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金荣权

论《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金荣权

与《诗经》中的其他风诗相比，“二南”诗歌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二南”虽属于地域性诗歌，其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众更多;“二南”中的一些乐歌广泛地运用于射礼、饮酒礼、燕礼等各个方面，还作为周代的房中乐而存在，具有雅诗地位;“二南”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它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从而降低了它们原有的地位;“二南”被孔子所重视是由于诗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

周南;召南;房中乐;雅乐;周礼

《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称之为“二南”，共收录诗歌25首。它们被编在今本《诗经》“十五国风”的最前面。在先秦时期，它们作为房中乐而存在，在很多重大礼仪场合中作为雅乐演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流行十分广泛，并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这种特殊的待遇，“二南”倍受历代研究者关注。那么“二南”的性质是什么?与其他风诗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具有这样独特的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二南”的广泛传播

《诗经》所收诗歌包括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制作礼乐的需要，这些诗歌是分批进入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之中的，其文本结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时期，《诗经》已经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其乐歌用于各种仪式上的演奏，其歌词内容也在朝、会、聘、问或其他外交场合中被大量赋颂、征引，以诗达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时期，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浅、运用合理与否，有时甚至成为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标准。

但是，由于一些诗歌可能编入《诗经》较晚或影响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诗歌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先秦时期除《诗经》以外的文献之中。

《左传》是先秦时代记载赋引《诗经》最多、最为详细的典籍，从《左传》记载来看，《小雅》被赋引36首，占全部诗歌的48.6%;《大雅》被赋引18首，占全部诗歌的60%;“三颂”被赋引15首，占37.5%;“十五国风”，被赋引37首，占全部诗歌的23%。从赋诗情况来看，被赋引的比例雅诗最高，风诗最低。这既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有关。

但各个部分被赋引的情况也不平衡，如“三颂”中的《鲁颂》在《左传》中没有被赋引的记载，国风中的《王风》、《齐风》、《魏风》、《陈风》、《桧风》中的诗歌也没有出现在《左传》之中。

“二南”诗歌共25首，《左传》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诗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摽有梅》、《草虫》、《鹊巢》、《野有死麕》、《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赋引，占全部诗歌的64%，不仅是“十五国风”中被赋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诗经》各部分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二南”在当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造成这种大泛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较早地被结集流传。

历史上对“南”字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南化说①、南音或南乐说②、南国说③、诗体之名说④、乐器名说⑤、“南”者“任”也⑥等。通观各家观点，以“南”为乐歌名最为近之，说得具体些，“南”即南乐，为周代的南国之乐，其主要地域在今天的江、汉和淮河流域。

周王朝初期，周公曾大举东征，不仅平定东夷，也使淮河流域古老的部族势力归顺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对淮河流域的安定功莫大焉。召公与江汉流域的关系史无记载，然《召南·甘棠》诗有“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之语，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国。”⑦结合《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之语，说明在周之初年，召公曾经在江汉地区开疆拓土，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周宣王时期又命其后裔召伯虎为南国之方伯，坐镇江汉地区，对于这段史实，《诗经·大雅》中有《江汉》和《崧高》两首诗有过反映。《江汉》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高》诗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从史实来看，在西周时期，曾经着力经营过江、汉、淮河流域，并对这一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和他的后代召伯虎。当江、汉和淮河流域的诗歌汇集至周王室之后，编诗者将这一区域的诗歌分别编入《周南》与《召南》之中，名之为周、召者，既是对周公、召公的追忆，也是对二公安定、教化南国之功的褒扬。

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也因为“二南”与《豳风》一样较早地被结集且进入周王朝礼乐系统，所以它们的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受众也更多。

二、“二南”的雅乐地位

周代在建国之后，十分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⑧，康王时又“定乐歌”⑨。经过成康两朝，周代的礼乐制度已初成规模，其后又经过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诗经》“风”、“雅”、“颂”不仅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职能。从其礼乐功用来说，雅、颂在礼乐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职能，也更能显示森严的等级制度。《诗经》中绝大部分“风”诗都没有上升到周王朝的雅乐层面，而“二南”却享受着雅乐的地位，在很多正式的礼仪场合中“二南”之乐都以雅乐身份出现:

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⑩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11]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工不兴，告于乐正，曰:“正歌备。”乐正告于宾，乃降。[12]

遂歌乡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蘋》。大师告于乐正曰:“正歌备。”[13]

从《周礼》、《仪礼》等记载来看，在周代，“二南”中的一些乐歌广泛地运用于射礼、饮酒礼、燕礼等重要仪式。

不仅如此，“二南”诗歌的还作为周代的房中乐而存在。所以《仪礼·燕礼》说:“若与四方之宾燕……有《房中之乐》。”郑玄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也。谓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讽诵，以事其君子。”[14]

《周南》、《召南》虽被编入国风之中，却被周人视为“正歌”，在诸多重大礼仪场合被演奏和演唱，这在风诗中是极为罕见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二南”拥有如此地位呢?这与《诗经》最早的形态有关。

今本《诗经》诗歌创作的时代跨度从周代初期一直到春秋中期，有些作品甚至可以追溯到商朝时期。由于制定礼乐的需要，从周代初年开始，以周公为代表的一批王朝官员就开始创作诗歌，或从民间搜集诗歌，然后将它们制成乐曲，用于宗庙祭祀或其他重要仪式，而且这个制乐工程在后代也没有停止过。为了有效地保存这些诗歌的文本，周王朝的乐官们便将它们编成集子，并且代有增益。所以今本《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二雅”、“三颂”等各个部分原本应当是独立存在的，而且也并非是一个时代所编辑成书的。

在“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和《豳风》出现的时代较早，因《豳风》是周人祖居地之诗，“二南”又与周公、召公有关，所以它们虽然是地域性诗歌，但却作为周王朝的雅乐而运用于各种重要的礼仪场合。

从文献记载来看，《周南》、《召南》和《豳风》在最初都是独立存在的。如《周礼·地官司徒》载:“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15]郑玄注曰:“《豳诗》:《豳风·七月》也。”又说:《豳雅》、《豳颂》，“亦《七月》也。”[16]同是一首《七月》即可称为雅，又可称之为颂，是根据它所运用的场合而定。从它们的特殊用途来看，今本《诗经》中的《豳风》是独立存在的。

“二南”也是如此，《诗经·小雅·鼓钟》说:“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僣。”郑玄笺曰:“雅，万舞也。万也、南也、龠也，三舞不僣，言进退之旅也。周乐尚武，故谓万舞为雅，雅，正也。龠舞，文乐也。”[17]这里的“南”即“二南”之乐曲，它是与雅并列且独立存在的乐歌。

由此可见，《豳风》和“二南”中的诗歌并非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单纯反映某一个特定区域风土人情的“风诗”，它们原本就是作为周代礼乐文化一部分而存在的雅乐。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乐官将他们所收集的各诸侯国诗歌和原来所保存诗歌全部汇集在一起而编成了今本《诗经》文本。尽管《豳风》和“二南”具有雅乐性质，但因为它们毕竟都是产生于某一特定地域的诗歌，因而被编入专门保存各诸侯国诗歌的风诗之中，这一行为不仅降低了它们的地位，也使后代治诗者只以风诗来理解它们，从而产生了诸多的误解。

综上所述，“二南”具有雅诗地位，并不是它以风诗兼有雅诗的功能，而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具有雅乐的功能，是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的。

三、“二南”为孔子所重视

孔子曾经对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8]孔子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和《召南》就好比面对着墙壁站立一样。所谓“正墙面而立”不外乎指寸步难行、鼠目寸光。换言之，熟练地掌握《周南》、《召南》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之中，不仅可以使人大大地增长见识、学识，同时也大大提高一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和生活能力。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孔子如此地看重“二南”在人们成长和生活中的意义与重要性呢?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说:“《周南》、《召南》，《诗》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齐家之事。”[19]朱氏所言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二南”的诗歌大多数都与修身、齐家有关，所以《左传·隐公三年》也说:“《风》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20]然而，如果仅以“修身齐家”来概括“二南”之诗的主旨，未免太过宽泛，因为这些内容在《诗经》很多诗歌中都有体现，非“二南”诗之所独有。那么，孔子又为什么对“二南”情有独钟呢?

我们认为孔子注重“二南”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二南”的内容反映出儒家的核心思想。虽然《论语》中只有孔子对“二南”重要性的强调，却没有说明什么原因，而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21]中记载了关于孔子对“二南”一些诗歌的理解，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孔子重视“二南”的原因:

第10简:“《关雎》之媐，《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报，……《关雎》以色喻于礼。”

第11简:“《关雎》之媐，則其思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智，则知不可得也。《鵲巢》之归，則俪者……。”

第15简:“敬爱其树，其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

第16简:“吾以《葛覃》得是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

在孔子看来，“二南”中的《关雎》虽乐于色，实则注重的是“礼”;《汉广》讲的是“智”;《甘棠》写召公之爱，后人之报思，最终落脚于“仁爱”;《葛覃》为妇人归宁之诗，体现出人思亲反本之天性，说的当然是“孝”;《樛木》重在福禄。于是在孔子所列举的这些作品中，它包括了仁爱、礼、智、孝悌、福禄等诸多内容，这些与孔子的仁爱思想和以礼治国的主张相一致，也正是孔子和后来的儒家代表人物反复强调的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其二，注重“二南”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

在孔子心目中，周公不仅是一代圣人，同时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春秋时期，诸侯征伐，礼乐崩坏，终孔子一生都在为恢复周代礼制而不懈地努力。而周王室日益衰微，孔子距离理想的太平盛世也越来越遥远，幸有“二南”之诗还在传唱，周公之教化还在影响着日益混乱的末世。以“二南”之诗教育弟子、感化时人，或可以成为恢复周礼的一个有效途径。《毛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然则《关唯》、《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鹤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22]或以为《毛诗序》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或认为出自于毛亨、毛苌之手，也有人认为是卫宏所作。但我们认为，今本《诗序》并非是一个时期由某一个人所完成的，它包含了从孔子时期一直到汉代儒家代代弟子们对《诗经》理解的汇集，其中也反应孔子对《诗经》很多诗歌的理解。正因为“二南”被视为“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因为它同时也反映出周公等人的礼制思想，所以才会引起孔子特别的关注，也奠定了它在儒家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综上所述，“二南”虽属于地域性诗歌，其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众更多，这与周公和召公有关;“二南”中的一些诗歌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只是后来才被降格为风诗;“二南”被孔子所重视是由于诗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

注释

①⑦[17][22]孔颖达:《毛诗正义》，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第272、278、467、272页。②沈括:《梦溪笔谈》，巴蜀书社，1995年，第28页。③朱熹:《诗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第1页。④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页。⑤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⑥金景芳:《释“二南”、“初吉”、“三湌”、“麟止”》，《金景芳晚年自选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8—249页。⑧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90页。⑨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077页。⑩[15][16]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第800、801、801页。[11][12][13][14]贾公彦:《仪礼注疏》，阮元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第885—686、995—996、1020—1021、1025页。[18][19]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年，第260页。[20]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页。[21]孔子:《孔子诗论》，马承源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责任编辑:行健

I207.22

A

1003—0751(2012)05—0165—04

2012—06—06

2012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先秦两汉时期音乐制度与诗歌发展研究》(2012BWX009)中期成果。

金荣权，男，信阳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信阳46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