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留守、逆城市化与中国新型城镇化

王文龙

摘要：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不公平的城乡资源配置方式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其中日益扩大的反向留守与“逆城市化”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它加重了新市民的经济负担，增加了伪城市化人口，扭曲了人力资源的配置。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因地制宜地制定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依据当地人口密度、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交通发展状况尽快加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逐步废除不合理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不断均衡城乡之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才能有效理顺扭曲的城乡关系，全方位缩小城乡差距，早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和谐发展目标。

关键词：反向留守；逆城市化；中心村；中心镇；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035-05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城市化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噪音、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过载、治安恶化等各种城市病集中爆发，严重降低城市生活的质量。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城乡之间、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二元户籍体制的长期存在，也导致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形成规模庞大的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严重威胁社会稳定。鉴于传统城市化模式问题太多已不可持续，我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但何为新型城镇化，如何进行新型城镇化，由于旧思维范式的限制，调查研究的不足，学术界和决策部门还难以达成共识，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主要从反向留守、逆市场化角度提出自己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看法，以期能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问题的更深入思考。

一、二元结构理论范式下中国城市化的扭曲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由于其后发性、赶超性特点，加上长期的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经历，使其发展路径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此，解释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中解释城乡关系最有名的理论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及托达罗城乡人口过度迁徙理论。纵观中国的城市化历程，基本与二元结构理论预期的发展轨迹相符。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基本借鉴苏联，即重工业优先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1949—1956年，由于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工农业发展都比较快，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并不大，加上土改后农民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愿意轻易离开故土，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比较宽松，农民迁移城市的积极性并不高，迁移的人口也基本上可以被迅速发展的工商业部门所吸收，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基本平等。

1956年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确立，农民私有土地的集体化，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不断扩大，加上共产风、平调风和浮夸风的盛行，大跃进的破坏，农

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城市居民则由于政府的特殊照顾生活水平总体保持稳定，加上城市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导致城乡生活差距、公民权利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增强。但城市由于工业结构的偏重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加上当时城市人口出生率也比较高，对农村过剩劳动力吸收有限。为阻止过多农民流入城市，为了保持较高的工业积累率，维护市民粮食供应安全，政府逐步建立起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对农民的自由迁移进行严格限制。在严格的二元户籍体制之下，除少数农民有幸通过考学、参军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外，绝大部分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移自由。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体制由于其低效、资源浪费严重，技术进步缓慢而丧失竞争力，到计划经济后期，其低下的效率不仅无力吸收农村过剩人口就业，就是消化城市内部自然增长的人口都勉为其难，最后为减轻就业压力，国家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停滞，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城市化的逆转。在这一阶段，城乡关系处于对立状态，资源与分配向城市倾斜，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城市则由于重积累轻消费，人均收入增长缓慢，重物轻人的发展思维导致城市布局不合理，建设质量低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匮乏，住房、物资严重短缺，居民生活质量较低。

改革开放后，由于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积极地开展国际贸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开始遵循市场规律，而农村则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关系开始发生正向转变，由对立转向互利。但农民人口比例过高决定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必然性，中国城市化率过低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依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阶段，尽管有二元户籍体制的存在，部分城市对农民工流入的限制，城市高房价的阻碍，农民城市化的速度还是越来越快。在第一阶段农民城市化基本遵循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剩余人口逐步转移，农民人均土地增加，粮食产量保持低速增长，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吸收了转移的农民，使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98年。

1998年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民开始过度流出农村，中国城市化开始进入托达罗模型阶段。这一模型认为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考虑机会成本、迁移成本、收入因素、失业率、社会成本后，如果入城绝对收益依然远大于务农绝对收益，农民就会选择迁移城市。在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他们过度流动到城市，一方面造成城市失业增加，治安恶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压力过大，就业困难，工资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的过度流动也导致农村有效劳动力短缺，传统小农生产模式衰落，大量土地被抛荒、弃耕、低效利用，复种指数下降，老人农业蔓延，粮食产量出现了从1998—2003年连续6年的下降。在这一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扩大，廉价的粮食、原材料、劳动力的供应，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有较大改善，居民收入、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

2003年后中国城乡关系开始进入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枯竭，刘易斯拐点在部分地区出现。其突出标志是民工荒在全国的蔓延，即使是2008年这样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也难以逆转，农民工的工资快速上涨，农村季节性用工短缺非常突出，老人农业成为常态，农业工人工资快速增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政府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调整了农业政策，如废除农业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农业生产实施各种直接、间接补贴，鼓励土地流转，大力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新农村建设运动，希望以此为契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然而，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农民收入增长遭遇天花板；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环境差距的扩大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农村工作、生活方式的厌弃，都导致农民向城市的过度流动。而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加上二元户籍体制的阻挠使流动农民很难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导致大批半城市化，伪城市化人口的形成。城乡人口的不合理流动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不仅加剧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更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使人口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以缓解国家粮食安全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生活品质。

二、扭曲的城市化催生反向留守和“逆城市化”问题

在如何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上国内学者存在严重分歧。一些人呼吁迅速实现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马上废除二元户籍体制，尽快实现土地的私有化以大幅降低房价，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消除规模庞大的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一举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威胁。另一些人则反对土地的规模化、非农化发展，也反对激进的户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渐进，以避免产生大量城市贫民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他们主张继续维持小农经济，对农民城市化持谨慎态度，要求政府继续原来的城市化政策，认为农二代无法在城市立足就会自然回归农村。对于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不可取，激进的城市化或许可以治本，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一举解决谈何容易，无论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并轨还是二元户籍体制的废除，土地的私有化，都具有重大的利益再分配功能，可能会导致不同集团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政府也缺乏财力马上并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也没有能力马上满足新市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需求，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刚超过人口总数的50%以及农民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的城市化也应该是一个长期过程，急躁不得，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启动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但由于小农经济模式的衰落是必然趋势，通过不平等的户籍体制、土地垄断强行把农二代长久地排除在城市化之外既不人道也不可行，所以，加速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行途径，只有加速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逐步缩小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规模，我们才能缓解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立足中国现实，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

当前影响中国城市化走向的第一个现实是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反向留守问题。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留守问题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留守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留守，谓之反向留守。反向留守是中国城乡差距继续扩大，资源进一步向城市聚集的结果。由于乡村的衰落，空心村的大量出现，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农村中小学的撤并，乡村诊所的消失，各种生产、生活服务的撤出，加上基础设施的老化，生态环境的退化，面源污染的加重，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为保证孩子的教育、医疗服务或为追求城市的生活娱乐，基础设施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或被迫借贷到县城买房。当越来越多的农民抛弃农村向县城集聚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和面子竞争，因为乡村人口越少，空心村就会越普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就越匮乏，公共生活，人际互动也就越少，乡村生活就更为匮乏和沉闷，导致更多的人寻求逃离乡村，形成马太效应。

而当务农成为一种被普遍抛弃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选择的时候，继续在乡村务农就成为一种有伤颜面的事情，被认为是贫困、无能的象征，为保住面子，农民也积极地寻求入城。此外，中西部农村越来越激烈的婚姻竞争也加剧了农民城市买房潮。在中西部地区，性别歧视比较普遍，计划生育政策使性别失调更为严重，男多女少导致婚姻竞争激烈，打工经济的出现，青年女性向沿海地区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婚姻竞争，彩礼的普遍上涨就是其突出表现，但更大的负担则是城市买房要求，中西部农村很多农民的婚姻已经与城市买房紧密地捆绑到一起，到县城买房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结婚的前提条件。为孩子的教育和婚姻考虑，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到县城买房，催生中西部各地的县城房地产热。然而由于区位、投资环境比较差，这些县城普遍缺乏像样的工业或商业企业，不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即使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因工资过低，无法维持农民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更不能为农民创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又不得不到省会或沿海打工，让父母或妻子在县城照顾孩子读书，形成反向留守问题。

与传统留守问题相比，反向留守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不仅导致亲情的割裂，加剧人道主义灾难，还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降低了他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大部分入城农民购买的是小产权房，产权不确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毕竟购房投入了他们几乎所有积蓄，有些人还欠下大量债务，他们冒不起被拆除的风险。资金有限导致他们购买的小产权房面积普遍较小，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匮乏，环境欠佳，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物流成本、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过高使很多中西部县城物价畸高，导致入城农民成活成本大幅上涨，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压力。县城居住离家太远也导致农民无法照顾家里的耕地，使他们的收入减少。因此，相对于老留守问题新的反向留守带来的问题更多。

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走向的第二个现实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兴起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常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前提是农村人口已经减少到总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农业产业化已经充分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甚至逆转，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但中国当前的逆城市化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逆城市化的条件还没有出现：农村人口依然比例过高，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发展机会，社会保障，收入差距依然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逆城市化是一种扭曲现象。

当前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逃离北上广，精英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以逃避一线中心城市的生活压力与户籍限制；另一种是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将户口迁回农村老家，以分享当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无论是第一种逆城市化还是第二种逆城市化对于当事人和国家都是一种损失，第一种逆城市化是户籍体制与土地垄断导致的逆淘汰，它降低了城市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力，使大批精英逃离一线城市，降低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而大批精英被迫逃离一线城市，也导致他们丧失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台，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率的下降，进一步固化了阶层结构，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种逆城市化主要由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落后的土地制度造成，落后的土地制度不仅造成高房价，也使入城农民难以享受土地收益，在福利与单位挂钩的情况下，那些体制外工作，收入不高，户口含金量低的新市民受城市高生活成本、高房价的挤压，生活并不如意。而沿海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土地不断升值，集体土地征用，拆迁补偿费不断提高，使部分农村暴富，与形同鸡肋的城市户口相比，新市民更愿意选择含金量丰厚的农村户口，导致部分地区的逆城市化。这种逆城市化既有合理的一面，它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让人力资源回流到合适的地方，提高这些回流人员的生活品质，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土地的集体所有使新市民无法合理分享自己土地的收益，必须放弃城市机会才能收回自己的权益，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扭曲。

因此，新型城镇化首先必须解决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然后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三、反向留守与“逆城市化”问题的缓解之道

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发展动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中国工业化发展遭遇技术瓶颈结构升级缓慢，动力作用在逐渐减弱，城市化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传统城市化由于体制的扭曲，资源的过度聚集，管理方式的落后导致各种城市病多发，人居环境恶化，城市化质量较低，催生大批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威胁社会稳定。扭曲的城市化还进一步恶化三农问题，导致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粮食安全危机凸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不仅不能成为继续现代化的动力，反而成为继续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新型城镇化首先应该尽快解决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如高房价、资源配置不均、二元户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滞后等问题。其中高房价是当前中国浅度城市化、大批伪城市化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各种“逆城市化”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将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就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要降低房价，根本性的手段应该是放开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控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在合理规划基础上平等进入土地市场交易，这对于住房价格的下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其他手段只能是辅助手段，如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房产税的征收，而限购、限价等控制手段则是政府越位的产物，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但土地市场化牵涉到基本制度问题，阻力很大，对社会影响太大，估计很难一步到位，当前可行的方案是尽快对符合城市规划、建设质量符合标准的小产权房在补缴一定的费用后转正，落实房产税，同时加快土地、宅基地的确权，为地权改革的最后突破创造条件，逐步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

资源配置严重不均是导致城乡差距、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生活质量差距、发展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原因，根据托达罗的人口城乡流动模型，机会不均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造成了城乡人口过度流动，北上广人口严重过载，中小城市人才匮乏，因此，要实现合理的城市人口布局，就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资源，就需要对现有的财政体制进行调整，逐步降低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的分配份额；在全国推广省管县制度，进一步提高县级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份额；地级市单独成市，不再管县，实现发展重心转移。

二元户籍体制是造成规模庞大的半城市化人口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显不公平所在，中央政府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先从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入手，对新市民根据城市居住年限进行差别化社保安排，新市民新办法，老市民老办法，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社保一体化、城乡社保一体化。

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建设忽视人本，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匮乏，污染严重，交通堵塞，绿地、运动场、休闲场所，图书馆，博物馆严重不足，导致城市化质量、居民生活质量不高。因此，要提高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还有大量功课要做，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城市污染指数，更要增加城市绿地、运动场所，休闲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产品的供应，创造适合人居的软环境，实现内涵式发展。

应该说随着二元户籍体制的逐步废除，城市房价的降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城乡资源分配的均等化，以精英为主的“逆城市化”运动会逐渐减弱，这有利于实现城市人力资源的优胜劣汰，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城市总体的创新能力和活力。但要纠正沿海发达地区的逆城市化问题，还需要做一些政策调整，主要是农村土地权益的调整。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一体化，住房价格的合理回归，乡村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很多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的中心村，中心镇建设规划水平很高，内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小区实行社区化管理，居住条件，空气质量优于城市，生活成本也比较低，那些在城市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不理想或不喜欢城市生活的新市民将户口迁移回农村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城镇相连，交通便利，城乡差距不大，但生活成本相差很大，完全可以通过中心村，中心镇建设来聚集村民，而不必走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聚集、然后逆城市化人口分散的老路。

随着二元户籍体制的逐步废除，城市房价的降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城乡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反向留守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缓解。但这些改革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中西部经济普遍不太发达，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会长期存在，资源的适度聚集也很必要，它可以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使之达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的最低规模经济。但县城集聚的成本依然太高，并且县城就业机会少，纯粹就是生活场所，农民入城主要原因就是为子女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便利。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趋缓，中国城市化速度也会逐步减慢，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城市化率低于50%，农民的城市化估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鉴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本人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中心镇建设比较合适，因为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比东部沿海低，交通没有沿海方便，中心村建设规模太小，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规模不经济，只能以中心镇的方式聚中农民。中心镇应该建在交通便捷，地理适中，辐射力比较强的地方，中心镇建设要高标准规划，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分区建设，居民区社区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活动场所完备，社区绿化率高，环境整洁，学校，卫生所，超市，警务室等基本服务健全。中心镇建设能够有效降低农民买房成本、生活成本，兼顾土地的耕种，减少文化不适性，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因此，中心镇建设应该是缓解中西部反向留守问题的有效方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城市化的扭曲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兼顾中国国情的普遍性和各地区情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化发展方案，标本兼治，尽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淳风.逃离村庄[J].南风窗.2013，（23）.

[2]段成荣.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8，（3）.

[3]朱守忠.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J].西北人口.2008，（1）.

[4]贺聪志.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2）.

[5]郭敬生.我国农村逆城市化发展研究[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1）.

责任编辑：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