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次生舆情的成因及其应对

时间：2024-05-09

马璇焦宝

摘要：后真相时代扑朔迷离的事实和真相已经让公众迷失在他者建构的情绪场域中，塑造公众思想的不再是事实和真相，而是情感或情绪。公众情绪表达成为后真相时代原生舆情能否引发次生舆情的重要因素，而公众的信息需求、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等得不到满足则是次生舆情发生的根本原因。一旦公众诉求无法得到满足，其理性讨论便容易转向情绪表达，这就驱动并加速了次生舆情的生成与演化。面对后真相时代传播生态与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新问题，将公众情绪纳入舆情危机应对，从认知层面上深刻认识后真相时代公众及其信息需求的变化，从态度层面上积极呼应公众情绪并加以疏导，从行动层面上顺应时代变化向真相追寻者角色转变，应成为后真相时代媒体应对次生舆情危机、有效加强舆情疏导的主动选择。

关键词：后真相;公众诉求;情绪场域;次生舆情;习惯性质疑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2-0167-06

从2016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度关键词开始，后真相一词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它是指“情绪和个人理念影响公众意见，而事实真相反而无足轻重的氛围”①。后真相原本多在哲学界使用，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真相是由信仰和事实相一致的一些形式组成的，“一个信仰，在有一个与它相应的事实的时候，它便是真确的”②。《纽约时报》将与此相对的后真相定义为“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③。在后真相时代，事实与价值不等价，价值先于事实且能指导事实，“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变得很次要了”④。

伴随着英国脱欧等政治事件，后真相进入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西方学者从两个方面对后真相作出阐释：一是情感大于事实。即在强烈呼吁情感以及个人价值的浪潮中，客观事实遭遇漠视甚至被遗弃，真相被带有明显情绪色彩的言论所遮蔽，在情绪特征影响下产生的观点和看法似乎比事实本身更为重要。二是消解事实成为公众信息接受的常态。公众时常受到各种舆论情绪的影响和驱使，对事实作出逆向解读或抗争性解读，他们承认的是符合自身构想的现实，不断追问什么才是真相，从而引发情绪上的波动。那么，后真相时代的公众诉求是什么？它与次生舆情的生成及演进有何关系？媒体如何针对后真相时代的公众诉求进行应对？

一、后真相时代观点、情感、利益优先的公众诉求

后真相到来得如此迅猛，一方面与当前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互为表里，体现出当前媒介变革的典型特征⑤。另一方面也与众声喧哗的不确定状态下事实的土崩瓦解有关⑥。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后真相时代，各类信息如同汪洋大海，数量庞杂且真假难辨，在到处都充斥着“真相”的媒介環境中，识别真相往往令人苦恼，因此公众不得不诉诸情感，以自己的经验和自身的感受为依据，在情感释放和相互取暖中得到共鸣。新闻事件引发的社会议题也不再是事实本身的争论，而是事实背后的情感决斗。“这些情感绝对也掺杂了公众对一些主体的刻板印象，使得原本模糊的信息更加扑朔迷离。”⑦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依赖信誉、权力等要素建立起来的传播权威在社交媒体时代被人人皆是主体的传播结构迅速瓦解和终结，社交媒体提供的社群传播为公众诉求的多元化提供了表达和声气相求的平台与渠道，打破了传播权威对话语的垄断。在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中，在“情感和个人信仰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到公众舆论”的后真相时代，从受众心理与情感角度理解公众诉求、“帮助人们区分信仰和事实”，应对后真相信息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视角。⑧

在后真相时代，当谣言、流言等以真相的幌子病毒式肆意扩散时，真相却往往不知所踪、姗姗来迟。传统媒体时代，新闻事实是在媒体跟踪报道的过程中逐渐被呈现的，传统媒体的客观性、严谨性、时效性及单一的信息反馈渠道，不仅有利于减小报道内容与事实之间的偏差，更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以较为理性的态度面对信息。但在新媒体时代，很多事件及其细节信息未经核查就被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出去，旧的信息还没有被消化，新的信息却已经到来，由于信息传播未经核查，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就可能具有很大的反转性。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公众不得不质疑事件的真实性。在事件本身的快速变化中，在到底什么才是真相的猜疑中，公众很容易陷入追问—质疑的死循环。为了摆脱这种困扰，他们只能诉诸个人感情，凭借自我经验和价值标准衡量事实，从而做出符合自我认知的评判。这就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特征——公众所质疑的对象不仅是正在土崩瓦解的事实、迅速变化的事件本身，还包括被现有的社会秩序所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真相的界定方式。对于这些界定者及其界定方式的怀疑，粉碎的是传统传播者的权威性。这当中的悖论是，公众的诉求仍在于追寻真相，但这种真相是符合其推测的真相。⑨

在旧的权威崩塌后的去等级传播中，社群传播是掀翻权威的核心传播方式之一。社群传播培育起公众对信息接受的多元价值立场，公众对真相的追寻与共识的形成之间，受社群传播或正向或负向的影响，呈现出破碎化的状态。这不仅迫使传播者在提供真相、达成共识和输出意见、迎合公众间摇摆不定，也使公众陷入追寻真相的焦虑当中。众声喧哗的社群传播，使得事实的传播以碎片化状态存在，而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技术手段，如以大数据技术为基础的信息个性化推荐传播又容易将公众带入“信息茧房”之中⑩，因而后真相的表现越发明显。

后真相时代处处皆真相的氛围，将受众置于追寻真相的旋涡中，他们不得不更倾向于把个人的立场、情感、利益放在事实之前，即事实让位于观点，情感占领理智的高地。这也使得舆论的指向越来越趋向于个人情感的维系和体验，而缺乏对事件进行理性的思考。舆论呈现出观点先于事实、理性讨论让位于情感诉求的特点。B11

二、后真相时代的舆情特点

在公众作为主体主动参与传播的过程中，公众将自身立场、情感、利益前置于事实，使得自身的价值判断先于真相判断而存在。因而，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公众作为参与主体，深刻影响着舆论的样态。公众参与的多元化、强调观念的个性化、话语表达的戏谑性，都使得舆论的形成呈现出新的特点。

1.舆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使得舆论变化更具突发性和动态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社会化媒体的舆论波影响了网民认知、态度和行为的结果，这是对新媒体时代舆论的动态变化已超越传统媒体掌控的最好例证。“真正的变化不在于新闻造假，而在于旧有的新闻守门人丧失了权力。正如精英机构已经失去对选民的控制一样，它们定义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的能力也受到了侵蚀。”B12后真相背景下的新兴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主流媒体形成的舆论格局，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实现了从主流媒体向普通公众的实质性转变，普通公众可以随时随地进入舆论场中，关注信息动态，发布信息，参与讨论，从而使舆论的变化更具动态性、突发性。

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作为整个社会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舆论场或者说舆论的形成受到其他子场域的影响B13。这些子场域中的要素不仅包括媒介的变化、政治动向的转移以及文化风尚的变动，更主要的是，构成这些子场域的不同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构成了整个社会元场域的丰富性。当然，这种丰富性反映到舆论场中，也仅仅是我们所说的舆论场主体多元化的一个表征。实际上，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中，主体的多元化更体现在社群传播带来的部落化。舆论表达在不同的主体间，或呈现为众声喧哗，或呈现为窃窃私语。真相只有一个，而后真相时代的主体多元显然不是建立在对真相的追求上，而是奠基于意见、观点的表达中。而依赖社群媒体的部落化传播，带来了舆论主体的分裂，造成了不同社群之间信息沟通壁垒的出现甚至加剧了社会群体的撕裂，使得多元主体的信息诉求和表达越来越呈现出“网络社群巴尔干化”的特征。B14

2.公众诉诸情感以及个人观念表达的重要性已远超越客观事实本身

后真相时代，事实的迅速扩散和广泛传播使公众更加难以辨别到底什么才是真相。不论是美国总统大选事件、罗尔事件，还是红黄蓝虐童事件，在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舆论都在不停地变化甚至反转，从舆论的这一端到舆论的另一端，也许只需要一个细微的“事实”或“真相”。铺天盖地、迎面而来的“真相”，让公众无法冷静地思考事情的来龙去脉，人们的情感诉求被无限放大，甚至淹没了理性的讨论。“在形塑公共舆论上，诉诸情感和个人理念可能比客观事实更加有效。这正是‘后真相一词希望传达的特征和情绪。”B15正是因为在当前的信息环境中，对真相进行追寻的难度空前增大，公众事实上变得难以对每一次舆论事件都进行分析与追问。这表明很多时候，公众已经放弃了寻求事实和真相，转而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与立场主动表达意见与观点。这些意见与观点的表达，即便看似理性与公正，但在不断反转的事实面前，却一次一次被证明，只不过是个人情绪或某种社会情绪的宣泄而已。B16而对事实的追寻和对真相的阐明，不仅重要性远低于情绪或个人意见的表达，而且也往往会被淹没在情绪宣泄与观点争论的嘈杂中，或者仅仅在事件熱度降低或者舆论发生反转之后作为某种“先见之明”来呈现。

3.公众的戏谑和狂欢推动热点议题迅速转移

戏谑和狂欢的话语表达背后，能够折射出社会舆论场中不同层级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舆论事件的酝酿与发展过程中，无疑是“键盘侠”的情绪发泄和部分自媒体别有用心的流量引导在其中推波助澜。然而，以戏谑性的狂欢话语来介入舆论热点中，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巴赫金。巴赫金建构起狂欢话语富有乌托邦色彩，在巴赫金那里，狂欢是对于非狂欢的一种戏仿，并经由这种戏仿实现对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的建构B17。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戏谑性的狂欢表达所具有的去等级性与颠覆解构精神，恰恰与后真相时代的信息传播相契合。

一段时期以来，从江歌案到携程虐童事件，从北京驱赶所谓“低端人群”到红黄蓝虐童事件，公众一直保持以戏谑的语言、狂欢的态度，在情绪主导的舆论场中参与并推动着热点议题的转移。而这种戏谑的表达与狂欢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正是受众不理性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根据自己的主观想法所断定的事实是对新闻的“曲解”，对建构和塑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并无帮助。

三、次生舆情的生成根源：无法满足的公众诉求

后真相时代的公众诉求体现为观点、情感与利益的表达优先于对真相的追寻。公众诉求的表达方式作用于舆论的形成与发展，使后真相时代舆论发展容易发酵、难以预测，尤其在公众舆论表达偏于情绪化、缺乏理性判断的情况下，原生舆情不断衍生出次生舆情。次生舆情的不断涌现恰是后真相时代公众诉求得不到满足的表现。

1.次生舆情：后真相时代的公众情绪推动

次生舆情是个相对较新的学术词语，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2015年出版的《网络舆情分析教程》一书指出，次生舆情是“舆情发展过程中出现新的刺激性因素，引发针对当事主体或其他主体的新的舆情事件”B18。郑智斌、刘勇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次生舆情做了概念界定B19。综上，次生舆情大致是由原发舆情引发出的次生议题所带来的新的舆情问题，“没有原生的主体事件就没有次生舆情，当原生事件进入公众视野并引起广泛关注后，事件中不同利益攸关方都有可能伴随着主体事件的变化而被牵连，从而成为次生舆情指向的主体”B20。

原生舆情是否会引发次生舆情，主要取决于原生舆情的性质、规模、危害程度等，但后真相时代的公众对于原生舆情所包含的各种复杂的情感与情绪也成为不容忽视的因素，其中包括针对原生舆情本身的态度、对以往同类事件所积聚的情绪观点及情感压抑等。经过原生舆情这条导火索，这些情感与情绪极有可能引发次生舆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次生舆情其实是与原生舆情同步启动的，只是原生舆情会先占主导地位，当遇到官方态度、公众情绪等某些驱动因素的刺激时，次生舆情便会爆发和扩散。

2.引发次生舆情的根本原因：公众诉求得不到满足

次生舆情的出现通常源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媒体监督带来的曝光;二是网民监督造成的曝光;三是失败的危机公关引发公众情绪战胜理性思维而催生的事件再发酵。本文关注的正是公众情绪爆发和渲染所造成的次生舆情问题。引发“次生舆情”的因素很多，通常涉及事件的规模、社会矛盾的激烈程度、各利益关联方的要求等，但最直接的原因可归结为媒体对核心信息报道的缺失、对公众需求的忽视、相关人员在信息通报及与公众沟通上缺乏诚意等。概言之，引发次生舆情的根本原因是公众的信息需求、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等没有得到满足。

（1）公众的信息需求。突发舆情事件发生后往往存在一定的信息“需求缺口”，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并加以判断是公众的第一需要。“需求缺口”意味着公众迫切的信息需求不能得到及时满足。这一缺口包括信息发布方只注重信息公开的形式而故意忽视公开内容的应付式信息公开，只公布无足轻重的信息而不公布受众最想获知内容的选择性信息公开，只公布信息但拒绝回应的单向度信息公开，一次次让公众的信息诉求碰壁。这不仅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从而把注意力转向信息庞杂的社交媒体，在真相混乱不清的情况下，个人情绪占据舆论的制高点。这种情绪极易引发不安、紧张、恐慌等社会心态，而这类社会心态的蔓延，其危害性很多时候比舆情事件本身要严重得多。在这类社会心态支配下，谣言、信任危机使真相不再受到关注，而随之产生的次生舆情则更容易造成公共危机。

（2）公众的利益诉求。传统媒体时代，公众的利益诉求相对简单，仅涉及对信息的需求及单向反馈等。但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公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他们不仅要信息的选择权、知情权、及时的互动沟通等，还要有表达个人观点的权利、发布信息的权利、实现政治参与的权利等，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传递给周围任何人，从而使信息传播从一种形式逐渐发展成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的场域中，人人都有权利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评判，从而实现自身价值和个人的利益诉求，如果这些诉求得不到满足，必然形成情绪上的共鸣。

（3）公众的价值诉求。“人人都有麦克风”是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征，新媒体平台使公众能够随时随地追踪关于特定议题的发展状态以及进行自我观点与态度的表达，从习惯倾听到要求表达的转变，使公众高效参与公共话题成为可能，從而引发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与监督权等价值诉求。2018年7月21日，自媒体“兽楼处”发布《疫苗之王》一文迅速引发公众关注，成为2018年自媒体领域当之无愧的重要事件。在这一事件当中，公众对于疫苗安全这一公共话题的积极参与，相关的情绪发泄、观点表达等，成为典型的价值诉求事件。事件的后续发展，随着高层的介入与舆论的引导，使得公众的价值诉求基本得到满足，因而没有引发更大的恐慌和衍生出次生舆情。

3.理解公众诉求与次生舆情的关系

通常情况下，当舆情事件发生后，地方政府总想通过封闭消息或拖延不报等方式，降低事件影响，尽快息事宁人。然而，面对后真相时代不仅要追问真相，更在意立场、态度、利益的公众来说，这种做法反而会刺激舆论发酵、引发次生舆情。例如，在“8·12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后，公众最关注事故真相是什么、救援是如何展开的、善后事宜如何推进、事故责任该由谁来承担等问题。此时，新闻发布会就成为公众获知信息的权威途径，然而发布会上缺乏信息含量与欠缺沟通诚意的新闻披露，势必被公众理解为是掩盖政府“不作为”或者“推卸责任”的逃避行为。据统计，这场事故的14场新闻发布会共衍生出47个次生舆情B21，包括对“一问三不知”官员的质疑与愤怒，对政府官员群体与政府部门的审视，对事故相关方官商勾结、官员腐败的舆情，以及现场新闻发布会直播中断等意外情况，引发公众关于信息被刻意隐瞒、真相被遮蔽的猜想等。

公众需要信息真相，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他们的情绪会有很大的转变。公众可以容忍真相姗姗来迟，却不能接受政府、媒体及相关部门的回避行为和消极态度。一旦公众对信息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他们的情绪和情感就会超越理性和理智，观点先于事实，而理性讨论也会让位于情感诉求，两者驱动并加速次生舆情的生成和演化。

四、媒体应对：情感呼应和行动回应

传播效果理论强调的是传播者发出的信息，经过媒介传至受众，从而引起受众思想观念、认知态度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基于传播效果理论，从认知层面上深刻认识后真相时代公众及其信息需求的变化，从态度层面上积极呼应公众情绪并加以疏导，从行动层面上顺应时代变化向真相追寻者角色转变，应成为后真相时代媒体应对次生舆情危机、有效加强舆情疏导的主动选择。

1.认知层面：正确认识后真相时代的公众迷失

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一个层面强调认知层面上的效果，即外部信息作用于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从而引起知识量和知识构成发生变化。认知是效果发生的第一个层次，对于由公众诉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次生舆情危机，新闻媒体首先要深刻认识后真相时代的确已经来临的事实，充分把握后真相时代的公众需求。

媒介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信息爆炸使“地球村”已经变成现实，但丰富多元的信息并没有提升公众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反而变得更容易被影响，在稀缺的注意力资源的激烈竞争中，对事实与真相的核查与追寻似乎都不是最重要的了，公众往往在不经意间就迷失在他者建构的情绪场域中，观点先于事实，情感大于理性。危机应对者只有对后真相时代的特质及后真相时代的公众变化有深刻的认知，才能从态度和行为层面进行有效的引导。

2.态度层面：积极呼应和疏导公众情绪

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二个层面强调心理和态度层面上的效果，即外部信息作用于观念、意识而引起的情绪或感情的变化。后真相时代公众最为关注的是个人观点的表达和个人情绪的输出。舆情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在寻找真相，公布事实的同时，更要有及时呼应和疏导公众情绪的意识。有研究曾对泸州市泸县太伏中学学生赵某死亡案的警方通报与雷洋案中的警方通报做对比，无论从警方通报中关于配色的选取、字体的调用，还是对案件的梳理、疑点的解释，或者行文的节奏和情感的升华来看，泸州市泸县太伏中学学生赵某死亡案的警方通报都因其在照顾公众情绪上更为妥当而得到认可。

不可否认，后真相时代公众的情绪极为丰富和敏感。在“8·12天津港爆炸事故”的第六次新闻发布会现场，新闻发言人“见到大家很高兴”的开场白，瞬间引发了公众强烈不满，情绪一度失控。而《天津日报》关于对天津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前向牺牲的消防人员和遇难者表示哀悼的报道，也引发了公众“为何官方哀悼只在遥远的会场里，而没有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强烈谴责。

后真相时代的一系列次生舆情事件警示我们：真相可以步步逼近，但对公众情绪的回应却不容半点忽视。相对于传统的危机应对，后真相时代的公众情绪呼应与疏导已然成为舆情应对的关键。

3.行动层面：从信息提供者到真相追寻者的角色转变

传播效果研究的第三个层面强调行动层面上的效果，即认知和态度层面的变化将外化为人们的言行。后真相时代泛滥的事实让公众迷失在真相怪圈中，不得不诉诸情感、观点和态度。如何消弭这种迷失则要求新闻媒体既要立足于权威及时的信息公布，更要顺应时代变迁，及时转变角色，营造良性而健康的信息传播环境。

一方面，要尽可能消除“信息逆差”，降低和减少公众的“习惯性质疑”。在网络信息和民间舆论高度发达的当下，尽可能避免“该说的时候沉默、该对话的时候回避”，这样做只会错失增进互动、凝聚共识的良机，强化公众的猜疑和新的不满，久而久之导致公众“习惯性质疑”，同类舆情就会重复发生。同时，要对舆情发展规律和网络民意关注方向有一定的了解，确保信息公开、透明，减少公众掌握的信息与原本事实之间的信息差，及时回应公众关注的焦点和疑点，从而有效减少次生舆情的发生。

另一方面，应致力于实现从信息提供者到真相追寻者的角色转变。长期以来，新闻媒体一直扮演着信息提供者的重要角色，然而童兵教授认为，公众在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形成、传播及引导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普通民众成为舆论传播重要主体的时代，媒体再也不是少数人支配的稀缺资源。B22后真相时代的新闻媒体更要立足于探求真相，依据公众多角度、多面向的信息需求发掘和传播事实。媒体报道的角度越广，能够被证明和检验的事实越多，就越接近于公众所需要的真相，进而更好地平复公众情绪。

五、结语

“会理悬浮照事件”不仅在短短48小時内成功化解了汹涌的舆情危机，而且还借机推介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转”。在面对县领导是否到达现场视察以及网站无法访问是不是有意回避而关闭等公众质疑时，当事人孙正东利用网站、微博等传播手段，及时刊发致歉信及领导现场视察原照片，针对公众戏谑调侃的表达和嘲讽围观的情绪，更是用轻松愉快的网络语言积极沟通和及时疏导，同时通过引导公众关注当地旅游资源等方式，化危机为机遇。这一舆情危机事件化解的关键不仅在于及时解答公众质疑，更在于对公众情绪的积极关照和有效疏导。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新闻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态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舆论。陈力丹认为，网上大众“必须看作是‘每个人的相加（复数），而不是只有一种性格的整体（单数，个人在整体中没有独立的意义）”B23。总之，后真相时代在情感“意见领袖”的带领下，匿名进入群体中的个人极易对涉及社会矛盾和公共利益的事件发表带有一定情绪化、情感化色彩的言论或观点。面对新型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中的这一新问题，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范式遭遇巨大挑战。从认知层面到态度层面再到行动层面，这是一个效果不断累积、进一步深化和持续扩大的过程。媒体既要转变自身角色，从信息提供者变为真相挖掘者，更要对公众舆论情绪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强化对公众心态的分析，转变话语方式与沟通机制，从而占据舆情应对上的主动权。

注释

①唐绪军：《“后真相”与“新媒体”：时代的新课题》，《传媒观察》2018年第6期。

②[英]罗素：《哲学问题》，何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90页。

③林方伟：《2016年度词揭示世界进入“后真相”时代》，《联合早报》2016年12月28日。

④B15Art of the lie. Economist， 2016， Vol.420， No.9006， p.11.

⑤张华：《“后真相”时代的中国新闻业》，《新闻大学》2017年第3期。

⑥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第4期。

⑦房玉婷：《“后真相”时代下的舆论引导思考》，《传播与版权》2017年第7期。

⑧Vlad Petre Glveanu. Psychology in the Post-Truth Era，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17， Vol.13， No.3， pp.375-377.

⑨胡翼青：《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⑩周建明、马璇：《个性化服务与圆形监狱：算法推荐的价值理念及伦理抗争》，《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0期。

B11王秋菊：《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特点、引导难点及建议》，《新闻记者》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