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鄘风》创作年代考论*

邵炳军

《诗·鄘风》创作年代考论*

邵炳军

《柏舟》为鄘人借宣姜口气刺卫宣公夺媳之作，《蝃蝀》为卫人刺宣公夺太子伋妇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卫宣公元年(前718)之后;《鹑之奔奔》为卫公子职怨刺宣公之作，作于卫宣公十八年(前701);《墙有茨》为卫人刺公子顽通于君母之作，《君子偕老》为卫人刺卫夫人宣姜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卫惠公即位初期，或元年(前699)顷;《桑中》为卫贵族男子抒写自己与情人幽期密约、窃色偷情之作，当为卫懿公九年(前660)狄入卫迫其南渡河之前所作，大致作于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96);《载驰》为许穆夫人归唁卫侯之作，作于卫文公元年(前659)春许穆夫人由许归卫至漕之时;《相鼠》为卫大夫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作，作于卫文公即位初年，或即卫文公元年(前659)顷;《干旄》为卫大夫美文公臣子多贤好善之作，作于卫文公迁于楚丘时，即卫文公二年(前658);《定之方中》为卫大夫美文公之作，当为文公季年或卫文公二十五年(前635)所作。

诗经;鄘风;创作年代;考论

在《诗》之传播与接受过程中，要了解某首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首先必须了解其创作背景、创作缘由;也只有准确了解某一诗篇的创作背景、创作缘由及其创作年代，《诗》之研究方可做到“知人论世”，方可把握其时代特征，方可进一步考察诗歌创作流变的基本状况及其艺术规律。这就是自汉代以降至今人们依然关注《诗》的断代研究的基本缘由，亦是我们进行“春秋政治变革与诗歌创作考论”课题研究的基础。

一、鄘人作《柏舟》

《柏舟》为鄘人借宣姜口气刺卫宣公夺媳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卫武公元年(前812)之后说，见《柏舟》毛《序》;二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三为卫僖侯之世(前854—前813)说，见元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卷二;四为卫宣公元年(前718)之后说，见翟相君《诗经新解》。①笔者此从翟相君《诗经新解》“卫宣公元年之后”说。惜其具体作时不可详考，姑系于卫宣公元年(前718)，且据今本《诗经》篇次系于《新台》之后。

二、卫人作《蝃蝀》

《蝃蝀》为卫人刺宣公夺太子伋妇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七说:一为泛言卫文公之世(前659—前635)说，见《蝃蝀》毛《序》;二为卫顷公之世(约前965—前954)以后说，见汉郑玄《诗谱·邶鄘卫谱》;三为卫灵公三十九年(前496)说，见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说同;四为卫宣公元年(前718)说，见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五为卫文公元年(前659)说，见翟相君《〈蝃蝀〉新解——兼与台湾省马持盈先生商榷》②;六为卫惠公二十九年(前671)说，见张国光《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③;七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④。笔者此从何氏《诗经世本古义》“卫宣公元年”说。兹补证如下:诗之首章曰:“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毛《传》:“螮蝀，虹也。夫妇过礼则虹气盛，君子见戒而讳之，莫之敢指。”《尔雅·释天》:“螮蝀谓之雩。螮蝀，虹也。蜺为挈贰。”明孙矿《批评诗经》卷一:“今虹出，俗亦戒手指。”次章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毛《传》:“隮，升;崇，终也。从旦至食时为终朝。”孙矿《批评诗经》卷一:“谚云:‘东虹清，西虹雨。’在西，故雨。”卒章曰:“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毛《传》:“乃如是淫奔之人也。”诗人何以“虹气盛”具“夫妇过礼”而“淫奔”之象呢?汉刘安《淮南子·说山训》:“天二气则成虹，地二气则泄藏，人二气则成病。阴阳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昼，日不知夜。”刘熙《释名》卷一:“虹，攻也，纯阳攻阴气也。”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引纬书《春秋元命苞》:“虹霓者，阴阳之精。雄曰虹，雌曰霓。”又引汉京房《易传》:“霓，旁气也。其占云:妻乘夫则见之，阴胜阳之表也。四时有之，唯雄虹见藏有月。”又引汉蔡邕《月令章句》:“夫阴阳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气。虹见有青赤之色，常依阴云而昼见，于日冲无云不见，太阴亦不见。见辄与日相互，率以日西，见于东方。故《诗》曰:‘螮蝀在东。’螮蝀，虹也。”《蝃蝀》孔《疏》、《尔雅注释》卷五邢《疏》并引晋郭璞《尔雅音义》:“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暗者为雌，雌曰霓。虹是阴阳交会之气，纯阴、纯阳则虹不见。”可见，古人以为霓虹之见为雌雄蛇类灵物在天上“交体”，为男子给女子施以“雨露”之喻，为土地阴阳二元气相交之象。又，汉班固《白虎通义·嫁娶篇》曰:“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后汉书·杨赐传》赐谓曹节等曰:“今殿前之气，应为虹霓，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蝃蝀》者也。”若去《蝃蝀》毛《序》“止奔”说之封建伦理意识，则虹固为婚姻爱情之象征。

三、卫公子职作《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为卫公子职怨刺宣公之作。⑤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六说:一为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69)说，见《鹑之奔奔》毛《序》;二为卫宣公元年(前718)之后说，见明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四;三为卫宣公十八年(前701)说，见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邶鄘卫答问》说同;四为周成王元年(约前1063)说，见黄典诚《〈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⑥;五为卫宣公四年(前715)左右说，见翟相君《〈诗经·鹑之奔奔〉考释》⑦;六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魏氏《诗古微》“卫宣公十八年”说。兹补证如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引韩《诗》:“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四:“大抵‘人’即一人，‘我’皆自我，而‘为兄’、‘为君’乃国君之弟所言耳，盖刺宣公也。”闻一多《风诗类钞》⑧:“宗法嫡长传位，故为人君者即人兄。”《诗经》中“君”字单用者，除《鄘风·鹑之奔奔》外尚有九例:此九例诗中之“君”，《雅》诗皆指周王天子，《风》诗皆指诸侯邦君。故“兄”泛言之则为兄长，特指之则为人君，则“我以为兄”即“我以为君”。卒章曰:“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伯有赋《鹑之贲贲》。……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则“我以为君”之“君”指国君而非小君(宣姜)。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踰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则此诗所刺自然为卫君淫乱误国之行。可见，诗人选取“鹑鹊”作为兴象，以鹑鹊居有常匹之特性，来反兴卫宣公夺媳乱伦误国而不如禽鸟。就其作者“我”而言，虽然国人说、国人代卫公子说与卫左、右二公子诸说均无确证，但据《左传·桓公十六年》、《史记·卫世家》、《列女传·孽嬖传》、《新序·节士篇》等记载，宣公以右公子职为太子伋之傅，以左公子洩为次子寿之傅，伋、寿被杀，二公子不平朔(惠公)之立，故作乱以攻惠公而立太子伋之弟黔牟为君。既然右公子职为宣公太子伋之师，左公子洩为宣公次子寿之师，他们肯定均为饱学之士，自然均有作诗的能力;自己所辅佐的太子、次子被谗言所杀，赋诗言志以刺宣公乃情理中事。故将《鹑之奔奔》系于伋、寿争死之年，即卫宣公十八年(前701)，且依今本毛《诗》篇次系于《二子乘舟》之后。

四、卫人作《墙有茨》

《墙有茨》为卫人刺公子顽通于君母之作。其创作年代，前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69)说，见《墙有茨》毛《序》;二为卫宣公之世(前718—前700)说，见《周礼·地官司徒·媒氏》贾《疏》;三为周成王元年(约前1063)说，见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说同;四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毛《序》“卫惠公之世”说。兹补证有二:

其一，诗中所谓“中冓之言”即指闺门之事。诗之首章起句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毛《传》:“中冓，内冓也。”郑《笺》:“中冓之言，谓宫中所冓成顽与夫人淫昏之语。”朱《传》:“(旧说)言闺中之事皆丑恶而不可言。理或然也。”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四:“中冓与墙对称，墙为宫墙，则中冓当为宫中之室。”又，汉焦赣《焦氏易林·小畜》:“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墙茨》之言，三世不安。”此明指宣公唯妇言是听，致使宣公身后有惠公、黔牟、懿公三世之乱，正《左传·昭公元年》鲁叔孙豹所谓“人之有墙，以蔽恶也”之义。又，《汉书·梁怀王揖传》载谷永上疏曰:“臣闻‘礼，天子外屏，不欲见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窥人闺门之私，(不)听闻中冓之言。”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上》、《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胡三省《音义》并引韩《诗》:“中冓，中夜，谓淫辟之言也。”可见，齐《诗》、鲁《诗》、韩《诗》之说与毛《诗》说大同。则“中冓之言”本指男女夜晚“内室淫邪之语”(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五)，此诗中三处“中冓之言”皆指宫中闺门阴事。故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四曰:“卫宫淫乱，未必即止宣姜，而宣姜为尤甚。……盖廉耻至是而尽丧，有诗人不忍道、不忍详、不忍读者。”

其二，毛《序》说与先秦文献所载史实相合。《左传·闵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卫宣公晋立于鲁隐公四年(前719)，卒于鲁桓公十二年(前700)，在位凡20年。其即位后始纳太子伋(急子)之妻(即宣姜)，生公子寿及公子朔(即惠公)。卫惠公朔立于鲁桓公十三年(前699)，十六年(前696)十一月出奔齐。惠公既有兄，则其即位之时，不过十五六岁，故《左传》曰其“少”。此“齐人”盖齐僖公禄父，其立于鲁惠公三十九年(前730)，卒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十二月，在位凡32年。推其年月可以知，宣姜当为僖公之女。昭伯，即公子顽，卫宣公庶长子，为桓公夫人、宣公元妃夷姜所生，是太子伋、公子黔牟之同母弟，惠公庶兄(《史记·卫世家》)。宣姜，宣公夫人，惠公之母，公子顽庶母。宣公死后，齐人使宣公庶长子顽烝其庶母宣姜，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五子女。故《墙有茨》毛《序》谓“公子顽通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鹑之奔奔》毛《序》谓“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事实上，卫国上层社会特别是宫室内部所发生“烝”、“报”等婚姻现象，是一种氏族社会群婚或亚群婚之文化遗存现象。⑨当然，周代的婚姻文化已进入很高层次，特别是在贵族阶层更是如此。故在《诗经》、《国语》、《左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时人指斥氏族社会群婚制或亚群婚制文化遗存现象为“非礼”之论，《墙有茨》即其例。据《左传·闵公二年》，昭伯烝于宣姜事在惠公即位初期，则《墙有茨》亦当作于此时。姑系于卫惠公元年(前699)。

五、卫人作《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为卫人刺卫夫人宣姜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69)说，见《君子偕老》郑《笺》;二为泛言卫宣公之世(前718—前700)说，见清范家相《诗渖》卷六;三为卫宣公元年(前718)说，见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邶鄘卫答问》说同;四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郑《笺》“卫惠公之世”说。兹补证有四:

其一，“委佗委佗”是从行步仪容之美而写“德之美”。清王筠《毛诗双声叠韵说》谓“委委佗佗”为“委佗”、“逶迤”之“长言”。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则认为:“‘委佗’古人謰语。金文、石鼓文及古钞本周秦载籍，凡遇重文不复书，皆作=以代之。如敦煌写本……此篇‘委委佗佗’作‘委=佗=’。然则一读‘委蛇委蛇’，一读‘委委佗佗’，自毛《传》已如此，沿讹久矣。”⑩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三引韩《诗》正作“委佗”。将下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二句结合看，则“委佗”本指行步仪容之美，引申之则谓“德之美貌”(清陈乔枞《诗四家异文考》卷四)。故明孙矿《批评诗经》卷一曰:“刺其恶，却乃从服饰上说来。构体甚奇，寓意最深婉。”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亦曰:“如山凝然而重，如河渊然而深，皆以状德容之美。言夫人必有委委佗佗、如山如河之德容，乃于象服是宜也;反言以明宣姜之不宜，与末句相应。”

其二，“子之不淑”言德之不美而非魏氏《诗古微》所谓“不幸无禄之谓”。诗之首章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毛《传》:“有子若是，何谓不善乎?”郑《笺》:“子乃服饰如是而为不善之行，于礼当如之何?深疾之。”《尔雅·释古》:“淑……，善也。”《说文解字·水部》:“淑，清湛也。”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言今子与公为淫乱而有不善之行，虽有此小君之盛服，则奈之何哉!显刺之也。”则“委委佗佗”言行步仪容之美，“子之不淑”则言德之不美，美丑相对，更显其德之丑。

其三，“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为隐刺之文而非魏氏《诗古微》所谓“招魂”之词。次章先言服饰容貌之美，后以“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两句作结。毛《传》:“尊之如天，审谛如帝。”郑《笺》:“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然女见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颜色之庄，与反为淫暋之行。”朱《传》:“言其服饰容貌之美，见者惊犹鬼神也。”明孙矿《批评诗经》卷一:“天、帝，不是状其服饰容貌之美，盖弃位而姣。想其形状，岂不极卑贱可鄙!今胡乃居小君之位以礼见人而若天若帝乎?此语道出人心髓。”我们知道，“胡……也”为上古汉语中典型的反诘句式，作者谓宣姜贵为小君，虽然有衣服之盛、容貌之庄，具有天仙、帝女之美，然无“淑德”自然不会有天仙、帝女之尊。可见，诗文中隐含刺义。

其四，“邦之媛”乃邦之美女而非韩《诗》所谓“邦之援助”。诗之卒章结句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毛《传》:“美女为媛。”此据《尔雅·释训》说。郑《笺》则曰:“媛者，邦人所依倚以为援助也。”孔《疏》引《尔雅》孙炎《注》亦以“援”释“媛”，其说皆本韩《诗》。《说文·女部》:“媛，美女也，人所欲援也。”此许氏将毛《诗》、韩《诗》二说并存之。就卒章文义观之，“媛”即美女，故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卷四曰:“‘邦之媛’，犹后世言‘国色’，此篇遂为神女感甄之滥觞。‘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传神写意，有非言辞可释之妙。”

可见，《君子偕老》与《墙有茨》一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以暗示含蓄取胜，以美为刺。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刺卫宣姜无德之作，惟《君子偕老》委婉而《墙有茨》直露而已。则《君子偕老》与《墙有茨》当为一时之作。据《左传·闵公二年》，昭伯烝于宣姜事在惠公即位初期，则《君子偕老》当作于卫惠公元年(前699)以后。姑系于卫惠公元年(前699)，且依今本毛《诗》篇次系于《墙有茨》之后。

六、卫人作《桑中》

《桑中》为卫贵族男子抒写自己与情人幽期密约、窃色偷情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三说:一为卫宣公、惠公之世(前718—前669)说，见《桑中》郑《笺》:“卫之公室淫乱，谓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礼会之也”;二为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69)说，见《桑中》孔《疏》;三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孔《疏》“卫惠公之世”说。兹补证有二:

其一，诗人所写为发生在卫都邑朝歌郊野之事。诗之首章曰:“爰采唐矣?沬之乡矣。”毛《传》:“沬，卫邑。”郑《笺》:“犹言欲为淫乱者必之卫之都。”《书·周书·酒诰》:“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汉书·地理志上》:“朝歌，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水经·淇水注》:“其水南流东屈，迳朝歌城南。《晋书·地道记》曰:‘本沬邑也。《诗》云:“爰采唐矣，沬之乡矣。”殷王武丁始迁居之，为殷都也。’纣都在《禹贡·冀州》大陆之野。即此矣。”《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李泰《括地志》:“今卫州城即殷牧野之地，周武王伐纣筑也。”则“沬”即《尚书·周书·酒诰》之“妹邦”，亦即《史记·殷本纪》之“牧野”，亦即《汉书·地理志上》之“朝歌”，亦即《地理志下》之“殷虚”，地在今河南省淇县北，为卫都邑，姬姓世族所居之所。故“沬之乡”，即为沬之郊野。次章曰:“爰采麦矣?沬之北矣。”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沬乡为朝歌，则沬北即朝歌以北，诗所谓邶也。”则“北”即“邶”，地在今漳河以北之河北省境内，正位于沬之北，故“沬之北”即位于沬之北原邶国故地。卒章曰:“爰采葑矣?沬之东矣。”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三:“《地理志》‘鄘’作‘庸’，‘孟庸’即‘孟鄘’。庸在沬东，居此之人，取旧邑之称以为族。”徐中舒《殷周金文集录》著录《伯庸父盉》、《伯庸父鬲》等器铭文“鄘”正作“庸”。[11]则“沬之东”即位于沬之东原鄘国故地，地在今之豫北东部至于鲁东境。[12]据《逸周书·作雒解》、《史记·卫世家》、《汉书·地理志》等历史文献及有关金文资料可知，邶、鄘、卫在周武王时为殷畿内相邻的三个诸侯方国，至周武王崩，三监畔，周公东征三年而诛之，封其弟康叔于卫，封卫康叔世子仲旄父于庸(鄘);周公旦举卫康叔入周王室为司寇后，仲旄父继立为卫君，遂将卫与庸(鄘)合并，仍称卫。可见，所谓“采唐”于“沬之乡”，“采麦”于“沬之北”，“采葑”于“沬之东”，并非在邶、鄘、卫，而在卫都邑朝歌郊野。此或为掩人耳目之托词，或为民间歌手感物造端、借物而起吾意之惯技。

其二，诗人所写为卫都邑朝歌贵族男女窃色偷情之事。诗之三章皆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桑中，毛《传》:“所期之地。”《礼记·乐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墨子·明鬼篇》:“燕之有祖(泽)，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聚)而观也。”《吕氏春秋·慎大篇》:“(武王)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顺民篇》:“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淮南子·主术训》:“汤之时，七年旱，以身祷于桑林之际，而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汉书·地理志下》:“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礼乐志》:“桑间、濮上，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则桑中，即《墨子·明鬼篇》之“桑林”，亦即《礼记·乐记》之“桑间”，本是商社所在地，商亡后地为卫所有，地当在今河南省淇县境。上宫，毛《传》:“所期之地。”《孟子·尽心下》:“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五:“‘桑中’为地名，则‘上宫’宜为室名。……古者‘宫’、‘室’同称，此‘上宫’亦即楼耳。”淇，毛《传》:“水名也。”《左传·成公二年》:“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遇之，曰:‘异载!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此申叔跪引诗借用“桑中”一词暗指巫臣与夏姬私约，以《桑中》为男女幽会窃妻之诗，此为用《诗》最古义。又，清范家相《诗渖》卷六:“期‘桑中’、要‘上宫’、送‘淇上’，其地则一;‘孟姜’、‘孟弋’、‘孟庸’，其人则三。盖淫者一而奔者三，一人一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四:“三人、三地、三物，各章所咏不同，而所期、所要、所送之地则一。”则所谓“桑中”、“上宫”、“淇水”，正指贵族男女窃色偷情之地。故欧阳修《诗本义》卷三曰:“(《桑中》)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以此求诗，则本义得矣。”

总之，《桑中》中有“采唐”于“沬之乡”，“采麦”于“沬之北”，“采葑”于“沬之东”，又言“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上矣”，诗人所写自然均为卫都朝歌时之事。故诗必为卫懿公九年(前660)狄入卫迫其南渡河之前所作。则孔《疏》“卫惠公之世”说可从。姑系于卫惠公元年(前699)，且依今本毛《诗》篇次系于《君子偕老》之后。

七、许穆夫人作《载驰》

《载驰》为许穆夫人归唁卫侯之作。其创作年代，《左传·闵公元年》谓在卫懿公九年(前660)十二月狄入卫之后，诸家皆从之。

八、卫大夫作《相鼠》

《相鼠》为卫大夫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卫文公之世(前659—前635)说，见《相鼠》毛《序》;二为周成王元年(约前1063)说，见伪《申培诗说》，伪《子贡诗传》说同;三为卫宣公之世(前718—前700)说，见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四为卫懿公九年(前660)之前说，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笔者此从毛《序》“卫文公之世”说。兹补证如下:

诗之首章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次章曰:“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卒章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可见，就诗歌内容而言，诗人以鼠起兴，讥刺“无仪”、“无止”、“无礼”在位之“人”不如鼠，诅咒那“无仪”、“无止”、“无礼”之“人”不如去“死”，以满腔怒火斥责卫国统治阶级苟且偷安、暗昧无耻，表现出大无畏的反抗精神。据《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卫世家》，卫文公即位后，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招贤纳士，授方任能、复兴卫国。则文公自然非“无仪”、“无止”、“无礼”之“人”，卫人自然不会诅咒其去“死”，则诗不当为刺文公之作，故毛《序》认为“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诚然，文公前世宣公、惠公、懿公诸君(前692—前660在位)荒淫无度而失地亡国之事有史为证，如宣公烝父妾而夺子妻(《左传·桓公十六年》、《史记·卫世家》)，惠公谗杀太子代立而诛左右公子(《左传·桓公十六年》、《左传·庄公五年》、《史记·卫世家》)，懿公好鹤淫乐奢侈以灭国(《左传·闵公二年》、《史记·卫世家》)，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风至卫文公即位初年自然遗存，国人怨恨依然难以消除。那么，诗人所诅咒的那“无仪”、“无止”、“无礼”之“人”，自然可以认为是泛指文公前世宣公、惠公、懿公诸君。值得注意的是，毛《序》所谓“刺无礼”，并非刺“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是“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者。笔者以为，此所谓“在位”者，非指在位之君文公，而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遗臣依然“承先君之化无礼仪”而在位为卿大夫者;所谓“先君”者，即宣公、惠公、懿公诸君。然此诸君之中，懿公好鹤淫乐奢侈以灭国之“无礼”，远比宣公烝父妾而夺子妻之“无礼”为甚，更比惠公谗杀太子代立而诛左右公子之“无礼”为甚。则毛《序》说不误，故此取毛《诗》作于卫文公即位初年说，姑系于卫文公元年(前659)。

九、卫大夫作《干旄》

《干旄》为卫大夫美文公臣子多贤好善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卫文公之世(前659—前635)说，见《干旄》毛《序》;二为卫武公之世(前821—前766)说，见伪《子贡诗传》，伪《申培诗说》同;三为卫懿公九年(前660)说，见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十三;四为卫宣公之世(前718—前700)说，见清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邶鄘卫答问》说同。笔者此从毛《序》“卫文公之世”说。兹补证有二:其一，关于宣公使盗杀太子伋、公子寿之地，《左传·桓公十六年》则明谓在“莘”。莘，杜《注》:“卫地。”《水经·河水注五》:“漯水又北绝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使伋使诸齐，令盗待于莘，伋、寿继殒于此亭。京相璠曰:今平原阳平县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阸限蹊要，自卫适齐之道也。望新台于河上，感二子于夙龄，诗人《乘舟》，诚可悲矣。今县东有二子庙，犹谓之孝祠矣。”则卫之莘即今山东省莘县北八里之莘亭，其为卫、齐两国边界，地形狭隘，故《诗·邶风·二子乘舟》毛《传》谓“公令伋之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而观《干旄》篇中“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诸语，诗人所述事情发生在卫之浚邑。“浚”，毛《传》:“卫邑。”《水经·瓠子河注》:“(瓠子河)又东迳浚城南，西北去濮阳三十五里。城侧有寒泉冈，即《诗》所谓‘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楚丘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北五十五里，则浚在滑县北二十里(即今之浚县)，而漕又在滑县东北五里(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都邑表》)。可见浚、漕、楚丘三邑相近，皆在今河南省濮阳市滑县、浚县一带，均位于黄河以南(今在黄河以北为后来黄河改道所致)，而莘则在黄河以北。况且，春秋时卫之浚邑在莘邑西南近三百里。则魏氏“渡河在浚由是东行至莘”说不可信。

其二，浚、漕、楚丘三邑皆位于黄河，则诗人所述事情当发生在卫南渡之后。《春秋·僖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传》:“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后也。”《左传·闵公二年》、《国语·齐语》、《吕氏春秋·简选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卫世家》并载此事。齐桓公率诸侯城楚丘以封卫，国人欢悦，卫国忘亡;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轻赋平罪，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仅三十乘，季年增至三百乘。毛《序》谓卫大夫美文公“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在浚之城”四处招贤纳士，正与《左传·闵公二年》称赞文公“授方、任能”之说合。卫文公始即位时仍寄居于漕，再迁都邑于楚丘，他必然要求贤才以中兴。可见，毛《序》说诗史相合，故系于卫文公迁于楚丘时，即卫文公二年(前658)。

十、卫大夫作《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为卫大夫美文公之作。其创作年代，先哲时贤主要有四说:一为泛言卫文公之世(前659—前635)说，见《定之方中》毛《序》;二为卫文公二年(前658)说，见《定之方中》郑《笺》;三为卫文公季年或卒后说，见《定之方中》孔《疏》;四为鲁伯禽之世(前1061—前1009在位)说，见明季本《诗说解颐正释》卷四。笔者此从孔《疏》“卫文公末年或卒后”说。兹补证如下:

就文本而言，诗之首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管子·轻重乙》:“大冬营室中，女事纺绩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尔雅·释天》:“营室谓之定。”梁沈约《宋书·历志下》:“在《诗》‘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时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节也。若冬至审差，则豳公火流，晷长一尺五寸，楚宫之作，昼漏五十三刻，此诡之甚也。”宋代王溥《唐会要》卷五十载左散骑常侍魏知古谏曰:“诗曰:‘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此言宫室合时也。”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五:“作宫室皆以营室为正，《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是也。”则定，星名，一名营室，即室宿，共二星，此在二十八宿中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周正十二月(夏正十月)十五日至次年正月(夏正十一月)初黄昏时分出现于正南天空，为可营宫室季节。又，《国语·周语中》载《周制》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周礼·秋官司寇》:“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荀子·哀公篇》载孔子曰:“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其政好生而恶杀焉。是以凤在列树，麟在郊野，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则首章言文公始营建楚丘都邑之事。次章曰:“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虚，毛《传》:“漕虚也。”虚，今作“墟”，丘陵;此指漕邑(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之墟，即漕邑与楚丘(亦在今河南省滑县东)临近之墟。堂，毛《传》:“楚丘有堂邑者。”堂为楚丘之旁邑。景山，毛《传》:“大山。”据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景山在楚丘县北三十八里。京，毛《传》:“高丘也。”据《太平寰宇记·河南道十二》，京冈在楚丘县北三十里。则次章补叙文公谋自漕邑迁都于楚丘之事。卒章曰:“灵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匪直也人，毛《传》:“非徒庸君。”秉心塞渊，毛《传》:“秉，操也。”西汉刘安《淮南子·氾论训》:“圣人心平志易，精神内守，物莫足以惑之。”王符《潜夫论·交际篇》:“聪明悬绝，秉心塞渊，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心坚金石，志轻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卜列篇》:“此谓贤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坚固者也。”宋朱熹《诗集传》卷三:“然非独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诚实而渊深也，盖其所蓄之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于三千之众。”《晦庵集·答刘平甫书》:“‘匪直也人’云云，非特人化其德而有塞渊之美，至于物被其功，亦至众多之盛。”清方浚师《蕉轩续录》卷一:“朱子此说，较《辑注》尤为精审。不然，‘騋牝三千’一句，岂非赘设?”则卒章明文公深谋远虑乃富强之本。可见，诗人记叙了卫文公徙居楚丘后建设城市、营造宫室到国力强盛的全过程。

就史实而言，《左传·闵公二年》载:“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春秋·僖公二年》:“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传》:“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此正诗所谓“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时节。又，《左传·闵公二年》:“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国语·齐语》:“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无育，桓公与之系马三百。”《管子·大匡篇》:“桓公筑楚丘以封之，予车三百乘，甲五千。”《小匡篇》:“狄人攻卫，卫人出旅于曹，桓公城楚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系马三百匹，天下诸侯称仁焉。”《霸形篇》:“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吕氏春秋·简选篇》:“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忠廉篇》:“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史记·卫世家》:“文公初立，轻赋平罪，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齐世家》:“卫文公有狄乱，告急于齐，率诸侯城楚邱，而立卫君。”此正诗所谓“匪直也人，秉心塞渊，騋牝三千”之事。可见，卫文公自复国中兴至国力强盛在其季年，则《定之方中》当为文公季年作品。姑系于文公卒年，即卫文公二十五年(前635)。

综上所考，《柏舟》为之鄘人借宣姜口气刺卫宣公夺媳之作，《蝃蝀》为卫人刺宣公夺太子伋妇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卫宣公元年(前718)之后;《鹑之奔奔》为卫公子职怨刺宣公之作，作于卫宣公十八年(前701);《墙有茨》为卫人刺公子顽通于君母之作，《君子偕老》为卫人刺卫夫人宣姜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卫惠公即位初期，或元年(前699)顷;《桑中》为卫贵族男子抒写自己与情人幽期密约、窃色偷情之作，当为卫懿公九年(前660)狄入卫迫其南渡河之前所作，大致作于卫惠公之世(前699—前696);《载驰》为许穆夫人归唁卫侯之作，作于卫文公元年(前659)春许穆夫人由许归卫至漕之时;《相鼠》为卫大夫刺宣公、惠公、懿公诸君“无礼”之作，作于卫文公即位初年，或即卫文公元年(前659)顷;《干旄》为卫大夫美文公臣子多贤好善之作，作于卫文公迁于楚丘时，即卫文公二年(前658);《定之方中》为卫大夫美文公之作，当为文公季年所作，或卫文公二十五年(前635)。

注释

①翟相君:《诗经新解》，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8—189页。②翟相君:《〈蝃蝀〉新解——兼与台湾省马持盈先生商榷》，《沧州教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217页。③张国光:《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烟台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第21—26页。④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第60页。⑤清代魏源《诗古微·诗序集义》中谓《鹑之奔奔》自然非左公子洩、右公子职二人合作，惜不能明断，姑属之于太子伋之傅公子职名下。⑥黄典诚:《〈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福建论坛》1984年第4期，第34—35页。⑦翟相君:《〈诗经·鹑之奔奔〉考释》，《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第103—106页。⑧闻一多:《风诗类钞》，《闻一多全集》(第四卷)，三联书店，1982年，第78页。⑨朱杰人:《文化视野中的〈诗经〉情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76—81页。⑩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中华书局，1982年，第12页。[11]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91页。[12]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27页。

责任编辑: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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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751(2011)02—0197—06

2010—12—01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春秋政治变革与诗歌创作考论》(2007BWY007)的阶段性成果。

邵炳军，男，上海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上海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