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9
汪庆华 荀振芳
自主招生场域家庭资本的影响与自主招生的制度探寻*
汪庆华 荀振芳
家庭资本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是自主招生场域中的一个典型现象。在自主招生场域,优势家庭资本成为自主招生考生群体的显性特征,自主招生制度为家庭资本的运作提供了可作用的空间,从而家庭资本对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力得到了彰显。自主招生应从制度设计上进行改革,创新多样化的思路来兼顾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以从根本上提高自主招生制度的公信力,推进教育公平的价值目标。
家庭资本;自主招生;制度
家庭因素对于子代教育获得的影响是教育社会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一个课题,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展现不同的特质与内容。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社会阶层与家庭背景对于子代教育选择与获得的影响逐渐显现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自主选拔录取制度中,这一问题更加凸显。本文以某高校自主招生考生群体为分析样本,对自主招生场域中考生家庭资本影响教育获得的现象进行分析,探究现象背后影响制度设计的因素与作用。
自主招生制度是我国高考人才选拔制度由单一考试走向多元化考察方式的一项重要变革,于2003年由自主招生试点高校开始实施。这项制度的实施,在体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对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扩大与开放以及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对于多元化人才评价方式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关于自主招生考生群体的城市化、优势阶层以及家庭资本的投入运作而带来新的教育公平问题备受关注。本文对这个主题的关注缘起于对某高校自主招生考生群体背后优势家庭层面的发现。
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家庭资本的概念以后,家庭资本就作为社会学研究中对家庭资源占有的一种公认的分析概念和衡量工具,得到了广泛运用。按照布迪厄对家庭资本的理解与分类,家庭资本往往包含社会资本(包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内容,常常以父母的职业、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经济收入、社会关系等一些可观测指标进行考量。本文沿用这种分析理论及方法对自主招生场域某高校自主招生考生群体家庭资本进行实证考察,分析考生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渗透与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选取2009年作为全国“211工程”重点大学的某高校通过自主招生资格录取的新生(通过学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核而进入选拔考试环节的考生为602人,最后通过考试录取的为139人)为研究样本,并以当年该校录取的统招生新生(2801人)作为参照样本,对自主招生考生群体的家庭资本进行考察,分析家庭背景对于考生教育获得的作用及影响。
(1)自主招生新生出身于优势阶层家庭的趋向明显。首先,从生源的户籍情况看,2009级自主招生新生的城市户籍所占其新生总数的92.09%,而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仅为7.91%,与统招生(城市户籍新生占63.13%,农村户籍新生占36.87%)相比,远高于统招生的城乡户籍比例。这表明在自主招生这个人才选拔场域,城市考生是绝对的竞争主体,出身农村的学生很少参加这个场域的竞争,农村学生与自主招生的路径选拔方式有着天然的距离与区隔。其次,从生源的社会关系构成来看,自主招生新生家庭与统招生新生家庭在政府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及私营企业高级主管等社会关系方面的比例分别为46.04%和32.31%、60.43% 和 29.51%、48.92% 和 29%、37.41%和17.36%。可以看出,自主招生新生比例明显高出统招生。这表明自主招主新生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以父亲职业为例,自主招生新生与统招生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中层管理人员和农业从业人员两项选项上有明显差异。图1显示,自主招生新生父亲职业为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中层管理人员的占自主招生新生总数的50%,而统招生中这个比例只占15.81%;自主招生新生中父亲职业为农业从业人员的占自主招生新生总数的5.18%,而统招生中占到22.01%。这表明自主招主新生更多出身于社会优势阶层家庭。
图1 2009级自主招生新生与统招生父亲职业分布对比
(2)自主招生新生父辈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曾对全国11个省市的2465个大学生样本进行了大学新生全面情况的统计,形成大学新生基本状况的可信数据库。本文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数据库的样本作为参考依据,对某高校自主招生及统招生父亲教育程度的数据进行比较(见图2)。结果显示,与来自全国11个省市的样本和某高校统招生相比,某高校自主招生新生在父亲的学历层次上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方面,生源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其大学本科学历的比例比平均水平高出26.98%,比统招生高出18.18%;在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上,其比平均水平高出26.34%,比统招生高出22.94%。自主招生新生在父亲教育程度方面的优势明显。
图2 2009级自主招主新生、统招生及厦门大学样本父亲教育程度比较
(3)自主招生新生家庭经济状况普遍较为丰厚。图3显示,自主招生新生中高收入家庭比例普遍大于统招生。在人均年收入5万—10万元之间的家庭比例,自主招生新生比统招生高出6.93%。人均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家庭比例,自主招生新生比统招生高出12.16%,显示出显著差异。这表明自主招生新生家庭在经济水平方面普遍呈优势状态。
图3 2009级自主招生新生与统招生家庭人均年收入比较
高校自主招生是高等教育在人才选拔制度上的重要变革。相对于统一高考招生制度来说,自主招生试点的实施,呈现了人才选拔制度一种全新的特色与意义。它不仅是招生自主权由国家向高校的一种必要的权力下放与转移,也是高校办学特色的强烈需求,同时更体现了以人才的综合素质作为评价主要内容的价值目标。就选拔高素质的、多样化的优秀人才及推进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两项标准而言,自主招生的制度设计应该说在统一高考制度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作为一种制度设计来说,自主招生因其对考生纯绩效主义的超越而制造了一定的制度空间,使考生家庭资本的力量得以进一步彰显与扩大。
从理论上探源,以最小化的成本核算追求最大化生产效率是生产活动讲求“绩效”的基本理念。大规模的统一考试制度是一种低成本的、以人的智力测试为核算基准的度量制度,是人才评价绩效主义原则的有力展现;而自主招生制度设计的最大特色是在人才评价标准上超越了纯粹的绩效主义原则,在评价方式上从纯技术的工具主义路线转向了对人的多方面考察,体现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化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在社会学意义方面的最大特色就是,它营造了一个制度上的空间,使考生家庭资本的作用得以凸显并更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我国学者李煜研究了不同教育制度下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机会的三种类型,并把其分为三种模式,即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化模式和政策干预模式。他就三种模式分别依赖的不同制度条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文化再生产是以家庭的文化资源促进子女的学习表现,进而使其得到教育机会;而资源转换模式则是在某一个升学阶段(甚至可能发生在小学入学阶段),高阶层利用资源优势直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机会”①。三种家庭背景影响的模式与制度条件如表1所示。
表1 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理想类型
应该说,自主招生人才选拔对于绩效主义的超越,就是在制度设计上营造了一个空间,其中加大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力量,突出了家庭背景的作用,在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上呈现了一种资源转化的模式,并体现出文化再生产的特点,更加有利于把优势家庭资源转移到子女的教育选择和教育获得方面,使其实现了优势阶层代际传递与“再生产”的结果。
所谓社会选择“是根据控制场域变化的主导力量的偏好而进行的选择,比如根据身份、家庭出身、种族等因素的选择”②。对自主招生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主招生场域与优势家庭资源具有同质性或亲和性,这种同质性或亲和性使得在自主招生的竞争场域中,社会选择力量在考试评价的技术路线之外得以加大,家庭资本作用得以彰显。
自主招生在我国高校的试点工作已经实施8年之久,到2010年共有80所高等学校参加了自主招生。从80所院校的招生简章来看,各个学校对自主招生对象的报考条件各有不同,大体可归为以下几类:在高中阶段在全国学科竞赛中获取省级以上奖项者;在高中阶段获得过省级以上优秀学生(或三好学生)称号者;在高中阶段在指定的科技创新或发明专利方面有突出特长且获奖者;在学科成绩排名在年级排名前10%者;由省级以上重点中学或认定的重点中学推荐者;体现各个学校特色或特殊要求者。由此,自主招生考生参选的要素是特殊才能、综合素质、竞赛获奖、科技创新、行业特质、学业成绩等,这与统一考试制度的要求有重要的区别。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考生竞争的手段除了学业成绩还有并行的其他因素,考生家庭可以动用家庭的全部资源,如家庭的信息资源、家庭的社会关系、家庭的经济资本、家庭的文化传递等,直接参与这种人才选拔的竞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一些方面出现暗箱操作的情况,从而违背教育公平原则。如竞赛获奖与特长一项,日前已成为业内和社会诟病的一个焦点。而获得“省优秀学生干部”以及“某先进标兵”等奖项也成为一些社会高层阶层家庭子弟为获得自主招生报考入门资格而力争的对象。从试点高校的情况来看,由于各高校的自主招生方案明确规定了对自主招生选拔录取的考生要在高考成绩同批次录取分数线上降20分至60分不等(有的学校甚至超出了60分),这无疑让无数家长和考生为获取自主招生资格而竞相发挥其家庭资本的力量,从而自主招生人才选拔本身成为了加分的最佳渠道。
从目前情况看,在中国社会体制转轨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社会背景、制度因素以及社会阶层格局的变化,家庭资本对于教育的影响日趋强烈。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家庭资本的作用及影响表现出了更加复杂的特点,改革中的自主选拔录取领域集中展现了这种作用及影响的过程,它对教育公平正在构成一种新的威胁。
在社会经济与高等教育发展到新的阶段,社会公众不再满足于仅能接受大众的高等教育,矛盾的重心转移到对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的竞争与追求。目前,自主招生试点领域集中了国内最优秀的一批“985工程”、“211工程”大学以及部属高等学校,占据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以及自主招生选拔降分录取的机会与空间,使得自主招生场域相对于统一高考制度来说,更成为众多优势家庭资本竞相作用的空间。在这里,“先赋性因素——‘你所是’与获致性因素——‘你所为’之间形成一个繁复的社会拓扑结构,身份之争、地域之别与资本之用——在招生录取场域却成为虽隐匿不显却无处不在的关键性因素”③。
家庭资本与自主招生制度并非是孤立存在,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优势家庭资本通过不同的转换形式间接或直接对考生的教育获得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资本是一种积累的产物,高等教育由中等教育、基础教育延续而来。在这个过程中,家庭资本通过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有在教育分流中占据优越的位置,并通过为子代优厚的教育投资以及文化资本的传承为子代积蓄教育获得的资本。我们对某高校的研究显示,自主招生新生中来自于省、市级重点中学的学生比例高达96.4%,比统招生83.95%的比例高出12.45%。其中,中学有过择校经历的自主招生新生占21.74%,高出统招生择校比例(11.51%)的10.23%。相对于统招生来说,自主招生新生接受过更多的有关音乐舞蹈、绘画书法、体育、科技类的专门培训,经常去博物馆、少年宫、展览会、影剧院、大学校园的比例也要大大高于统招生。这些都是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路径,是家庭资本间接为子代积蓄教育资本、获取自主招生资格的证明。而在社会资本的运用方面,优势家庭更是利用家庭的资源与偏好,为子代选择其明确的目标高校。以我们调查的某高校为例,作为一个具有浓重行业特点的高校,其考生多数来源于该行业家庭,或者有与该行业系统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家庭背景。这是我们在对自主招生考生群体进行实证考察过程中发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表2显示,父亲、母亲在该行业的比例,自主招生新生分别超出统招生30.15%与16.46%,其他社会关系也显示出自主招生新生家庭与该行业系统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充分表明家庭资源向子女教育选择和获得方面的传递与转移。
表2 2009级自主招生新生与统招生家庭与该行业的关系
应该说,自主招生是我国人才选拔录取制度在高等教育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多元化人才评价与选拔的一种有益探索。而就家庭资本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来说,它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非某种选拔录取制度本身的产物。只是自主招生人才选拔录取场域集中彰显了家庭资本对于教育获得的作用与影响。即便如此,作为改革探索过程中的人才选拔制度,这种家庭资本的显性特点足以引起高等教育改革的关注与重视。应加强对自主招生制度的研究与改革力度,使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具有更强的公信力,更加有利于教育公平目标的推进。
(1)兼顾弱势群体是自主招生制度应着力探索的价值目标。相对于统一高考的人才选拔方式,自主招生是一种高成本、高效率的人才选拔方式,高信息成本、高经济成本、高文化成本是自主招生的主要特点。我们上述的研究数据也表明,自主招生考生群体普遍具有优势的家庭资本。具有优势家庭资本的子代在较好的物质条件、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能获得更加有利于自主招生选拔的优秀素质,这是一种社会进步与教育发展的表现,为此而责难这部分考生并不明智。但是,如果从社会广大受众层面来看,自主招生制度对于农村偏远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忽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有学者对某普通中学高三学生365人的随机调查,在对于自主招生制度的认识程度上,247人表示仅仅知道有这回事,15人表示比较了解,11人表示非常了解,而69人表示从未听说过,占总人数的20.2%。④我们对部分中学校长的访谈也反映了这种现状,一些县级中学校长认为自主招生是省重点中学的事,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的任务就是努力拼搏、备战高考。可见,自主招生的信息及相关成本较高。一种招生制度如果在考生中的认同度不能普及,必然导致该制度的部分失灵,从而由地域、阶层、家庭、中学分级等因素导致的公平性问题就比较明显地凸显出来。像一些著名大学采用科技冬令营、文化夏令营方式选拔自主招生人选,基本上属于大城市孩子的游戏,农村学生无从问津。而实际上,在我国一些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地区,不乏家境困难而各方面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远大的志向、阳光的心态、强烈的求知欲和良好的学习能力,使他们在综合素质上并不输给任何学生,但他们因没有优势家庭资本而远离了通过自主招生求学的路径。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何有倾斜地扩大自主招生范围,探索更加有利于公平选拔的改革模式,应进行深入研究并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
(2)进一步创新思路,向招考分离的多样化模式发展是自主招生制度探索的方向。家庭资本的影响在自主招生场域的彰显与这种制度实施过程的高成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高成本不仅体现在考生家庭的负重方面,而且招考院校从资格审核、专家命题到组织考试、阅卷、录取所花费的大量劳动,也使许多高校不堪重负。近年来,几所高校迈出了联合考试的改革步伐。但是,如何保持自主招生的高校特色成为改革进展中的又一难题。有专家建议,建立一个独立于政策与高校之外的权威的专业考试机构已显得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实行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的“考招分离”。“所谓考招分离,‘考’由专业性的考试机构办理比较客观的、大规模的考试;‘招’主要由高校自行决定成绩的使用、各门成绩的比重、指定科目的考试数等,即高校自行决定如何招生。用最适当的方法,选择最适当的学生,使学生进入最适切的学系,作最适切的发展。”⑤在大规模专业考试的条件下,农村偏远贫困地区考生的利益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兼顾,这些考生与优势家庭的考生可以在同一场域中、同一标准下参与竞争。
(3)自主招生制度的改革需要更加开放、和谐、公平、公正的制度环境做保障。教育公平的维护是一个长期、漫长又艰难的过程。优势家庭资本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有一个使其能够运作与活动的社会环境。自主招生制度使高校自主权力进一步扩大,如果不加强对自身公平、公正监督机制的建设,那么社会腐败现象就会不同程度地浸入人才选拔领域,从而导致对教育公平目标的违背与侵害。因此,应最大限度地强化相关的社会诚信机制和监督机制,规范自主招生中的各种行为,使更加科学、合理、有效、公正的选拔标准和评价手段能够在一个更加成熟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中成长起来,推进自主招生制度不断革新、演进和发展。
注释
①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2页。②刘精明:《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③刘云杉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5期。④李向辉:《自主招生制度认同度的实证研究》,《教学与管理》2009年第1期。⑤杨李娜:《台湾大学入学考试制度改革探析》,《教育发展研究》2002第6期。
G40-052
A
1003—0751(2011)03—0125—05
2011—01—20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高考择校中自主招生考生群体文化资本的实证研究》(FFB090685);华北电力大学校内专项基金2009年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招生考生择校与发展状况研究》(09MR54);全国教育考试“十一五”科研规划2009年度课题《高校自主招生考生择校因素分析》(2009JKS1065)。
汪庆华,男,华北电力大学招生办主任,教授(北京 102206)。
荀振芳,女,华北电力大学高教所副所长,研究员(北京 102206)。
责任编辑:海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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