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业人口迁移与地方文化发展

张胜利 冯华南

摘 要：明代的商业人口迁移方向在宏观上呈现出资源导向下的南北块状迁移、交通导向下的十字线状迁移和市场导向下的点状迁移特点。商人异地定居源于生产力的驱动、寓居地的同化、户籍制度的转变以及自身地位的上升。商人在流寓地定居之后，主要借助出版与戏曲、会馆与民俗、崇儒与入仕三种文化输出形式对当地的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逐渐成为当地文化发展的媒介提供者、信仰输入者、教育推动者。

关键词：商业移民;迁移方向;明代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32-06

学术界对于明代商业人口迁移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迁移的规模和当地经济发展关系上①，对于迁移人口定居原因及其对地方文化发展的影响关注不够。实际上，商业人口在迁移过程中不仅是经济个体，更是文化个体。在缺乏远距离信息交流工具的古代，商人将不同地域的文化输送到流寓地，并在当地播下新的文化种子。本文将在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明代商业人口的总体迁移路线、影响他们异地定居的因素以及商人们在定居之后对当地的文化输出形式。

一、明代商业人口迁移的方向与特点

由于交通条件在明代中后期逐渐得到改善，这使得远距离大规模的商运成为可能，使得商业人口迁移日渐呈现出跨地域的趋势。商人的本质是为了逐利，因此那些资源丰富或交通便利或有着强大市场潜力的地区自然成为迁移目的地。

1.资源导向下的南北块状迁移

商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资源的依赖，因此种原因进行迁移的商人往往是由某种资源贫瘠地迁向某种资源富饶地。拿北方商人來说，明代为抵御西北蒙古的侵扰，在边陲设重镇，常驻有重兵数十万。北方冬季气候十分寒冷，边军的冬衣生产需要大量棉花，而陕西、山西当地生产的棉花仅够本地驻军使用，另外的差额就需要从别处来弥补，商人便在这中间觅得了商机，他们往来于山陕与江南之间，从盛产棉花的江南地区购入西北边军所需棉布。在长期的贸易过程中，商人们自然会在江南地区设置会馆，以方便货物接转商人落脚。但这一时期由于棉布的销售市场以北方为主，所以并未有太多北方商人在江南长期生活。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商业人口定居是在明中后期盐法放开之后。由于盐产地集中在江浙沿海一片，“盐策富商挟资而来”②，原西北地区屯垦的商人“亦多徙家于淮”③，在资源导向型的迁移模式下，商人们围绕资源产地进行迁移，而棉花、食盐、茶叶和烟草等大宗商品资源主要集中在南方，因此呈现出了从北到南围绕资源产地的块状迁移特点。

2.交通导向下的十字线状迁移

交通是否便捷是影响商业繁荣的关键因素，而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货物的运输主要分为水路和陆路，其中远距离大规模的大宗商品的运输更是十分依赖水路。因此，在主要的水路要道沿岸和水路枢纽处聚集了大量从外地迁移来的商人。以粮食运输为例，湖广地区作为明代的重要粮仓，在明代中后期承担着大量粮食向外转运的任务。而江浙地区多丘陵且人口众多，需要从外调粮满足庞大的需求，“吴所产之米不足供本地之用，若江、广之米不特浙属藉以运济，即苏属亦望为续命之膏”④。明朝中后期已经出现专门的米商，民间贩运已经成为粮食向外运转的重要途径。⑤粮食贩运自然牵动起水路周边和码头村镇的商业人口集聚，吸引了周边省份的人口流入，比如江西人向湖广地区的迁移。《松窗梦语》记载：“（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⑥他们以赣江、长江为主干，向两湖地区、两广地区以及云贵川地区流徙，在迁入地区进行商品买卖，构建起当地的商业市场。明代的河运主要由两条水系支撑，一是长江，一是京杭大运河。在这两条水路动脉的牵引下，商人纷至沓来，足以说明交通导向对于商业人口迁移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以长江和京杭运河为主线的河运拉动了商业人口的集聚，使其呈现出十字形的迁移轨迹。

3.市场导向下的点状迁移

商业贸易作为经济活动，逐利是它的核心。通常更大的市场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利润，故而商人们总是会去往充满着商业机会的城镇。可以观察到，星罗棋布的商业城镇其实依附于交通要道，通常是货物转运枢纽或集散地。就天津而言，其地处河海交汇之处，是明代漕运的重要枢纽，也是南北物资往来的关隘，招徕了各地商人，“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下直沽、渔阳，犹海运之故道，河间、保定商贾多出其途，实往来通衢”⑦。再如明代四川丝绫贸易重地保宁，吸引了许多陕西商人赴此地经商，长而久之便移居在此。如关中温氏，“久贾川蜀，遂家保宁，子孙至今繁衍”⑧。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迁移轨迹因市镇的散落而呈点状，并因古代的商业市场生成一般离不开资源集聚效应，同时在交通要道货物转运枢纽处人流密集，使得市场导向的迁移轨迹与资源导向和交通导向迁移轨迹存在重合现象，如“徽之富商，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州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甚且舆其祖父骸骨葬于他乡，不稍顾惜”⑨。徽商的迁移既呈现出点状，又与水运发达资源密集之处吻合。此外，还有山陕地区商人围绕北方军事卫所形成的边贸市场进行的迁移等。

二、明代商业人口定居原因

由于小农经济的发达，古代中国一直是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即便是成年后行走四方的商人，在人生暮年也会有落叶归根的愿望。《太函集》中记载，徽人汪伯龄少时入川经商并定居，待其垂朽喟然太息曰：“自吾父子轻万里而西。”“将奉家大人从此归矣。”“安能复作万里游。”⑩然而到明代中后期，商人异地定居却已蔚然成风，相关记载在晚明典籍中不遑枚举，如“郑子，新安名族，以业鹾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11）。从落叶归根到异地定居，商人流动行为的转变背后具有复杂的深层次原因。

1.生产力发展的驱动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切社会交往方式的转变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反映。因而以唯物史观进行考察，能够发现商人异地定居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发展的驱动作用。

明代中后期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已颇具规模，为商人异地定居提供了生产基础。自明初，朱元璋惩污治贪，重视农业，为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而白银的广泛使用以及赋役的改革更是关键。在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为了加强宝钞发行的稳定，禁止使用金银进行商业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2）。但金银使用乃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以民间金银使用仍屡禁不止。到明英宗时期，对金银的禁令虽无官方声明但已名存实亡。随着白银的广泛流通，加速了自然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得到助力。在赋役上，嘉靖年间一条鞭法的推行，使“商贩得脱免，是谓利末而病农”，客观上帮助了商贩的迁移，“临清多大贾，业征房号钱，且其人皆侨居”（13）。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地域分工和货物流通，随着地域分工越来越明显，地方市场逐渐成型稳定，一些商人在熟悉地方商业特性掌握经营规律后就会逐渐从行商变为坐贾，这是地域分工深化带动行业分工深化所必然导致的现象。

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促使了明代商业税收政策的转变，客观上加速了商人定居行为。洪武十九年，山西大同知府郑彦康向朱元璋上书，称大同今年因停盐粮，致使税收亏缺，朱元璋则命“户部核其所亏之数，悉免征”（14）。在明朝正式建立之前，连年的战争摧毁了社会经济秩序，朱元璋为了增补财力，特通过设关市批验所向过路商人征税，但后来高额过路税阻碍了商品贸易，使大量货物滞销，于是朱元璋响应民意，下调税额。过路税的减少对促进商人流动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方便了货物流转，使各地贸易行为更加密切。同时为了避免课税过重以致民生损害，不断降低政府向商人收取的官店钱并设定了“三十税一”的税率，多税者要受到惩处。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又强调各地官员不可过税，进一步稳定了明初开放的商业政策。宽松的商业政策得到后续统治者的延续，鼓励了商业人口的流动和定居，在江南地区涌现了许多定居的外地商人，“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孙春阳是宁波人，明万历中，“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15）又如常熟商人钱敬虞，其父“东虞公色苦之，更与緡钱百，俾贾淮阳，淮阳故一大都会也”，“不数年裒然称大贾淮阳间”。（16）

2.寓居地方的同化

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因素之外，寓居地的同化也是商人异地定居的重要原因。同化方式主要表现为文化同化和婚姻同化。

根据许敏的考察，正统、嘉靖年间，许多商人已在寓居地购买房产置办家业，当他们返回故里时面临着“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17）的失語境遇。从许敏的考察中，我们能够觉察到侨寓商人对故乡的疏离并非个别现象。行商进行长途贩运是一个逐渐脱离原有社会关系网络并建立新的人际网络的过程，商人与故乡之间存在情感上的勾连，但异地文化会对乡情进行不同程度的消解，进而强化他们对寓居地的文化认同。如《江都县志》这段记载：“商贾犹复聚于市;少者扶老羸，壮者任戴负，与夫美食衎食之人，犹复溢于途;风晨月夕，歌鼓管龠之声，犹复盈于耳;弦歌诵习，在乡塾者无处不然。”（18）悠然恬淡如世外桃源，侨寓地反而给与商人故乡般的温情，消磨了商人对故乡的情感依赖。侨寓商人与寓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商人不单单是文化输出的一方，他们也在接受本土文化的洗礼。倘若他们在寓居地有了姻缘并繁衍后代更是会加固与寓居地的联系，“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19）。作为寓居地对外来客商的同化方式，婚姻同化实质上是一种本土社会在身份、族群上对外地客商的吸收过程，借助婚姻的纽带在侨寓商人和寓居地之间构筑一种地缘之外的亲缘关系。文化同化则是在价值、观念上对客商进行潜移默化的重构，从而一道将远道而来的商人留在此地扎下根基。

3.户籍制度的转变

商人异地定居之能成势，与户籍制度的变迁密不可分。明代基层管理体系的崩坏，导致了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为了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附籍制度开始出现。附籍，是指“各处逃移人户悉宥其罪，许于所在官司附籍，纳粮当差”（20），即流动人口可在所在地落户，并在当地承担赋役。作为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商人也从这项制度中受益。附籍制下，百姓的迁移有了合法性，他们一部分人在进行迁移后，在附籍地没有耕地，不得不进行职业身份上的转换，许多流民都变成工商业者，《四友斋丛说》记载：“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迩食者，又十之一二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有六七分去农。”（21）可见，商业人口的迁移，有一部分是完成在农业人口向工商业进行职业身份变换的过程中，进行迁移的农业人口与转化出的商业人口数量呈正比关系。明朝中期附籍制度的推行，既是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结果，也反过来助推了人口流动，并在空间转移的过程中衍生出大量的商业人口。

在附籍之外，面对商人这一流动性较强且具备一定财力并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影响日益扩大的群体，明政府为了回应他们的诉求在户籍制度上做了许多文章。明成化年间，针对那些虽身在外地但在原籍地仍有产业或不愿完全脱离原籍者，明政府允许他们在寓居地寄籍，即在保留原籍的同时可在外地挂籍寄居。寄籍的开放实质上鼓舞了商人在异地定居的行为，万历《歙志·货殖》记载：“九州四海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五六。”（22）歙客指的就是在外经营的徽商，参考这段记载能够认为寄籍制下商人异地定居已成为常态。此外，根据史料中关于寓居商人为子弟争取商籍的记载，可以推测寄籍仍未解决商人世代定居的需求，他们的子弟想要在寓居地参加科举仍十分困难。因为明代科举规定，“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23）。而想要在寓居地获籍，通过购买当地田地、坟墓达到一定年限可以实现。如此一来，商人便在当地购地置业以换取户籍，实际上又反过来强化了侨寓商人与寓居地的联系。

4.商人地位的上升

明初，为了加强对从事货物往来贸易的商民这一类流动人口的管理，明政府实行了户籍和路引制度，无论是乡民还是商人旅客，都要查验户籍和路引，以确认过客的身份和职业，并且商民的邻居都要时常留心商民的行径，若发现有久去不归者，应当察其缘由，警惕有在外经商从事末作之人。为了限制商民的活动，对商人交通设卡，“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客商、船户籍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24）。同时，在服饰上区别商人，对商人衣服所用布料进行限制，不准其以、纱为料。不仅是商业从事者本人受到限制，农民若有亲属为商也受牵连，政府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不断弱化商人的经济优势，放大他们社会身份地位之鄙，使百姓趋利避害远离末作。

从明代后来实际的商业政策来看，我们能够发现商人这一身份群体并非朱元璋对其冷淡的原罪，职业身份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本性，商人当然并非皆是三教九流之徒，对于这一点，朱元璋心中自然明晰。他在《御制大诰续编》中提到：“市井之民，多无田产，不知农业艰难。其良善者，将本求利，或开铺面于市中，或作行商出入，此市中之良者也。”（25）朱元璋所担心的是那些不务生产的游民，假借行商之名，实从奸诈之事。士农工商只是行业分工不同，当各居其位各行其道，即“民有常产，则有常心，士农工商，各居一业，则自不为非”（26）。事实上，统治者还在政策上给予商人许多便利。如为了保护异地客商的合法权益，出台了制止地方牙行对客商侵害的法令条例，规定“各处客商辐辏去处，若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劫客货者，不论有无诓赊货物，问罪，俱枷号一个月”（27）。统治者对待商人的暧昧态度其实暗示着商人地位的日益改善，这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社会心理调适。我们上文说的寓居异地的商人子弟凭商籍参加科举一事，也是商人地位上升的现实写照。商人地位的上升，意味着他们作为寓居地的外来者，社会身份逐渐得到认同，合法权益不断得到保障，异地的陌生社会能够以一种更加柔和的姿态接纳他们。

三、商业人口迁移对地域文化传播的影响

如前所说，明代的移民可分为政府组织的移民，如军籍移民、明初的“迁富户”这类民籍移民，还有一种就是自发型移民，诸如因自然灾害产生的流民，以及为了获取经济来源的商业人口迁移等。无论是哪一类型的移民，他们在时空的转换中都不单单是一个个躯体，他们身上裹挟着迁出区域的地域文化风俗，对迁入地来说，大量人口拥入的同时，也意味着一股未知的文化风貌随之跋山涉水辗转而来，并且这种文化输入并不会立时在迁入地表现出来，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蛰伏氤氲，才会小荷才露尖尖角般逐渐显露，常有“蓦然回首，那人已在灯火阑珊处”之感。商业移民较其他移民之于文化传播的优势在于他们通常财力优渥，在乡情及兴趣的牵引下，他们能够自发地于异地构筑一种自身所熟悉的文化氛围。而且明中后期商業经济发展繁荣，出现许多大商和地方商帮，以他们为支点展开的文化辐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地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呈现出一副可观的文化地理图景。

1.出版与戏曲——商业移民的文化传播媒介

商业移民因其财力丰裕、较强的流动性及职业的优势，通过书籍出版、戏曲交流等方式在原籍地和寓居地之间扮演着文化传播媒介的重要角色。江南地区的文化产品种类繁多，“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28）。这样庞大的文化商品市场是由商人构建形成，许多徽商都从事文化产业。如徽商黄汴曾编写了《天下水陆路程》一书，此书乃是黄汴“与二京十三省暨边方商贾贸易，得程图数家，于是穷其所见，考其异同，反覆校勘，积二十七年始成轶”（29）。不仅是出版书籍，画本也是侨寓商人的重要商品。民国《歙县志》记载：“（天启）其时杭州最盛行之雕版画，殆无不出自邑人（歙人）手，绘制皆精绝。”（30）

书画之外，戏曲艺术也是古人重要的消遣方式，商业移民促进了原籍地与寓居地的戏曲交流。一方面因为自身的兴趣爱好，一方面因应酬交际的需要，在异地的商人们经常邀请家乡戏班到寓居地演出亦或是寓居地戏班到家乡演出。如张家口的戏班“照例入十二月时，由班主率领旦角（以花旦为主，青衣次之，彼时均系男伶，并无坤角）即至山西人之大商号中去写桌子”（31）（“写桌子”是指商人先付款后看戏的购买模式）。在江浙地区经商的山西商人接触到清婉柔美的昆曲后，也将其带回到山西。（32）嘉靖年间，新安商贾将南京两家最负盛名的戏班聚在一起同台竞技，“列兴化于东肆，华林于西肆，两肆皆奏鸣凤”（33）。

2.会馆与民俗——商业移民的文化信仰载体

商业移民对寓居地信仰体系的影响主要是借助会馆和民俗节日两种载体进行。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的商贸重镇汇聚四方商贾，会馆自然众多。不同地域商人所建会馆样式不尽相同，会馆内祭祀供奉的神也通常表现为各自故地的文化风貌信仰。如关公是山陕会馆的主要供奉，山陕商人普遍崇拜关帝，而官方对关公信仰的认可更是推动了关公信仰在全国范围的传播，《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按明会典，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庙，旧称寿亭侯（关羽），嘉靖十年始正今称。每岁五月十三日，以侯生辰用牛一、羊一、猪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寺堂官行礼，国有大事则告。”（34）山陕商人的关帝信仰，一方面是源于关公的故乡就是山西运城，与山陕商人同源，在宗族文化上有一种天然亲近感。另一方面，商人行商依托的是在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的信任关系，这份信任关系简化来说就体现为一个“义”字，而关公就是中国古代“义”的化身，供奉关帝便是彰显商人诚信经商，以义取利的商业原则。

徽商会馆中除了供奉关帝，还会设“文公祠”，里面供奉的是“文昌帝”朱熹。朱熹是儒家典范理学大师，他所著的《家礼》是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徽商心中的圭臬，朱熹经典中的纲常伦理观念不仅加强了宗族内部的等级秩序，而且能够从精神品质层面帮助宗族克服商业经营上的内部问题，有利于徽商维护自身的商业管理体系。治学、为官、修谱是徽州宗族世代相传的人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宏愿同样是徽商及其后人的理想，徽商发达后，通过大修祠堂族谱等手段更是将儒家文化注入了迁入地，使江南地区受影响颇深。

除了会馆这类实物载体，民俗节日亦是商业移民传播外来文化信仰的重要途径。逢时令节日，神灵诞辰，皇家庆典，江南各地的迎神赛会便接连不断。明末清初，在仪征县一带，每逢上元灯会盐商的水手伙计便争相制灯为戏，“其有年年入城者，三楚黄龙，咻声盈耳，金鼓震天，声闻数里”，“此即昔所谓社火也，世俗相沿，由来旧矣”。（35）民俗节日通常是神灵信仰的聚会，商人自身的信仰也会依附于表演和商品散发开去。江南地区的民俗节日中会对五猖神进行祭祀，根据美国学者韩森的考察，早在宋代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年），就在苏州出现了由外出贸易的徽州商人所建的五显神分庙。（36）商人远行为求平安，常“五猖之祭以资捍卫，亦犹军行冀无往不利耳”（37）。到明代中后期，从徽州迁到江浙地区的商人规模日渐庞大，他们将原籍地的民俗也注入寓居地。仪征当地的都天节即为一例。都天节本是徽州地区的传统节日，随着徽州商人到仪征的定居，当地也形成了于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庆祝都天会的习俗。另外，商人为多行善事求得神灵保佑富贵，还会给当地修建寺庙佛塔之类的宗教文化设施，万历年间乌青镇上的广福教院寿圣塔便是由当地的移民商人吴文明、吴文昭、程宪钦等出资重建。（38）

3.崇儒与入仕——商业移民的文化教育出路

对财富的渴望是驱使商人迁居异地的根本动力，而当他们确立了可观的经济基础后，又期望凭借崇儒与入仕褪去身上末业痕迹，完成阶层的转变。所以流寓异地的富商巨贾十分重视后代的教育。如明嘉靖年间的徽商李大祈，将志愿付诸孩儿，督促学习，终得及第以慰其愿。徽商鲍志道，在淮扬地区声名显赫，是当地大商，其长子鲍淑芳继承家业，次子鲍勋茂弃贾从儒，由徽州府学禀膳生员做起，一路官至军机处学习行走。明人汪道昆称之：“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39）张儒之风犹以徽商为最，徽商中的许多商人在经商之时，仍心系儒学，即便山高路远舟车劳顿，仍要携一卷经书，于旅途颠簸中神游历史长河。（40）徽商在积累财富后，不吝投资教育事业，他们广兴书院，办立义学。为助寒门子弟读书进学，徽商鲍志道在扬州办立了十二门义学。乾隆年间，徽商汪应庚见江甘学宫日益倾颓，便捐出数万两钱款用于修缮学宫。

徽商对文化的偏好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带动了移民迁入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为迁入地文化水平发展提升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江南地区清代中举及第者多，“正与商而富则仕的徽商及其子弟的角逐科场大有关系”（41）。

综上所述，明代中后期的商业人口迁移在迁移方向上表现为资源导向的南北块状迁移、交通导向的十字线状迁移以及市场导向的点状迁移特点。商业人口的遷移过程不仅拉动了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且通过出版与戏曲、会馆与民俗、崇儒与入仕三种文化形式，在提供文化媒介、丰富信仰体系、普及文化教育三个层面对迁入地的文化构成进行了拆解和重构，将不同地域的文化肌体注入新的空间，使迁入地的地域文化呈现出更加立体的多样性、和谐的统一性、灵活的创造性。诚然，商业移民给寓居地所带来的并非皆是积极影响，富商巨贾不仅助长了民间奢靡之风，还鼓动人之利欲，古人云：“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42）但辩证地来看，不能否认他们在地域文化传播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注释

①如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3—420页;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9—354页;许敏：《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张兆裕：《对明代流动人口的认识》，《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龙登高：《从客贩到侨居：传统商人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史》1998年第2期等。

②转引自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

③（1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5、1962页。

④王社教著：《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⑤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解构、地位考察——“湖广熟，天下足”研究之二》，《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

⑥⑦张瀚：《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84、82页。

⑧中国商业史学会编：《货殖：商业与市场研究》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

⑨转引自马玉、冀运鲁：《明代商人定居化对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9期。

⑩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刻本，第2543页。

（11）徐华龙著：《中国文学民俗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3页。

（13）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6页。

（14）张正明主编，宋丽莉、张舒副主编：《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上，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年，第198页。

（15）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640页。

（16）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中华书局，2007年，第258页。

（17）许敏：《论晚明商人侨寓、定居化趋向与社会变迁》，《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18）五格等：《江都县志》，乾隆八年刊光绪七年重刊本，第123页。

（19）张正明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0页。

（20）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经济量编·食货典》，雍正铜活字本，第7090页。

（21）何良俊：《四友齋丛说》，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页。

（22）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5页。

（23）朱筠：《笥河文集》，嘉庆二十年椒华吟舫刻本，第902页。

（24）刘涛著：《明〈大诰〉与明代社会管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页。

（25）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洪武内府刻本，第134页。

（26）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明伦量编·官常典》，雍正铜活字本，第141页。

（27）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量编·艺术典》，雍正铜活字本，第72940页。

（28）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理学量编·经籍典》，雍正铜活字本，第3209页。

（29）黄汴：《一统路程图》序，隆庆四年刻本，第1页。

（30）石国柱修，许承尧纂：《歙县志》，1937年铅印本，第2766页。

（31）转引自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32）参见张春娟：《晋商、移民与戏曲》，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第40—41页。

（33）张潮：《虞初新志》，康熙三十九年刻本，第129页。

（34）陈梦雷辑：《古今图书集成·博物量编·神异典》，雍正铜活字本，第3628页。

（35）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13页。

（36）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37）转引自张崇旺：《谈谈徽州商人的信仰》，《安徽史学》1992年第3期。

（38）范金民：《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江海学刊》2002年第1期。

（39）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刻本，第2504页。

（40）江天一：《江止庵遗集》，康熙刻本，第297页。

（41）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2）朱怀干修，盛仪辑：《惟扬志》，嘉靖二十一年刻本，第439页。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Migration of Commercial Popu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Zhang Shengli   Feng Huanan

Abstract：The migration direction of the commercial popul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on the macro-level is characterized by a resource-oriented north-south block migration， a cross-line migration under traffic guidance， and a point-like migration under market orientation. The settlement of businessmen from different places stems from the drive of productivity， the assimilation of residenc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the rise of their status. After the settlers settled in the area， they main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hree forms of cultural output， such as publishing and opera， guilds and folk customs， and worshipping Confucianism and entering the officialdom. They gradually became the media providers， inputtors of local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promoters.

Key words：business immigration; migration direction; the Ming Dynas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