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其现代性获得的关联性分析

张春龙

摘要：流动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农民工的一个主要特征。农民工的流动性与其现代性关联度较高。对于农民工来说，离家与更换工厂的主动流动以及借助现代组织的流动，都显现出其现代性的特征并促进其现代性的获得。而从农民工的流动距离来看，远离“乡土”的流动更有利于他们现代性的获得。总体来看，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厂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但一些流动仍具有传统特征，成为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性；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078-05

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刚性的社会，个人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而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必定是流动通畅的社会。胡继妹指出，“流动”（并非迁移）两字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农村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①。这里的“流动”，主要是指人身自由的地域流动。在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安土重迁”是广大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流动性成为他们第一大特性。他们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或工厂，构成了他们流动的经历。学者们研究发现，流动在农民现代性获得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给农民提供了一种现代性获得的可能性，使他们有可能接触到现代文明。那么对于本文重点关注的工厂农民工②来说，他们的流动是否体现了现代性以及如何体现这种现代性？笔者基于调研，希望通过对工厂农民工流动的原因、途径、范围等的分析，找到一些体现其现代性的因素。

一、流动原因：主动性流动与被动性流动

在传统社会中，个体更愿意安于现状，更愿意停留在原来的居住地或原来的岗位。而在现代社会，人们出于多种原因选择流动。农民工的流动，更多的是基于宏观社会环境（工业化、城市化）对个体的压力逐步转变为一种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因而，农民工的流动存在主动性流动和被动性流动两种情况。从内心更愿意并通过流动来改变自身现状、适应社会的个体流动更具有现代性特征。也即是说，农民工的主动性流动更具有现代性。

1.工厂农民工的离家流动

农民的生存环境，特别是较为偏僻的农村地区，大多是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因而，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流动，首先是离开土地、离开家乡的选择，也就是离开或不离开的选择。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离家流动，从具体原因来分析，其一是被动性的流动，这种流动是迫于生活压力的一种被动选择。如一位被访者说：“家里盖房子没钱，东借西借，还要到银行贷款……在家里干活拿不到钱。”经济压力是导致该被访者选择离家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其二是主动性的流动，这种

流动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一位在民营企业工作的被访女孩说：“觉得是女孩，出来不好……人家出去回来都变样了，农村出来后，就说穿衣服吧，都变了。”该女孩在最初准备离家外出打工时存在着“觉得是女孩，出来不好”等诸多顾虑，传统社会观念对其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当她充分感受到从事农业与非农产业挣钱的差别以及城市与农村在生活水平与生活方式方面的不同后，主动选择离家外出打工。

可以看出，农民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的流动，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流动，其动力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差别。从个体的现代性评价来看，前一位被访者的被动性流动与后一位被访者的主动性流动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流动意愿方面存在主动性与被动性的重要差异。被动的离家流动者更多地显现出了外出打工者流动中传统性的一面，而主动离家流动者所具有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心态，则显现了部分原居于农村、希望通过打工走出去的农民主动希望流动的一面，也就是主动脱离传统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及其初级关系网络的一种意愿，从而使乡土观念逐步淡化，这更有利于他们现代性的获得。

2.工厂农民工在工厂间的流动

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流动，在做出离家选择之后，就面临着去什么地方、干什么的选择。在离家以后，农民工在不同工厂之间进行流动。工厂间的流动是农民工与工厂之间双向互动选择的过程。从形式上看，农民工在工厂间的流动是一种平行流动。但对于农民工来说，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迫离开工厂，离厂原因往往是原工厂减产、裁员，或者长时间不涨工资或降低工资。这种流动是一种被动的选择，其被动性主要体现在因为工厂的原因导致农民工不得不离开工厂。这种情况在工厂农民工中并非少数。二是向上流动，即农民工不断选择条件较好、工资较高的工厂的过程。当然，对于某一个体来说，一次工厂间的流动很有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原因，也就是农民工在觉察或知道现有工厂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就已经主动联系到了另一家工厂。比如一位在民营企业的被访者离开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到连云港兴鑫钢铁有限公司工作，就是其主动选择的结果。这种流动的主动性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并不是被迫离开原来的工厂，抛开个人的原因，他仍然可以在原来的工厂继续工作；进入下一个工厂之后，其工资待遇明显改善。在流动中具有主动性，不仅有利于流动者个人工作条件、工资待遇的改善，而且有利于流动者个人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相关研究③表明，农民工流动行为选择和农民工现代性程度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工流动的职业选择、流动次数和流动动因等会促进农民工现代性程度的提升。因此，对于工厂农民工来说，在工厂间主动流动，是一种更具有现代性的流动。笔者访谈的情况也表明，部分工厂农民工在工厂间的流动过程中具有主动选择的能力，可以根据两个工厂的各方面条件进行流动选择，从而确保其流动是一种向上流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工作地位及收入的不断改善，必然促进农民工的“自信心”“重视技术技能”“敢于面对竞争”等现代素质的形成。因此，这种在工厂间的主动流动，更有利于工厂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使他们能够产生一种更强的自信心。

毫无疑问，流动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获得产生重要影响。离土、离乡的流动将使农民工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逐步脱离传统，促使农民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王正中认为，社会是一所培育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因为离开土地的流动，能够帮助农民获得丰富的社会阅历，脱离土地的束缚，开阔眼界，降低行为保守性和心理封闭性，并增加自我依赖和自我效能感。④周晓虹指出，“无论是流动经历还是城市体验，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⑤。因此，虽然农民离开土地、离开熟悉的乡村的流动经历和他们的城市生活体验在促成其个人现代性获得的作用不尽相同，但单纯的流动经历无疑能够提高离土农民的个人责任感、自我依赖、风险意识、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就是说，流动的经历增强了农民工的生存能力，为其进入城市、获得城市体验和现代性奠定了基础。

二、流动途径：强关系与弱组织

农民工的流动途径，也就是他们寻找工作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关系人介绍和中介组织介绍两种。也有一些工厂直接到一些县、乡镇甚至村子里直接招工，或者农民工直接找到工厂寻找是否有工作的机会，但这样的情况较少。这与我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仍在发挥作用，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行动一般都是通过这些关系来进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大量组织的存在，为个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行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服务平台，大量组织也成为个人发展和实现价值的舞台。

1.血缘、地缘、亲缘等传统关系的强势存在

传统关系是农民工获得工厂工作的主要关系。所谓传统关系，主要是指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交往被局限在十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碰到困难时，通常只向家人、亲戚、老乡等进行求助。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来说，人们主要通过其亲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资源来取得在外打工的机会，其流动途径的传统性非常明显。笔者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是依靠传统关系获得的，这种传统关系或是直系亲属、亲戚，或是亲戚的亲戚、老乡。血缘和地缘成为农民工的两个最主要的联系纽带。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地缘的地方性使得农民生活互相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农民工流动过程中这种传统强关系的存在，一方面为他们的外出流动提供了比较便捷的途径，另一方面流动的同质性又成为他们获得现代性的障碍⑥。还有一些调查也显示，农民工在异地生活和工作，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和心理安慰的主要还是来自于亲属、老乡、朋友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支持系统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农民工职业流动的频率高、次数多，但他们在相同的系统和圈子里流动，即使流动次数多，交际范围却并无显著扩展，仍然处在传统的强关系之中。

2.培训学校、中介组织等现代组织的弱势显现

一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只有形成一定程度的组织化，才有利于个人的理性流动和价值的实现。这种组织化既包括流动组织化程度，也包括纳入组织体系的程度。目前，农民工的流动除了依靠传统关系外，一些社会组织（主要是一些学校以及职业中介）也开始发挥作用。这里的学校主要是指一些中专学校、技校或技术培训学校等，它们为农民工获得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笔者所调查的一位农民工在三个工厂工作过的经历，与学校和中介组织的帮助密切相关。正是学校以及学校与中介组织结合为其寻找或更换工作，才使得该农民工顺利完成工厂间的流动。另外，笔者所调查的一些个案也涉及不同的中介组织。如劳动局（也就是后来的劳动与生活保障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劳务市场以及职业中介等。显然，各种不同的职业学校和职业介绍机构，正在逐步成为农民工获得就业的途径，构成了农民工流动和就业所能够依靠的重要组织。应该说，学校理论与工厂实践结合是培养学生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学校直接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或者与中介组织结合为学生寻找工作的去向，也显示了作为社会组织在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中介组织的存在，一方面使农民工在谋求工作的过程中可以超越传统关系（因为传统关系涉及的人员毕竟有限，能够提供的信息和机会相对比较少），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学校或中介组织寻找工作，这种就业的途径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与前面提到的传统“强关系”相对应的是，组织（包括中介组织、政府组织等）在其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或者说组织所影响的范围和人群非常有限，“弱组织”的特征比较明显。

由上可见，农民工流动途径显示了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强关系、弱组织的特征，更多体现的是传统性的一面。虽然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也被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但在工业化、信息化日益发展的现代社会，依靠传统关系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传统关系只能作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补充发挥作用。因此，弱关系、强组织更有利于农民工获得现代性。依靠一些现代组织来寻找在城市中的工作机会，是在传统关系难以发挥作用时通过正规途径和自身努力实现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有利于培养农民工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现代意识，也更有利于农民工现代性的获得。

三、流动距离：离土与离乡

农民工流动的地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城乡流动，也就是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二是区域流动，也就是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虽然对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流动仅仅是一种工作的流动，但他们离开传统意识相对深厚的原来居住的农村区域，仍然体现了一种现代性。在费孝通看来，农村社会最大的特性在于其“乡土性”。这种“乡土性”对农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趋向于固守家门、不愿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新观念的重要原因。而一个具有较多现代性的人，则更愿意远离家园，体验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谋求更多的自我发展机会。由此，农民工离开“乡土”的流动更容易获得现代性。虽然农民工总是处于流动之中，但由于多种原因的存在，他们流动的距离并不完全相同并显现出不同的流动特征。根据流动距离以及其所显现特征的不同，农民工的流动大致可以分为离土不离乡的近距离流动、离乡不离土的中距离流动、离土又离乡的远距离流动三种类型。

1.离土不离乡的近距离流动：乡土性的存在

所谓近距离流动，大致可以理解为在县域内的流动。目前，交通工具（如摩托车、电动车等）在一些农村地区非常普及，在县域内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基本上可以每天从家里去上班、下班后回家，他们可以顾及家中的农活或者家里的其他事情。这种近距离流动的农民工的特征，与1983年费孝通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提出的“离土不离乡”非常相似。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发展起来的工厂企业已经成为农民务工的一个重要渠道，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农民工大规模进城给城市带来的压力。这种类型的务工农民在很多研究中已经不再属于农民工之列。比如，在笔者调查的农民工中有三位是河北省藁城市某村的农民，他们在当地的一个焦化厂上班，按照厂里规定的时间上班，下班或休息的时间均在农村的家里。因为有充裕的时间，他们家中均有地并自己耕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农民工所在的农村地区属于华北平原，因机械化的普及，这种耕种与收获仅仅需要花费很少的时间），也兼顾了家中的其他事情。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在上班时具有工人的特征外，其农村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正如目前在对“离土不离乡”的反思和解释中秦晖所认为的那样：从聚落类型看，可以解释为农民改业而不进城，即虽弃农而务工商、但仍然居住在村镇等小型聚落中；从职业上看，“离土不离乡”可以解释为工农（或商农等）兼营，以工补农；而从“文化”上看，“离土不离乡”还可解释为农民改业后仍不脱离乡土文化背景。⑧从人的现代性的视角来审视因流动距离而引起的“离乡”“离土”等的影响，可以发现，近距离流动形成的“离土不离乡”的状态，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但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的现代性方面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

2.离乡不离土的中距离流动：游离性的状态

所谓中距离流动，大致可以理解为在省或市（省辖市）域内流动。省或市（省辖市）域内的流动距离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的距离。这种相对距离体现为：这样的距离使农民工在权衡“留下来工作”与“农忙回家”的利益得失时，更愿意选择后者。也就是说，这个离家的距离能够使外出的农民工愿意放弃农忙时节的工资并愿意花费往返路费回家收割或播种庄稼，或者是在想家的时候愿意为回一趟家而花掉路费钱。农忙时节是除了春运、“十一”“五一”长假外的另一个铁路的繁忙时间，大量的农民工需要暂时放弃正在进行的工作回家播种或收割庄稼。因此可以说，中距离流动的农民工，离乡不离土成为他们的重要特征。需要补充的是，其实农忙时节农民工回家往往基于多种考虑，利用这个时间回家看望家人（老婆、孩子或老人等）也是促使其“决定回家一趟”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离乡不离土”的特征并不适用于中距离流动的工厂农民工。在所有访谈的个案中，凡是作为中距离流动的工厂农民工，在工厂上班期间，均没有出现因为农忙而请假回家的情况。这与近距离流动的工厂农民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流动距离对于农民工的影响。同时，中距离流动的农民工，在农忙时期回家的，一般属于散工或者是个体经营者。中距离流动的工厂农民工，其现代性程度已经远远高于中距离流动的个体（打散工）的农民工。显然，工厂制度正在逐步切割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促进工厂农民工现代性的形成。

3.离土又离乡的远距离流动：更趋于现代性

所谓远距离流动，大致可以理解为跨省的流动。因为东南沿海及京津唐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中西部省份的农民跨省流动进入东南沿海及京津唐地区比较普遍，形成了所谓的民工潮。从与老家的联系状态来看，农民工远距离流动后，或是出于经济考虑，或是因为工厂放假的时间有限，他们一般不会经常回老家，只是在过年或者家里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才会回家一趟，家里的地一般由父母耕种或包给别人耕种。在远距离流动的农民工中，越来越多的是夫妻双方同时出来在同一个地方打工，有条件的农民工还将子女送到当地民工子弟学校或当地学校上学。从远距离流动的情形来看，一般是一种“离土又离乡”的状况，远离了老家并且几乎不参与土地的耕种。从远距离的工厂农民工与“土”和“乡”的关系来看，他们已经是“离土又离乡”的状态，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在工厂工作，作为传统“依附物”的“土”和“乡”将势必和他们渐行渐远。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依靠工厂和城市的现代性生活状态将越来越增强。相对于近距离和中距离流动的农民工来说，远距离流动的农民工的现代性更强。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远距离流动的农民工将更容易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并较快地完成从传统工作、生活方式向现代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

四、结语

对于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广大农民基本上被束缚在土地上，加上交通工具的限制，“安土重迁”是其突出的心理特征。费孝通先生指出，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的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和户籍制度这三道限制农民流动的“闸门”，促使几千年来农民的社会身份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凝固化，强化了土地对农民的行政束缚。不愿外流的传统心理与不准外流的行政强制手段，都极大地加重了城镇化的滞后状态。然而，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推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城乡社会经济二元体制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被打破。目前，对这种壁垒森严的城乡二元体制冲击最直接、最深刻的是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开本乡、本土到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正是城乡之间人口的经常性流动，逐步带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以及组织行为的规范化。⑨所以说，从宏观层面来看，工厂农民工的流动有利于推动社会现代性的形成。从微观层面上，工厂农民工的流动也必然成为其现代性获得的一个重要方面。工厂农民工流动性的特点对于其获得现代性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农民工的地域流动，也就是城乡之间的流动，带给农民工最为直接的就是城市或工厂的经历或体验，这种经历或体验对工厂农民工的现代性获得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周晓虹教授指出的那样，“在这种（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农民离开土地的流动经历及由此获得的城市生活体验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都是一个普通农民完成其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完整过程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⑩。即便如此，工厂农民工在现代社会的流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的特征，这些传统特征的存在，既有农民工与生俱来的传统性的原因，也有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不关注他们的原因，这些都成为工厂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制约因素。

注释

①胡继妹：《农民工流动类型的分析及政策建议——以浙江省的长三角城市为例》，《理论前沿》2008年第14期。②从2008年起，笔者连续对数十位在工厂打过工或正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按照英格尔斯对工厂工人和非工厂工人的划分，笔者将在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称之为工厂农民工。本文所指的工厂农民工主要是指那些在其流动过程中，至少有一次进入工厂工作经历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农村户籍；二是目前或曾经在工厂工作过，且从事体力劳动；三是具有大专以下（不包括大专）文化程度。③参见薛中娴：《农民工流动行为选择和农民工现代性实现程度的关系研究》，河北经贸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第6页。④王正中：《城乡二元结构对当代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制约》，《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⑤⑩周晓虹：《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北京“浙江村”与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⑥申存慧：《流动农民与非流动农民的现代性比较研究——对豫北一个村落的调查》，《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6期。⑦调查显示，农民工找工作、遇到危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主要是传统关系，他们遇到苦恼时最愿意、最希望找人诉说的前三位选择是老乡（46.1%）、朋友（18.5%）、亲戚（14.0%）。参见石磊、周四根：《广东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近半月薪不足八百》，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4-07-06/09403619997.shtml，2004年7月6日。⑧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第1期。⑨谢秋运：《嬗变与超越：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社科纵横》2004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2]田启波，陶日贵.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三个层次[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1）.

[3]吴玉军.流动的现代性与无根基的人[J].浙江社会科学，2006，（4）.

[4]刘日明.马克思论现代性的流动性[J].人文杂志，2009，（4）.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海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