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洛学的传承、分化与走向

李敬峰

摘 要：以往学术史对二程洛学传承与衍化的研究多是粗线条或概论式的，这就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展现洛学的流变史。洛学在二程之后，其衍化首先是二程弟子对洛学的传承与发展，以程门“四大弟子”为代表的门人，他们思想旨趣接近程颢，分化并不明显，但却接续洛学话语和延续学脉，使洛学在两宋之际得以薪火相传;其次是洛学的内部分化与学派分立，程门弟子四方传道，开宗立派，形成道南、湖湘、永嘉、兼山、涪陵以及金代郝氏等六大学派，旨趣不一，将洛学思想在尽可能的方向上推阐出来;最后是洛学的历史走向和影响，洛学后学虽然建构众多学派，但最终朝着闽学、心学和事功三个方向转化和定型，它们同源异流，尤其是所开出的理学与心学主导着两宋以来近千年的学术格局。

关键词：二程洛学;弟子;学派;分化;走向

中图分类号：（2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08-05

近千年的理学史上学派林立，洛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个中原因是显著明白的，那就是洛学奠基者二程本人在宋明理学建构中的基础性和奠基性作用。黄震言，“本朝之治，永追唐虞，以理学为根抵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①。陈来先生进一步指出：“没有二程，周敦颐、张载、邵雍的影响就建立不起来，没有二程，朱熹的出现也就不可能，没有二程，就没有两宋道学。”②学者之论并非虚言。一方面，洛学所标示的“天理”为传统儒学确立了形上依据，催生了新的学术形态;另一方面，洛学将此后理学的基本话语范畴揭示出来，奠定了理学的基本格局。学界历来不乏对二程的研究，然对于二程之后洛学的传承与发展，以往的研究或失于宽泛，或不够全面，以致我们只能粗线条和轮廓式地把握洛学的流变，无法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二程洛学的传承、分化和发展。在学术研究日益精细和深入的当下，二程洛学研究仍存相当大的发挥空间，这就需要我们转换研究视角，扩大考察范围，利用新辑史料，依照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式对洛学展开丰富而全面的研究，以期更为深入地贴近历史原貌，展现洛学的演进与发展，从而充实和拓展宋明理学史。

一、二程弟子对洛学的传承与发展

师承方式是学派创立、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洛学亦不例外。二程在政治上的不得意促使他们转向“觉民行道”，在民间广开书院、收徒讲学，以图明道。嘉祐初年，程颢收刘立之为学生，这是程颢收的第一个弟子，从学三十年。且程颢在任地方官时垂青教育，在河南嵩阳、扶沟等地设学庠，收徒讲学，累年不辍，而晚年在政治上失意后，则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转向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时以读书劝学为事……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③著名的程门弟子，如谢良佐、游定夫、吕大临、杨时、刘绚、朱光庭都是这个时期拜程颢为师求学的。而程頤因第一次未考中进士，便绝意仕途，专心于收徒讲学。程颐18岁在太学时，胡瑗“即延见，处以学职”④。当时权贵吕公著的儿子吕希哲首以师礼从学于程颐，这是程颐收的第一个学生。随后，四方之士从程颐游者日益增多。程颐除在京师（开封）从事学术教育活动外，还到汉州、许州、洛阳、关中等地讲学，收游定夫、吕大临、周纯明等众多学生。晚年遭贬居洛期间，仍纳尹焞、罗从彦、张绎、孟厚、周孚先、马伸为弟子，并创立伊皋书院，在此讲学二十余年。崇宁初，“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说诐行惑乱众听，而尹焞、张绎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体究，尽逐学徒，复录党籍。四方学者犹相从不舍，先生曰：‘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⑤可以看出即使处在党禁时期，师从程颐游学的弟子仍络绎不绝。虽然二程讲学累年，但二程门人并不像孔子门人和朱子门人那么庞大，尚不足百人（可考者为88人）。这反衬出洛学尚未在学统四起的北宋取得独步学术舞台的地位。二程当中，程颢因其享年不永，54岁便终止了其授业传道的短暂人生，他的及门弟子只有19人，且在其殁后，刘绚、李籲、谢良佐、杨时、游酢、吕氏三兄弟、田述古、邵伯温、苏昞等15人又改投程颐门下。二程门人并不是同时问道于二程，再加上兼学二程，更是决定了其所学的差异，也使洛学思想的分化较之其他学派更加明显。

在二程门下88名弟子当中，思想上最具创造力、历史上最具影响的莫过于程门“四大弟子”，考察他们的思想，可以看出二程思想在第一代弟子当中是如何传承，又是如何分化的。作为二程门下最为杰出的弟子，在二程之后，他们面对的困境是一样的，总体上就是使洛学如何从学禁中解脱出来。这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比如在政治上积极作为，借助政治影响以促使洛学的复振等。⑥当然这只是外缘因素，最为重要的是需要继续完善洛学的理论架构，因为这是其与佛教、王学及蜀学等相抗衡的核心支撑。程门四大弟子接续二程遗留的问题，进行解读和阐发。他们的思想虽有对二程思想糅合的痕迹，但更多的是向程颢思想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经过思想的创造之后的“回归”。虽然这种努力显得不那么具有突破性意义，但这对学派话语的延续和思想的发展无疑是必需的。四大弟子中，谢良佐主要集中在对“仁”的探究上，程颢以人的感受性譬喻仁，谢良佐直接以“觉”训仁，到张九成则直接将“觉”等同于仁。他的“仁”说对湖湘学派的学术宗旨影响深刻，且其提出的“性体心用”和湖湘学派建构“性本论”是有思想上的逻辑关联的。需要指出的是，谢良佐亦对格物穷理兴趣浓厚，但他的穷理已经没有外拓物理的一面，专要去“寻个是处”。杨时强调心性之别，提出“心不可无，性不假修”，着重就如何体认本体，提出“静坐体中”，尤其对“知仁”的强调，将求仁知仁转化为内在的心理活动，贯彻了他偏于内向工夫、通过直觉体验来达到对“仁”的体悟。吕大临的思想主要是围绕着两个点展开，一个是大本之“中”与性、与心的关系，一个是如何回应“仁”。前者，吕大临主张“中”为大本之体，以“中”统摄心、性;后者，吕大临强调仁的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仁者要“兼天下而体之”“以天下为一身者”“以天下为一人”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直接继承和阐发，意在突出“仁”的与宇宙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游酢则继承张载、二程以来借“气”来解释人在现实上的差异的传统，基本不出二程论“性”范围，但还没有直接以“气质之性”来诠释。在“仁”论上，游酢思想里既有程颢思想强调“仁者万物一体”之境界的痕迹，又有程颐“道心、人心”思想的烙印，体现出其对二程思想的糅合。通过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程门四大弟子的思想旨趣虽然对程颐之学亦有所融合，如谢良佐、杨时都强调格物致知，但都舍弃格物的外在维度，向内收缩，故他们的总体趋向接近程颢，体现出：（1）强调“本心”，对“气质之性”“习心”重视不够;（2）强调“知仁、求仁、体中”，其实就是程颢所主张的体认本体;（3）注重“仁”与心、性的关联，凸显“心”的位置;（4）心性工夫皆向内收敛，忽视格物致知的外在维度;（5）注重从精神体验的角度理解超越的仁道。总之，在程门四大弟子这里，思想倾向虽然有所不同，但旨趣大致接近，并未出现明显的分化。这种接续和推阐，使得洛学得以在学派斗争日益恶化的两宋之际薪火相传。

洛学的闽学化主要是由程门四传弟子朱子完成的。程门后学是连接二程与朱子的桥梁。朱子思想的形成，正是在对程门后学的反思和辩论中渐趋成熟的。他对“性”的分析正是有感于程门后学对“气质之性”的不重视而发的，在他的哲学体系中，“气质之性”是绝不可无的，它牵涉到对本體与工夫的认识和定位;他心、性、情关系的确立正是在与湖湘学派的辩论中成熟的，他的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都与湖湘学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的仁学体系的成熟也是在批判程门后学“以觉言仁”“以万物一体为仁”中确立的，尤其是与张栻的辩论最终确定“仁者，心之德、爱之理”的仁说体系;朱子哲学的工夫论由最初的倾佛静坐，到中和旧书的“先察识后涵养”，再到回归程颐，确立“涵养用敬，格物致知”的内外兼修的工夫论体系，工夫论的成熟正是在批判道南“未发求中”与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中步步确立的。可以这么说，程门后学对洛学思想的阐释和发展，是朱子进行反思和建构的思想来源和底色，朱子闽学体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洛学的心学化主要是由杨时弟子王苹、张九成完成的。据全祖望论述：

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但象山天分高，出语惊人，或失于偏，面不自知是则其病也。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14）

此说是对心学源流的叙述。在谢良佐之后、象山之前，有四人为心学端绪或过渡，王苹、张九成属杨时门下，林竹轩属许景衡门下，而林艾轩属尹焞弟子陆景瑞门下弟子。（15）故此只以王苹、张九成的思想为研究对象，探讨洛学的心学化。王苹提出心学最为基础的观点。在理学的藩篱内，其突破处即王苹不再以宇宙论作为论述心性论的出发点，而是直接从心性论出发。与陆、王相较，其论述进一步细化，且对本体论予以彻底重建。王苹在思想的建构上已经偏离二程的哲学理路，突出“心”的本体意义，从而向心学靠近。而张九成将“心”提升至本体地位，在工夫论上亦接近“心学”的主张，主张“顿悟”和内向收缩。较之王苹，张九成的观点在心学倾向上更加明显和系统，他们被视为心学肇始者或过渡者，乃确有思想做内在的支撑，但真正彻底完成这一建构的，是后来的陆九渊、王阳明，但陆九渊、王阳明已然在传授系统上与洛学无关。

在洛学的事功化方面，袁溉师从程颐，传薛季宣，再传陈傅良，最后由叶适完成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袁溉因无著作传世，思想无从可考。薛季宣、陈傅良皆颇注重制度的探讨，其立场属态度而非义理，似未有意于濂、洛之统以外另立门户。直到叶适才从义理的立场与理学相抗衡。盖叶适既精于制度，得浙学之真传，又能言义理，遂为理学之劲敌，因此能超越众人，成为以经制言事功学者的翘楚，并与理学的两大派即朱熹、陆象山鼎足为三。故全祖望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间，遂称鼎足。”（16）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永嘉之学仍然是发轫于二程洛学，将其事功之学建立在经学之上，只是他们重经制事功而归于性命义理，着意发挥儒家“开物成务”的一面，而二程则是重理气心性而不忘制度名物，强调的侧重点不一。

以上就是洛学在经历过弟子的传承，学派的分化以及历史的抉择之后衍化的三个方向，其中朱子闽学渐趋为官方所重，成为元、明、清三代的科场程式，影响至深至远;程门后学王苹、张九成开启心学端绪之后，初步提出心学的诸多概念和范畴，后经学无师承的陆九渊的阐扬、王阳明的建构，心学始与理学并驾齐驱，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基本主导宋以来理学史的格局;而事功哲学虽然曾经与朱熹、陆九渊显赫一时，但一方面其并非儒家主流，另一方面则被朱子严厉批判，打入异端。在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事功哲学的影响日益势微，“但大体可以确定的是，叶适之学流入日本之后，日本‘古学派的伊藤仁斋、狄生徂徕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17）。但无论如何，自宋代之后，影响中国学术史格局的儒家学术流派皆是由二程洛学开出的。

洛学作为北宋庆历学统四起之后兴起的理学流派，在经过弟子后学的代代传承、建构之后，逐渐由学术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并在元、明、清三代独领风骚近千年，从社会风俗到政治舞台，无不深受其影响。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从横向来看，相比于同时期的其他学派，洛学之所以能够得到传承与发展，其突出优势在于：一是其思想的创发性和超越性，虽不见用于当时，但却在后世熠熠闪光;二是代不乏人的传承，尤其是朱子这样的集大成者，将洛学光大;三是政治推动。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洛学得以在学派林立中脱颖而出。从纵向来看，洛学的演进史，与理学史可谓是一体两面之事，虽然是朱子学主导两宋以来七百多年的学界，但也可以说是广义的洛学（18）在主导着学界。总的来说，以更为详细的视角分析洛学的演进史，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理学演变的历史，也可以明晰主导学术格局的理学、心学以及事功哲学思想的来源与变迁。

注释

①黄震：《跋尹和靖家传》，《黄氏日钞》卷九十一，元后至元三年刻本，第5972页。

②陈来：《二程与宋代道学的文化意义》，《人民政协报》2017年4月10日。这是陈来先生2017年4月清明节于二程故里召开的“二程与宋明理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③《伊洛渊源录》卷二，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04页。

④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第26页。下引《宋元学案》仅注卷数和页码。

⑤《宋元学案》卷十五，第590页。

⑥在宋代学派的发展中，学派的兴衰与政治上的沉浮有密切关系。洛学在两宋之际从边缘渐趋中心与二程门人在政治上的“稍稍进用”密不可分。程明道后学王约说：“在宋有川洛朔之党，互为诋訾，莫能相尚，要其归，但视主之者，势力隆替耳。”王梓才、冯云濠：《宋元学案补遗》第二分册卷十四，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8—789页。

⑦徐庆文：《略论儒门学派的演变及其地域形态》，《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

⑧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5页。

⑨《宋元学案》卷二十四，第916页。

⑩《宋元学案》卷二十九，第1053页。

（11）陸游：《跋兼山先生易说》，《渭南文集》卷第二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15页。

（1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页。

（13）吕思勉：《理学纲要》，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14）《宋元学案》卷五十八，第1884页。

（15）林季仲，字懿成，生卒年不详，号竹轩，永嘉人，兄弟四人皆横塘许氏弟子。林光朝（1114—1178），字谦之，号艾轩，师从尹焞弟子陆景瑞，著有《艾轩集》。

（16）黄宗羲著、全祖望补：《水心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十二，第1735页。

（17）《中国古代哲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18页。

（18）两宋之际，学界纷乱，洛学在经过朱子的清理和整合后，狭义的洛学已经很难说存在了，而是转化成其他学术样态继续存于学界，我们可以将朱子之后的洛学称为广义的洛学。

责任编辑：涵 含

The Inheritanc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nd of Cheng Brothers′ School

Li Jingfeng

Abstract：The studies on Cheng brothers ′ School was contour and rough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in the past， and cannot show the history of Luo Studies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 change of Luo Studies after Cheng brothers was due to their disciple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main four disciples of Cheng were close to Cheng Hao in ideological interest， so the differentiation was not obvious， and actually they made Luo Studies pass down on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Secondly， the Internal differentiation and school separation of Luo Studies emerged， with disciples preaching and establishing schools， forming the six great schools of Daonan， Huxiang， Jianshan， Fuling，Yongjia and Haoshi， their interest being different， and explaining Luo Studies in different direction as mush as possible; Finally， Luo Studies′ trend and influence were divergent， Luo Studies were transformed in the three directions of Min study， Mind study and Shi Gong， which were homologous in origin but took different development routes. Especially Li School and Xin School had dominated the academic pattern for nearly 1000 years since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Cheng brothers ′ Luo Studies; disciples; schools; differentiation; 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