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文学创作理论评析

綦晓芹

周必大文学创作理论评析

綦晓芹

从南宋孝宗隆兴初(1163)至宁宗嘉定末(1224)被史家称为南宋的中兴期，时局相对稳定，学术文化繁荣，北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到全面恢复发扬，表现为名家荟萃，文备众体，文派孽生，文论勃兴。周必大身处朝廷翰院，为当时词臣之冠。在文章创作方面，他的理论主张散见于其文集的题跋以及序作中。他特别强调作家的学、才、气对创作的综合作用，他的主张对南宋中期的文风演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周必大;学;才;气

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指出:“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①李渔视宋文为古代散文创作的一个高峰，这可谓别具慧眼。宋文大家辈出，流派众多，体裁完备，技巧纯熟。然而，历来对宋文的论述评介，都是重北宋而轻南宋。王水照先生指出:“《四库全书总目》共收宋人别集三百八十二家、三百九十六种(存目除外)，北宋一百一十五家、一百二十二种，南宋二百六十七家、二百七十四种，南宋别集的著录数量为北宋的两倍多。”②由此可见南宋文学创作的繁荣盛况。尤其是从孝宗隆兴初(1163)至宁宗嘉定末(1224)约60年间，宋、金处于对峙阶段，时局相对稳定，经济复苏，学术文化繁荣，北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到全面恢复发扬，表现为名家荟萃，文备众体，文派孽生，文论勃兴。元人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曾称道乾、淳之间文坛中兴的盛况:“东南之文相闻而起者，何营十数……文运随时，而中兴概可见矣。”

相较于北宋，南宋作家对散文理论的探讨更为自觉，其文论广泛涉及到文坛风会、作家风格、作品特色、文人佚闻、文章本事等，并进而深入到散文的命意布局、行文规则、文法修辞、文体辨析等领域。文论体式既有传统的文集序、论文题跋、书信、杂文、笔记、语录等，又创造了文选标注评点(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谢枋得《文章轨范》)，文论汇辑(如王正德《余师录》)，文话(如王铚《四六话》、谢伋《四六谈麈》等)，还有其他论文专著等形式。这些都标志着古代散文理论在南宋开始走向成熟。周必大在文章创作的理论方面没有系统的论述，但零星散见于文集中的理论主张不能忽视，尤其是题跋以及序作中的理论主张尤为重要。从这些零散的言论中，我们发现周必大深受欧阳修的影响。周必大刊刻的《欧阳文忠公集》成为善本;在对欧阳修集子的校订中，周必大领悟其文艺术之妙，他明白欧文粹然在于欧阳修对儒学的坚守，其从容平易的文风在于学养的积累。从如下所述的周必大的创作理论中，我们会发现他为文基本追踵欧阳修。

周必大认为一位好的作家需才、学、德兼备。在《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中他指出，“夫文亦多术矣，以要言之，学不当则辞不典，气不充则辞不壮，才不高则辞不赡”③，阐明了学、才、气与文学尤其是辞采的关系。而三者中，“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因此，学识的积累是文学创作的根基。他指导文人要在六经中浸养，在经典中涵养自己，厚积薄发，才能使文章在千锤百炼之后呈现出天然的美感:“昔黄鲁直尝问文章之法于苏翰林，翰林告以熟读《礼记》、《檀弓》，鲁直取二篇读数百遍，然后得之。”④“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专，其学古也力，譬之追风笠云之骥，要非绳墨所能御。”⑤他认为，文章之法还是要追古溯源，从经典中汲取，方能自出机杼。而在学识积累的过程中，还少不了作者字斟句酌的磨砺，《题聂倅周臣所藏黄鲁直送徐父宰馀干诗稿》载:“山谷此诗今载外集，不观初草，何以知后作之工?老杜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军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苟作者乎哉?”⑥这里道出了黄庭坚诗作之工源自用心地字斟句酌与修改。在《跋宋景文公唐史稿(节录)》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香山诗语平易，六一文体清驶，疑若信手而成者。间观遗稿，则窜定甚多。”⑦并且在对欧阳修集子的艰辛校订中，周必大对其文艺术之妙体会更深，惟有经过了岁锻月炼之后，方能越人工而达天然。在《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中说:“今时士子见诚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山峡、穿天心、透月胁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遂谓天生辩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学至从心，上归庚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六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⑧杨万里诗作趋于化境，固然是有“天生辩才，得大自在”，但关键还是一心志学，从古人乃至本朝的杰作中，推求词源句法，朝夕思虑，岁锻月炼，才能走出自己的风格，自成一体。从上述言论，我们可以发现周必大的文论注重涵养、注重学识，有着鲜明的宋人特色。

如果说学是根基，才乃先天所有，气则在日常的修养中，孟子所谓“善养吾浩然之气”。周必大非常重视作家的“气”，强调惟有“浩浩乎胸中，才能滔滔乎笔端”。这与韩愈的文气观相近，他在《答李翊书》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必大非常重视文气，在文集中屡屡提及。在《张彦正文集序》中说:“有德之人其辞雅，有才之人其辞丽，兼是二者，多贵而寿”，并称赞张彦正“穷经必贯于道，造行弗逾于矩，发为文章，实而不野，华而不浮”⑨。这里他强调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决定其文章的风格。在《王元渤洋右史集序》则说:“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车不攻积中固败矣，气不盛吾何以行之哉?”以车、驭与学、气比较，用贴切的比喻表现出“气”对创作的重要，“气”不盛文章亦难以立。他赞赏王洋:“以六经为美材，以子史为英华，旁取骚人墨客之辞润泽之。犹以为未也，挟之以刚大之气，行之乎忠信之途，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馁而道不可馁，如是者积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笔端矣。赋大礼则丽而法，传死节则瞻而劲，铭记则高古粹美，奏议则切直忠厚。至于感今怀昔，登高望远，忧思愉快及摹写戏笑，一皆寓之于诗文。”⑩可见，学识的积累虽然是根基，但是周必大更强调道德修养，尤其是儒家的修养，惟有如此，才能有浩大之气，针对不同的文体自然有适宜恰当的表述语言，从而成就一个人的诗词文章。其实“文气说”的最早提出者当属曹丕，他强调:“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典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强调文气是一个作家内在气质的外在表现，不可强致，具有先天的特质和不可替代性。唐代以来，评论者不但注重雄健的文气，而且注意把文气与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相联系。周必大则与之呼应，更强调儒家君子的气息，他在《又上朱参政书》中说:“某不佞，窃尝妄论自古贤人君子，所以能任大事，立大功，修身则身修，治国则国治者，其说有三焉，曰才曰学曰德而已。”[11]因此，周必大所强调的气，是创作主体的精神之“正气”。

周必大对文学的发展演变有自己的认识。他对文风演变的把握很准确。同时，对于文体，认识新颖独到。在《皇朝文鉴序》中，他对宋初至于孝宗朝的文风演变有精当的论述:

天启艺祖，生知文武，取五代破碎之天下混一之。崇雅黜浮，汲汲乎以垂世立教为事，列圣相承治出于一，援毫者知尊周孔，游谈者羞称杨墨，是以二百年间英豪踵武，其大者固已羽翼六经，藻饰治具，而小者犹足以吟咏情性，自名一家。盖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祐之辞达，虽体制互兴，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伟哉![12]

他认为宋代文风有四变:“至和嘉祐中，文章尔雅，议论平正，本朝极盛时也。一变而止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视前日不无醇疵之辨焉。再变而至元祐，虽辟专门之学，开众正之路，然议论不齐，由兹而起。又一变为绍圣元符，则势有所激矣。盖五六十年之间，士风学术凡四变。”他对文体的看法是:“断自中兴以前，汇次纂上古赋诗骚，则欲主文而谲谏，典策诏诰则欲温厚而有体，奏疏表章取其谅直而忠爱者，箴铭赞颂取其精深而详明者，以至碑记论序，书启杂著，大率事辞者为先，事胜辞则次之，文质备者为先，质胜文则次之，复谓律赋经义国家取士之源，亦加采掇，略存一代之制。”他在阐明自己对各种文体的看法的同时，还对其做出评判优劣的标准。而对于古文和时文之分，周必大有精辟的见解:“科举不远，当俯为禄养计，其于著述初步相妨，山谷云:‘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本既立则末皆应，岂以古文时文为间哉’?”[13]他认为古文和时文有孝友忠信做根本则可，他对古文、时文的看法并不偏激，并且指出科举关系个人的前途生计，它对作者的著述有所妨碍，但如果明了其根本，则并无大妨。

在其文集中，周必大对当时的文坛陋习屡有抨击。在《与韶州梁守安世书》中说:“因念近世文人，一或抱负所长，则骄矜傲忽，憎疾胜己，轻贱不如己，所谓以能问不能，以多问于寡者，未之闻也。故其才华虽甚可爱而常使人逡巡避不敢与之亲。”[14]这体现了周必大对儒家温润如玉的君子形象的期许。另外，在《跋苏石帖》中表达对欧阳修提拔人才、珍惜人才之后，情不自禁地返观当时文坛“唯公道德文章师表百世，而干旄淄衣之好，之死靡倦。彼争名者相倾，属文者相轻，闻公之风，其少愧哉”![15]对文人相轻的陋习予以批判。

周必大在文学创作的理论方面虽然没有系统的著述，但其创作主张及其散文为时人推重。《忠文耆德之碑》赞其“文章则追配作者，议论则究极古今，风度如张九龄，谋谟如崔佑甫，宋广文之守文，杜如晦之善断，公几兼之，乃所愿则尤切切于陆宣公欧阳文忠，此非臣之私言也”[16]。对于周必大对欧阳修的追踵，当时文人认为“故少傅赠太师益国周公，其欧、苏之流亚也欤”[17]。另如《文忠平园续稿原序》评价其各类文章“连篇累牍，姿态横出，千汇万状，不主故常，何其富也，诗赋铭赞，清新妩丽，碑序题跋，率常诵其所见，足以补太史之阙遗，而正传闻之讹谬，又何其精也，国初承五季之后，士习俳俚，欧阳文忠公自庐陵以文章续韩昌黎正统，一起而挥之，天下翕然，尊尚经术，斯文一变而为三代两汉之雅健，翰墨宗师项背相望，故庆历元祐之治照映古今，与时高下信哉，其后穿凿破碎之害起而士俗亦陋，及公发挥文忠之学，被遇高庙，辅相阜陵，弼成治功，于是二公屹然并着于六七十年之内，今观遗稿贯穿驰骋，雍容而典雅，体正而气和，使人味之肃然起敬”[18]。因此，当时不少后学都向其请益文章之学。

周必大生前高居相位，利用其在政权上的影响对文士左提右携，与朝中文士亦有深厚交往。《谥诰》云:“门无杂宾，海内人士有能以片文只字自致于公者，辄忘年忘分，与之交际。”[19]可见周必大对文学的重视及对文士的敬重。周必大的人际交往影响基本覆盖南宋中期整个文坛。他与南宋中期文坛的理学派代表朱熹、张栻，永嘉派代表郑伯熊、叶适，事功派代表陈亮、陆游、范成大以及文学家族、地方文人多有诗文交流。因此，他的文学创作理论在交流中对当时的文坛存在重要影响。当然，由于他没有系统的专门理论，其文气说基本上与韩愈一脉相承，因此易于被后人忽视。但是他提出的这些主张对推动南宋文坛的发展，革除当时文风的一些弊端，尤其是他对宋代文坛陋习以及对宋代的文风演变有着锐利的见解，对不同文体的特点作出了精到的点评。他的理论见解从简要中体现出独到新颖，对当时文坛的健康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李渔:《词曲部·结构第一》，《闲情偶寄》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②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③⑨⑩[12][15]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3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43、205、202、193、305页。④⑥⑦⑧[11][13][14]《全宋文》第229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84、426、281、321、150、197、202页。⑤周必大:《跋韩子苍与曾公兖钱逊诸人唱和诗》，《全宋文》第23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23页。[16][17][18][19]周必大:《文忠集》，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41、318、439、318页。

责任编辑: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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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08

綦晓芹，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200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