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贺 方 彬



【当代政治】

全球化语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

贺 方 彬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说自话，而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语境中逐渐生成的。从全球化视角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更为宏阔的视野，而且更能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深层内涵，展现其完整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有机统一，具体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视野下的正确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球化视阈下的真理性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历史中的正义性认同。

关键词：全球化语境；制度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研究，大多数人拘囿于从中国视阈来解析其基本依据、本质内涵、价值意义等，这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绝不会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自说自话，而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语境中逐渐生成的。因此，只有从全球化视角来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才能凸显其深层内涵，展现其完整图景。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视野下的正确性把握

对于中国道路的正确性，大多数人趋向于从中国视野对其进行解读，认为它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探索形成的，契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正确道路。其实，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也可以从世界视野来分析。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道路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总结与反思、比较和借鉴中，实现了对其他发展模式的超越与升华，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它是我们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鲜明的时代性是中国道路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正确性的具体表征。对时代主题的准确研判，是开创中国道路的历史与逻辑起点。正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我们党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才开创并发展了中国道路。因此，这条道路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与时代旋律和谐同奏，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潮气。它积极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之路；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潮流，主动打开国门，实行全方位立体化的开放发展之路；积极顺应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的时代潮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积极顺应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能源的时代潮流，坚持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之路；积极顺应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被世界普遍认同的时代潮流，提出并践行共享的发展理念等。这些对时代潮流的积极回应，使中国道路弥漫着时代气息，展现着旺盛生命力，也为其在世界视野下的正确性奠定了时代基础。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中国道路还具有突出的开放性特质。它把自身的发展融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积极反思与总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发展模式提供的经验教训，充分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首先，中国道路是对苏联模式的总结与突破。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政治、文化、社会领域，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比如，在所有制结构上，推崇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在经济体制方面，实行政府包干的计划经济；在经济结构上，偏重于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在政治体制上，实行权力绝对集中，以党代政；在思想文化领域，单纯强调单一性、纯洁性。这种模式在苏联早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得以巩固，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由此，苏联模式便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模仿的样板。但是，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苏联模式的弊端却日益暴露出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最大障碍。中国道路的开创，是对苏联模式的系统总结；中国道路的拓展，实现了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有了这些总结与突破，才使中国道路全面优于苏联模式，苏东剧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勃兴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中国道路是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参照和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大多已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就前者而言，它们在塑造现代性的过程中，普遍建立了比较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发展活力；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民主法制框架，基本人权得到了有效保障；倡导文化包容和价值观多元，精神文化产品供给较为丰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生福利体系，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有效保障，这些为中国道路提供了很好参照。就后者而论，它们在追寻现代化进程中，片面遵从资本内在逻辑，国内进行残酷阶级剥削，国外发动殖民侵略战争，过度消耗能源资源，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恶果，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些教训为中国道路提供了重要警示。中国道路正是在对欧美发展模式的参照和借鉴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例如，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充分暴露了欧美发展模式的根本缺陷，中国却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十分抢眼，对拉动全球经济摆脱困境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道路也因此倍受世界关注，英国学者马克·里欧纳德赞扬说：“从伊朗到埃及，从安哥拉到赞比亚，从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从印度到越南，从巴西到委内瑞拉的中等收入和贫穷国家的研究团体都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穿行寻找北京经验的启示。”①

最后，中国道路是对拉美、北非、西亚一些国家发展道路的深刻反思。二战过后，拉美、北非、西亚一些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也开始关注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和民生改善。遗憾的是，这些国家在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时，没有从本国实际国情出发，而是简单照抄照搬欧美的发展模式，经济上实行全盘私有化，政治上实行大民主，文化领域实行彻底自由化与多元化，导致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积聚，患上了严重的“现代化病”。有些国家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民生问题突出，社会矛盾激化，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有些国家党派林立，各党派之间尔虞我诈，相互争斗，导致政权更迭频繁，内战连连，外国势力趁机介入，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国家长期深陷于“贫富分化陷阱”“劣质民主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民生缺失陷阱”难以自拔，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深刻的现实警示。

中国道路在总结与反思、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发展模式过程中，实现了对它们的超越与升华，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具体体现在：它既始终立足于基本国情，又积极顺应时代和世界发展潮流；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既强调国家富强，又注重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既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积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这些独特的比较优势，使中国道路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世界视野下证明了它是我们实现现代化和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球化视阈下的真理性肯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它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原因在于，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依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它既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又坚决抵制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错误思潮，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从理论本源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马克思主义，承继着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它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础。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放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它充分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比如，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原则，我们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据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基础和根本价值取向的原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等。与此相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一些重大原则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经过改良和伪装的资本主义理论。比如，它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张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彻底放弃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根本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大理论创造，都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理论基础。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②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没有丢，它的真理性，从理论基础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解答民族与时代问题过程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又与前苏联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鲜明对照。苏联共产党先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笼统地把所有马克思主义条文当成金科玉律，用马克思主义来裁剪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生机与活力，由此形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必然缺乏对现实的指导力和阐释力，当理论与现实不相符时，最终走向了完全否定和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之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具有真理性，能否给人以自信，从根本上讲，需要社会实践进行检验。从全球化视野来看，就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新自由主义等在应对全球重大危机事件中的各自表现，来证明其优越性和真理性。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新自由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两大理论，它们分别代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两者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三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民主为基础；新自由主义则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为基础。两种理论到底谁优谁劣？不能单从理论到理论进行对比，需要从社会实践检验中得出最终结论。在全球化视野下，主要考察两者在应对全球重大危机事件中的各自表现，来证明其优越性和真理性。最近几年发生的全球重大危机事件，非金融危机莫属。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化传导下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创伤。“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08年全球金融资产损失约50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全球一年的经济产出；世界各地经济增长迅速下降，失业、萧条等犹如梦魇一般相继袭来。”③此后，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引发了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经济低迷、收入下降、失业剧增、贫富差距拉大等因素共同推动下，西方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直到现在，金融危机的负面效应仍未完全消退，世界正处于经济缓慢复苏的后金融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引发了人们对其根源的反思，世界各国在危机中的差异表现也成为世界议论的焦点。对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人们难以完全达成共识，有的认为是由于政府对金融行业监管不力，有的提出是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结果，还有的宣称是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危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点是人们普遍认同的，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导火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密不可分，它是导致这场危机发生并蔓延的思想根源。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西方国家长期实行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方针，各种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由此引起过度消费、过度投机，最终导致金融泡沫破裂。加之西方国家极力推行私有化，从反面刺激投资与生产的盲目性，引发整个社会的无序竞争，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严重。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最终酿成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危机发生后，以美国、德国、英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由于长期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主张，对市场经济缺乏必要的宏观调控，致使其应对危机的客观能力严重不足，无法抵御危机造成的巨大破坏，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危机。而中国一直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强调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高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弥补市场经济自身缺陷，在效率与公正之间找到最佳组合方式。因此，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有充足的宏观调控能力，及时出台应对措施，把危机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少，在全球最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为全球摆脱危机作出了独特贡献。危机引发人们深思，实践给予人们启示：新自由主义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思想根源，金融危机的实质是新自由主义自身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良药”根本无法医治危机给资本主义肌体带来的创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成功摆脱金融危机肆虐的深层理论根源，也是让全球彻底摆脱经济危机梦魇的马克思主义良方。中国在应对全球重大危机事件的表现中，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优于新自由主义，也在全球化视阈下彰显了其真理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历史中的正义性认同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与核心，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曾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④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除原始社会外)，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只是用一种新型私有制代替原有的私有制，以一种新型剥削制度代替原有的剥削制度，只不过新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更为隐蔽罢了！直到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中国形态，与以往所有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根本不同，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最终价值理想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制度，以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保证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从最高层面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国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接着，《宪法》总纲第二条又规定了我国的政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规定的国体和政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层面，保证了其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本质，也从根本原则上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性的价值取向。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共同富裕。走共同富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邓小平曾指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⑤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也强调，“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它能够彻底铲除旧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贫富两极分化矛盾。一方面，它着力保障社会生产力得到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按劳分配制度和各种民生福利制度，保障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保障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此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保障的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它遵从资本逻辑，为资本增殖和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它不可能让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贫富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顽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难以治愈的。对此，邓小平曾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⑦可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标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义性的鲜明体现。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基础和根本价值取向，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⑧，其理想的社会状态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⑨。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无法真正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社会分工十分简单，人们虽然可以同时从事多种生产劳动，但是由此形成的人的能力却只能是“原始的丰富”。单个人根本无法独立生存，只能依赖于由血缘关系组成的“虚假共同体”，个人的发展也不是自由的，他必须符合共同体的现实需要，往往采取“自我牺牲”式的发展方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水平获得了空前提升，社会分工也日益复杂化、精细化，每个人往往只能固守于某一个行业，从事某一种生产劳动，由此导致人的能力的畸形发展。从人的发展方式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虽然获得了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性，但却不能摆脱物的依赖，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增殖逻辑决定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平等地获得发展机会，往往出现一部分人的发展以牺牲绝大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自私自利”的发展方式。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了，同时又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关系高度和谐了，才能真正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中需要始终遵循的价值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为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社会前提。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保障人民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生态权利等，把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渗透贯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推动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双向互动中，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必要的现实基础。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蕴藏的价值观，充分体现了其正义性的价值诉求，是其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价值标识，也是人们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基础，为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供了深层依据。

注释

①[英]马克·里欧纳德：《中国怎么想》，林雨蒨译，行人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②⑤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42、64页。③权衡：《危机反思、道路自信与中国梦》，《人民日报》2014年1月14日。④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53页。⑥《***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责任编辑：浩淼文刀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Understanding of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Fangbin

Abstract: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talking in the nation-state range, it is gradually generate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o interpret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ot only allows us to obtain a new and more broad perspective, but to better highlight the deep meaning of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monstrating its complete picture. 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not unilateral but the organic unity of road confident, theory confident and system confident. Specifically characterized as: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correctness under the world visio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truth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stitu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justi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Key words:globalization context; institutional confide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3-0001-05

作者简介：贺方彬，男，济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特聘教授，法学博士(济南250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论”(14JD710015)。

收稿日期：2015-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