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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货币影响力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研究

时间:2024-05-09

王懿麟

中美货币影响力全球性竞争的战略研究

王懿麟

中国的人民币走向全球的决定注定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做到把美元的支配力量边缘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之外,在“边缘化美元战略”下推动世界货币体系的历史性重构,其在世界的战略影响将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也许会使世界经济体系发生重要的变革。推动美元与世界货币体系支配地位的脱离,扩大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货币影响力,有利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必将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欢迎。而美国显然不会撤出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于是中美关于货币影响力的竞争不可避免。

货币互换;贸易结算;货币战争;边缘化美元战略;人民币国际化;

中美的经济竞争虽然是诸多领域的,但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中心重点,当前的重点是——货币影响力竞争。货币力量是当前中美经济竞争战略任务的焦点,也是下一个阶段,即中美经济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基础。对美国来说,要继续保持其美元货币全球支配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人民币导向亚洲是其先决条件。对中国方面而言,如何边缘化美元,罢黜美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支配地位上(因之于不负责任的美元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是这场竞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先决条件。

世界货币体系面临重构

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排除一切强大力量或潜在威胁,并使其他国家屈服于自己,这既是美国全球化经济的目标,又是其霸权野心的表露。但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往往使人感到自相矛盾:

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帝国,美国不仅拥有全球范围的明显军事优势,而且其庞大的美元货币体系和一体化自由经济同样占据着世界中心的战略支配位置。因此,一个强势的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美元,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力量在全球的持久扩张,而且也有助于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例如1995年,美国实行的强势美元政策,不仅使那一时期的美元不断升值,从而铸就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期,也扩大了美国政治意志在全球的感召力。但另一方面,美国又易受到一种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不负责任”的举债优势的包围——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尽管这并非表示这些美元债务不用偿还,但由于债务偿还在事实上的不对等,美国可以毫无节制地定量宽松货币以造成美元的不断贬值,从而减轻以美元计价的债务负担(包括内债和外债),同时又可以刺激出口、改善国际收支情况和将国内的通货膨胀转嫁到其他国家。

在美国通往太平洋另一端的彼岸——中国,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天然性优势正逐渐被这一重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所阻塞。这一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影响正开始从东亚及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然后是西亚和东欧一些国家,直到非洲和拉丁南美洲。中国人民币影响力的边界可以介于美国和欧洲之间,并且正逐渐成为美元在亚洲世界的界限,还有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在远东起遏制中国作用的外国据点,也正逐渐脱离美国货币的影响(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还没有完全脱离)。

如何在霸权美元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带来的这场危机中,使中国的行动具有潜在的深远影响,是人民币在这场全球性的同美元的争夺中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中国如果取得成功,将会使人民币的影响力进入正面临着相当大的货币体系变革动荡中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届时必然为其国内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困境所困扰;欧盟各国同样为各自债务危机和经济前途问题所缠身;而中国在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上取得成功——其中包括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对人民币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将打开通向世界性崛起的道路(作为一个大国而不是一个帝国的崛起)。

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欧洲联盟,甚至是非洲和西亚一些国家,都无不希望能够重构世界货币体系以削弱和颠覆美元对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如此也就有了国家与国家之间区域性的货币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基础,从而逐步乃至完全地取代美元的货币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部署首先是一个争取时机的问题,即人民币货币影响力的争夺问题,这不应是先有一个时期的防御、然后再夺去主动权的问题,而必须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完成区域货币部署,以便今后开始夺取货币主导权(扩大影响力)的问题。这也就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在全球性战略的战术运用上,在顾及和适应世界经济和区域性各国间不断出现的重要变化中,必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

中国的人民币走向全球注定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如果中国能够做到把美元的支配力量边缘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位置之外,或是使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我们可以称之为“边缘化美元战略”——推动世界货币体系的历史性重构(也许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重要的世界性变革),其在世界的战略影响也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这将会使美国长久以来对太平洋地区承担多项义务的政治优势平衡发生倾斜,其影响将超出美国过去所塑造出来的象征意义。

美国以美元中心的三条战略战线

美国显然不会撤出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且无论何时都准备着反对任何美元货币体系实际控制之外的威胁,于是在这场颠覆性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取得突破性结果的争夺也开始了。

1.美元全球影响力的扩张

历史上第一条以美元货币支配地位为中心的战略战线形成于二战结束之后不久。1947年6月5日,美国具有战略头脑的第50任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发表的一篇历史性的演讲,宣告了美国已为帮助欧洲复兴作好了准备,并由美国为这一计划提供资金——马歇尔计划成为了这一时期美国最具有潜在深远影响力的战略计划。这一计划旨在使美国的欧洲盟国在以美元为中心的美国经济援助下,恢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毁坏的经济的同时,使欧洲成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的、非正式联系网组成的混合体(任何接受援助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丧失一部分经济主权),同时遏止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由东向西的进一步推进计划。

而此前1944年7月通过的布雷顿森林协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这种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强有力的中心控制,包括建立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而成员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等等。这决定了美国将会在随后的一场同苏联的经济意志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并使欧洲国家在受到美国马歇尔计划经济援助的同时,承担起政治和经济上的承诺和义务。与此同时,美国实行的廉价美元政策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又被用于购买美国输入欧洲的商品,事态如此发展,其影响是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了对美国的信任危机,欧洲国家开始利用美元体系换取较为保值的黄金,1960年10月的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了。直至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了一项“新经济政策”,停止了按照35美元每盎司的价格兑换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美元,同时美联储系统拒绝向国外中央银行出售黄金。由此,美元不仅与黄金挂钩的货币体制名存实亡,而且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完全崩溃。

然而,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元扩张仅仅在金本位制度上的约束,以美元作为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则是一个质的飞跃。美国第一次划出了界限,并通过公开行动和军事部署表明了,越过这条界限将引发军事冲突——对石油国家控制的界限——至今已坚守了40年。

这条战略战线保护了石油——美元的这样一种关系,且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完全被看作是美国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获取优势,从而尽可能多地在军事和政治方面控制石油国家,或在诸多地缘支轴国家建立文化、经济和政治上的关系网,对美国来说已成为其全球力量保障的延伸。

2.经济形态和政治意志的扩张

历史上新一轮巩固美元中心地位的第二条战线是在第一条战线之后不久形成的。最初,在苏联经济体系内部发生冲突、进而出现彻底性颠覆的这一战略目标设想的前景,看起来似乎十分遥远且毫无可能。然而,由于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在拉丁美洲所采取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主动(具有战略意义),美国成功地将“经济改革的样板”、“自由经济的成功”等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地缘政治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经济形态进行区域性的辐射影响。显然,美国在拉美颠覆性的经济尝试将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等一些国家推出了苏联经济模式的控制,而伴随着东欧剧变,美国实现了40年来改变欧洲政治地图的重要战略目的,成为一个在全球具有货币支配地位,并在世界大陆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第一帝国。

需要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的初步形成、中美货币在全球影响力的争夺,以及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的推行,美国决心将中国的影响排除在世界经济的权力中心之外。2011年,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1月号发布的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一项作为美国亚太政策纲领性的宣言中,对美国今后10年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十分简明的阐述:即要求美国向西扩张,主张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毫无疑问,美国将太平洋地区作为未来繁荣和全球领导权的中心,以便在接下来的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同样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一项首要任务,即促进更为自由开放的亚洲市场为美国进行投资、贸易及获取尖端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同样将取决于出口、美国公司开发亚洲广阔和不断增长的消费群的能力。

3.全球性的综合遏制能力

第三条战略战线——全球性的综合遏制能力——形成得更晚一些。确实,由于采取了“前沿部署”的外交战略,美国不仅要使自己继续保持一种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是地缘政治上的美国意识形态扩张),而且还要使美国必须保有这样一种可以进行多方面的、相互交错的、综合性的遏制能力:这种能力足以使任何一个国家即便在扩充军事力量方面有可能超过美国,但在经济能力、技术革新和社会发展方面受到牵制,从而不再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有威胁的敌手。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必须保持的对其他国家的技术革新优势,将促使美国在诸如常规能源战略高地的争夺、常规力量在全球的部署和分布、新的战略核武器遏制和讹诈各国军事力量、全球气候变暖、新的能源替代、空间网络和计算机等诸多领域衍生出各式各样的其他战略用途,使之在性质上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在某一方面而言失去作用。毫无疑问,这一优势的重要性并不在于美国能否提供一种军事上能够迅速取得胜利的打击力量,而是在于它可使美国得到新的能力以获得战略目标的成功,并且在必要时确立美国在全球的决定性优势。

或许美国的那些决策者将弱势美元的货币政策主要看作是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力扩大的一部分,奇怪的是,美国执行的这一项看似有效地转嫁美国债务危机的货币政策,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力量在与美国的较量中既受到打击的同时,也更加得到了加强。也就是说,美国的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在其政治影响和长远战略目标的损害甚至是无法估量的,不但将美元的货币支配地位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矛盾向前推进,使得自此以后的“世界各国都要抛开美元,用自己的货币结算”——逐渐越过了二战后形成的货币体系格局,形成了新的货币格局界限——而且中国的人民币全球性战略目标的实现同样借助了这一形势。

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

世界各国现在正迫切需要一个彻底消除美元货币体系的支配权力(尤其是美国毫不负责地实行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所产生的包括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在内的严重影响。因此,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霸权地位,使各国人民自己去执掌货币主权的整个货币体系的变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酝酿。这场变革必然是以打破旧美元货币体系而以新的联盟或区域性的货币体系代替之,且其主导者也必须是由一切受美元霸权压迫、剥削和掠夺的国家自己才能完成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边缘化美元战略必然是在有利于人民币影响力扩大的全球背景下进行的。

1.边缘化美元战略的中心战线

在中心战线,中国近年来主要依靠签订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并通过不断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区域化部署,和有选择地深化合作(比如自由贸易区)来支持和加强人民币在全球的货币影响力。中国的主要行动方式一直是集中在开展外交和达成共识,特别旨在强调中国同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美元霸权体系下的共同利益,同时力求阻挠美元货币体系对全球经济的压迫。

为了中国美元资产的安全问题不致陷于极大的困境,中国注意有计划分步骤地培养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借助各国的反美元霸权情绪来推动人民币的全球性战略和限制美元的货币影响。如中国从部署亚洲大部分国家并迅速扩展东盟,到迅速完成南美洲大部国家的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使美国在非洲的战略扩张陷于被动。特别是以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为中心向欧洲辐射,广泛分布中国的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和人民币贸易结算,从而在战略上能够迅速削弱美元和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中国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不断地和十分实在地扩大,无疑旨在通过在全球广泛规模的部署对美国的货币影响力构成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向世界各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货币武器——向任何谋求打破美元霸权货币体系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提供思想、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支持,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国际上的方向性趋势,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各国政府更倾向于“边缘化美元”,而不是反对人民币全球影响力的扩大。此外,人民币影响力的扩大也使得多数国家有了美元之外的更多选择,而不是对美元进行“不得不”做出的被迫反应,尽管中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一直比美国要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于是,这一趋势又助长了中国边缘化美元战略的扩大,甚至是一些国家反美元霸权货币体系的增长。

简而言之,中国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国正处于历史性的衰落时期,为了不致陷入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被动,继续执行边缘化美元战略很是关键,其现阶段的任务分成两个阶段:

一是在认真巩固和推进现有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新的人民币贸易结算“合作户”和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国。要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区域提出不同要求:(1)东亚和东南亚的老协议区域一般集中力量巩固人民币贸易结算,再适当扩大老区的贸易和货币合作等项目。(2)在协议签署比重不大的区域,应一面巩固现有“合作户”,一面根据条件积极发展,要注意在少数可能出现的发展过猛问题。(3)协议空白区域要加强领导,强调在贯彻正确的贸易互利合作的思想基础上,争取用先“翻土”、后“试播”的办法积极试点。(4)在出入口贸易问题上,须统筹美俄英法德日等国的出入口种类及数量。(5)注意出入口贸易往来从欧美国家趋于转向发展中国家和同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大力扩展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往来。

二是关于第二阶段的任务要求,有这样几点意见:(1)在西方国家着力打破美国对人民币全球性战略计划在政治、外交和舆论上的围剿进攻,极力扩大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作用,发展“合作户”,从而建立“根据地”。(2)在亚洲,进一步执行边缘化美元战略的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稳固推进人民币双边货币挂牌交易,作人民币与美元完全脱钩之准备。(3)在南美洲,把争取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家加入我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坚持发展“合作户”,以巩固“根据地”。(4)非洲是人民币全球性战略计划一生力军,可分为数个小组,给以独立性,努力扩大我“根据地”。

2.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国际战线

在国际战线,中国更倚重于政治和外交方式,而不是美国所赖以采取的军事和颠覆手段。由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已经在事后认识到,在经济贸易和货币体系上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和依赖是不妥当的,这就有了中国在世界各国推行人民币贸易结算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政治基础。因此,也就有必要在此时机,在政治上争取建立广泛的货币联盟统一战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货币市场国家,其次是受美元霸权影响严重的大部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有选择地在推进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同时,建立多边(协约国)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由该基金组织对各协约国储蓄货币进行联合管理,以解决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主导货币美元不稳定所引发的危机。根据这一迂回方案,估计美元在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削弱,美元外汇储备的战略作用同样得到了转换。因此,多边货币互换基金组织的重心在于通过启用基金组织的货币储备,购买美国债吸收流动性或抛售一部分平抑通货紧缩,进而对美元货币和美国国债进行调控,来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这意味着在现阶段,中国并不是把美国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中彻底地剥离出去,而是暂时性地继续保持美元在货币体系框架内的联系。这是一种出于潜在战略部署的考虑,希望通过美国与国际货币体系已有框架的特殊关系以约束美元,即可以通过这一因素使美国变成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中立成员(而不是支配者)。如果这一方法能够实现,美国虽然形式上也许属于支配者,但在事关全球经济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上将受到实际上的制约。

从广泛意义上来说,当前美国的货币金融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主导,是应当要受约束和承担义务的,有了约束才能够把事情办好,这是一个辩证的道理。因此,就要看到大的局势而不能只顾及小的局部,要看到长远的进步而不能只顾及眼前的利益,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稳定和安全的货币金融环境,那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是很好的。

3.边缘化美元战略的外围战线

在外围战线,美国显然意识到了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边缘化美元浪潮,这必定会促使美国试图利用目前经济方面的任何薄弱环节,甚至是经济摩擦来阻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货币影响力的全球性扩大。按照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同美国的汇率和贸易斗争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即以争取不要扩大为前提,但也不要寄希望于摩擦缩小。对于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叫嚣逼迫,在处理时宜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操纵汇率的问题,中国同美国的看法是不同的。所谓汇率变化,是根据对外汇货币的供需而进行市场化决定的,美元需求的背后是对美元商品、服务的交易和金融资产的流动。比如其他国家在购买以美元结算的商品(美国的商品、国际原油、黄金等)或金融资产(美国国债、官方的美元外汇储备等)时就需要美元,都会增加对美元的需求,这就意味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出现美元汇率的上升,以及其他国家的商品价格相对于美国的商品价格会下跌。与之相反,美元的供给则应当来自于美国对其他货币的需求,从而实现以另一种货币来表示本国货币价格的外汇汇率,而汇率的价格恰恰是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所决定的。但事实上,美元汇率作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所表现出来的则是恰好相反:一方面,美元以自身汇率的贬值实现了以美元结算的石油和黄金等大宗商品交易价格的大幅上涨,从而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增加对美元的需求量,进而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剪取包括美国人民自己的全世界人民的“羊毛”。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面对美元需求量的增加所产生的汇率升高,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来增加美元供给,不但能够大量削减国内财政赤字和美国外债的真实计价,而且也能够以美元的贬值来实现其他货币汇率的相对升值,进而实现贸易出口的弱势货币政策的相对优势。这样看来,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

二是美国前几年发生了次债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大萧条,到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结。后来,关于美国刺激经济的一揽子方案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也出现了分歧。在美国看来,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继续美元贬值是好的,是有利于缓解美国国内经济矛盾的紧张。这是因为美国还想要霸占住在全世界的巨大利益,还没有扔掉那一套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掠夺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的旧思想。中美在这一点上也是有分歧的,对货币经济问题,不应该美国说了算,因为这既是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也是个世界各国之间的金融问题。

边缘化美元战略部署的所有这些努力——推动美元与世界货币体系支配地位的脱离,和扩大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货币影响力,都是为了使整个的世界形势向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方向倾斜,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欢迎。

F115

A

1003—0751(2012)04—0044—05

2012—06—01

王懿麟,女,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战略评论员,博士(上海 200083)。

责任编辑:晓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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