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贺亮明

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贺亮明

西方审美现代性所彰显的审美独立与救赎，在沈从文的文论中成为一个对西方资源与中国传统资源共同改造和穿越的中国式问题。沈从文主张审美与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但强调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将审美与启蒙功用联系在一起，从而扩展了审美范畴的社会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沈从文把思想文化的改造和人的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使中国现代审美追求具有启蒙和人的心理本体建设的人文精神。其文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沈从文;审美现代性;启蒙

19世纪末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现代性”开始成为所有中国问题的元问题。中国新文学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新文学现代性的中国品格。中国现代作家所面临的不是现代性的有无问题，而是如何达成对现代性的中国式理解。在此背景上，谈论沈从文文学理论的审美现代性问题意义重大。作为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沈从文的地位和文学造诣早已得到众人的认可。沈从文虽然是以小说家的身份被文学史定位的，但其在文学理论上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审美现代性是一个西方舶来术语，但审美现代性不仅仅是一个西方问题。在中国语境中，审美现代性的内涵以及价值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这在每个作家身上又有各自不同的显现。新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沈从文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200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康长福撰写的《沈从文文学理论研究》，该书不仅勾勒了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形成过程，而且从基点、核心、归宿等横向方面深入研究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这对处于转型期的当代文学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康长福认为，沈从文借助文学的手段重造人性、生命、民族品德，进而实现了重造社会、国家、民族的社会理想，并指出沈从文通过文学的重造实现了重造文运、重造经典、抗争文学审美危机的艺术理想的研究。

一、审美与启蒙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启蒙信条大多来自西方，其启蒙现代性表现为对封建文化的强烈批判，对民族主权的捍卫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以及对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积极谋划。与此同时，被引入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在中国迅速被本土化，并且更多地表现为追求艺术审美的自律性和自主性，原本以修正甚至颠覆启蒙理性为旨归的席勒、叔本华和尼采的美学到了中国被作为从感性情感方面改造国民性，启发国人心智，重建国人道德的重要思想资源①。审美现代性在本质上指称的是一种思想艺术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它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或与之相关的艺术价值)，以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的目的。”②显然，在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不和解的张力。启蒙现代性刚刚展开，其弊端还未来得及充分显露，因此西方语境下的审美现代性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将启蒙现代性作为批判的对象。

在中国语境下，“现代审美主义不仅标榜自我化的理想主义，同样也标榜社会化的理想主义”③。如何才能兼顾个体与民族国家的理想主义呢?中国现代审美主义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首先，在目的理性层面上，启蒙始终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审美主义者无法释怀的情结，同时，对启蒙的强烈要求又始终伴随着对启蒙的反思而发展。其次，在价值理性层面上，中国审美主义者们无法忍受启蒙所造成的泛科学主义和政治(经济)实用主义对固有文化的践踏和对自然权利的剥夺，现代文明所造成的物质膨胀和精神沦陷使他们对现代社会的前景感到深深忧虑。因此，物质主义的理性意识转化为精神化的理性诉求，不少文人开始走向与现代社会和现实生活的对立。于是，“审美”或艺术化生存被视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宗教”，个人化的审美主义变成了社会化的“审美理想主义”。

在救亡压到启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沈从文频频引发关于“差不多”④问题以及“海派”问题的争论，呼吁维护文学的审美独立和严肃性。不过，坚守文学审美规律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在审美的园地里固步自封。沈从文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不仅强调文学审美熏陶功能，而且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在人的思想，而净化思想则需要借助审美的力量。因此，他曾经被左翼批评家邵荃麟批评为“以伦理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和人生”⑤，这个评价也从反面切中了沈从文审美理想的本质，即对于文学审美中情感的价值和“人心”(生命)的道德意义的关注。沈从文对“人心”的关注是他文学审美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他认为内心的枷锁往往比外在的束缚更难打破，在社会变革中也更为重要。沿着这一思路，沈从文把文学的审美与人生的审美结合在一起，用审美来化育人心，重造民族的精神，以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

沈从文对文学的审美看护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批判精神，与西方审美现代性不同的是，其批判对象主要是当时中国的国民性，即“私欲”、“物欲”、“趣味低下”、“白相态度”、情感的“委顿”等。尽管西方审美现代性所批判的工业化、商业化社会所产生的唯利是图、物欲膨胀已然存在，但中国的问题更多的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老毛病，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国民劣根性”，沈从文则将其归结为一个“私”字上。

总的来说，沈从文的文论虽然主张审美与艺术的相对独立性，并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思想，但在人的内在修养和精神境界提升上，将审美与功用联系在一起，从而扩展了审美范畴的社会现实意义。从目的上看，把思想文化的改造和人的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使中国现代审美追求具有启蒙和人的心理本体建设的人文精神;从功能上看，虽然主张审美超越性，但是把作为文学规律的审美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审美理想的时代特征、民族精神和现实指向，构成了中国审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现代传统。

二、审美独立问题

审美独立问题对于文学来说是一个核心问题。要谈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强调其作为艺术自律意义上的文学时，就必须将其置于社会现代性话语之中。中国现代性的本土特征注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特殊之处，也决定了沈从文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复杂之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却认为文学无需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文学之外的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其文学独立论的核心内涵主要体现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阐释上。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沈从文反对一切来自政治方面的对文学的入侵和钳制。

首先，沈从文严厉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文艺专制政策。他愤怒地指出:“国民党中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未敢称赞。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年青人一个极坏的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撒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于一切记忆中而已。”⑥他多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查禁书刊政策，认为政府如果是真正为民族着想，就不应该对作品加以压迫和摧残，并警告当局:禁书政策是摧残民族文化，近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的“愚蠢行为”，终将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⑦。其言辞犀利激昂，充满强烈的政治义愤，矛头直指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其次，沈从文严厉反对文学形式内容上的泛政治化。在他看来，相对于政治、经济等要素而言，文学往往显示了一套独特的意义阐释系统和表意方式，正是对文学的独特艺术功能和表达方式的坚守，沈从文对1930年甚嚣尘上的公式化倾向即所谓“差不多”现象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差不多”的后果便是艺术个性的消失，文学成为标语文字或商业佐料。沈从文尽管在论争中表达了对政治干涉文学的不满，但在澄清别人对他的误解时，又说道:由于一些作家“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⑧。因此，沈从文反对的并不是文学表现了“思想”和“时代”，而是作家不肯追求“信仰”和“独立识见”等真思想，而去“追随风气”进行创作，致使文学丧失了“艺术”个性，步入公式化的歧途。沈从文不仅捍卫了文学在反映生活时所必须具备的“特殊性”原则，也提出了文学必须摈弃“一切文字都是宣传”等狭隘功利主义理念的诉求。

此外，为了防止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越界，沈从文极力主张文学的学科独立。鉴于文学工具化的畸形现状，沈从文继而呼吁一种关于“文学”的新态度。一方面，沈从文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时所扮演的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的层面。他认为，国家在重造，新文学也在重造。国家在新生成长中，文学作者也在新生成长中，培养他们需要的是同一泥土，即修正错误的勇气和成功的信仰。另一方面，他对文学的独特性也有着清醒的自觉，并指出“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惟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⑨。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并不反对文学的政治关怀。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⑩，沈从文认为中国的“文学与政治不可分”⑪。所以，他赞同诗与政治的结合，并要求诗人作为一个“思想家”不是为“装点政治”而出现，必须为“重造政治”而写诗。显然，沈从文十分看重文学应当具有的政治功用和承担的社会责任。他曾高度赞扬胡也频等革命作家的政治理想:“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⑫与此同时，他要求读者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保持清醒的警觉。

总之，文学承载的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与文学作为艺术的独立性，在沈从文的文论中相互纠葛、缠绕。这也带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在“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上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三、审美救赎问题

“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启蒙现代性的立场上提出了审美现代性的问题。由于启蒙现代性的“未完成性”，启蒙始终是中国现代审美主义者无法释怀的情结，审美与启蒙相互纠葛和融合而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审美救赎意义。审美救赎就是将审美问题与人生问题结合，通过审美的途径获得启蒙的效果(民族品格的提升或者人生的救赎)。面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的恶劣现状，沈从文频频提出“健康”、“尊严”、“严肃”等警示性话语来表达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力图找寻并建立一种新的伦理力量作为文学理念的支撑，以期延续新文学的启蒙使命。最终，他将这种具有审美救赎意义的努力落实到对生命“神性”的追求。理解沈从文的生命“神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其一，在发生维度上，生命“神性”的提出是为了保持对生活的“免俗”。作为审美救赎意义上的文学，须通过对生命“神性”的标举，来超越生活的世俗性——“魔性”，以建立一种审美化生存方式，但这种审美化生存不是作为世俗生活的对立，也不是对世俗生活的轻视或退避，而是作为世俗生活的理想形态。在沈从文看来，文学是在直接面对生活的前提下对生命的一种向上的瞻视。因此，在其美学理想中，艺术审美与人生审美达成一种共时性建构。

其二，从价值维度上，生命“神性”力图为文学建立新的伦理维度。以纯粹生命的感性体验为审美方式的文学，在标举生命“神性”的同时，尽管要拒绝所谓乡愿道德标准的监控，但实质上依然是要诉诸一种新的伦理力量，即精神的崇高性、人格的尊严感和事业的崇高性，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正直和诚实和爱”⑬。他认为，文学不必去表现教人“做好人”的乡愿道德，而且必须超越这种世俗道德理性。值得注意的是，超越世俗道德理性并不代表沈从文的文学理想要避开伦理维度。在其框架中，道德与伦理永远都是审美的必然维度。文学审美关心的绝不是文学艺术本身或者艺术美感与快感本身，而是有着非常明确的人类关怀。

其三，从实践维度上，生命“神性”的获得需要一种对文学和艺术的“痴汉”精神。这种“痴汉”精神是获得审美化生存的依据，实质上是一种对生命的纯粹性体验。源于从徐志摩、朱湘等人的艺术经验和人生态度中得来的启示，沈从文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便不无自矜地说道:“我在发疯，为抽象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在抽象中好好存在。”“痴汉”、“疯狂”这种审美精神是在正视现实的基础上用理想化方法建筑超拔于现实的乌托邦境界。现实的人生唯有被艺术地提升，才能使精神和意志达到“极空阔极自由”的境地，现实的“不完美”性即“缺陷”才因此被克服。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文学理论因为启蒙理性精神的观照，不仅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而且具有生命救赎的意义。虽然沈从文主张审美超越性，但也把作为文学本质规律的审美与作为学科自治的现代文学以及作为社会实践的美育结合在一起。他不仅以“美”为神，而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给新生命一种刺激和启迪。他所倡导的这种审美精神，正是以生命的“神性”为崇高纬度诉诸于启蒙的未竟之处。在构筑人性神庙的过程中，沈从文不断探寻生命的庄严，其重造民族品德、重造经典、拯救文学精神的努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沈从文的审美理想中，文艺被自觉地赋予沉重而神圣的社会使命，决定了中国现代审美所指既不同于传统审美精神(特别是道家审美精神)当中纯粹美感的获得，也不同于西方以康德为代表的审美无功利，更不能等同于西方唯美主义追求。

注释

①谭好哲、任传霞、韩书堂:《现代性与民族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双重追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②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③周仁政:《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6期。④“差不多”的根源在于对政治口号的盲从和商业利益的追逐，一切文学新作品，全都会变成一种新式八股，号称为杰作佳作的作品，必内容外形都和当前某种标准或模范作品相差不多。⑤邵荃麟:《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3页。⑥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⑦⑧⑨⑩⑪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171、63、131、148、107 页。⑫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 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99页。⑬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

I206.7

A

1003—0751(2011)03—0225—03

2011—01—28

贺亮明，女，湘潭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副处长，副教授(湘潭 411102)。

责任编辑:绿 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