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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的移民

时间:2024-05-09

周海燕

摘 要:魏晋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移民分外迁与内迁两种。外迁移民类型主要有躲避战乱、灾害型和政府强制型。外迁关中移民结局大多悲惨,或被杀、被掠,鲜有光鲜于世者。关中移民内迁亦有两种类型:一是统治者为充实长安,维持政权与发展经济而进行掠夺性移民;二是周边地区人口主动迁至关中。内迁移民从不同方向而来,具有多方向性、民族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内迁移民对关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移民

中图分类号:K23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42-05

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的移民较为频繁,纵观前辈学者论著,对魏晋时期关中移民问题研究著作甚少,仅葛剑雄先生《中国移民史》①一书涉及魏晋时期移民,但葛先生主要从时间轴论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移民概况,并未专门从关中地区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移民进行论述。本文拟在前辈研究成果基础上,探讨外迁、内迁关中移民,就移民路线,类型、命运及影响进行分析,冀以一家之言就教于方家。

一、魏晋时期关中外迁移民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纷争迭起,都城洛阳一片废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亦是烽火连绵,灾荒时有发生,导致关中人口锐减。如汉献帝西迁之前,关中尚未经乱,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②。初平三年(192),经董卓之乱,关中地区“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③。关中无复人迹。永嘉四年(310),“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④。关中遭遇罕见饥荒,百姓无以为食。汉赵时期,“境内大蝗,平阳、冀、雍尤甚”⑤。战争和灾荒给关中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为了生存,流民背井离乡,南下西上,辗转流离。

1.外迁移民路线

关中外迁移民路线有三:一是向南迁徙,迁往徐州、荆州、益州、南阳、汉中等地;二是西迁进入凉州地区;三是少数流民出关向东,进入河洛地区。

其一,向南迁移地点。有部分移民进入益州地区,“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⑥。李傕攻入长安后,百姓外迁往依徐州刺史陶谦者多,“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⑦。还有部分百姓迁入荆州地区,“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⑧。王猛之孙王镇恶“年十三而苻氏败亡,关中扰乱,流寓崤、渑之间”,“后随叔父曜归晋,客居荆州”。⑨还有部分移民进入汉中。如建安十六年(211),韩遂、马腾于关中起兵抗曹,关中再遭战火,数万户之众纷纷逃亡汉中投奔张鲁,“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奔鲁者数万家”⑩。京兆人扈累,随移民大军南迁进入汉中,“(累)又随正方南入汉中”B11。永嘉五年,汉刘聪的军队攻下长安,“长安遗人四千余家奔汉中”B12。还有移民至江淮地区。如元康六年(296),“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帅齐万年僭号称帝”B13,同年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陨霜,杀秋稼。关中饥,米斛万钱”B14。部分关中百姓为了生存流入江淮之间,如“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B15,说明以王如为首领的雍州人迁居江淮已经多时。也有部分移民进入巴蜀,如元康中,“关西扰亂,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B16。

永嘉之乱后,“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B17。贵族阶层亦难逃战火,许多贵族亦南下求生。如“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刘裕灭姚泓,其祖父从裕南迁”B18。京兆韦肃“刘义真镇关中,辟为主簿,仍随义真度江,历魏郡弋阳二郡太守、豫州刺史”B19。京兆韦惠度“随刘义真过江,仕宋为镇西府司马、顺阳太守,行南雍州事”B20。

其二,向西迁移地点。魏晋时期,河西地区远离中原,相对安定,有利于农业开发与人口生存。关中部分流民也有进入河西地区的。

一是普通百姓西迁。《晋书·张轨传》载:“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主。”B21西晋时期,京兆人刘弘西迁进入凉州欲谋杀张寔,张寔帐下阎沙、衙门赵仰都是刘弘同乡。从其号召力来看,其势力已经有些规模,从之者千余人,这千余人很有可能是张弘、阎沙等人的同乡。由此可见,当时迁往凉州的关中人应不在少数。401年,成汉吕隆即位,国势衰弱。后秦兵临姑臧,城内军心动摇,“东人多谋外叛”B22。所谓东人,即指由关中等地西迁的移民。他们思念故土,在定都关中的后秦军队到来之际,他们希望能趁此机会东返家乡,因此谋叛以应后秦。

二是世家大族西迁至河西。如武功苏湛先人因晋乱避地河西,“又有武功苏湛,字景俊,魏侍中则之后也。晋乱,避地河右”B23。西晋江琼,虽为陈留济阳人,但出仕西晋冯翊太守,永嘉之乱江琼弃官而西,投奔张轨,进入凉州地区,历经几代,“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居凉土,世传家业”B24。

其三,向东迁移地点。十六国时期,有部分关中人士向东迁徙。咸和七年(332),石季龙占领长安,“徙雍、秦州华戎十余万户于关东”B25。又“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B26。当时石季龙定都于邺,那么关中豪杰迁徙路线应是先东,而后略北,抵达邺城。东徙的关中人数相当可观,这些东徙之众,其中不乏高门望族。如“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已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B27。此信息有四:一是关中高门望族被迁徙至东者数量众多;二是被东迁之衣冠华胄均有戍役之任务,生活境遇悲惨;三是高门望族有机会脱离兵役之任,随才铨叙,有机会进入后赵统治阶层,甚至有机会返回故土;四是除高门望族之外,东迁的其他汉族及少数民族百姓则没这么幸运,他们依然要服兵役,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他们的生活相对困苦。

2.外迁移民类型

关中移民外迁类型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了躲避战乱与灾荒,流民背井离乡,就食他处。二是当时统治者强制性人口的迁徙,或者战争中掠夺关中人口,将其前往对统治有利的相关地区。

其一,关中百姓为躲避战乱与灾荒而外迁。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灾害连绵,关中所遭受的创伤无需多论。为躲避战乱与灾荒,关中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外迁谋生,以求在兵荒马乱的时期自保,此类情况在关中人口的外迁中最为突出。如上文所述,关中流民在南迁、西迁、东迁过程中均有此情况发生;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世家大族,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均无法躲避战争与灾害的威胁,均为求生而远离桑梓。尤其南迁流民范围最广,人数最多。

其二,统治者强制性人口迁徙,或战争中掠夺性迁移。魏晋时期,各统治政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战事不断,烽烟四起。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人口的掠夺性迁徙,关中人口亦不例外。此间,关中地区被掠夺外迁的移民情况时有发生。如前赵败亡之时,后赵石季龙“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B28。襄国在今河北邢台,为后赵都城,关中战败,石季龙将秦雍大族等九千余人作为战俘迁往襄国,带有强烈的掠夺性质。永和十年(354),桓温北伐,与前秦开战,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临别关中之际,其“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B29。义熙十三年(417),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后秦,姚泓战败,时“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于江南”B30。刘裕北伐,后秦战败,其统治者姚泓作为俘虏被压往江南,后被斩于建康。其宗室成员均以战俘的身份被强制南迁。

二、魏晋时期迁入关中的移民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入主长安,占据关中地区。前赵、前秦、后秦纷纷在关中建立政权,伴随而来的是大批移民迁入,充实关中人口。

1.内迁关中移民类型

其一,统治者强制性人口迁移,或战争中掠夺性迁移。前赵时期,陇右氐羌首领虚除权渠不服,自号“秦王”。刘曜派大将游子远征陇右,大败权渠,时“子远启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余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万口于长安”。游子远此战凯旋而归,人口作为战利品被迁往长安;同时,二十余万人口被迁,规模庞大,怕是从此陇右空虚,防止陇右再次叛乱,有利于稳定边陲,巩固前赵的统治。因“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B31大兴四年(321),刘曜西讨,南安太守杨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乔豫率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B32。太宁元年(323),刘曜西上亲征陈安,大胜,乃“徙秦州大姓杨、姜诸族二千余户于长安。氐羌悉下,并送质任”B33。咸和三年,刘曜遣其将刘朗率骑三万西上仇池,虽然战败,仍“掠三千余户而归”B34。由上述史料可知:一是前赵比年与陇右相战,战胜后将陇右人口作为战利品,迁入长安及关中地区,所以内迁长安人口以陇右居民为主。二是每次内迁人口数量庞大,最多是达二十余万人之众,这些人口对前赵维护政权,发展经济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三是内迁长安的人口民族复杂,陇右豪族、羌、氐等少数民族杂居长安,有利于民族融合。

后赵石勒亦在战争胜利时掠夺人口以实关中。后赵建平元年(330),秦州休屠王羌叛,陇右大扰,氐羌悉叛。石勒遣将石生西进,大胜而归,乃“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B35。咸康四年(338),石季龙伐段辽,鲜卑败绩,季龙“乃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B36。咸康六年,又“徙辽西、北平、渔阳万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B37。

前秦致力于北方统一而南征北讨,战胜之际掠夺人口,以实京畿。升平二年(358),苻坚亲征并州,讨伐张平,取得胜利,乃“徙其所部三千余户于长安”B38。兴宁三年(365年,匈奴部落叛,苻坚派兵击之,大胜,乃“徙其酋豪六千余户于长安”B39。同年,派王猛、杨安等率军二万南下,寇荆州北部诸郡“掠汉阳万余户而还”B40。太和五年(370),前燕与前秦之战,战败国亡。前燕鲜卑慕容暐被俘,苻坚乃“徙暐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封暐新兴侯,署为尚书”B41。同时“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实青州”B42。可以说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十万余户关东人口北迁入关中地区,迁移人口中,不乏高门大户,亦诸多民族共聚关中。前秦灭燕不久,便开始西拓。苻坚派姚苌等西上攻打前凉,其主张天锡臣服。时“徙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余皆安堵如故”B43。河右豪杰七千余户均聚集长安城内。

太元十一年(386),羌族姚苌称帝于长安,建立后秦政权,将陇右五千余户移至长安。《晋书·姚苌载记》曰:“徙安定五千余户于长安。”B44姚苌统治期间,后秦势力不断扩大,吸引了羌氐等少数民族,“南羌窦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B45。“晋平远将军、护氐校尉杨佛嵩率胡蜀三千余户降于苌。”B46太元十七年,后秦与苻登战,斩登,乃“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B47。由上可知信息有三:一是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战事频繁,互相劫掠。二是后秦势力相对庞大,有能力营救鲜卑薛勃。三是为了本民族利益,胜利者往往劫掠人口,以实国家。晋隆安三年(399),后秦开始蚕食东晋领土,“遣姚崇寇洛阳,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余户而还”B48。义熙元年(405),后秦姚硕德率军攻打后仇池国,“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余家于關中”B49。晋元兴元年(402),姚兴派姚硕德、姚穆西上伐后凉,“硕德至姑臧,大败吕隆之众,俘斩一万。隆将吕他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B50。又“兴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B51。“徙隆及其宗室僚属于长安。”B52

义熙十二年,姚兴刚去世不久,羌氐等胡族纷纷起兵叛乱。原籍李闰的羌族党容便叛乱,姚泓遣姚赞讨之。党容投降,乃“徙其豪右数百户于长安,余遣还李闰”B53。并州、定阳、贰城胡人数万叛泓,共推匈奴曹弘为主,所在残掠。姚泓派大将姚懿讨伐,乃“大破之,执弘,送于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B54。

总之,前赵、前秦、后秦入主长安,建立政权,在与胡族及东晋的战役中,掠夺人口以充实关中,迁入人口来自四面八方,既有从河西地区掠夺而来的人口,又有关东河洛地区人口,又有汉中迁移而来的人口。掠夺性移民民族复杂,既有汉族,又有氐、羌、匈奴、鲜卑等各少数民族。各民族杂居关中,有利于各民族的融合与交流。

其二,周边人口主动移民至关中。十六国时期,东晋已处于风雨飘摇中,许多将领叛离,由南迁移至关中。如“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B55。桓玄执政,许多东晋将领奔后秦,“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惧而奔兴”B56。刘裕诛桓玄,迎复安帝,“玄卫将军、新安王桓谦,临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卫将军桓谧,中书令桓胤,将军何澹之等奔于兴”B57。又“晋汝南太守赵策委守奔于兴”B58。“晋河间王子国璠、章武王子叔道来奔。”B59姚兴统治时期,政治清明,关中相对稳定。此时,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儒家思想,儒学甚兴。《晋书》·姚兴载记上》曰:“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B60此史料提供信息有二:一是天水、东平儒学大宗均移民至长安地区,在长安以教授为务。二是诸生自四面八方远来者数以千计,数量众多。这些学生徙至长安就学,丰富了长安的文化事业。

内迁关中的移民以掠夺或强制性迁移为主,少量人口主动迁往关中地区。不管何种方式入关,这些人口对关中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关中外迁移民的命运与内迁移民的影响

1.关中外迁移民的命运

魏晋时期,关中移民虽然背井离乡,外迁谋生,但未必如愿以偿。有些移民外迁之后,仍然难逃厄运。如董卓之乱后,三辅移民外迁徐州,依靠陶谦,但“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B61。三辅百姓历尽艰辛,到徐州却以被杀而告终。迁往荆州地区的移民,乡土情深,闻知故土片刻安宁,便踏上返乡之路,可归来已无业赖以生存,终究沦为他人部曲。《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覬传》载:“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闻本土安宁,皆企望思归。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B62再如关中移民迁往江淮,兵荒马乱的情况下揭竿而起,“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嶷等起兵江淮间”,后石勒南下,尽为石勒所俘,“勒击败之,尽俘其众”。B63战俘的下场悲惨,任人宰割。

又如元康中迁往汉中的移民,后进入巴蜀地区,这批流民人数众多,但命运同样悲惨。永康之后,朝廷下令让其还乡。《晋书·李特载记》曰:“寻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汉川者,皆下所在召还。”而关中仍然处于战乱之中,根本没有条件与能力接受返乡的流民。可朝廷连发敕令,催促其上道。可此时正处于秋收前夕,粮食颗粒未入,关中移民为人耕种,未得到任何报酬,不愿离去。“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时羌人李特亦在流人之中,甚有威信,作为流人首领向朝廷固请,“特等固请,求至秋收。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B64可并未如愿以偿,流人遂推李特为主,奋起反抗。后赵石季龙统治末年,被迁往襄国的关中移民重返故里,可面临疾疫灾荒,几乎死亡殆尽。《晋书·石季龙载记》曰:“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B65

东晋时期,关中移民有一部分一路向南,迁往东晋统辖区域,这部分移民相对幸运。因晋孝武帝在江南侨置郡县,以安置流民,使关中移民能在艰难中生存下来。如《宋书·州郡志》载:“胡亡氐乱,秦、雍流民多南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B66由此可知:东晋自孝武帝之始,设立侨州郡县,地点在襄阳,以安处流民。自孝武帝之后,关中百姓南迁,便可以安居襄阳。可孝武帝统治时期已经处于东晋统治末年,此前魏晋大量移民则应没有固定侨居的地点。

魏晋时期,关中移民外迁以谋生存,可在战乱时期,他乡亦并非乐途,他们满怀希望外迁之后,仍然不免为人佣赁、被招为部曲,甚至被杀的命运。东晋孝武帝之后,为部分关中移民带来了安定的生活环境,然而孝武帝时期是东晋末期,在此之前大量南迁移民无以安居,生活十分悲惨。

2.关中内迁移民的影响

由上文可知,内迁关中移民主要存在于十六国时期,前赵、前秦、后秦等少数民族在长安建立政权,进行掠夺性人口迁徙,或政治清明时期,吸引周边人口主动移民长安。内移民对关中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首先,内迁关中移民补充、增加了长安的人口。汉末式微,天下大乱,关中曾经出现无复人迹的惨境。各少数民族不断掠夺人口,强制其迁移至长安,一次可多达“二十万”B67之众。这些人口充实关中,使原本萧瑟的长安迅速热闹起来。

其次,各统治者强制性移民维护了其政权的统治与关中的稳定。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为了维护统治,南征北战,征服异己。战胜之后,迁徙其地区与民族人口至关中,从其迁移目的来看,一方面是为了补充关中人口,另一方面害怕异己民族以及边陲地区统治者再兴波澜,将其人口转移至关中,有利于其对降服者的牢牢控制。如刘曜统治时期,姚弋仲便曾进言:“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時,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猛劲,道隆后服,道洿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B68

再次,内迁关中移民促进了关中地区的政治恢复和经济发展。苻坚统治时期,励精图治,关中为中心的地区一片繁荣。《晋书·苻坚载记上》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B69虽然关中富饶与苻坚的治理及政策分不开,但如果没有大量人口,则不会出现繁荣景象。

最后,内迁关中移民促进了关中地区的民族融合。关中移民有汉族、氐、羌、匈奴、鲜卑等各少数民族,各民族汇聚长安,长期共同生活,有利于互相交流与学习,促进了民族间融合发展。

魏晋时期的移民多为政治性移民,移民原因是受到政局影响被迫进行的,因此,外迁移民大多数没有达到移民的愿望。而内迁关中的移民,由于是为了充塞京师人口,相对来说处于政治稳定的环境中,其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对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有利于关中地区的恢复与发展。

注释

①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前秦至魏晋南北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②③⑥⑧B11B62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第182、182、869、610、365、610页。

④⑤B12B13B14B15B16B17B21B22B25B26B27B28B29B30B31B32B33B34B35B36B37B38B39B40B41B42B43B44B45B46B47B48B49B50B51B52B53B54B55B56B57B58B59B60B63B64B65B67B68B69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120、2675、123、94、94、2713、3023、132、2230、3070、2755、2867、2770、2701—2702、2871、3017、2687、2691、2694、2699、2747、2767—2768、2770、2885、2889、2889、2858、2893、2898、2967、2970、2972、2976、2978、2985、2982、2982、2984、3008、3009、2980、2982、2985、2984、2993、2979、2713、3025、2795、2699、2959—2960、2895页。

⑦⑩B61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367、2436、2367页。

⑨B66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97年,第1365、1135页。

B18B19B23B24魏收:《魏書》,中华书局,1974年,第1588、1012、1016、1960页。

B20令狐德棻:《周书》,中华书局,1971年,第693页。

责任编辑:王 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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