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邹皓 杨宜霖

摘 要：从文献源流梳理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说有很明显的“历史的层累”迹象;从《穀梁传》的解经方式上看，以“受经于子夏”为基础难以解释穀梁子以事解经的基础逻辑;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书中对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人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书中提到孔子只是作为材料出现，并无特殊的尊崇意味，引用孔子的言论只是为了增加论证的力度。因此，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穀梁传》应该是穀梁子解读《春秋》的一家之言，与子夏授经无关。

关键词：《春秋穀梁传》;授受源流;解经;穀梁子;子夏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47-05

关于穀梁子师承的说法，目前可见最早的文献来源有两处：一是《风俗通义》：“穀梁名赤，子夏门人。”①一是唐人杨士勋为东晋范宁《春秋穀梁传注疏》所作的序，其序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鲁人，一名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故曰《穀梁传》。”两处文献均认为穀梁子师承自子夏，学界对于这一说法讨论不多。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说中国古人“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多喜欢托古以自重，“孔子托诸尧、舜，墨翟托诸大禹，老子托诸黄帝，许行托诸神农，自余百家，莫不如是”②。笔者以此观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颇有可辨之处。

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的说法可靠，则穀梁子所作《春秋穀梁传》传递的就是子夏的“春秋”观，性质当与《论语》相似。穀梁子在成书过程中更多的是对子夏讲经内容进行整理与转述，完成从“口口相传”到“书于竹帛”的工作。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的说法有误，则穀梁子所作《春秋穀梁传》传递的就是穀梁子的“春秋”观，性质当与《左传》相似，穀梁子在成书过程中更多原创性的思考与书写。笔者拟通过考察现存文献关于《穀梁传》师承的记载与《穀梁传》文献本身的内容与特点两个方面来考察穀梁子“受经于子夏”的说法可信与否。

一、从文献源流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关于《穀梁传》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儒林传》：“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③这里第一次将《穀梁春秋》区别于《春秋》，在此之前谈论《春秋》的流传时均未提及传授流派，并未区别为“公羊”或是“穀梁”，而是云：“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④可见，在《史记》记载瑕丘江生之前，“春秋学”尚处在混沌、朦胧阶段，虽各有经师讲学，但区别并不明显。《穀梁传》区别于其他《春秋》解读之法独立为一家，是汉初之事。

《汉书·艺文志》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⑤此外，何休《公羊传序》也写道：“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转违戾者……不可胜记也。”⑥这些记载说明，孔子殁后，讲述春秋大义者莫衷一是，各有其言，无所谓正统，穀梁子恐也只是其中之一。

《汉书·儒林传》中对于《穀梁春秋》源流的记载更加丰富：“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卒用董生。”⑦班固将《穀梁传》的传授上溯至申公，据《汉书·楚元王传》：“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帝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⑧申公曾与楚元王刘交同学《诗》于浮丘伯，而浮丘伯又是荀子门人。从《汉书》与《史记》的记载，最多能确定《穀梁传》的授受可以追溯到申公。对于申公，能确定的只是他的《诗》学来自浮丘伯，至于其《春秋》学师承何处并无明确记载，更遑论上溯至荀子乃至子夏。

从文献记载来看，“穀梁学”的早期授受情况如下：西汉太史公记载《穀梁传》传自瑕丘江生，东汉班固将《穀梁传》的传授由瑕丘江生上溯至申公，唐代杨士勋又从申公上溯至子夏。从“穀梁学”的早期授受源流来看，时代越往后将《穀梁传》的学术渊源向前追溯的时代越久远，主观人为的因素较为明显，颇有历史的层累之意。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说明《穀梁传》是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而来是远远不够的，也就很难说它源自子夏。

二、从《穀梁传》的叙事解经逻辑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穀梁传》解经以议论为主，兼以叙事。其中以事解经35条，通过对这35条的考察，我们认为，穀梁子将《春秋》视为蕴含微言大义的经典，而不是将其作为史实，穀梁子以事解经的逻辑是，“因为《春秋》是如此书写的，所以事情一定是如此发生”⑨。在《穀梁传》的叙事解经逻辑中，历史是为阐释经典服务的，史实究竟是什么样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叙事让经典合理化。在叙事解经过程中，作者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和明确的态度倾向，对于史料的运用是有选择性的。

例1：僖公四年

【经】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传】楚无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来会桓，成之为大夫也。其不言使，权在屈完也。则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来会诸侯，重之也。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师，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屈完曰：“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贡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贡不至，则诺。昭王南征不反，我将问诸江。”⑩

召陵之盟是僖公四年齐楚两军在陉地从春季对峙到夏季的结果。在《左传·僖公四年》和《史记·齐世家》的相关记载中，齐、楚有两次交涉，第一次交涉的时间是齐军刚开始伐楚时，双方代表为楚国使者与管仲，交涉的内容是齐伐楚的原因，结果是齐国进军;第二次交涉的时间是对峙一季之后，双方代表为屈完与齐桓公，交涉的内容是屈完表明抵抗到底的态度，展示楚國的战略优势，结果是双方和解，立下召陵之盟。此处经文记载的即是第二次交涉的结果。传文对此的解释是《春秋》以“得志”的写法来记录桓公的“得志为仅矣”，然后叙述桓公在双方的交涉中不得志的情况。齐率多国联军，劳师动众讨伐楚国，按《左传》《史记》的说法，双方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博弈是循序渐进、有迹可循的;而按《穀梁传》的说法，齐国尚未试探对方实力，仅凭屈完一次外交交涉便撤军。比较《穀梁传》和《左传》《史记》的事件内容来看，《左传》和《史记》的记载显然更合常理，也更符合史实。《穀梁传》此处的阐释内容是对有关史实进行了适当的整合，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桓公的“得志为仅矣”。

例2：僖公九年

【经】九月，戊辰，诸侯盟于葵丘。

【传】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为见天子之禁，故备之也。葵丘之会，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B11

关于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庄公十三年冬、二十七年夏的经文中也有记载，但并未记载具体日期，《穀梁传》对此的解释是“桓盟不日，信之也”。此处明确记载了日期，传文解释为“美之也”，并且补充了会盟的细节来褒扬桓公。《穀梁传》记载的盟约誓词与《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的亳之盟的盟约誓词、《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的阳谷之会的盟约誓词，以及《孟子·告子下》《春秋繁露·王道》中记载的盟约之词颇为相似。《左传·僖公九年》，《史记·晋世家》《齐世家》，《国语·晋语二》中还记载了宰孔先归，遇晋献公并且劝献公“可无会”之事，因为齐桓公“不务德而勤远略”B12，有骄矜之色，且此后“诸侯颇有叛者”B13。可见，《穀梁传》解经时对于材料的使用是有裁剪与选择的。在这一条传文中，其选用的标准是材料是否“美”桓公。

例3：僖公十二年

【经】夏，楚人灭黄。

【传】贯之盟，管仲曰：“江、黄远齐而近楚，楚，为利之国也。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遂与之盟。管仲死，楚伐江灭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闵之也。B14

传文记载管仲之言不被采纳，他去世之后，当初的判断得到验证，解释经文是为了表达对此事“闵之”的情感。但是，传文所记管仲去世在灭黄之前恐不属实。据《左传·僖公十二年》，管仲在“楚人灭黄”事件之后，仍然“平戎于王”B15，从《史记》中关于管仲卒年的四次记载B16来看，管仲当卒于齐桓公四十一年，即鲁僖公十五年。由此可见，此处《穀梁传》为了更好地阐释经文“闵”之义，对史实材料进行有意的调整和裁剪。

例4：昭公二十一年

【经】冬，蔡侯东出奔楚。

【传】东者，东国也。何为谓之东也？王父诱而杀焉，父执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东，恶之而贬之也。B17

此处经文与《公羊传》和《左传》的记载不同，二传均记载为“冬，蔡侯朱出奔楚”。从上下文看，昭公二十年蔡平侯去世，二十一年当是蔡太子朱即位，昭公二十一年当为朱之元年，此时东国发难，导致朱出奔楚国，东国继为君（后谥悼），也就是说，昭公二十二年才是蔡悼侯元年。此处显然是穀梁子误将“朱”认作“东”，为了维护《春秋》的权威，他仍然将“东”解作“东国”，并认为经文采用这种称呼是蕴含了“恶而贬之”的大义。可见，在《穀梁传》作者心目中《春秋》是无可挑剔、不容置疑的，一定要尽力解说使之合理。

例5：哀公十三年

【经】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传】黄池之会，吴子进乎哉！遂子矣。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吴进矣。吴，东方之大国也。累累致小国以会诸侯，以合乎中国。吴能为之，则不臣乎？吴进矣。王，尊称也。子，卑称也。辞尊称而居卑称，以会乎诸侯，以尊天王。吴王夫差曰：“好冠来！”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B18

此条传文认为，经文称“吴子”是褒扬吴王辞尊居卑的行为。但其最后所引孔子之语似又在批评吴王不知礼，前后颇为矛盾和牵强B19。此外，据《左传·哀公十三年》《国语·吴语》《吴越春秋·夫差内传》以及《史记》之《秦本纪》《吴世家》《晋世家》《越世家》《赵世家》《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记载，黄池之会均有吴、晋争长之事，从吴王的行为可知其确实不是尊王知礼的，诸书所记更为可信。

除以上五例，穀梁子释经与诸书还有许多差异之处，如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僖公元年公子友获莒挐、庄公九年齐小白入齐、庄公十九年齐人歼于遂、文公十一年败狄于鹹、襄公七年郑伯髡之卒、襄公二十七年卫侯之弟专出奔晋、昭公二十九年叔郳卒等处，均可见《穀梁传》与诸书相异之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穀梁传》的解经逻辑与诸书不同，二是因为其所据材料与诸书不同。

若是《穀梁传》基本逻辑与诸书不同，那么以上举例已足以说明《穀梁传》的书写原则是“合理解经”，即“因为《春秋》是如此记载，所以事实是如此”。但这种解经逻辑恐与孔子修《春秋》之道不符，孔子修《春秋》仅是据鲁史记载而断代编次之，并不涉及内容的著述修订，孔子修《春秋》的方法中并不包含对《春秋》所載的事实内容进行修改和调整。《史通》云：“夫子之修《春秋》，皆尊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B20孔子修《春秋》的基本逻辑是“因为事实是这样的，所以《春秋》是如此记载的”，他要通过编次和教授来阐释其中的大义，这都是在保持事实本来面目的基础上进行的。既然孔子如此，那么子夏也当如此，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成立，就无法解释《穀梁传》为何颠倒了基础逻辑。所以，从对待事实和史书的基本逻辑推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难以立足。

若穀梁子所用史实主要来自其他材料，则其发论所据并非子夏传授，如此“受经于子夏”说自然难以成立。若穀梁子确实“受经于子夏”，则其所记解经语当多为子夏所言，自然也包含从子夏处听闻的历史事件，然子夏离春秋末年之事并不遥远，甚至第4、第5例事情就发生于子夏生活的年代，对于同代之事的讲述产生如此事实性的谬误，可能性并不大。

综上所述，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成立，那么无论从解经逻辑上还是从材料差异上，都难以解释为何《穀梁传》所记之事与诸书有如此差异。

三、从《穀梁传》对待孔子的态度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不可信

《穀梁传》中提及“孔子”或“君子”共24条，其中“孔子”单独出现者9条，“君子”单独出现者14条，“孔子”和“君子”共同出现者1条。

关于“君子”的用法有三种：一是作为事件中的人物角色，仅出现1条，事件发生时孔子尚未出生，此处显然不是指孔子。二是泛指品格高尚之人，有3条。三是特指穀梁子眼中《春秋》的书写者，也就是指孔子，这种用法比较多，共有10条。例如：

隐公元年

【经】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传】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B21

庄公二十八年

【经】臧孙辰告籴于齐。

【传】国无三年之畜，曰国非其国也。一年不升，告籴诸侯。告，请也。籴，籴也。不正，故举臧孙辰以为私行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不言如，为内讳也。B22

《穀梁传》中出现“孔子”的情况可分为两种：一是以“孔子”作为解经叙述中的人物，共3条。二是在叙述中引用孔子的言论作为解经的佐证之词，共6条。

前者如：成公五年

【经】梁山崩。

【传】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则何以书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远矣。”伯尊下车而问焉，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问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为之奈何？”伯尊曰：“君亲素缟，帅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闻之，曰：“伯尊其无绩乎！攘善也。”B23

定公十年

【经】公至自颊谷。

【传】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中的“视—域”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在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B24

后者如：桓公二年

【经】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传】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B25

桓公三年

【经】夫人姜氏至自齐。

【传】其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之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世之后，何谓已重乎？”B26

此外，《穀梁传》中尚有1条“君子”与“孔子”同时出现的传文：

僖公十六年

【经】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

【传】是月也，决不日而月也。六鶃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子曰：石，无知之物;鶃，微有知之物。石无知，故日之;鶃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石、鶃且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故五石六鹢之辞不设，则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B27

该例为《穀梁传》中引用孔子语时唯一直接以“子曰”代“孔子”，同时“君子”和“孔子”区别出现。在“孔子”的用法上是引孔子语以为佐证，“君子”的用法上是泛指品格高尚之人。

穀梁子并未见过孔子，其对孔子的印象要么来自传世文献，要么来自子夏。

如果穀梁子对孔子的印象都来自传世文献，也就是说他并未聆听子夏传经，“受经于子夏”之说不攻自破。如果穀梁子“受经于子夏”，那么子夏述孔子之意时不应采用“孔子曰”这样稍显疏离的方式，而应更多地采用“子曰”这样更显亲切、尊重的方式。若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也应该似《论语》以“子曰”的方式叙述孔子之意。而孔子在《穀梁传》传文中要么以“君子”的形式出现，要么以“孔子”的形式出现，几乎没有以“子曰”的方式出现过。这种矛盾是“受经于子夏”之说难以解释的。《穀梁传》中对待孔子的态度和对“尸子”“沈子”等经师的态度并无明显区别，都是作为著名人物、著名言论、著名故事加以引用，其作用只是为穀梁之论证增加力度。若穀梁子“受经于子夏”，则子夏谈及孔子时理应采取尊崇的态度，穀梁子在解经时提及孔子也应采取这种态度，“受经于子夏”说难以解释这一态度问题。

综上，从文献外部来看，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自唐代始出，历史的层累迹象明显。从文献内部来看，《穀梁传》处理史实和解经的基础逻辑与孔子处理史实和编纂春秋的基础逻辑大相径庭。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难以解释这种逻辑上的差异;同时也难以解释《穀梁传》与其他诸书的史实差异;并且也不能解释《穀梁传》中孔子形象的疏离感。所以，穀梁子“受经于子夏”之说并不可信。

注释

①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之“佚文·姓氏”，中华书局，1981年，第550页。《风俗通义》佚文据《经典释文》《意林》等文献而来，这些文献中均引作“门人”，此外，《孝经序·疏》引“门人”作“弟子”。

②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③④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第3129、3118页。

⑤⑦⑧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3617、1921页。

⑥何休：《公羊传序》，《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90—2191页。

⑨王天然：《〈穀梁〉文獻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

⑩B11B14B17B18B21B22B23B24B25B26B27《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393、2396、2397、2439、2451、2367、2388、2419、2445、2373、2374、2398页。

B12B15《左传》之语，详见僖公九年、十二年。

B13《史记·齐世家》语，《战国策·秦策三》亦有“齐桓公九合诸侯……至葵丘之会，有骄矜之色，畔者九国”之言。

B16《史记》中关于管仲卒年的记载有四，其中《秦本纪》：“（秦穆公）十二年（前648年），齐管仲、隰朋死。”《齐世家》记载：“四十一年（前645年）……是岁，管仲、隰朋皆卒。”《十二诸侯年表》：“（晋惠公）七年（前644年），重耳闻管仲死，去翟，之齐。”《晋世家》：“惠公七年……今闻管仲、隰朋死……”后三条记载互为佐证，故管仲之卒年为公元前645年较妥。

B19详见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569页。

B20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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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一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