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变迁与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演化

摘 要：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经历了一个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渐次变迁的过程，从而完成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基本内涵之一就是政治文化由贵族精英主导的礼治型向庶民草根参与的民本型转变，这自然会引发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不断由贵族向庶人的演化。春秋文作家群体除了国君、卿、大夫这些上层贵族之外，新出现士、平民阶层，甚至乡人、野人等社会下层人物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春秋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创作主体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前期周天子依然可以通过策命诸侯方式来行使“王权”，王室、公室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群体比例严重失调;中期国君成为创作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阶层开始向“卿族”转化;后期“卿大夫”阶层成为创作主体，“士”阶层作家群体逐步形成;晚期“家臣”作家群体开始形成，“士大夫”职业化作家群体开始出现。

关键词：春秋时期;政治生态;散文创作;作家群体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1-0143-09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检论历代作家文才之概略，春秋时期特别推崇楚蒍敖、晋士会、赵衰、郑公孙侨、游吉、公孙挥，认为此六者“皆文名之标者也”①。事实上，就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观之，西周文作家群体主要包括周王、国君、卿、大夫四个阶层，而春秋文作家群体的社会阶层涵盖面要广泛得多。据笔者统计，仅传世文献中有姓、氏、名、字、谥、号者537人②。我们可按照贵族、平民、奴隶三个基本阶级，区分为以下6个不同阶层的作家群体：一是周王11人，占2.1%;二是国君77人，占14.3%③;三是公卿164人，占30.5%;四是大夫211人，占39.3%;五是士36人④，占6.7%;六是平民38人⑤，占7.1%。本文拟以政治生态环境变迁为背景，来讨论春秋文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状况及其演化特征。

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与春秋前期作家群体分布状况与基本特征

春秋前期政治格局依然是“天子守在四夷”⑥，政治生态依然是《论语·季氏篇》所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以“王权”为中心⑦。这一历史阶段，见于传世文献的各阶层作家，凡35人。其中，周王1人，国君9人，卿事寮卿士5人，卿事寮大夫17人，太史寮大夫3人⑧。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春秋前期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1.周天子依然可以通过策命诸侯方式来行使“王权”

这一历史阶段在位天子有平王宜臼、桓王林和庄王佗。在此三王中，虽然仅平王有三篇“命”体文传世，但从作品内容可以显现出“王权”的绝对权威。比如，平王元年（前770），秦襄公以兵送平王东迁，平王作《襄公之命》，命其为诸侯。尽管所封之“土”与所授之“民”为“戎”所有，但依然许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⑨;同年，晋文侯会卫武公、郑武公、秦襄公以师从平王入于成周（即东都，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四十里），共定周室，平王作《文侯之命》，命其“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十一年（前760），平王再作《文侯之命》，赐命弑携王余臣功臣晋文侯为方伯，令其不仅作为诸侯国君要“归视尔师，宁尔邦”，而且作为诸侯方伯更要“柔远能迩，惠康小民”。其中，《襄公之命》属于册立诸侯之“命书”;前一篇《文侯之命》属于策命诸侯事功之“命书”;后一篇《文侯之命》属于策命诸侯方伯之“命书”。足见这三篇“命”体文是通过礼仪制度规范来强化王权的基本形式，更是彰显王权的重要标志。

这自然与后世王权式微而君权强势之后，其他周王所作“命书”，有着本质区别。比如，僖王胡齐的《武公之命》、惠王阆的《成王之命》，皆为天子以一种礼仪制度规范形式，在事后认可诸侯国君自立为君的“追命”之“命书”。又如，惠王的《桓公之命》，襄王郑的《桓公之命》，皆为天子以一种礼仪制度规范形式，在事后认可诸侯国君自立为霸主的“追命”之“命书”。

当然，像郑庄公寤生这样的区域性“小伯”公然僭越礼制，作《许叔之命》与《公孙获之命》，但他毕竟还有“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之类的顾虑，自然没有后世齐桓公小白“挟天子以令诸侯”⑩的威风，更不会从根本上动摇维系王权的社会根基。

2.王室、公室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群体比例严重失调

傳世文献和出土资料显示，西周中央政权有“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系统。其中：卿事寮为外官系统，主管王畿以内军事、民事、工事三大政事与王畿以外四方诸侯之政事;太史寮为内官系统，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文书、辅保、时令、天文、历法、图籍、载史、占卜、礼制、耕作诸事，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这两大官署的各类官员，构成一个十分完整的管理系统（11）。春秋时期，王室依然沿袭西周时期的“天子六卿”之制，而诸侯国除鲁国之外，大多突破了《礼记·王制》规定的“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之制，晋国甚至多达十二卿。卿士寮职官序列，王室依然沿袭旧制，中原诸侯公室大多仿效王室设置;个别像楚、宋、陈等南方诸侯职位名目虽异，其职掌大体相仿。但太史寮系统的社会地位有所下降，名称亦有变异，然其职掌大多因袭西周旧制（12）。

就春秋前期“二寮”作家群体分布状况而言，不仅卿事寮与太史寮作家比例为7∶1，而且太史寮中的大夫出身的作家政治地位都比较低，传世作品也比较少。足见在作家群体中，居于太史寮官署的作家已然成为配角，而居于卿事寮官署的作家则成为创作的主体。其中，由于卿士寮之“公卿”在周王室与诸侯国依然具有“秉国政”之权力，他们无疑是文学创作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像周周公黑肩、郑祭仲、卫石碏等（13）;同时，卿事寮大夫也是这一历史阶段创作活动最为活跃的群体之一，像周辛伯、鲁公子翚、晋栾成、郑公子元、虞虞叔、楚鬬廉、卫石祁等。

就创作内容而论，卿士寮卿大夫周公黑肩《谏王善郑以劝来者书》、辛伯《谏周公书》、郑祭仲《都邑之制论》、公子元《繻葛战策论》、卫石碏《效六顺以去六逆论》、石祁《谏归猛获于卫书》、鲁公子翚《宗盟之长论》、晋栾成《人之道论》、楚鬬廉《败郧师之策论》等文，或论王室王位与公室君位嫡长子承袭制，或论王室与公室礼仪制度规范，或论天子与诸侯、卿大夫之间的“君臣”人伦道德规范，或论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征伐策略，关注点都集中在“人道”方面，足见他们继承了西周以来卿事寮作家创作旨趣多论“人道”的传统。而太史寮大夫晋师服《分封之制论》、鲁楚丘之父《释卜筮〈大有〉之〈乾〉卦辞》，或预测晋公室大宗将为小宗所取代，或预测桓公季子公子友（成季）将会成为公室执政卿，皆以“天道”释“人道”，足见他们继承了西周以来太史寮作家创作旨趣多论“天道”的传统。

当然，卿士寮卿大夫也有个别谈论“天道”者。比如，随季梁《忠信之道论》主张应该“忠于民而信于神”，《民为神之主论》甚至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鲁众仲《以德和民论》预测卫公子州吁必定不会以庶代嫡，《羽数之制论》则属太史寮官署中师类礼官之职掌，《赐姓、胙土、命氏之制论》则属太史寮官署中史类礼官之职掌。这种卿士寮大夫兼及太史寮大夫职掌的现象表明，太史寮官署趋于衰微;而且他们往往是以“天道”释“人道”，特别是重“民”轻“神”观念，闪现出早期“无神论”的思想火花。这显然与太史寮大夫谈论“天道”有着本质区别。

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与春秋中期作家群体分布状况与基本特征

春秋中期（前681—前547）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向“诸侯守在四邻”转变，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转变，即以“霸权（君权）”为中心。这一历史阶段，见于传世文献的各阶层作家凡277人。其中，周王6人，国君42人，卿事寮卿士106人，卿事寮大夫88人，太史寮大夫18人，士8人，平民9人（14）。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春秋中期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1.以诸侯霸主为代表的国君成为创作的重要主体之一

政治生态环境由“王权”为中心向以“霸权（君权）”为中心的重大变革，必然会引发文学创作主体发生变化。故在这一历史阶段的诸侯国君中，有传世作品者多达41人，分布于鲁、齐、晋、秦、楚、宋、卫、郑、许、夔、邾、戎等国。其所创作的文体，多以象征王权的“命”“令”（“命”之变体）、“法”（“典”之变体）、“誓”与象征霸权的“盟书”“载书”为主。

前者代表作有齐桓公的《群臣令》《嫁娶令》《禁厚葬令》《遇上令》，秦穆公的《吊公子重耳之命》《秦誓》《封崤尸之誓》，晋文公的《白水之誓》《宫室令》，楚庄王的《国中令》《茅门法》《葬马令》，鲁宣公的《季孙行父之命》，等等。比如，齐桓公《遇上令》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适子，无置妾以为妻。”（15）这里连续使用四个表示禁止语气的否定句，以霸主身份来代替天子号令宋、郑之君。又如，秦穆公《封崤尸之誓》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番番（当作“皤皤”），则无所过。”（16）这里在申思自己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的同时，表达出图霸西戎的政治志向。

后者代表作有齐桓公的《葵丘盟书》，晋文公的《合诸侯盟书》《践土盟书》《践土载书》。比如，齐桓公《葵丘盟书》是直接以霸主身份来代替天子主盟诸侯之作，先僭用天子“命”体文，以“初命”“再命”“三命”“四命”“五命”方式，从修身正家、尊贤育才、敬老慈幼、不阙人废事、不专封国邑等五个方面，要求参与会盟的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君共同遵守;最后以“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诸语，要约他们必须践行盟书。又如，晋文公《践土载书》则是利用襄王策命其为侯伯后，假“王命”以霸主身份来代替天子主盟诸侯之作。故其俨然僭用“王若曰”这一天子专用之语，要求参与会盟的鲁、卫、蔡、郑、齐、宋、莒等国君共同遵守盟约。

即使像齐桓公《答楚王书》、秦穆公《应战书》、晋文公《答王策命书》、夔子《答祀祝融、鬻熊书》、宋文公《告病请盟书》、郑襄公《致楚王请罪求和书》、戎子《答士匄数罪书》等“书”体文，大多是与诸侯争霸相关的国书。比如，宋文公《告病请盟书》是在晋楚争霸的环境下，告诉楚庄王，宋不能结“城下之盟”，庄王乃命楚师退三十里后，宋与楚才订立和平盟书。又如，戎子《答士匄数罪书》是在晋会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国君及其卿士会吴时，从戎之“四岳之裔胄”的高贵血统、晋惠公赐其“南鄙之田”、帮助晋文公建立霸业等方面，有理有据地回应了盟主执政卿士匄的责难。

当然，像邾文公《利民论》《命在养民论》、秦穆公《重怒背天论》《国之五耻论》《贪以致祸论》、晋文公《仁、知、武论》《让不失义论》、楚庄王《不蜚不鸣论》《武功七德论》等“论”体文，依然彰显出诸侯霸主与国君的一些进步思想观念。比如，晋文公《仁、知、武论》主张用“仁”“知”“武”三条基本原则来处理诸侯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使霸主与诸侯能够和谐相处，以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又如，邾文公《利民论》提出“天生民而树之君”说，《命在养民论》提出“命在养民”说，强调“利民”与“利君”的一致性，反对以神意定吉凶，主张以民利定吉凶，反映出进步的民本思想与无神论观念。再如，楚庄王《武功七德论》提出“武”有“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等“七德”说，反对霸主“无德而强争诸侯”，是當时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

2.社会阶层开始向“卿族”转化

所谓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包括因事功从低级社会阶层向高级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与因迁徙而从本国公族阶层向他国异姓贵族阶层的水平流动两种基本类型。这种现象从春秋前期开始出现。前者如鲁平民曹刿以战功而擢升为大夫;后者如楚公族卜楚丘之父徙居鲁仕为掌卜大夫，南申公族申繻徙居鲁仕为大夫，楚公族季梁徙居随仕为大夫。

至春秋中期，无论是垂直流动还是水平流动，不仅速度加快了，而且向高层级的“卿族”转化。除了王室卿事寮卿族皆出于王族与鲁、宋公室卿事寮卿族皆出于公族之外，其他诸侯国都出现了非公族的卿族。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像楚、卫、郑等国，非公族卿族为少数者，如郑国的十个卿族中，石氏、良氏、驷氏、国氏、罕氏、良氏、游氏、印氏、丰氏等九族皆为公族（姬姓），仅皇氏（子姓）一族为非公族。二是像齐国的四个卿族中，公族卿族与非公族卿族大体相当者，国氏、崔氏二族为公族（姜姓），而鲍氏（姓姒）、管氏（姓姬）二族为非公族。三是像晋、秦等国，以非公族卿族为主体者，如晋国的十九个卿族中，里氏（偃姓）、士氏（祁姓）、赵氏（嬴姓）、箕氏（子姓）、臾氏（风姓）、女氏（风姓）六族为公室异姓卿族，原氏、荀氏、知氏、中行氏、阳氏、魏氏六族皆为公室同姓卿族而非公族（17），仅狐氏、胥氏、先氏、栾氏、郤氏、韩氏、羊舌氏七族为公族（姬姓）。

上述各类非公族的卿族，少数为先王后裔留居者，如晋里氏为尧理官咎繇后裔，赵氏为蜚廉之子季胜后裔;大多数原本为母国公族，或因避祸而出奔他国，或因母国灭而徙居他国，或因母国迁而徙居他国，由“公族”沦为“庶族”，再上升为“卿族”。这表明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诸侯国君特别是霸主们，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逐步推行“任人唯贤，因功受禄”的选任制，开始打破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世袭制框架。这自然会导致社会分层体系由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不仅会引发社会结构层次的变化，更有利于各地区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自然有利于文学创作风格多元化局面的形成。

比如，齐鲍牙《举管夷吾书》提出“宽惠柔民”“治国家不失其柄”“忠信可结于百姓”“制礼义可法于四方”“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为“五贤”说（18）;管夷吾《圣王之治天下论》提出“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为之终，而慎用其六柄焉”为“圣王之治天下”说（19），《修德礼以怀诸侯之策论》强调修“德”“礼”以“怀远”，《以礼与信属诸侯之策论》主张“以礼与信属诸侯”。故桓公重用他们，推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等制国定民改革举措，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20）的政治目标，成为中原首霸。

又如，晋狐偃《哀、乐、喜、怒之节论》提出“长国者，唯知哀、乐、喜、怒之节，是以导民”说，《信仁以为亲论》提出“亡人无亲，信仁以为亲”说，《民以土服论》提出“民以土服”“天事必象”说，《勤王以求诸侯之策论》主张实行“纳王以教之（民）义”“以求诸侯”之策，《师之直曲论》倡导“战斗，直为壮，曲为老”古训（21）;赵衰《〈诗〉、〈书〉、礼、乐、德、义、利之关系论》提出“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说，《修德施民论》倡导“毋念尔祖，聿修厥德”古训，恭谨有礼;荀林父《伐赤狄之策论》提出“使疾其民，以盈其贯”之策;阳处父《遗子上退兵书》倡导“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古训;士会《补过为善论》提出“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说，《整军经武之策论》主张以“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来“整军而经武”，《戒子书》倡导“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古训;箕郑《四信论》提出“信于君心，则美恶不逾;信于名，则上下不干;信于令，则时无废功;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22）说。故晋文公依靠他们继齐桓公而称霸，开布衣将相格局之先声。

再如，秦由余《圣人之治论》反对“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主张实行“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23）的“圣人之治”，《奢俭之节论》则倡导奢俭之节;百里奚《行道有福论》提出“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说。故秦穆公启用他们而霸西戎，开客卿制格局之先声。

上述齐鲍牙、管夷吾、晋狐偃、赵衰、荀林父、阳处父、士会、箕郑、秦由余、百里奚等诸侯公室非公族卿士，他们之所以能够由“庶族”上升为“卿族”，正是受益于政治生态环境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巨大变革。因此他们不仅仅是霸权政治的受益者，更是霸权政治的直接推动者。故其创作论题，自然多以霸权为中心。

三、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与春秋后期作家群体分布状况与基本特征

春秋后期政治格局由“诸侯守在四邻”向“守在四竟（境）”转变，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向“自大夫出”转变，即以“族权”为中心。这一历史阶段，见于传世文献的各阶层作家凡109人。其中，周王3人，国君17人，卿事寮卿士30人，卿事寮大夫37人，太史寮大夫8人，士3人，平民11人（24）。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春秋后期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1.“卿大夫”阶层成为创作主体

自春秋中期开始，霸主为了争霸的需要，在依然注重臣子出身门第高下的同时，更注重其德才贤能：许多“士”与“大夫”被破格提拔为“公卿”，一些诸侯之“命卿”接替天子之“命卿”成为执政卿。于是，不仅天子之“命卿”与诸侯之“命卿”之间的界限开始被打破，而且“士”“大夫”与“公卿”之间的界限也开始被打破。故贵族阶层中的“公卿”与“大夫”两个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也变得不再那么严格。

至春秋后期，这种从低级社会阶层向高级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于是，王室与公室“大夫”与“公卿”原本不同的两个群体，逐渐融合成为一个社会阶层，自然导致“族权”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就这一历史阶段卿大夫作家群体构成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像周王室及卫、吴公室，王族、公族类与非王族、公族类卿大夫大体相当，如周王室的5人中，刘夏、刘挚、单旗3人属王族（姬姓），老聃（子姓）非王族，泠州鸠族属未详。二是像鲁、楚、宋、郑公室，以公族类卿大夫为主体，如鲁公室的23人中，叔孙豹、叔孙婼、叔孙不敢、季孙宿、季孙意如、仲孙貜、仲孙羯、臧孙纥、臧孙赐、后脊、子服椒、子服回、叔仲带、子家羁、荣栾15人属公族（姬姓，出于文王昌庶子周公旦），孔丘（子姓）、申豐（姜姓）、申须（姜姓）、冉耕（姬姓，出于文王昌庶子冉季载）4人皆非公族，闵马、冶区夫、师己、梓慎4人族属未详。三是像齐、晋公室，以非公族类卿大夫为主体，如齐公室的8人中，国弱、栾施、晏婴3人属公族（姜姓），陈须无（妫姓）、陈无宇（妫姓）、鲍国（妫姓）、苑何忌（子姓）4人皆非公族，梁丘据族属未详。这种卿大夫作家群体血缘关系的多样性特征，不仅折射出这一历史阶段非公族“家族”在政治上逐渐崛起的社会现实，也为“世族”作家群体创作风格的多样性奠定了社会基础。

具体到本文所涉及的“士”阶层作家群体而言，春秋中期，以周仓葛、晋优施、寺人披、介推、秦医师、郑师慧等为代表的“士”阶层作家群体，已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或为国君（含小君）及霸主之“谋士”，或为功成身退之“隐士”，或为长于胗病之“医士”，或为直言敢谏之“诤士”，都是诸侯国政权尤其是霸权的重要支柱。至春秋后期，出现以秦医和及孔门早期弟子冉耕、仲由、漆彫开、闵损、孔鲤为代表的“士”阶层作家群体。比如，秦医和《六淫致疾论》提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说，《无改灾祸必受其咎论》倡导“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菑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古训，精通医理，谙习《周易》，传授《扁鹊内经》;冉耕以“善言德行”名世;仲由以“政事”见长，传世有《辞约为义论》《观射论》《天以陈氏斫丧公室论》诸文;闵损，鲁人，后仕为季孙氏费宰，以“善言德行”名世，传世有《辞费宰论》;孔鲤，孔丘之子，孔伋之父，谙习《诗》《礼》，传世有《君子远其子论》。可见，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孔丘兴办私学，少正卯聚徒讲学，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要内容，以培养治国安邦人才为主要目标，打破了王室、公室官学培养“士人”的垄断性特权。这不仅使“士”阶层的范围继续扩大，为布衣卿相局面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更为“士”与“大夫”阶层合流为新型“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出现开了先河。

四、“陪臣执国命”与春秋晚期作家群体分布状况与基本特征

春秋晚期（前505—前453）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向“陪臣执国命”转变，即以“庶人”为中心（33）。这一历史阶段，传世文献中各阶层作家，凡116人。其中：周王1人，国君9人，卿事寮卿士23人，卿事寮大夫33人，太史寮大夫7人，士25人，平民18人（34）。从上述信息可以看出，春秋晚期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1.“家臣”作家群体开始形成

春秋中期“家臣”作家已崭露头角，如周瑕禽、齐卢蒲癸、东郭偃、晋訾祏等;至后期人数有所增加，如周苌弘、鲁申丰、季冶、曾阜、杜泄、谢息、晋女宽等;到了晚期，人数迅速增加，如鲁仲由、闵损、冉求、冉雍、原宪、阳虎、公山不狃、公敛阳、驷赤、正常、晋高强、董安于、王生、张柳朔、楚隆、士茁、任章、宋陈寅、卫戏阳速、高柴20人。就这些“家臣”与“家主”之间的血缘关系而言，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大多数根本没有血缘关系，如鲁季孙氏（姬姓）宰、卫孔氏（姞姓）蒲大夫仲由为宋公族（子姓）徙居鲁者，鲁季孙氏与晋赵氏（嬴姓）家臣阳虎为阳公族（姬姓）徙居鲁而出奔晋者，鲁季孙氏费宰、孟孙氏（姬姓）成邑宰高柴为齐公族（姜姓）徙居鲁者，季孙氏家臣正常为宋公族徙居鲁者，赵氏家臣董安于（姒姓）为周人徙居晋者，赵氏家臣楚隆为楚公族（芈姓）徙居晋者，范氏（祁姓）柏人邑宰张柳朔本为晋公族（姬姓），宋乐氏（子姓）家宰陈寅（妫姓）为齐人徙居宋者。

二是有的同祖而不同宗，血缘关系非常疏远，如鲁季孙氏宰冉求、冉雍皆为聃公族（姓姬）徙居鲁者，季孙氏家臣阳虎为阳公族（姬姓）徙居鲁者，叔孙氏（姬姓）采邑郈之工师驷赤为郑公族（姬姓）徙居鲁者。

三是有的同宗而不同族，血缘关系已比较疏远，如鲁季孙斯出于桓公允季子公子友，属季孙氏第六世嫡子;而其费邑宰公山不狃为仲孙氏（出于桓公允次子公子慶父）之别，出于仲孙氏第三世嫡子仲孙蔑庶子仲孙佗。足见此二人虽皆同宗始封君周公旦，皆属“桓族”，然其别祖不同，为两个血缘关系早已出了“五服之亲”的不同氏族。

足见“家臣”与“家主”之间，不再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基本上是个人主从关系。这种新型家臣制，在政治生活方面为“士”争取到跻身卿相的机会，而且为战国的客卿制与秦汉的官僚制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些新型“家臣”，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开始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比如，仲由《利禄论》主张家臣应恪守“利其禄，必救其患”之道;冉雍《居敬而行简论》主张实施“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的为政之道;王生《义之经论》主张恪守“私雠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的为义之道;董安于《勿赏狂疾论》主张家臣应该“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耆其股肱以从司马”“端委韠带以随宰人”，《身死而国宁主定论》提出“人谁不死，吾死莫矣”说;楚隆《展谢不共书》倡导“好恶同之”古训，《蔡墨为君子论》提出“进不见恶，退无谤言”为君子之道说，士茁《木胜则人亡论》提出“土木胜”则“不安人”说，倡导“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古训，主张“臣以秉笔事君”（35）;公山不狃《为宗国死节论》提出“君子违，不适雠国”说，倡导为宗国死节。他们所撰之文，实际上都是在家臣要忠心事主的前提下，为家臣乃至整个士阶层修身齐家治国提供理论依据。

又如，高强《谏二子将伐公书》倡导“三折肱知为良医”古训，认为“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任章《释以天下图知氏之策论》倡导“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古训，为家主提出“释以天下图知氏”之策（36）。足见他们不仅为家臣中直言敢谏家主之楷模，而且其所撰之文，实际上都是通过为家主奉献权谋相倾之术而为其谋划存亡之策。仲由《天以陈氏斫丧公室论》提出“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说，甚至直接为族权取代君权提供理论依据。

2.“士大夫”职业化作家群体开始出现

《左传·昭公三十年》：“先王之制，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若其不间，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此为传世文献最早将“士”与“大夫”并提连称者，足见春秋后期“士”的社会地位已与“大夫”相近，这两个原本不同的社会阶层渐次融合为“士大夫”一个社会阶层，初步形成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批封建官僚集团。这些居于王室或公室“卿士寮”与“太史寮”官署的“士大夫”，其主要职责是政务，文学创作是其政务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至春秋后期，有些“士大夫”由于政治生态环境发生特殊变故，或去职归故里赋闲，或去职流亡他国，或干脆不入仕而在野，成为这一阶层出身的职业化作家。

王室“太史寮”大夫去职归故里赋闲者，以老聃为代表。其为宋公族，仕周王室为柱下史（守藏书室之官），敬王四年（前516）被免职去周归宋，便以自隐无名为务，建立起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道家学说集大成者，传世有《老子》一书（37）。

公室“卿士寮”大夫去职归故里赋闲者，以孔丘为代表。其本为宋公族，先祖陟居鲁，先后仕为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乘田（主苑囿之吏）、中都（鲁邑，即今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宰、司空（主土地）、司寇（主刑法），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弃官去鲁而率弟子周游列国，三十六年（前484）自卫返鲁，潜心治学，构建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儒家学说集大成者。

干脆不入仕而在野者，以孔门弟子漆彫开、闵损、宰我、商瞿、颜回、有若、陈亢、公西赤、卜商、曾参、颛孙师、序点、公罔裘、孺悲为代表。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是设坛讲学而自成宗派者。比如，漆彫开主张人性有善有恶之说，从孔丘习《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漆彫开》十三篇，形成“漆雕氏之儒”学派;颜回《修道以待君子论》提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说（38），形成“颜氏之儒”学派;卜商《兄弟论》尊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古训，主张“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说，以“文学”著称，形成“子夏氏之儒”学派;颛孙师主张“士”应以“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四者为立身之大节，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之行为，倡导“君子”应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为交友之道，十分重视孔子“忠”“信”道德观念，形成“子张之儒”学派;商瞿受《周易》于孔子，传《周易》于后世;曾参总结出“吾日三省吾身”之修养德性方法，倡导“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作《孝经》，《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曾子》十八篇，传世有《夫子之道论》一文。

二是从师受业而创立新说者。比如，宰我《三年之丧论》提出“旧穀既没，新穀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说，主张改革礼制，以“善为说辞”著称;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之说，倡导“信近于义”“恭近于礼”之论，主张“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孔子卒后被孔门弟子推举为“师”;公西赤长于祭祀之仪与宾客之礼，极力推行仁孝，传世有《愿为小相论》一文;序点《观射论》提出“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说;公罔裘《脩身以俟死论》提出“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脩身以俟死”说。

唐代刘知几《史通·内篇·二体》认为：“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39）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作家群体社会阶层下移的基本状况。的确，春秋时期政治格局经历了一个由“天子守在四夷”向“天子卑，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境）”渐次转变的过程，政治生态经历了一个由“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渐次变迁的过程，从而完成了由“王权”政治向“霸权（君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国体由政权与族权合一的集权型奴隶制向政权与族权分离的多元型封建制转变;二是政体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贵族宗君制——君主与贵族共政向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君主与贵族、庶人共政转变;三是政权结构体系中王权、君权、族权由强化型向弱化型转变;四是职官制度由世族世官世卿世袭制向择善而举的官僚选任制转变;五是政治文化由贵族精英主导的礼治型向庶民草根参与的民本型转变。这种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自然会引发作家群体社会阶层分布不断由贵族向庶人的演化。故西周文作家群体主要为周王、国君、卿、大夫，而春秋文作家群体除了这些上层贵族之外，新出现了士、平民阶层，甚至乡人、野人、舆人、城者、筑台者等社会下层人物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

注释

①〔南朝·梁〕刘勰撰、郭晋稀译注：《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5页。

②还有诸如“公卿”“大夫”“君子”“祝”“史”“师”“优”“伶”“人”“士”“女”“妇”“乡人”“野人”“舆人”“城者”“骖乘”“筑台者”之类的许多佚名作者。

③国君夫人，《左传》称“小君”，《论语》《礼记》称“寡小君”，则其亦为“君”，社会地位与其夫同。昭十一年《春秋》之“蔡世子有”，即《左传》之“隐大子”，楚大夫申无宇称其为“诸侯”，则天子之“太子”与诸侯之“世子”，其社会地位与天子、诸侯同。

④本文所谓“士”，主要包括孔门诸子、家臣、隐士与国人，其中“国人”皆泛指，无姓名，兹不举例。

⑤本文所谓“平民”，主要包括“庶人”“工商”。其中，“庶人”亦称“庶民”，指士之庶子无爵者，包括担任王室与公室府、史、胥、徒之属者及大夫家臣者。其虽可入仕在官，但并非由天子、国君任命，故就社会阶层而言属于平民阶层。

⑥本文所引《春秋左传正义》《论语注疏》《尚书正义》《礼记正义》《孟子注疏》文，皆据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清嘉庆二十至二十一年（1815—1816）江西南昌府学刊刻阮校十三经注疏本，不再逐一标注。

⑦笔者将春秋时期分为春秋社会前期（前770—前682）、中期（前681—前547）、后期（前546—前506）、晚期（前505年—前453）四个历史阶段。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9—11页。

⑧出土文献中有吴公子者灭（者灭钟一、二）、邓公（邓公簋）、郑王子婴齐（即子仪，婴次炉）、杞公（杞公壶）、晋姜（晋姜鼎）等人。本文所引铜器的器主（作者）及其铭文释读与断代，皆参考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增订本，科学出版社，1958年），不再逐一标注。

⑨（16）（20）（23）（38）〔漢〕司马迁：《史记》，郭逸、郭曼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1、132、1661—1662、131、1511页。

⑩〔宋〕萧楚：《春秋辨疑》，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

（11）参看白寿彝：《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19—321页;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21—326页。

（12）详见〔宋〕程公说：《春秋分记·职官书一》《职官书二》《职官书三》《职官书四》，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清〕程廷祚：《春秋识小录·春秋职官考略上》，清吴省兰编刻艺海珠尘本。

（13）本文所涉及的作家，其族属、世系暨事略，详见邵炳军：《春秋文学系年辑证》，不再逐一标注。

（14）出土文献中有吴王诸樊遏（吴王元剑）、江伯戔（伯戔盘）、黄太子白克（黄大子白克盘）、曾太保亟（曾大保盆）、邾宣公牼（邾公牼钟）、邿季故公（寺季故公簋）、祝公（祝公簠）、齐太宰国归父（齐大宰盘）、卫上卿孙林父（孙林父簋）、虢季氏子组（虢季氏子组簋、虢季氏子组壶）、虞尨父（吴尨父簋）等人，可补传世文献之缺。

（15）〔汉〕刘向校、〔清〕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460页。

（17）原氏、荀氏、知氏、中行氏皆出于原伯，阳氏出于阳伯，魏氏出于毕公高。足见此六族虽与晋公室同祖文王昌，但不同宗。

（18）（19）（21）（22）（25）（26）（27）（35）〔三国·吴〕韦昭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点：《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21、224、305、310、338、373、379、381、186、462、466—467、70、501页。

（24）出土文献中有徐王义楚（徐王义楚鍴）、宋景公栾（景公栾鼎）、齐大夫陈无宇（洹子壶）、戴叔朕（戴叔朕鼎、叔朕簠）、苏公子甲（苏公子簋）等人，可补传世文献之缺。

（28）参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7页。

（29）（30）（32）〔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钟哲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298、312、459页。

（31）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郭杰：《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类型分析》，《延边教育学院》1990年第1、2期。

（33）笔者所谓“陪臣”，属广义之“陪臣”，既包括诸侯卿大夫之“家臣”，又包括“庶人”出身的新兴诸侯卿大夫——“公臣”。此类由“庶人”逐渐演变成为公室卿族者，其虽由国君任命而入仕在官，但比嫡出卿族出身卑微。

（34）出土文献中有吴王夫差（吴王夫差鉴）、徐大夫沇儿（沇儿钟）、楚惠王熊章（楚王熊章钟）、燕成公载（燕侯载簋）等人，可补传世文献之缺。

（36）〔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43页。

（37）详见邵炳军：《老子先祖宋戴公暨老子宋相人说发微》，《诸子学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7—47页。

（39）〔唐〕刘知几：《史通》，上海书店四部丛刊初编影印万历间张鼎思刻本，1985年。

责任编辑：采 薇

Changes of Political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Social Stratum of Writer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ao Bingjun

Abstract：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political ecology underwent a transition， the rites of protocol and music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princes and to the vassals. Then a deep political development occurred， the power changed from crown to hegemony， and then from clan to the common people. Naturally， the distribution of writers′ social strata continued evolving from aristocratic to common people. In addition to Kings of Zhou， monarch， high officials and senior officials， the prose writers group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ad emerged new strata of scholars and civilians， and even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society that had become the main body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show different distribu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 Kings of Zhou could still exercise the royal power by ordering the princes， a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royal family writers group and the writers group of Qingshiliao and Taishiliao of the family of princes under an emperor was seriously imbalanced; in the middle period： the monarchs represented by the princes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s of creation， and the social stratum began to transform into the "Qing clan"; in the later period： the high ministers and nobles " became the main body of creation， and the "scholar" class writers group gradually formed; in the last period： the "family minister" writers group began to form， and the "scholar-bureaucrat" professional writers group began to appear.

Key words：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olitical ecology; prose creation; group of wri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