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翱对古文文体的拓新

李小山

摘 要：李翱作为韩愈的亲密盟友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核心成员，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对古文文体的开拓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议论性质的“说”“解”“书”，还是以记事为主的“志”“录”，李翱皆涉笔成文且求新求变。李翱于“经说”文和“寓说”文皆有佳篇，他的“解”与“志”则善于将议论与记事相融会进行变体，而创辟“书”体文和作为日记体的“录”，尤能显出他不拘一格、勇于革新的精神。

关键词：李翱;古文运动;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52-06

唐代古文家一方面改造六朝以来的流行文体，变骈用散，另一方面灵活运用古文理念和古文笔法开创、拓展了一批新文体。这种不能完全归入旧文体，而主要反映唐代古文家自创精神的新文体，因难以明确归类，后世一般概以“杂文”或“杂著”称之，它与唐时流行的作为科考科目的诗赋类“杂文”的概念恰好是对立的。唐代李汉《昌黎文集序》称韩愈作品中有“杂著六十五”，其所言之“杂著”，因与书、启、序、哀词、祭文、碑志、笔砚、表状等并列，可知主要应是指韩愈文集中《师说》《马说》《获麟解》《进学解》《讳辨》《原道》《原性》《行难》《对禹问》《读墨子》《释言》之类我们今天所认为的“古文”，此等“古文”创作的成体与流行标志着唐代古文运动在文体上所获得的开创性成果。

李翱作为韩愈的亲密盟友和唐代古文运动中的核心成员，用自己的创作实绩对古文文体的开拓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议论性质的“说”“解”“书”，还是以记事为主的“志”“录”，李翱皆涉笔成文且求新求变。李翱于“经说”文和“寓说”文皆有佳篇，他的“解”与“志”则善于将议论与记事相融会进行变体，而创辟“书”体文和作为日记体的“录”，尤能显出他不拘一格、勇于革新的精神。惜乎学界对此较少有论述。下面我们对李翱所从事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种新文体创作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理解李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唐代古文运动在文体拓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一、说

明代著名文论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曰：“按字书：‘说，解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说之名起于《说卦》，汉许慎作《说文》，亦祖其名以命篇……”①可知在徐师曾看来，作为一种文体，“说”的特点是阐释义理而能自出新见，属于“论”的一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谓的说理性质的说明文，注重直接阐述义理而非重在塑造艺术形象，文风一般比较质朴，此为“说”之正体。唐代还有另外一种“说”体文，虽也有议论，但更重视文采、重视利用艺术形象和寓言故事来说理论事，其源或起于战国策士之“游说”及诸子百家之寓言、“小说”。这种“说”与“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的说明文有很大区别，它较为注重文采与艺术形象，也经常采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道理，有一定程度上的虚构性和故事性，以打动人心、说服他人为目的，风格上则表现为恢诡奇谲、取譬新巧、词采飞扬。此二种“说”体文虽各渊源有自、面目不同，它们的真正成体却应该都是在唐代。先秦时至多只能算是“说”体的萌芽阶段，汉魏晋时“说”体文的作家作品亦绝少有。

“说”体文在唐代的成形和兴盛，是古文运动在文艺层面上取得的重要创作实绩，是唐代古文家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两种“说”均在唐古文家手里得到创辟、发展、兴盛，惟学人多只注意韩愈、柳宗元两位文章宗主，对李翱则少有关注。李翱作为儒学名家与古文大家，创辟“说”体，与有力焉，以下试一一申述之。为求行文方便起见，笔者依据林纾的意见，把“说”体文中那种自出己意、直接的说理性质的说明文称为“经说”，而把注重文采和形象、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间接地以寓意出之的那一类称为“寓说”。

李翱有《杂说》二篇，其一即“经说”体，该篇分为四部分，每部分皆采用直接的说理论证方式。从文章的体制结构上看，《杂说·一》首段点明“文”的重要意义，从正面立论，认为“文不可以不慎也”，阐述“言语”要根于教化;第二段立论说明“文”应以“中”为标准;第三段由“文”推及人的“耳目心口”，要求四者“于己质形”，并再次强调言语要敦教化风俗;最后一段申述对此观点当信之于己而不为外物所动。四部分雖各有侧重点，但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论述“文”不失“中”、应以“中”为本的观点，这里的“文”，具体指言语、文章，却有着广义的内涵，上升到了和天文、地文相并的人文化成的高度，符合李翱“文非一艺”的精神理念。这里的“中”则比较难解，大概相当于儒家的中庸之道。总之，李翱《杂说·一》意在阐明“文”的概念、内涵、标准、根源、功用等，而“中”的概念的提出无疑使“文”的内涵与外延更具儒学特征，在思理上极具创意。

《杂说·一》丰富了古文运动对“文”的认识，在当时代表了一种革新的文章理念，同时也表明了李翱以道自任而教化天下的抱负，与古文运动提倡“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论点同气相应、互相发明。李翱《杂说·一》不缺文采，但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篇典型的“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的“经说”体古文。从体式功用及风格样貌上看，李翱此篇对“经说”体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对现实的关注，并非仅仅形而上地解释义理。文章既有对“中”的体认、对“道”的执守，又有对作家个人修养、作品评判标准以及对文学史的具体看法，堪称古文运动中的一篇理论宣言。二是在直接进行说理的同时，注重论证的技巧和方式，本篇就尤其喜欢使用对比和例证。比如把“圣人之文”“贤人之文”和“庸人之文”进行对比，把中古以来之文作为“庸人之文”来进行例证等。三是立基儒学理念而出以古文笔法，以气行文又颇具文采。总之，李翱此文一改“经说”文常有的枯燥抽象、玄虚无实之弊，议论正大且讲求文采，义深而理辨、辞盛而文工，显示出“经说”在唐代古文家手里的发展与变化。就其所取得的成就而言，似仅有韩愈《师说》、柳宗元《天说》等数篇可与之媲美。

李翱在“寓说”体古文上的尝试和努力更值得我们注意，他的《知凤说》和《国马说》是这方面的名篇。“寓说”的特点在于非直接地说理论事，而必通过故事、艺术形象间接地表达或者论证作者的见解，和“经说”相比，这也是一种更适宜用来显示文采和表现奇思妙想的体裁类型。作为独立成文的以“说”命名的文章，唐以前较具代表性的有庄子《说剑》、韩非子《内储说》《外储说》以及曹植的《籍田说》和《骷髅说》等。但它们的故事性和形象性比较欠缺，都只能算是“寓说”体的渊源和雏形，李翱的《知凤说》《国马说》则显示了寓说体在唐代的发展和定型。《知凤说》和《国马说》开篇分别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凤鸟故事和国马故事，情节奇特、虚构性很强，在此基础上作者才引发议论，表明文章的寓意所在。这两篇“寓说”体古文，均采用动物故事、刻画动物形象来说明人生道理，故事情节的虚构和艺术形象的塑造已明显在全文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为文主旨已由较纯粹的说理论事而转变为以描摹人情、讽劝世态为主的社会讽谕文。

在唐代古文名家里面，除却“寓说”文的大家柳宗元之外，韩愈所作之《龙说》《马说》亦可视为“寓说”文。韩愈此类文章之曲折变化胜过李翱，然在寓意的故事化和艺术形象的生动性方面，则仍稍逊于李翱的“寓说”文。至于通篇皆为寓言故事而无一语加以点明议论的“说”体文，韩愈尚不暇作，而李翱集中有之，《杂说·二》是代表性作品。该篇为纯寓言式的“寓说”文，其政治影射含义非常明显：龙德之臣居于朝堂，则“凤”（喻指君王）得其助可以理天下，龙德之臣既遭蛇之陷害中伤而去，代表贤臣的麟、龟亦失势，而蛇与豺、犬掌控中外，则凤丧其助、最终受制于蛇、豺、犬而国势日衰。考虑到中晚唐的朝廷党争、宦官专权以及藩镇割据的历史背景，李翱的这篇寓言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视为时政斗争和唐帝国命运的缩影。故《杂说·二》一改李翱平日优游醇和的文风，而表现为笔调沉重压抑、行文峭拔严整。在文体风貌上，该文篇幅短小精悍、情节曲折多变、感情悲慨淋漓、寓意包含广远，是一篇对唐帝国命运有着全面深入思考的“寓说”体古文，可与柳宗元的名作《谪龙说》相比肩。

总之，就唐代古文家所创作的“说”体文而言，“经说”体的数量相对较少，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以讽谕为主、具有寓言性质的“寓说”文。而李翱对这两种“说”体文皆深造有得，用实际的文学创作为“说”体古文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二、解

《文体明辨·序说》曰：“按字书云：‘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扬雄始作《解嘲》，世遂仿之。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其题曰解某、曰某解，则惟其人命之而已。”②作为文体来讲，“解”与“说”性质相类，都主于议论阐释，二者的不同则在于，“说”是以本源性的直阐经义而能自出新意为主，“解”则更注重于因人有疑、有认识上的纷争而解之，具有较强的辩论色彩。唐前文集中以“解”名篇者概不多见，而唐古文家喜作此体，或辨论事实，或答疑明理，形式上或骈或散，不拘一格。

李翱有《解江灵》一文，文中虚设了二位贾人之间的相争言语，寓有对社会世态的批判与不满，并由此引发自己的一番议论，用以平息贾人的言语纷争，文章结构具有典型的“解”体文的特点。李翱此文继承扬雄《解嘲》之辩论解纷的体式结构，语体方面基本是以整齐的四言句式成篇，然行文上气势贯通，自然流畅，并无骈句骈语所常见的板滞凝涩、繁缛堆砌之病，可以显出李翱以古文的行文之气、行文之法灌注其中后对骈文的改造之功，可与韩愈的《进学解》相比照。

《解江灵》开篇曰“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还东，暮宿在江。涛水既平，月高极明，万物潜休，远无微声”，其景物描写清丽可人，自然真切。篇末曰：“言未讫，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长。须臾臭死，瞥若电光。用心平虚，天灵所臧……汝行吾言，可以息兵。于是言者叹息吐气，掩郁无语。启户视之，不见其处。”③寥寥数语而有空灵曼妙之深致、余音邈邈之情韵，颇异于李翱平日文尚质实之作风，是其集中不可多得之佳篇，苏东坡《后赤壁赋》末一句即袭用《解江灵》之结语。《解江灵》一文也很注重锻炼字句，如“汝心好恶，灼若天星。动比孔丘，其神且明”与“汝实异兹，翻然汝作。疮疣生心，洗刮不落”等句，可谓务去陈言、造语新奇。又如“人或美我，汝闪其目，人或毁我，汝盈其欲”等对句骈语，亦皆清新浅切、明白畅达。至如“异汝者斥，谄汝者荣”“巧蔽我长，善探我恶”等对句，也都于平易中见奇警。李翱在解難纠纷时，明显采用道家尤其是庄子泯绝得失、排遣是非、处心虚静、超然物外的思路，这与他援道入儒的学术性格以及他素来亲近道家道教的人生态度相一致。

李翱的《命解》则是一篇以明理为主的散体短文，文章开头仍是以两个人物间的对话表明他们对于“命”的不同理解：一个认为富贵可求而得，故无需言“命”;另一个则认为人之富贵有虽求之而不得者，亦有不求而意外得来的，故可言人之富贵各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文中曰“二子出，或问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接下李翱因人之疑而解之，由于前二人对命的理解实际上都局限在“禄命”的层次上，故李翱站在儒家君子之道的立场上对二人的禄命观予以双遣，认为“是皆陷人于不善之言也”。李翱大力倡导儒家的道德性命，立基于儒家“性命”之“命”去解剥“禄命”之“命”，在解“命”的过程中实现了对“命”的点化与超拔，从而使该文显得创意新奇、不落俗套。

李翱又有《解惑》一文在“解”体文中较为独特。“解”体文多是由观点冲突的对话或是有纷争的事实做“引子”，来引出作者的议论，从而进行解难释纷。一般来讲“引子”应是寥寥数语，力求简明，点出疑惑所在即可，文章的着重点和主要篇幅应在作者的议论上。李翱此文则于“解”处仅著一二语，大段篇幅是在刻画王野人形象和描述王野人故事上，具有很强的纪传和记事性质，议论的色彩则显得很淡薄，故《解惑》一文实为“解”之变体。

总而言之，李翱所作的“解”体文不仅数量上相对较多，而且风格多样：《命解》是比较传统的议论明理之作;《解江灵》多用骈语骈句，议论中兼具抒情之美;《解惑》则是偏重于记事的散体古文，堪称“解”之变体。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李翱在古文文体上所做的尝试和努力。

三、书

《文体明辨·序说》指出：“按编内既以人臣进御之书为‘书，往来之书为‘书，而此类复称‘书者，则别以议论笔之而为书也。然作者甚少，故诸集不载。唯唐李翱有《复性》、《平赋》等书，而《平赋书》法制精详，议论正大，有天下者，诚能推其说而行之，致治不难矣，故特采之以为一体。”④可知“书”作为一种以议论为主、自出机杼的古文新文体，李翱独具创体之功。这种新文体与臣子向皇帝进奉的各种“上书”之称“书”不同，也迥然区别于官僚之间以及宾主友朋之间的往来书札。

李翱的《复性书》，阐发新意、光大儒门，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名篇。对于《复性书》在儒学义理方面的“创意”之功，前人时贤论述已多，故本文于此不再赘述。而就体式结构来看，《复性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正面议论，是典型的论体;中篇则采用问答体兼义疏体，逐条引经据典，用以辨言析理、解释疑难;下篇则是将议论与浓郁的抒情相结合，同时亦点明作者的人生态度与写作主旨。《复性书》三篇的体式样貌各不相同，却又浑然一体、首尾相贯，上篇立论，中篇引申阐解，下篇则可视为儒者的人生感悟，而以唱叹出之。《复性书》的这种体式结构在文章学上是前无古人的，不但显示出儒学义理上的新变，而且也体现了李翱对古文文体勇于开拓的精神，它既是儒学名篇也是文学佳作，学术界不应长期忽视其文学价值。

与后世理学家重“理”轻“文”不同，李翱主张“文、理、义三者兼并”，认同儒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犹质也，质犹文也”的通脱观念，欣赏陆机“怵他人之我先”以及韩愈“唯陈言之务去”的创作态度。所以《复性书》虽是在论析深刻的儒学义理，但非常注重“造言”，讲究锻炼字句而显得文采斐然。《复性书》上篇虽主旨在于立论，却是以文采斐然的比喻句、排比句出之，并融会奇言怪语、打散骈句于古文的行文气势之中，于为文之道独有所得。中篇之“正思”“斋戒其心”“以情止情，是乃大情”等语虽或出自内典，但个性鲜明，体现出李翱戛戛独造之功，与韩愈“惟陈言之务去”的为文精神是一致的。可见，李翱之“造言”善于引自经典而变为己意，有似于后世论文家所谓“夺胎换骨”之妙。《复性书》下篇，一改李翱平易畅达的文风而有流于偏僻晦涩、怪怪奇奇的倾向。李翱文章整体来讲虽以醇和平易、优游畅达见长，但也有追求奇崛精警的一面，《复性书》三篇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求奇求新的风格面貌，是李翱文章兼具“创意”和“造言”的典范。《复性书》在立意精警、逻辑严整、说理透辟的同时，还非常注重文采和形象化的比喻，行文上以议论为主而兼具记事、抒情，体制灵活多变、不拘于一格，从而为“书”体古文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辟和探索。

李翱又有《平赋书》，推尊《周礼》之制，表现了他在复古旗号下的治国思想与经济思想。该文自出机杼、新意迭见，比如从经济财政立场着眼，断言“人皆知重敛之为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不仅立意超卓，同时也是一种较有技巧的宣传策略。《平赋书》虽有一定的空想成分，但决非空言，而是李翱关注现实并以儒家经传为据所提出的具体详明的治国富民方案。若就文章体式而言，《平赋书》也极具特色，它包括序言和正文，行文有正面的议论，也有平实的叙述，甚至还有大段详密细致的数据计算，更为奇特的是文中还有李翱自己所作的夹注。总之，《平赋书》在体式上的复杂性、多变性、灵活性与《复性书》一样令人惊讶。

无论是《复性书》在思想义理上的倡言尧舜周孔之道统，还是《平赋书》在制度方面的推尊《周礼》，皆非为复古而复古，它们与古文运动以复古为革新的精神理路是完全一致的，因而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复性书》回应了儒学革新的时代要求，《平赋书》推尊什一税与实物税，意在消除中唐两税法实行后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以及户税税钱所造成的钱重物轻、民不堪命的种种流弊。如果说《复性书》是内圣之“书”，《平赋书》则无疑是外王之“书”。我们今天看来，李翱《复性书》与《平赋书》，义理精深且体制奇特，创立了“书”体古文不拘一格的形式结构和立意求奇、议论精警、以识见为高而又以服务现实为用的风格样貌，语体风格上则或平实详正，或造语出新，变化多样，不一而足，颇显文章创意创体之功。

四、志

《文体明辨·序说》曰：“按字书云：‘志者，记也，字亦作誌。其名起于《汉书》十志，而后人因之，大抵记事之作也。诸集不多见，姑采一首录之。他如墓志，别为一类，此不概列云。”⑤以“志”名篇，起自史传，《汉书》十志，皆主记叙，后人因其名而继作，亦多为记事用，此體非墓志之类，文集中更不多见，而在唐之古文家手里尝试者众，遂渐变其体而趋于丰富多样。此种“志”体文在唐代的变化之一便是议论性的增强，比如权德舆有《志过》一文，记载了作者与友人之间的一次论辩经历，“志过”即是权德舆“记”自己妄议古人、在论事明理上的“过”。其文整体而言仍为记事之作，但文中的议论性已经较为突出。而李翱的《截冠雄鸡志》更具有创变的特征，不仅议论部分在李翱此文中所占的分量充足，而且记述部分是以动物的行为举止为主，一改“志”体文以记述人物言行为本的传统，当为“志”体文之又一变化。《截冠雄鸡志》记事详明，完整记录了一个截冠雄鸡的故事。其文开篇曰：

翱至零口北，有畜鸡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饮且啄，而又狎乎人。翱甚乐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鸡，人截其冠，貌若营群，望我而先来，见粟而长鸣，如命其众鸡。众鸡闻而曹奔于粟，既来而皆恶截冠雄鸡，而击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竞还啄其粟……⑥

篇首所述突出了文章的纪实性，故事情节完整，雄鸡的形象描写十分生动，锻炼字句功力自见，且易引发人们对截冠雄鸡处境缘由的好奇。李翱对此也生发疑问，接下来借乡人之口说出截冠雄鸡事情的原委。它本是陈姓村夫家里的鸡，丧其雌后被送至邻里寄养，所以文中又称之为“客鸡”。它虽寓居为客却勇敢善斗，主人家里的鸡都避忌它，不和它在一起吃食、栖息。客鸡遭到孤立，处境堪怜，但它每次找到食物时不肯先食，而总是长鸣呼唤主家里的众鸡共食，但众鸡并不领情，仍合力驱逐它。即便如此，截冠雄鸡仍不改其“见食命侣”的行为。显然李翱所描述的“截冠雄鸡”，隐喻了贤人客居、备受排挤的悲凉命运以及虽遭遇不公但不改初心的高贵品质，“众鸡”之所为则喻指小人的嫉贤妒能、忘恩负义的恶劣行径。

篇末曰：

翱既闻之，惘然感而遂伤曰：“禽鸟，微物也，其中亦有独禀精气，义而介焉者。客鸡义勇超乎群，群皆妒而尚不与俦焉，况在人乎哉？况在朋友乎哉？况在亲戚乎哉？况在乡党乎哉？况在朝廷乎哉？由是观天地间鬼神、禽兽，万物变动情状，其可以逃乎？”吾心既伤之，遂志之，将用警予，且可以作鉴于世之人。⑦

行文通过排比和反问的巧妙结合，使得语意委婉、感慨深厚，显然文章主旨并不是单纯的记事，而是寓意兴感、意在讽议。总体来说，《截冠雄鸡志》记事详尽、体物生动、议论深切、感情真挚，实为“志”之变体。在用故事引发寓意这一点上，它和“寓说”文有某些类似，但“寓说”的特点是作者先确定寓意，然后再构造故事。《截冠雄鸡志》则是作者先闻见其事，而后触发心中的义理之思与不平之气，故书而志之。与李翱所尝试创作的这种“志”体文相近的，还有柳宗元的《永州铁炉步志》、刘禹锡的《救沉志》等，往往将记事与议论相结合，显示出“志”体文的新变。就所记之“事”而言，可以是有情节的故事，也可以是一般化的事迹、事情，然其事必为实有、为作者所目见耳闻、决非虚构，且其事必对作者有所触动、有所警醒，故皆以“志”名篇，以明记事之体，且示以不忘之义。

五、录

“录”本是史志之一种，在性质上属于纪事类。《文体明辨·序说》曰：“按记事者，记志之别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记时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遗焉;于是文人学士，遇有见闻，随手纪录，或以备史官之采择，或以禆史籍之遗亡，名虽不同，其为纪事一也，故以纪事括之。今取数篇，以备一体。呜呼！史失而求诸野，其不以此也哉！”⑧作为文人篇什的一种体裁，“录”和史官的“史录”、书目家的“书录”等显然有区别，但它仍然保持了记事的性质和纪录的特征。唐代文人以“录”名其单篇的不算很多，体制上一般篇幅较短小且所记录内容琐细，形式则多样化，有很大的灵活性与多变性。如杜牧《燕将录》、张怀瓘《二王书录》、沈亚之《异梦录》等。李翱文集中有《何首乌录》《来南录》，亦为纪录性质，而体制面貌更加特异。

《何首乌录》纪录异闻，有野史之风，然其目的不是为补史志之缺，而是作为医方养生之用，记录了“何首乌”这种药草得名的由来及其神奇功效。李翱颇倾心于道教养生，《何首乌录》也可反映出道教养生类书录对李翱创作文体与创作内容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何首乌录》也记录了一个奇异故事。茅山老人与僧文象的相遇本就是一件异事，文中又借茅山老人之口讲述了何首乌之祖的一段奇遇，中间穿插有道教修行的奇事以及仙人安期对交藤功效的说明。此文篇幅虽短而故事奇异，所涉人物不少、情节亦复多变，有唐人小说之风，颇有类于《异梦录》。同时《何首乌录》开篇即言僧文象朝茅山求养生术，而茅山老人告其有仙相并授其秘方云云，如果考虑到茅山在唐代道教中的特殊地位，以及李翱对佛、道二教的态度尤其是他的复性思想对道教茅山宗心性论的吸收来看，本篇亦颇有以道摄佛的寓意，诚如是，则李翱此文亦带有几分寓言色彩。總而言之，《何首乌录》首尾系以日月，以明其为实事实录，然其文既述方药、又录异事、且具寓意，行文艺术方面于记录体中融入唐人小说家笔法，兼有大段的说明性文字，其文章的体式、内容、风貌都是极为独特的。

李翱又有《来南录》，更显创体之功。《来南录》具有纪录性质，故仍渊源于史志，尤与前代之行记、行传关系密切，同时又有所创新。与之前的行记、行传之作不同，李翱《来南录》将以时间为序结构行文的做法确立下来，行程皆以特定的时日记之，不仅记录日期更为具体详明，而且以自我为中心，所记事件极为多样化。从形式上看，《来南录》具有记事文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要素，故可以“录”名之，但中间却没有固定的记事情节及明确的写作主题，仿佛随手纪录，散漫凌乱，然终归于严谨的日期序列与行程安排，此体甚为独特，李翱之前还没有人尝试过。

《来南录》还表现出舆地的兴趣，在到达广州整个行程已经结束后，《来南录》结尾又特意回顾行程并详细记载。《来南录》主体篇幅是记录行程，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而不像地记那样纯客观地记录地理名物，但它结尾这段显然应当视为有关地学知识的详细记录，后代在考察唐代的运河情况时也经常要参考《来南录》，故而它还可算是兼有地记内容的行录。在《来南录》中，李翱统一以时间为序，将时空、行踪简要地进行罗列，各段行踪、事件之间则相对独立、互不统属，每段亦皆寥寥数语。

总之，《来南录》行文力求简明，非为纪事、非为记游，非为发议论，只服从于一个整体事件（南行）的时间发生线索而结构成文，这可以看作是李翱独创的一种新型文体——日记体。清人薛福成认为日记及纪程诸书萌芽于李翱《来南录》，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也明确提出：“李翱作《来南录》，排日记载来岭南的行役，则被一致公认为日记存于今世的最早篇章，且为宋代以后日记作者所沿袭。”⑨由于日记体式简要、更少拘束，可搜罗各种琐事、杂事，按日期联为一体而散漫成篇，故自《来南录》之后，日记体从无到有，尤为宋以降文人所喜爱，并逐渐成为行记的主流样式。比如宋楼钥《北行日录》、张舜民《郴行录》、范成大《揽辔录》等都是日记体，内容则踵事增华，由朴质简明渐趋优美详赡，然追本溯源，李翱创体之功当更显可贵。

注释

①②④⑤⑧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32、134、138、146、146页。

③⑥⑦李翱：《李翱集》，郝润华校点，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6、32—33、33页。

⑨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第6页。

责任编辑：采 薇

Research on Li Ao′s Innovation about the Style of Classical Prose

Li Xiaoshan

Abstract：Li Ao created and changed the style of classical prose since he was one of core writers of Tang Dynasty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and an intimate colleague of Hanyu. No matter they were narrative writings or argumentative essay， Li Ao always tried his best to change their old pattern. Full of courage and spirit of innovation， Li Ao also invented some new prose form. Thus h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classical prose.

Key words：Li Ao; Classical Prose Movement; innovation of prose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