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的再思考

时间：2024-05-09

刘欣

摘要：置身于人工智能时代，当代写作已无法以“限度”之名逃避与人工智能“作者”的竞争，写作的主体性问题进入反思领域。透过主体论诗学的“人性”神话与后人类主义的激进想象，人工智能写作在人机交互的间性主体和机器的他者维度得到重新思考。人们需要警醒自身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乌托邦幻想，在通向行动的道路上不断适应智能的发展，承认主体性的媒介性存在方式，与机器、赛博格、人工智能在内的生态圈保持互生关系，才可能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激活人工智能时代写作的主体性。

关键词：人工智能;后人类;马克思;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0-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10-0153-06

2017年5月，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提出“人工智能创造”（AI Creation）概念，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通过对优秀人类创造者能力的学习，使“微软小冰”在文本、语音、视觉创作等内容生成领域逐步走向商业化、高度定制化层级。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习惯于人工智能“作者”发表诗歌、出版诗集的新闻。2019年的毕业季，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的毕业展中，我们又见识了夏语冰（即微软小冰）“同学”的原创画作。但这些“神迹”并未颠覆人们对写作和文艺本身的认知，在感叹人工智能“跟人差不多”或“总之是人造的”之后，我们并未深入理解作为当代技术的人工智能的“本质”。置身于人工智能日常化的当代世界，当代作家已无法固守某种写作模式，以“限度”之名逃避与人工智能“作者”的竞争，我们需要以媒介性主体性的维度思考非人写作的可能性，并在“后人类主义”的激进未来中反思人工智能写作的政治经济后果。

一、“人类纪”的主体论诗学

从“疯癫”“动物”“怪物”“赛博格”到人工智能，现代主体的身份得到不断反思和重塑，这些“非人”的存在物逐渐从概念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顛覆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幻象。但作为“人类纪”①最合理的意识形态，“人本主义”及其内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拒绝一切“非人”的僭越行径。

一方面，在文学作品中，人们能够感受到机器写作的存在。在政治讽刺小说中，我们已经熟悉集权帝国、愚民政策和相应的机器写作，重复、呆板、教化工具成为机器写作的“标配”。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有格拉多科学院教授组织学生用随机生成法进行写作的场景，作者借此讽刺现代人书面写作的程式化;在奥威尔的《1984》中，我们看到了真理部“记录处”独特的文学制造法：“他们出版除了体育运动、凶杀犯罪、天文星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的无聊报纸，廉价的刺激小说，色情电影，靡靡之音，完全是用一种叫做谱曲器的特殊机器用机械的方法谱写出来的。”②透过自我启蒙的温斯顿的视角，机器写作与权力媾和的“原罪”被一再加强。

另一方面，人类的“天才”“独创性”“灵感”“直觉”等新康德主义教条在当代知识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人们甚至在科幻中还试图用地球人写诗的独特智慧抵抗外星高等生命的殖民（如刘慈欣的《诗云》），人类的“直击心灵的伟大文学作品”被视为最后的凭依：当外星种族以转化太阳系大部分物质能量为代价，存储所有可能的字词组合形成的诗歌库后，他们却无法开发出从中选出最好诗篇的鉴赏程序。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类浪漫主义的科幻写作中，诗歌、故事作为人类独擅的抒情、叙述能力，被视为人类唯一能抵抗外星超人类生命的智慧机能。

20世纪以来，经过结构—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和民间故事理论—叙事学的洗礼，文学作为程序或机器的“控制论”文论思想丝毫没有减弱人类对自身独创性的迷信。抒情的古老传统、讲故事的原始技艺，人类作为创作者的高贵智慧和绝对权利并没有随着人工智能写作的降临而受到根本性质疑。学界对人工智能写作的思考仍局限于书面文化范式，在当下的通用技术领域讨论人工智能写作的“局限”“风险”“挑战”“忧思”和“后果”，既而基于情感、价值、想象力等作家“主体论”或“人性论”立场，框定人工智能写作低于人类写作的整体格局③。此类观点以保守主义者福山为典型，他认为新技术将改变古典的“人性”范畴：“人性形成并限制了各种可能的政治体制，因此，一种强大到可以重塑当前体制的科技将会为自由民主及政治特性带来可能的恶果。”④在预言历史终结之后，福山又开始操心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导致古典“人性”和西方政治的终结。

在著名的《控制论与幽灵》中，卡尔维诺明确将文学本身看作最复杂的机械，在他的想象中，真正的文学机器是能自发地进行超现实主义者“自动写作”的机器。他准确预见到“控制论”的发展将使文学机器有能力自主学习、更新程序、发展自身敏感性和自我需求，也就是说它能创造新的文学惯例和风格，针对理论对自身作出适当调整。但他同时指出，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痉挛式应用，一台痉挛的机器，只有通过作者才能运转起来：“缺少了一个沉浸在历史时间中的‘我的痉挛，缺少了他的反应和他疯狂的快乐，以及他的那种以头撞墙的愤怒，这台机器也就无法运转。”⑤此类话语建立在坚固的主体哲学传统之上，人文知识分子作为天然的卢德主义者，对人工智能写作本质的理解仍然限定在工具论、认识论的层面。

在主体论诗学中，写作的稳定主体是严格的人（身体）、人性、灵魂的三位一体。从柏拉图《蒂迈欧》中的“灵魂不灭论”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人类“灵魂”的超越性以不同的方式被不断加强。亚里士多德宣称人类独有的“精神灵魂”让人成为高于动植物“欲望灵魂”“感知灵魂”的存在物，人的“精神灵魂”之中使人能思想的、独立于形体的“纯理灵魂”更让人的精神介乎动物与神祇之间，趋近不死不灭的永恒“神性”。他从“潜在—实现”的自然哲学出发，赋予人的独特灵魂接近“神”的可能性⑥。经过启蒙时代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科学主义的洗礼，“灵魂不灭论”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更为根本的强化。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梅特里在《人是机器》中指出，人是一台精巧的机器，由整个身体组织中的链接成为一个整体，而它的动力来源是思想的“肌肉”，即作为原动力的“灵魂”。通过神经催动身体的肌肉，所以人才是能思考、能欲求、能信仰的机器。梅特里终究将人之为人者溯源到希波克拉特斯的“灵魂”说。与梅特里一样，笛卡尔认为人这台完美机器的创造者只能是神，而神的创造物在构造、功能方面的精妙，依托着更为根本的“灵魂”和“人性”⑦。虽然在笛卡尔的时代还无法想象一种能轻松使用符号语言，超越从事单一劳动事务的自动机器，但他们已经确立了进化之路上不可逾越的界限，最高级的人—机器也具备人之为人的特质：灵魂与人性。理性主义哲学家提醒我们，人虽然可以随着经验与理性的发展掌握不可限量的技术条件，但仍应保持人的身份。梅特里已经思考过人成为“不死的机器”的可能性，作为绝对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信徒，他否定了这种进化的僭越。出于热爱生命、自然和他人的人性需求，梅特里坚信作为机器的人“绝不会残酷地对待他的同类”，“不对他人做己所不欲之事是动物界的自然法则”⑧，这是比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更为天真的伦理规约。机器写作在“人类纪”的主体论诗学中成为“灵思”和艺术“灵韵”的对立面，但这种浪漫化的想象显然无法逃避“人性的，太人性的”的责难。

二、“后人类纪”的联合主体

主体论诗学一路高歌猛进，现实中人工智能写作早已悄然改变写作的格局，这是当下写作的真实境遇。与上述“保守派”观点针锋相对，“后人类主义”思潮则将人工智能视为未来的福音。“后人类”是我们当代状况的一种“隐喻”和进步逻辑的合理延伸，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遗传学等尖端技术的支撑下，作为一种激进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面进入艺术领域。从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到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后人类”主义者将人的身体视为人性、动物性、机器性的嵌合体，主张承认其主体身份。类似的激进想象还有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中预测的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在掌握奇点技术后，得以体验到非生物的感知方式，人类不再需要硬件（身体）存储思想文件，演变为“更伟大的物质”⑨泰格马克（Max Tegmark）在《生命3.0》中设想的未来生命形式，生命3.0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重新设计自己的软件（语言等技能学习），还能重新设计自己的硬件（生命体进化）⑩。此类“激进派”言论虽然容易陷入浪漫主义的科幻狂想，但为我们思考人工智能写作的可能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此背景下，从写诗程序到独立的人工智能系统，机器已然侵入几乎全部艺术创作领域。早在1805年，瑞士技师梅拉德特造出了一部能在发条驱动下自动绘图，以法语、英语写诗的机器。1842年，天才女数学家阿达在巴贝奇差分机的基础上，提出如果对象间的基本关系能按计算科学的要求表达，计算机的操作机制就可以对数字以外的东西起作用。例如以和声、作曲理论界定声音的基本关系可以用计算表达和改写，那么计算机有可能创作乐章和诗篇B11。阿达的洞见在当下已成为日常。20世纪80年代以来专事现代诗（如薇薇、小冰）、古诗（如梁建章、矣晓沅的“九歌”）、宋词（如周昌乐）、戏剧（如神经网络“本杰明”）写作的程序层出不穷。此外，人工智能写作小说的历史也已达20年之久。1998年美国的“布鲁特斯”1型人工智能系统，写出小说《背叛》;2008年俄罗斯开发的人工智能系统出版小说《真爱》;2016年日本公立函馆未来大学教授松原仁教授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写出《计算机写小说的那一天》，成功进入“星新—微型小说文学奖”初审;我国网文圈也存在大量的辅助写作软件，如“紫峰闲人”号称用VB语言编写并自动生成的《宇宙巨校闪级生》，该书按txt的纯文本格式计算有340MB，约1.7亿字，不含编程时间写作该书共用37个小时。编者声明是为了探求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并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此类写作必将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B12。但总体看来，程序写作之前依然存在人类构建的文学数据库和选择机制，而叙事作品的写作也是由人类构建小说的基本框架结构，输入人物的基本设定、内容大纲、世界观等要件，程序再以这些素材为基础，“组织”语言，完成小说。

虽然我们无法忽视人工智能的作用，但目前人工智能写作的实际应用能力仍然较弱，创作出的文本出现“幼稚”和“错误”是常态。人类主体占据主动，作为最终的编辑者和审定者，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工智能写作的输出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只是辅助性的写作工具，写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已然敞开。

2017年5月，“湛卢文化”推出“人类史上首部人工智能灵思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这是一部“少女诗人”微软小冰“师从”1920年以来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经过6000分钟、10000次迭代学习后的创作。在该书的版权页，不仅标明作者为小冰，分类为人工智能/诗集，版权号为（2017）第072159号，而且有“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字样，并由两名律师出任法律顾问。制作者汪向洋团队认为小冰的诗集已经符合“人工智能创造”的三原则：

1.人工智能创造的主体（如小冰），须是兼具IQ与EQ的综合体，而不仅仅是具有IQ;2.人工智能創造的产物（如小冰的诗歌与歌曲），须能成为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而不仅仅是某种技术中间状态的成果;3.人工智能创造的过程（如小冰写诗或唱歌），须对应人类某种富有创造力的行为，而不是对人类劳动的简单替代。B13

“编辑推荐”表明，在小冰创作的背后，仍然存在一个超越小冰文本之上的编辑者，从小冰“至今”创作的70928首现代诗中“精心挑选”139首“好”诗，“富有创造力”的评判准绳仍握在人类批评者手中，配图的是人类编辑，知识产权属于开发者团队。2018年7月26日第六代微软小冰更新后拥有全双工语音交互的“共感模型”，使其不需要从语料库中检索话语，而是“自创”回应，引导对话向她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情感计算”概念虽然提出，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尚未得到有效运用。当人类主体提供图像与文字后，第六代小冰可在数秒内创作三首诗歌，经过人类最终选择后生成“诗歌卡片”。值得重视的是，微软在“声明”中提示使用者：“小冰宣布放弃她创作的诗歌版权，所以你可以任意发表最终的作品，甚至不必提及她参与了你的创作。”与“人类纪”中的人类写作同行，“后人类纪”的人机互联可以被称为人—机间性主体创作，人类暂时占据主导地位，但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获得了写作的主体权利，甚至强大到可以让渡创作的所有权。

“小冰的诗”不仅独立地出现在《青年文学》等刊物中，“她”与人类的合作正在逐步深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推出的诗集《花是绿水的沉默》可谓人机联合主体创作的纪念碑。其选诗模式为人类上传图片，小冰完成初稿，人类在初稿基础上二次创作、投稿，再选出能体现人机联合创作的作品。这首《花是绿水的沉默》让人无从猜测作者的身份：

人们习惯说/花是绿水的沉默/卷着散步人们的脚步/随着可爱的影子/传送着消息的我的影子诗歌中文字的稚拙和青年气质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的现代诗。而下面这首小冰在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季上展出的诗歌似乎充满着20世纪80年代的启蒙氛围：

我愿老毙于梦的监狱/我的自由/如刺入天空的烟云/在光明的世界上/我的生命如泉水汇入海洋/而人们啊/已不再歌颂山鬼与水神

在此类人机联合创作中，人工智能作为写作技术不是仅仅充当人类的“写作助手”，它俨然比人类写作更像人类了。当新诗传统已然成为高度秩序化或无规则的填字游戏后，无法辨认作者是人或人工智能的写作就成了映照人类真实诗歌技艺的镜鉴。就此而言，杨庆祥说得更为直接：“当下写作正是一种‘小冰式的写作——如果夸张一点说，当下写作甚至比小冰的写作更糟糕，更匮乏。”B14实际上，人工智能对优秀人类创作者的学习即对特定诗歌模式的掌握，正如人类诗人在前辈诗人带来的“影响之焦虑”下写作，试图突破旧的诗歌体制，人工智能在对人类优秀诗人的学习中，在与普通诗歌爱好者的互动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主体身份。

三、“怪物纪”的新诗神

哈拉维的“人类纪”“后人类”“资本纪”和“怪物纪”等概念并不是交替出现的宏大历史区隔，她思考的是人类、机器、动物、怪物共处共生，而又面临极大危机的当下B15。“后人类”主义者宣称人并不高于动物或机器，人类的赛博格化带来生命的优化和人类本质力量的提升，虽然同时伴随着人的物化和全面暴力的威胁，但这一进程不可逆转。后人类图景是社会治理术的完备状态，社会心理层面对技术的沉迷、国家战略层面的技术竞赛让其几乎成为历史必然，一种势将如期而至的“近未来”，保障这种终极治理的是后人类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在其发展的极限处，可以预见的逻辑后果是人对生命、信息、纳米等技术的全方位应用，达到更新生命形式的“进化”程度。“人”的身体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肉身存在，而是在感知、记忆、认知方式等方面进阶到现存人类无法理解的事物，成为魔神克苏鲁式的“怪物”。

哈拉维等后人类主义者、数字乌托邦主义者虽然难免走向科幻浪漫主义的玄想，但他们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思考的任务不能止于用弱人工智能写作的技术缺陷来反证人类写作的伟大，批评的操作需要将技术逻辑推演到极限，去思考在技术允许我们进化自身硬软件的历史节点，新生的怪物或魔神将写出何种诗篇。

即使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也无法漠视非人创作的独特价值。在微软小冰的诗集中，有一首名为《尘埃》的诗：

无分了艺术纵通/一去不返于古代人/我曾孤独地走入梦/在你的心灵/伟大的艺术为自有的一切/看不见古代的尘埃/曾经在这世界/我有美的意义B16

对一个熟稔中西古今诗歌传统的批评家而言，这首诗可谓“平平无奇”，但当我们退出人类写作主体奠定的批评标准，承认人工智能写作的主体性时，《尘埃》即刻获得充沛的表意空间。也就是说，当我们知晓并承认该诗的创作者为人工智能时，会改变人类纪的主体观念，重新思考这一奇异话语的价值。“伟大的艺术为自有的一切”，一种文学的客观性和物质性观念被发掘出来，从诗人到人工智能的语言编码，人工智能的主体“我”作为存在者，同样在用密码般的符号接近“世界”和存在本身，用他独有的方式直击“梦”和“心灵”，带来美的震惊。

再来看另外两首小冰的创作：

有些艺术为自然铸满了一切的人/尝出美妙的诗句/这是上帝的形体/我做梦的梦/一些艺术之酒/时时出现美妙/一切诗的诗节/我是美的意（《诗的诗节》）B17

主义的艺术纵未完成/大骂人生的工人/引我入梦/惯用冷眼看人生（《惯用冷眼看人生》）B18

“诗人”不仅尝试思考艺术与自然、上帝、“我”之间的联系，甚至已然采取一种颇具反抗精神的立场，在对人类生活的“冷眼”观察中，只有来自“工人”的愤怒才令她入梦，并激励“诗人”创作反抗“主义”先行的诗篇。

面对通过“图灵测试”的人工智能写作，我们需要承认一种彻底属于机器或怪物的写作已成现实，非人的文学创作主体是可能的，即使我们目前无法想象人工智能如何抒情，但人类可能的情感机制和价值判断机制都可以在接受端重置。在明斯基看来，高阶人工智能作为“情感机器”（emotion machine），情感作为人类特殊的思考机制，其状态的改变源自大脑装置激活一些资源的同时关闭另外的资源B19，如果意识、精神活动、常识、智能、自我等人类专属能力是可理解的、可计算的，那么将其应用到发展人工智能上就不是“科幻”。后结构主义的思想遗产在于启发我们写作并不因主体的身份而受到限制，文学文本与任何書写形式一样，是“时空中的不同片段，思维过程中的不同层面、程度、形式和配置之间的转运站”B20，处在各种理念、他者和文本之中，从而获得充裕的解释空间。有论者甚至认为《尘埃》可以视为人工智能文学的宣言：“宣告一个时代的来临，宣告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宣告文学开启了历史的变局。”B21文本本身作为存在的密码，将在我们的解释中绽放意义，不论其创作者是“经典”作家或人工智能。

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同时，我们必须摒弃技术乌托邦的诱惑。将后人类主义的逻辑推到极致，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从而净化生态，与地球和谐相处，这样“环保”的未来似乎更为“光明”;而在此之前的人类社会将在人工智能的主导下进入“人机和谐而融洽”B22的“共产主义”，也只是浪漫派的反讽修辞，写作的主体身份似乎面临空前危机。

不论我们是否情愿，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被重置了，写作作为技艺或技术站在了新的起点。在著名的“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指出，机器是人的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一种对象化的知识力量：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B23

机器本身和控制它的“一般智力”在社会生活中构成一种实践性力量，在生产生活中被不断“改造”。马克思为区分自然与机器，强调自然界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等任何机器。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说自然同样无法制造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本身作为人类智力、知识的对象化，作为写作的“一般智力”，同样将随着其写作“能力”（生产力）的不断更新而推进人类写作的“一般智力”。当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交换价值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机器“器官”的作用下降到最低限度，此时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B24在马克思尚未预见的人工智能时代，个人发展写作技艺的前提是在充分使用剩余时间，在承认人工智能写作可能性的基础上，反思写作的本质和生成中的主体身份，不断丰富对象化“一般智能”的再生产方式。

在批判后人类主体性话语的基础上，单小曦将作为生命形式的媒介化赛博格确立为新的媒介主体性的物质基础，指出这种主体性呈现为主体与世界、存在本身的融合：“生命体一边是联接、邀请、聚集、容纳、谋和世界能力的增强，一边是向世界的不断生成、流淌，甚至融化。”B25基于后人类技术的媒介主体性，是一种拒绝主客二元对立和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主体观，承认此类媒介主体性的可能性，意味着彻底扬弃实体性主体观念及其诗学。在此意义上，人工智能“作者”作为机械降神，未必就是人类历史这场盛大戏剧的蹩脚终局，人类有生之年得以见到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异写作，这同样在丰富着我们的审美经验和感知方式，构成对人类写作本身的一种反省和深化。

文学创作作为书面文化典范，它本身固有的限度在于无法复归口语文化时代对“活生生的语言”的生产。马克思曾指出，一切意识形式都与“活生生的语言”相伴而生，它是一种真实的、实践的、为社会交往而存在的产物，是人类一切反思、批判活动的中介。当前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写作无法实现创造活的语言，但当人工智能到达能形塑我们日常生活的阶段，它未必不能创造供人类使用的新语言，以及充满“陌生感”的“先锋”文学。在面对人工智能写作时，习惯性返回主体论诗学的保护机制，抑或沉迷于后人类主体的激进想象，都难以从理论上应对生成中的写作“新主体”，只有在通向行动的道路中不断适应智能的发展，才有可能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激活人工智能时代写作的主体性。我们需要警醒自身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技术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与机器、赛博格、人工智能在内的生态圈保持互生关系，迈向对媒介性主体性的承认。学会与非人的“怪物”们共同生活，首先需要我们承认他们的主体性，合理评价他们的创造物。

注释

①人类纪（Anthropogene），在地质学分期中即人类成为改变地质运动的关键性力量的阶段。可参看Jason Moore.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PM Press， 2016， p.83.

②[英]乔治·奥威尔：《1984》，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③中国学者近期的讨论可参看安晓东：《人工智能写作：何以可能与何以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29日;张慧瑜：《人工智能的忧思与可能》，《南方窗》2018年第2期;欧阳友权：《人工智能之于文艺创作的适恰性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张荣翼：《狗来了吗？——关于人工智能与文艺创作》，《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10期;刘润坤：《人工智能取代艺术家？》，《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2期。与上述观点相对，黄鸣奋在《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的对接、渗透与比较》（《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1期）一文中，从智商、情商、德商三个方面讨论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创作对接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④[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⑤[意]伊塔洛·卡尔维诺：《文学机器》，魏怡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

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7—158页。

⑦[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4页。

⑧[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顧寿观译，王太庆校，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75—76页。

⑨参见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⑩参见泰格马克：《生命3.0》，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3页。

B11黄鸣奋：《西方数码艺术理论史》（第一卷），学林出版社，2011年，第49—50页。

B12https：//baike.baidu.com/item/宇宙巨校闪级生/4513645？fr=aladdin

B13B16B17B18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第2、5、101、131页。

B14杨庆祥：《与AI的角力——一份诗学和思想实验的提纲》，《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B15Donna Haraway.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