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能否复制：道德增强技术的三种质疑

时间：2024-05-09

陈万球

摘要：人类生活史就是自我发展史。千百年来，人类传统的劳动、体育锻炼、休闲、改善饮食、医疗、教育、反思、宗教信仰和参与共同体活动等提升人的肌体、认知、情感和道德，甚至以炼丹试图永生，都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并未引起人类的“疑惑”。然而，现代合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类进化的“人为加快”和“速成”则引起学者和公众的巨大不安，其中对道德增强和道德复制的质疑最为强烈。科学基础上的还原论迷误、科学方法上的医学化悖论、科学后果上的不确定性，德性的独特性否定、道德医学化悖论、安全风险的逻辑困境，文化同一性、文化接受度以及技术恐惧等，构成了科学、道德自身和文化三个方面的质疑。面对质疑，人类应以全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反思和应对人类进化史的“突变”。

关键词：德性复制;道德增强;还原论;道德医学化;文化同一性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05-07

增强自身是人类进化之旅上一首动人的主旋律。从旧石器到新石器，从蒸汽磨到计算机，从纳米生物技术到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凭借技术之伟力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技术增强人类由外而内，业已发展到当下可以干预和改变人类独特的精神世界——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进而干预和改善人的道德行为模式。道德增强的独特性在于：其作用的对象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而非人的物质身体，主要目的是建构和重塑人的道德世界。进一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等，可以植入或剔除人的某些道德基因，复制某种美德，甚至制造“道德完美婴儿”等。德性能否被复制？道德增强自从提出之后，质疑之声不绝如缕。尽管“德性复制”的初衷是美好的，但是道德增强自身的合法性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反思和研究：“德性复制”能够经受科学、道德和文化等方面的质疑吗？

一、科学质疑

“道德增强”理论的科学质疑来自三个方面：科学基础上的还原论迷误、科学方法上的医学化悖论、科学后果上的不确定性。

1.还原论迷误

还原论又称还原主义（Reductionism）。在还原论方法的解析下，世界图景展现为前所未有的简单性：一旦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化成简单的力，那么科学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只要时间足够，世界上未知的领域最终都能够被还原为可知的部分。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遗传学、神经科学的重大发展，加之社会面临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伦理学家在理论上开始转向还原论。他们倾向于把人的行为看作是动物行为的继续，认为动物的伦理和人的道德基本相同。甚至提出采用基因移植的方法改变社会道德和人的行为。也有的学者把人的道德行为看作由“操行行为”和强化体系获得。2008年以来，欧美刮起了一阵道德增强的理论旋风。一些学者认为面对西方的恐怖主义、道德沦丧，完全可以用生物医学的方法进行改良，调节人的道德行为。可以说，道德增强理论是还原论在21世纪新兴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翻版。

还原论的第一个独特方法论特征是：它采取“自下而上”的解释方式，即一个相对高层面的现象总是可以被一个相对低层面的现象所解释。质言之，还原论用简单的事物解释复杂的事物，把复杂的社会问题还原成自然现象和自然性质。当前神经伦理学的研究出现了一种还原论的倾向，即主张人的思想、意志和道德判断可以还原为大脑的结构、神经组织和功能。“道德就像我们从事其他事情一样，都以神经生物学为牢固的基础。”①道德增强者宣称：道德增强存在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个体生理、基因的原因，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归结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有学者认为，道德具有神经生物学基础，他甚至宣称将后叶催产素和血清素化学物质统一归为“道德分子”。②还原论认为“道德性质的存在与自然性质有密切关系，道德性质只有诉诸自然性质才能解释经验现象”③。心理学家、精神病理学家亨利·莫斯利（Henry Maudsley）说：很多个体是带着注定的厄运来到世界上的，他们既无意志也无能力与这种厄运抗衡;他们是自然与哀怨的继子，他们处于最坏的那种专制之下，即一种（身体）组织的专制。④尽管教育的力量非常强大，但由于它要受到存在于自然的力量的限制，所以严格说来（教育）也是极其有限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在或大或小的必然性的范围中生效，世界上任何（后天）训练都不能让荆棘长出葡萄，或蓟科植物长出无花果。⑤19世纪最负盛名的艺术与文学批评家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认为，诸如野心、勇气和诚实等道德品质，与消化、肌肉运动等生理现象类似，都被一些更为根本的因素决定，“善与恶就像硫酸和糖一样，都是某些原因的产物;每一个复杂的现象，产生于它所依存的另一些比较简单的现象”，这种相似性使人们“能够像探究物质的简单（基本）成分一样，探究道德品质的基本成分”。⑥

还原论的第二种独特方法论特征是：它极力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解决社会问题。人类社会产生以后，出现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离：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具有客观实在性，两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自然现象适用自然规律，社会现象适用社会规律。寻找社会现象之外的自然根源，用自然规律来解释社会规律，虽然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但自然规律并不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一位科学家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么多物理学问题，却解决不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因斯坦回答说：物理学很单纯，人际关系很复杂。的确，研究社会比研究自然更难。社会现象呈现出很大的随机性、模糊性和不稳定性，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严格的实验和精密的測量揭示因果联系。马克思也看到人的存在具有特殊性，不能将自然法则直接搬用到人类社会中。1862年，马克思重新读《物种起源》并进行了评价：“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⑦在这里，达尔文的失误在于他错误地运用了马尔萨斯理论，没有认识到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这样强调：“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⑧《资本论》就是运用抽象力研究社会问题的典范。“道德本身即是一种基于生物学的哲学智慧，而这一论断也为自然主义道德观何以可能提供了新的生物学诠释与注解。”⑨佩尔松之所以主张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去增强道德，是因为人类的道德品质具有生物性基础。道德增强的支持者宣称，道德增强是建立在道德发生学、生理学、现代神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人有先天的道德禀赋是道德增强的前提和“原点”。“如果伦理学是一门理论学科，运用理性方法进行探究，具有内在的辩护和批判标准，那么从外围进行生物学的理解就没什么价值。”⑩伦理学所基于的理性能力可能有生物学基础，但是运用该能力来批判和修正自身的结论，并不属于生物学。因此，“寻找对伦理学的生物进化论的解释，如同为物理学发展寻找这样的解释一样愚蠢”B11。

2.道德医学化悖论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具有自身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道德增强技术使用过程中，道德医学化方法挑战了道德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

医学化（medicalization）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康纳德（Conrad，P.）把医学化解释为把某种行为认定为医学问题并授权医疗行业对之进行治疗。20世纪80年代后，康纳德再次对医学化进行描述：用医学语言描述问题，用医学术语定义问题，用医学框架解释问题，以及用医疗干预处理问题的过程。一般意义上，医学化是指非医学问题被理解成医学疾病问题或障碍问题，并加以治疗的过程。这个定义得到普遍认可，并得以沿用。医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比的强大，不仅药物成瘾、同性恋、网瘾、儿童多动症、产后抑郁症、阳痿、男性更年期综合征、临终关怀乃至人的衰老等都被逐渐纳入疾病的范畴。生物医学道德增强是医学化在道德领域的扩展。道德增强的倡导者甚至将道德问题和道德行为也置于医学的凝视与干预之下，形成了“道德医学化”。“道德医学化”就是把道德缺陷认定为医学问题并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对之进行治疗和增强的过程。生物医学道德增强其实过于强调道德的客观性而否定了道德的主观性，纯粹把道德当成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状态，将道德当成一种可以维修的物品而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道德医学化”存在三重逻辑悖论。

“道德医学化”蕴涵的第一重逻辑悖论是道德缺陷器质性悖论。道德缺陷器质性问题目前尚无科学依据。现今科学尚未证明一个自私与说谎的人会有器质性的缺陷，一个利他与诚实的人会有器质性的优势。在特殊情形下，人类一些极端行为，如报复社会的行为，在街上砍杀无辜这种不可饶恕的恶，很可能跟大脑神经系统的损害有关，但并不能就此确定道德缺陷能从病理上找原因。可见，在不确定是否有病理依据的情形下，贸然使用高风险的医学技术干预缺乏足够的合理性。

“道德医学化”蕴含的第二重逻辑悖论为道德问题归因悖论。社会学揭示，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背后必然存在着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道德增强问题一旦被纳入医学化的范畴，其社会干预逻辑将被降格为个体层面的医疗问题，而社会层面存在的结构性诱因将被系统性忽略。个体化归因作为一种背离社会事实的社会简化论，在短时间内会造成“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的假象。这样，道德问题在实践逻辑中转换成为一个临床医学问题，再一次落入了“治标不治本”的陷阱。人们有理由相信道德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其解决之道在于社会层面的多管齐下，而不能仅仅针对问题产生链条的最末端。道德的医学化以及其他的生命过程医学化案例，都是将问题放置在个人层面上，也力图在个人层面上制定解决方案。在这个意义上，医学化已经具备了社会控制的潜质，如医学社会学家左拉（Irving Zola）指出，通过将问题的来源和解决放置在个体层面，其他层面的干预被有效地关闭了。医学化进程的实质是将某些社会成员的身心状态用医学逻辑进行“凝视”，在消解复杂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成因之余最终将其降格为个体层面的身心机能障碍。道德增强容易使社会对道德的进步聚焦于个体意义而不是社会层面上的意义和责任，一旦道德出现问题，只是归结于个体道德的问题，简单地寻找个体意义上的生物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

“道德医学化”蕴含的第三重逻辑悖论是医学边界扩张悖论。通过生物医学手段来增强人的道德容易导致医学权威在道德领域的扩大。道德医学化对社会有着复杂的影响，一方面，使存在道德缺陷的人有了解释依据，并可以通过医学治疗来增强;另一方面，疾病从来不是中性的标签，它降低了道德缺陷者的自主权和社会地位，同时增加了医生的文化权威。道德医学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把道德缺陷者视为患病群体，由此，道德歧视从一种宗教裁判转变为以生物医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论断。

3.安全风险的逻辑困境

从技术后果论上看，道德增强技术存在安全问题。质言之，道德增强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原则，形成对人体的或然性损害，它往往以不确定方式、未知的形式出现，涉及药物或技术诱发的副作用、增强效果的不确定性等逻辑困境。

第一，药物或技术诱发的副作用。从技术路线看，道德增强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药物运用、手术干预和基因修饰。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路径所导致的副作用的严重程度也有所不同。药物运用在增强道德的同时可能损害身体其他部分的功能，盲目使用药物增强道德是非常危险的。试验表明，后叶催产素确实能增强受试者与团队成员的合作，但为了保护自己的团队，接受了后叶催产素干预的受试者也会减少和非团队成员的合作。这表明，后叶催产素的合作效果仅仅限于团队内，超出团队则为非合作与不合作。这会带来危险，因为这种对团队内部的偏爱容易带来种族歧视的倾向，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诱发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等。人体大脑的各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部分的丧失可能会伤及其余。基因修饰通过改变特定基因的方式来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难以确保对后代不造成任何伤害，而一旦造成伤害，受损的基因就会一直遗传并且不可逆转和恢复。人体的各种基因之间、基因与环境之间存在极其复杂的制约关系，目前对这种关系还没有了解透彻，冒失干预可能伴随着各种连锁反应，带来各种未知的风险。当然对技术的短期副作用的认知尚少，使用长期副作用的实证数据仍然存在诸多空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因特殊的原因未被公开，也未得到充分的解释，甚至在一些醫学机构或制药公司的广告中被错误地呈现，因此使用者在不了解其安全性的前提下使用道德增强技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目前的科学研究现状看，完全通过生物医学方式实现道德增强的条件可能并不成熟。”B12随着技术的发展，道德增强技术所带来的安全性问题很有可能会被逐渐减弱，甚至被消除，但仍需警惕。

第二，道德增强效果的不确定性。技术试图通过改变人的动机来达到复制美德的效果，但一种道德品质经过药物、神经刺激或基因编辑能持久地发挥作用吗？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就像醉酒的人清醒后可能不再胡乱作为一样，服用药物的增强效果应该是短暂的。例如，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一个逆子在服用药物后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药物失效后转身对父母面露狰狞，拳脚相加。所以药物增强的效果的持续性是有限的。基因编辑给人们种上“善因”期望结出“善果”，而实际上，道德是历史的、社会的产物。更何况从动机上讲，善的动机不一定有善的结果，恶的动机也不一定就会带来恶的结果。再者，不同的人对道德的追求不同，道德生活的图景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也会有不同的范本，道德增强技术所达到的效果并不一定是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程度。美德会给人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影响，让人感到愉悦和满足，但罪恶的经历则能让人成长，人在战胜恶的过程中可能会收获一种新的能力，取得进步或是成功，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正是因为有恶的存在，善和美德才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二、道德质疑

德性是人格的神。德性作为人格主体自身的价值，是一个人的真正的徽标。人类社会具有悠久的德性论传统，但是道德增强技术却是对传统德性论的反动。“在对人类进行道德增强之前，应考虑其潜在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生物医学道德增强不仅不能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困境，还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因而使用生物医学技术对人类进行道德增强从道德上讲是不允许的。”B13美德被复制在技术上看也许是可行的，而在道德上看是被质疑的。

1.道德增强技术否定了德性的独特性

德性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是人的特有的优越性。德性是被公认为好的、优良的或值得赞扬的品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人可以被划分为灵魂和肉体两个基本方面，德性属于人的灵魂的优秀品质。亚里士多德虽然认可灵魂和肉体的划分，但更侧重于从人的本性考虑德性的实质。“如果这一原则普遍适用的话，那么人的优秀即德性就是那种人能因此而成为善的并能很好地履行其适当功能的品质。”B1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德性是人的根本功能或者说是人的本性得以圓满的实现。“德性是一种使人成为善良，并使其出色运用其功能的品质。”B15人最本质的东西是道德性，正是德性使人从自然的存在走向精神的存在，提升了一个人精神生命的厚度和深度。古希腊罗马德性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德性看作是人的本性或功能的体现和实现，具有德性表明人性或人的功能得到了实现，是人完善的标志。B16人不能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必须上升为“人应当是什么”的高度才能超越一般动物。人超越动物是因为理性使人具有德性、使人讲道德。德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本质的特征，现实的人只有具有了德性，才能从前一状态转化为后一状态，才合乎人性的存在状态并使人真正具有人性。总之，德性是对人的一种确证，是一种人格化的内在道德。但是这种传统世俗观念正在被打破，这就是新兴的道德增强技术成为道德发展的一种新方式。道德增强技术是对传统德性论的反动，它否定了德性的独特性，使德性不再是人最优秀的品质，因为作为一种优秀的品质，不可能通过技术轻易获得。

2.道德增强技术改写了德性的教化性

神经科学伦理学认为，人具有先验的道德禀赋。B17“新性善论”的价值预设就是“儿童具有先天性道德禀赋”。B18他们认为，石头里是孵化不出小鸡的，屋里长不出任何东西。与此不同，传统德性论认为，德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自发形成的，德性是通过教化形成的。马克思也持这种观点。马克思认为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这就是说，良心这样的德性是后天形成的，人的理性及其生活方式对形成德性起着决定作用。可见，马克思肯定了包括教育在内的理性和生活方式在人们德性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西方德性思想家对德性本性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大多承认德性是个人或社会内在的善的品质、性质或特性，这种善的东西不是个人或社会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德性看作智慧，而智慧是理性的善性质，这种善性虽然是理性本身所固有的，但需通过“回忆”或通过“接生术”等途径才能使之成为现实的德性。德性可以通过教化得来，通过理性的指导得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勇敢的品质是运用理性抵抗恶的、痛苦的、危险的结果。一个勇敢的人，怕他应该怕的，并且坚持他所应坚持的。“勇敢是为了高尚或美好而坚持，而勇敢地行动。”B19教化延伸人的本质力量，创新思维方式的同时，也成就了人的精神家园和精神品质。教育成为千百年来人们道德提升赖以进步的根据。而生物医学的道德增强一反传统德性论，认为德性无须经过艰苦的教化和训练，认为传统道德灌输的效率是低下无效的，德性可以因技术而生成，可以因技术进步而发展繁荣，这就从根本上改写了德性的教化性。

3.道德增强技术否定了德性的实践性

传统德性论认为，德性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美德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品质。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肯定了理性在形成美德中的作用，而忽视意志情感和实践在美德形成中的作用。柏拉图不仅从内在寻求道德的本质，而且在人的日常生活的周遭世界中寻求德性的实体性基础，提出人的德性的实践本质：个人的德性必须以实体性的国家为基础，他的生活、行为、思想、自由意志都表现在国家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尽管德性的基础和来源在于理性，但只有理智德性才是纯粹理性（思辨理性）的德性，这种德性只需要通过教育就可以获得;而道德德性则是理性对情感和欲望的控制，它作为一种善的品质，是在生活实践经过选择之后逐渐形成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所推崇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德性，也不是社会本来具有的，而是理性反思和自觉构建的结果，不遵循自然法，不通过缔结社会契约，是不可能建立具有这些德性的社会的。德性是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而道德增强技术却违背了德性形成的规律，淡化了德性的实践性。道德增强技术是对旧有的道德秩序和道德图景的反叛。增强技术把植入道德当成道德生活的充分因素，这样人在生活教化和自我教化的德性就被忽视，其结果是技术造成的人为的德性非常周全，但却与生活在具体道德处境中的人相去甚远，与人在具体生活凝聚的传统毫不相干。道德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它是人的内在的品格，德性能够使一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生活目的的过程中拥有善，使他在困惑和迷乱中清醒地知道自己将要做什么，从而信守道德准则。

4.道德增强技术亵渎了德性的神圣性

道德是至高无上的人的精神世界。康德给予了道德很高的赞美：“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B20康德毕生景仰这种道德法则，并把道德法则的崇高性建立在道德形而上学中。道德敬畏超越了一般的道德生活，它是对道德理想与道德目标的崇敬与畏惧。道德主体内心对道德终极价值、道德法则、善之物的强烈的崇敬和畏惧之情建构了一种“人心秩序”。道德敬畏的崇高性指的是道德主体把道德作为其社会生活的崇高价值与目标进行追求。这种崇高性使得人们在敬畏道德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完善，不断增强道德情感，坚定道德意志，不断在社会实践中达到自由、自觉，使自身的追求趋于至善。道德具有神圣性、崇高性、至上性、绝对性，道德主体所敬畏的对象便是道德原则、道德价值、道德敬畏以及道德理想等，这些对象在道德主体的敬畏之心中逐渐变得具有一定意义上的神圣性，这就是既崇敬、敬仰又畏惧的“敬畏”的本质所在。因此，道德敬畏的神圣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不敢轻易亵渎敬畏对象的神圣性。孔子曰“君子有三畏”，其首畏就是“畏天命”，也就是对那些不可抗拒的必然性的敬畏。孟子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来彰显对天的敬畏。在西方道德文化中，奥古斯丁认为人的信仰应有三个阶段：信仰的先定性、信仰的赞同性和信仰的依赖性，这三个阶段可以从“自由意志”的思想中来考察。如果人类没有了信仰与敬畏之心，缺失了对道德的敬畏，便会逐渐失去人的主动性和精神的自由性，就会出现精神危机，就像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茫然无家可归”的精神状态。道德的价值来源于人，道德的尊严来源于人的尊严，所以，对道德的践踏就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康德说要始终把人当作目的而不能当成手段，但在技术进步下，人被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在技术的暴政下，人的尊严被肆虐，人的价值被否定，人的生命精神的独特性会消失，最后产生道德迷茫和德性匮乏。但首要问题是：道德是人的社会性反映，道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技术复制美德，就等于充当上帝一样，把道德降格了，把人降格了，这是不允许的。

三、文化质疑

道德承载着文化属性。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常常有所差异，因而对于同一事实现象可以有不同的道德解读;即便是同样一种道德，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其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也相去甚远。从社会文化的语境来审视，道德增强技术存在文化同一性、文化接受度以及技术恐惧等三个问题。

1.文化同一性问题

赵汀阳在《反对完美》一书的《序言》中说：“基因神药让人不仅变得更聪明、更健康、更漂亮，而且让每个人变得同样聪明、同样健康、同样漂亮，千人一面，一切差异都将消失。一切都完美了，也就应该没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故事结局会令人不安？也许应该思考的是：人类会因此损失什么呢？我无法罗列人类的可能损失，但有一点大概可以预见：人类将失去文化。一旦人类统一于一个完美概念，文化就自动消失了……可以说，万物齐一就不再有文化，物我为一就不再有文化。”B21这种观点代表了人们对深度科技化改变人的精神世界导致文化趋同现象的审慎担忧。从文化角度看，道德增强技术可能会导致伦理文化的同一性，其结局是“道德文化的终结”。

我們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由于家庭环境、教育程度、遗传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道德人格和德性。也正是这种道德文化的差异性，造就了形形色色的道德个体和丰富多彩的世界。在技术广泛使用的前提下，如果人人都追求技术增强倡导者主张的利他、大方、信任、诚实、友善等性情，那么所有的人就可能出现性情同质性。此外，道德人格的同一性还应该包括对个体身份的自我认同，如果自我认同发生了断裂，那么这种人格的同一性应该就不存在了。而身份是一个人的重要识别，关系着对一个人真实的理解和尊重，个体身份形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识别一个清晰的自我。一些人认为，在道德增强中其实无法避免身份改变的问题。从深层次上看，道德增强会使人之为人的本性发生改变，让一个人变成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人，而从浅层次上看，道德增强会改变一个人最基本的特征。因此，担心身份的丢失已经成为反对道德增强的普遍理由。

2.文化接受度问题

人是一种文化符号动物。文化符号对人的意义在于：它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退步的显著区别。一种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取决于它是否在根本的意义上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个被技术增强道德的人，会不会被人们所认可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人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假设每年遴选的全国道德模范中有人是因为技术干预后才做出道德模范行为，那么这种模范行为会被人们认可吗？答案不言而喻。

人的认知可以被增强，情感可以被增强，爱情可以被增强，这些增强也许更容易被人接受，而道德增强为什么不能被人接受呢？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所以，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在与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增强能力，抵抗自然的暴力是被冠以“与天斗”的美名，增强人的体力从来没有遭受质疑，相反，被质疑表明人作为一种文化动物，也表明了道德在文化动物中的特殊性。有德行天下，无德路难行，若一个人的品德是克隆来的，是复制的，人们在道德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被增强道德的人本身也存在道德心理上的矛盾性：他认同和接受增强后的自己吗？他们会不会已经有这样的心理：无德也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甚至美德在他们内心根本就不存在。康德认为，一个真正具有美德的行为是一个有意识地实现更高目的的行为。毫无意识地行动并且对行动毫无知识，就不是美德。斯宾诺莎也曾提出，如果人被情感操控，没有理性思考，就根本谈不上道德或者不道德。通过增强获得的情感虽然可以有效地推动一个人做出道德行为，但这些行为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因而也不能带来真正的道德进步。

3.文化恐惧问题

围绕道德增强的虚实争论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人们对增强技术发展有着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弥散在我们这个已经变得高度敏感的技术世界里。如今，道德增强这种强大的技术能力正在渐渐地朝向生命个体的精神世界拓展。人们担心，如果随心所欲地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情感，将会给世界带来不测的风险。有关道德增强的现代技术隐喻，已经使在技术化生存状态下并以追求新奇感觉为时尚的现代人有了更多的谈资，同时也有了对技术的更多深层次理解与多维诠释，并伴随着喜忧交加的复杂情感。这个技术隐喻至少还暗示了如下较为深刻的道理：因人而生、而长的技术力量是一种强大的“矢量”，有大小更有方向。

其实，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恐惧更多的是源于技术发展和应用方向上存在的不确定性。道德增强可能会损害道德理性，诱导人们依靠情感做出判断，从而做出不道德甚至害人的行为，扰乱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道德生活。但必须承认，上述质疑和担心是合理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面对这些质疑和挑战，需要研究者给予应对和解答，以便推动道德增强技术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注释

①De Waal， F.， 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4.

②Zak PJ.， The Moral Molecule： The Source of Love and Prosperity， Dutton. 2012， p.235.

③杨松：《伦理自然主义的还原论与非还原论之辩》，《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④Maudsley， Henry. Body and Mind. Macmillan， 1870， p.43.

⑤Maudsley， Henry. Responsibility in Mental Disease. King， 1874， p.20.

⑥Taine， H.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orthington. Co.， 1889， p.11.

⑦《马克思致恩格斯》（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1—25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9—100页。

⑨米丹：《生物学对道德的挑战：关于自然主义道德观的争论——基于生物学哲学文献的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18年第8期。

⑩B11Thomas Nagel.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42， p.145.

B12叶岸滔：《道德增强：问题、局限与医学化挑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