地夸大了。以苹果手机为例，在中国完成组装并出口至美国，每台手机出厂价为240美元，而中国仅负责组装部分，每加工一台苹果手机只能赚取8.46美元。但美国在海关统计中将其价值总额记为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这无疑明显夸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二是用转口贸易统计方法。所谓转口贸易是指生产国和消费国不直接进行，而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贸易。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转口贸易从两个方面高估了货物贸易数据：一方面，美国把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入中美贸易总额中，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美国官方按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金额，而按到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这使得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被双倍计入了统计总额中。此外，在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还未将通过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转口贸易形式间接卖给中国的商品计算进去。这必然扩大中美货物贸易逆差。

3.美国张冠李戴的错误

美国在计算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时，把直接投资母国（地区）的贸易额硬算到中国头上。所谓直接投资贸易（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即直接投资母国（母地区）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转移成东道国对FDI母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及东道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韩国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这些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生产设备、原材料、中间品或关键零部件，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加工制作，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实际上这是外资企业的母国（母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在美国的进出口统计中却被全部计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完全与实际贸易额不符的结果。这就是常说的FDI（国际直接投资）转移效应。客观事实表明，第三方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生产并出口到美国的贸易总额都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4.美国以偏概全的错误

美国违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的整体计算方法，只算货物贸易额，不计服务贸易额。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既包括各种货物贸易，又包括服务贸易，通常都以经常账户进行统计：既要统计货物贸易的收支（包括有形货物的进出口总额），又要统计服务贸易的收支（包括旅游、银行及保险业等各种服务业的经营总额）。总之，现金账户包括货物、服务、收入和经常转移四大类型的项目。基于上述分析，中美贸易的统计与平衡必须对经常账户进行整体统计分析，不能只片面地关注和计算货物贸易而忽略服务贸易。美国的错误恰恰在于，只片面地统计两国间的货物贸易顺差，而忽视和不计中美服务贸易的逆差。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之间服务贸易逆差一直在不断扩大。从2009年的153亿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2331亿美元，增长了15.24倍。2017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1720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476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79.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612億美元，较上年扩大170.4亿美元。③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几乎等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全部服务贸易的顺差。可见，美国忽略和无视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以偏概全地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此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中国居民在出境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所购买的数以几百亿的美国货物商品，包括大量生活必需品和文化用品，被统计入旅行服务贸易项目下。这意味着，大量原本应进入货物贸易的商品，却被统计入服务贸易中。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7年中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为2251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比重高达84.8%。其中，美国又是中国居民出境的一大目的地，所占比重更高。除了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之外，还有知识产权使用费。2001年以来的累计逆差额一直在不断扩大，已高达2049亿美元。④上述情况表明，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来确定中美贸易失衡，而忽视两国服务贸易领域中国逆差的收支状况，必然放大美中贸易逆差。

此外，从经济学视角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两国的要素禀赋，中美贸易完全是市场的力量作出的选择和决定，是互利双赢的。“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252倍。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2009年至2018年间，仅美国对华出口就支撑了超过110万个美国就业岗位。97%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赢利的。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⑤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中取得了双赢的效果，根本谈不上“美国恩赐”和“美国吃亏”。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尊重知识产权保护，一贯严格遵守世界知识产权规定，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从不要求更不会强迫任何国家转让技术。中国还高度重视改善营商环境，为加快形成中国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造法律保障。世界银行在最新的《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赞扬道：2019年，在128个经济体中，中国成为营商环境改革效果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的佼佼者。⑥明明是中国没有要求任何国家或企业转让技术，美国却肆意诬蔑中国盗窃技术，妄图通过利益敲诈、战略遏制、模式打压等行径，打乱中国发展进程。

三、理性认识和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尽管中美经贸摩擦时缓时紧，但必须认清基本事实，即中美经贸关系既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发展前景，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鉴于这一基本认知，我国要高屋建瓴、保持定力，确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方针和策略。

1.理性认识，立足持久

所谓理性认识，就是放宽视野，在更高、更广层面上明察世界和认识世界，包括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美方把经贸摩擦强加在中国头上，我国必须坚决应对，别无退路。也就是说，我国只能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共同反对贸易霸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复杂而反复的过程。经过几轮磋商，中美经贸摩擦目前似乎出现了缓和或转机的迹象，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但是，美国政客仍然抹黑中国和打压中国企业的事实告诫我们，绝不可放松警惕，必须做好持久应对的准备。

2.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逐步成长为世界上影响力强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大。以大豆为例，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大豆3285.4万吨，占进口总量的34%。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数量明显减少。2018年中国仍进口美国大豆1664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的18.9%。⑦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还是美国猪肉、棉花、牛皮、坚果、水果、葡萄酒以及苜蓿等许多农牧产品的重要消费市场。这充分表明，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两国农业经贸合作已形成了优势互补、利益交融、互利互惠的贸易格局。然而，中美经贸发展的道路是崎岖的，目前美方无端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就是一股逆流。

3.坚守定力，灵活施策

中美经贸摩擦是大国博弈，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坚守战略定力，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灵活调整策略，掌握进退自如的主动权。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必须有针对性地精准选择策略并及时进行调整：第一，采取对等贸易制裁策略。对于美国针对中国产品或投资的贸易制裁，我国必须制定和采取相应的同等规模的产品或投资贸易制裁，作为反制措施。第二，采取反对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策略。针对利用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地位来获取巨额垄断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我国可征收专门的技术垄断关税以及进行反市场垄断罚款。第三，采取精准性博弈策略。面对美国针对我国打出的组合拳，我国应分清其政治性、经济性及价值观等本质特征，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精确性对策，力戒落入美国策划的多重博弈策略的陷阱中。第四，采取坚守WTO规则策略。坚持把WTO规则作为反制和谈判的权威依据，坚决维护其权威性和合法性。第五，采取扩大开放策略。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条件下，我国要更大地打开国门，以我们的多元化应对美方的单边化，以我们的扩大开放应对美方的贸易保护，从而取得更大的主动，占有更广的市场，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四、创新制度，确保我国农业粮食主动权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农业粮食领域必须要做的是，认清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农业粮食的影响，坚守战略定力，灵活調整策略，掌握农业粮食的主动权。

1.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农业粮食的影响

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绝不会给中国造成重创和阻碍中国发展，相反会损害自己的信誉和导致本国销售市场的萎缩。然而，我们也不可忽视经贸摩擦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冲击甚至撕裂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例如，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撕裂亚太区的农产品产业链和供应链，短期内会对我国产品的进出口造成消极影响，导致产品贸易受阻。二是可能给包括农业粮食在内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经贸摩擦会抬高贸易壁垒，特别是提高关税，加大外国购买本国商品的难度。三是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某些农产品的进口。例如，大宗饲料粮、苜蓿等的进口量将会减少，短期内会引发市场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

然而，经贸摩擦对中国来说，既是大挑战，也是大机遇。从发展的视角看，我国必然会采取有力措施：一方面，尽快有力调整和优化结构，包括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加强应对的底气和实力;另一方面，根据需要发展多角化贸易地区、多元化贸易品种以及多形式扩大经济合作，开辟新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地区，从而增强我国的实力，在中美经贸摩擦中立于主动。

2.探索创新制度体系，增强根本性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优势，是应对或平息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决定性因素。就农业粮食领域而言，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体系，然而，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新形势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事关“三农”改革发展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这是农业粮食产业绿色持续高效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牢固根基;第二，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的谷物收储制度，这是确保兴农强粮、富民的关键举措，即保护农业粮食产业的重大措施;第三，进一步建立和规范农产品市场制度，这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保证;第四，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农产品价格制度，这是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发挥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杠杆调节作用的必要步骤;第五，进一步建立和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制度，这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以及保障和提高农产品质量与“舌尖上安全”的有效途径;第六，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法律制度，这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包括绿色低碳生产、加工、供应和消费的必要举措;第七，进一步加强和充实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体系，这是长期发挥良好效应的长效手段，诸如：依靠多元化融资渠道开辟资金来源，尤其是必须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农业粮食的财政化、机制化和法制化措施，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牧业粮食产业，依靠智能技术提高大宗农产品储备的智能化、绿色化、电子化、优质化储备保鲜技术;第八，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这是“以法护农、依法兴农”与“以法护粮、依法兴粮”，惩治市场上“假冒伪劣”行为的必要举措;第九，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这是点燃广大民众和广大科技人员实施科技驱动战略热情与主动性的助燃器，是不断推进农粮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以及不断强化农业粮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措施;第十，进一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配置资源的制度，这是促进二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以及扩大对外合作的正确途径。只要不断增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制度的自觉和自信，就能构筑起中国农业粮食产业持续发展及安全保障的“四梁八柱”，增强其应对、缓和与平息经贸摩擦的效能，增强我国农业粮食的主动权。

3.贯彻粮食安全新战略，增强顶层性战略保障

鉴于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肉类等多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稳定有密切关系的产品，因此，有必要着重对在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农业粮食主动权的问题进行阐述。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粮食安全新战略，这一战略是确保“粮安天下”的顶层性战略设计。要注重趋利避害，确保国家农业粮食主动权，切实做到“三稳”：优质粮食产能持续稳定提高;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农民收入合理稳定增长。近年来，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认为：国外粮食成本低、价格低，我国买粮比种粮合算。这里且不说有的发展中大国贪吃美国的“便宜粮”，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而沦为“饥饿之国”的教训，只要考察一下世界粮情就清楚。目前全球粮食贸易总量每年在4亿吨左右，大体占我国年消费量的2/3左右。其中，谷物贸易量更少，大米约为4000万吨，小麦约为1.5亿吨。说实话，就是把这些贸易粮全部供应中国，也远远不能满足国人需要。事实告诫我们：单纯仰仗和依赖国外粮食养活国民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空想。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障近14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只能立足国内，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当然，强调立足国内，并不意味着排斥扩大开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辩证统一关系。所谓立足国内，是指持续稳定提高国内优质粮食产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国不排除适量进口优质粮食等农产品，但不能脱离国内需要过量进口，加重国内市场压力。换句话说，满足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必须立足国内生产，只应适度进口适用的农产品。以此，避免“国产粮食进粮仓、进口粮食进市场”，以及“粮食增产、库存增长、进口增加”等“三增”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所谓农业和粮食扩大开放，是指既包括农牧业产品的进口和出口，又包括引进或输出现代农业粮食先进工艺技术装备，还包括在国内外更广阔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例如，走出国门建设种植园、农业园或加工企业，并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其生产经营与当事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互利共赢。

4.调整贸易策略，增强精准性策略保障

一个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结构，攸关农业粮食的主动权，攸关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总结和反思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历史，亟须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转变和调整粮食等农产品进口结构，建立健全进口产品合理化，进口国家和地区多角化，确保农业粮食产业安全化等“三化”的进出口结构，避免依赖个别国家酿成被动局面。“如今，中國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1/10，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净进口。2004年以来农产品贸易持续逆差，目前逆差额已达每年400亿—5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农产品进口额的70%左右来自美国、巴西、东盟、欧盟和澳大利亚。”⑧这意味着，我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肉类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农牧产品净进口国，预计我国对优质农牧产品的需求量和进口量还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农产品进口必须转向上述的“三化”，特别是转向多角化。

所谓多角化，就是指从多个国家或地区选择最适宜的多元化进口对象。其选择条件是：完全符合国内各项需求，包括品种、数量和质量，以及供货的稳定性和性价比的最佳性;运用市场化规则进行贸易，坚持平等、互惠、互利原则;遵守WTO规则，奉行多边主义与贸易开放主义;物流便捷，节约运输成本，有利保质减耗。按照这些条件，我国要根据不同农产品品种，选择不同进口国或地区。例如，大豆可优先选择在与我国东北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种植经营，也可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进行大豆贸易。大米可优先选择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像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小麦可优先选择从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阿根廷、欧美等地进口。玉米可考虑从美国、俄罗斯、巴西、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引进。菜籽和菜籽油可优先选择从印度、加拿大和欧洲进口。此外，对于乳品、畜禽、果类等土特产品的进口，都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实现进口多角化、品种多样化。

5.狠抓改革“主线”，增强合理性结构保障

以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深化合理性农业粮食产业改革，促进实现“三高”，即高质量发展、高质量供给和高效益经营。采取这一策略，既是推动农业粮食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应对经贸摩擦的重大措施。实现“三高”，核心是满足民众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重点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提高供给质量;途径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与“需求侧”结构升级相适应;目标是提升农业粮食产业的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增强新动能，加快实现由农业粮食大国向农业粮食强国转变。农业粮食产业向“三高”转变越快、成效越大，我国应对经贸摩擦的实力和底气就越足。

6.坚持创新思维，增强先导性思维保障

应对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必须以创新思维为先导，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做到思有所“虑”、心有所“戒”、行有所“惧”，不断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突发事件风险的能力，确保“粮安天下”。

第一，确保“天下粮田”根基。土地，尤其是土地中的精华耕地，是农业粮食生产的基础，必须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15.5亿亩，到2022年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持续稳定提高粮食优质产能，年总产量要稳定在6.3亿吨以上。其中，重点提高优质专用稻谷、小麦和玉米及多种杂粮作物的产量，为“粮安天下”奠定牢固的基础。

第二，确保“天下粮人”主体。农民是农业粮食产业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基于此，我国必须把保障广大农民群众权益置于改革发展的核心地位。关键措施包括：坚持实施和完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坚持实施和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以及实施优质优价政策，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和受益权，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确保“天下粮仓”柱石。国家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我国要进一步改革和健全国家粮食垂直储备制度，建立数量足、质量优以及结构合理、技术方法先进的粮食储备，并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机械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储粮水平，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储备的“圧舱石”和“定海神针”。

第四，确保“天下市场”机制。保障粮食市场稳定攸关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其基本途径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推广普及现代业态和“互联网+”流通模式，包括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连锁体系，保持粮食市场供应稳定、粮食价格稳定和市场秩序稳定，为社会安定和经济稳中前进提供保障。

第五，确保“天下水利”命脉。完备的农田水利工程设施是农业粮食稳产高产、提质增效的必要条件，亟须对水利设施提档升级。必要措施包括：总体上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治理，抓紧实施“三大工程”：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夯实农业粮食生产的水利基础;建设高标准粮田工程，集中打造优质高产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实施淡水资源保护涵养工程，增强水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

如是，切实做到“五个确保”，就强固了根基，强健了主体，强大了柱石，强化了机制和强劲了命脉。全面实现“五强”之日，即中国农业粮食“由大变强”，牢牢掌握主动、立于不敗之时。

注释

①《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统计微讯微信》2018年9月18日。

②欧阳优：《保持战略定力 理性应对挑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经济日报》2018年10月13日。

③《美国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额》，人民日报海外网，http：//m.haiwainet.cn/middle/3542937/2018/0407/content_31293282_1.html，2018年4月14日。

④陈继勇：《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及中国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⑤《王毅用数据说明：中美双方谁也没占谁便宜 谁也离不开谁》，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9/25/c_1125040558.htm，2019年9月25日。

⑥世界银行：《2019年世界营商环境报告》，《中国经济报告》2019年第3期。

⑦《2018年中国进口大豆七年来首降背后，全球大豆贸易格局待重塑》，第一财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5536032317203543&wfr=spider&for=pc，2019年2月15日。

⑧《扩大农产品进口 满足多元消费需求》，新华网客户端，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1242390601885346&wfr=spider&for=pc，2018年5月22日。

责任编辑：澍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