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

王萌

论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

王萌

在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系列中，以李双双、春妞儿、暖暖等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群。虽然由于时代的发展，她们的形象在不断发生变化，但其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却是贯穿始终的。她们精神解放之路的艰难性和曲折性，在当代中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代河南;乡土小说;新女性;主体意识

乡土小说无疑是当代河南文学最厚重的一块，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变迁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一定的普泛意义。其中塑造的众多当代新女性形象，也都深深刻上了时代的烙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一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河南出现了以李凖、南丁、吉学沛、张有德、段荃法、徐慎、郑克西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他们在创作中着力塑造新的劳动人民形象，讴歌新时代，在当时的文坛上颇有影响。但是由于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他们的作品普遍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明显缺陷，绝大多数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被提及。

这一时期由于广大的农村妇女开始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崭新的农村妇女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出现，李双双堪称其典型代表。李双双是李凖小说《李双双小传》中的女主人公，她17岁出嫁，为丈夫孙喜旺生儿育女，洗衣做饭。她经常被孙喜旺打骂，家里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孙喜旺当家。她的姓名几乎没人知道，村里老一辈提起她，都管她叫“喜旺家”、“喜旺媳妇”，年轻人只管她叫“喜旺嫂子”。至于孙喜旺对她的称呼则是“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和“俺做饭的”。显而易见，此时的李双双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连独立的身份符号都不曾拥有，只是作为她丈夫的附属物和生育工具而存在着。

随着女性解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李双双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土改时候开始贯彻婚姻法，孙喜旺不敢再打她，他既害怕李双双离婚，也害怕李双双去找村干部评理。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李双双获得了一份经济收入，家庭地位开始发生改变，孙喜旺再也无法独断专行。

在经济地位改变的同时，李双双的主体意识也日渐觉醒，渴望能和男人们一样投身到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开始后，她不愿被家这个狭小的天地缠一辈子，主动走出家门，积极参加修水利、办食堂等一系列集体活动。

从李双双的经历可以看出，这场解放运动使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具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经济独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所在，经济不独立，女性的精神解放和人格独立便无从谈起。从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经济独立一直是女性解放关注的重点问题。然而，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走出家门的主要是知识女性和城市女性，广大农村妇女依然是被局限于家门之内。所以，从使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经济独立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女性解放的积极意义和历史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在“十七年”时期，把“男女平等”简单解释和理解为“男女都一样”，忽略甚至无视女性的生理特点，让女性在体力上去和男性竞争，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男女都一样”在当时被特别强调，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并且对女性解放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与当时农村妇女的现实处境有关。农村妇女是受男权文化束缚最重、受害最深的一群人，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她们遭遇到的更多是“男女不一样”。因此，当她们能够获得一种官方的有力支持，让她们有了打破诸多陈规陋习和男尊女卑两性传统秩序的勇气，敢于做以前只有男人能做而女人不能做的事情时，对她们自身和中国乡土社会的冲击力与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所以在这场解放运动中，“男人能办到的，女人也能办到”自然就成为以李双双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妇女执著追求的目标。她们身上被男权社会长期压制的潜能被激发出来，在各个领域与男性一较高低，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其次，与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特点有关。中国女性解放启蒙思潮从明中后期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缺乏女性的积极参与。自19世纪末开始，虽然情况稍微有所改观，但始终没有形成过有规模有影响的女性解放运动，群众基础非常薄弱。与西方相比，女性的参与意识普遍较弱，积极性极低。女性一直被动地等待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的给予，极少主动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此外，男性曾长期成为女性解放的参照物，这是中外女性解放进程中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那么，以男性为参照物，女性在被给予的过程中，难免就会出现一些不符合女性自身生理特点的政策和措施。

只有当女性像男性一样真正走出家门之后，女性才会发现平等是有差异的，所谓“男女平等”不是专指“男女同样”的意思，而是女性要求一个与男性平等发展个性的机会。女性不可能成为像“男人”一样的人，女性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往往是男性根本无需面对的，由此产生了许多女性独有的生命体验和心理惶惑。这些都必须是由女性作为主体，去积极主动地探索和解决，不可能再像走出家门之前那样被动的等待。这种从“人”到“女人”的觉醒过程是广大走出家门的农村妇女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李双双亦是如此。

二

走出家门的女性常常要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与冲突。她们无法摆脱传统的角色定位，必须承担传统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双重压力，艰难地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找平衡点，李双双也不例外。

李双双参加兴修水利工程之后，除了需要同男人一样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之外，还得操持一切家务事，人家不下工她就得回来，忙着烧火做饭，可是还没等吃到嘴里，队里就又打上工钟了。虽然如此忙碌，但是有时依然无法二者兼顾。而且无论她如何疲惫不堪，孙喜旺也决不会帮她做一点点家务，并且还把这一切视作理所当然。

西方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班斯顿(Margaret Benston)曾经指出，除非女人能从繁重的家务、包括照料孩子等责任中解放出来，否则，她参加社会工作只会是背离、而不是迈向解放的一步:

家务历来都是女人的责任。即使她们出外工作，她们也必须兼顾工作和家务(或者负责监督替代她操持家务的人)。女人，尤其是已婚、有孩子的女人，她们在家庭外工作，完全是做两份工作:只有当她们能够继续完成她们在家庭内的首要任务时，她们才被允许加入劳动力队伍。……只要家务劳动仍然是私人产物和妇女的责任，她们就只能继续承担双重重担。①

班斯顿认为，在家务劳动社会化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提倡妇女进入公共劳动场所，只能使女性受压迫的状况更恶劣。

毫无疑问，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是缓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关键，是女性彻底解放的重要途径。这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难曲折的过程，只要这一过程还没有结束，那么女性双重角色的压力和冲突就会持续存在下去。从新文化运动至今，家庭和事业的矛盾与冲突在女性作家笔下，一直可谓是知识女性的专利，即使在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门、遭遇和知识女性同样的问题时，她们的困惑和焦虑依然没有能进入女性作家的视野。而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知识女性，还是农村妇女，对此问题的反映基本上都是缺失的。也正因为如此，李双双的形象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和存在价值。

从女性独有的生活体验出发，李双双萌生创办公共食堂的想法，以此来解决家务琐事的困扰。食堂开办后，李双双不仅从家务事中解放出来，还第一次吃到丈夫做的饭，双重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吃饭时候，双双远远瞟着他只是笑。她故意把面条在碗里挑得大高往嘴里吃着，吃得很香的样子叫喜旺看，意思说:我也吃上你做的饭，好气气他。喜旺看见了只装没看见，把脸迈在一边。

老支书还没吃饭，他挨桌子问着群众，了解对食堂的意见。他去到双双跟前问:“双双，这食堂饭好吃不好?”双双笑着说:“太好吃了。这多省工夫呀，吃罢饭嘴一抹尽走了，只说赶跃进，什么心都不操了!”她说着看了喜旺一眼，喜旺心里说:“好，你现在算是熬成人了。”②

显然，做饭绝非一件简简单单的家务事，而是和传统的性别角色定位密切相关，是女性家庭地位的一个缩影。

解决了后顾之忧的李双双，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不怕苦不怕累，大公无私，深受群众拥护，最后还加入了共产党。孙喜旺由衷感叹李双双的变化，主动称自己为“李双双那个爱人”。至此，一个意气风发、充满着使命感、自豪感的农村妇女新形象跃然纸上，李双双的解放之路在作家笔下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村办食堂、托儿所等措施也只能是部分家务劳动集体化而已，远未达到家务劳动社会化的程度。而且，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败，李双双必然又不得不重新回归她的传统家庭角色，但这份记录在其后的文学中却是缺失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政治因素的干扰，李双双身上也带有明显的“大跃进”时期的左倾思想，还存在着较大程度的政治依附性，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抹杀了李双双所体现出的为人为女双重觉醒的事实，虽然这种觉醒程度是有限的。

三

文革结束后，河南乡土小说再度繁荣。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张一弓、乔典运、田中禾、李佩甫、刘震云、张宇、周大新、叶文玲等一批作家活跃于文坛。他们从政治反思入手，逐渐走向文化反思，着重书写乡村的苦难与挣扎，探索宗法血缘和权力交织下的人性扭曲，反思和批判传统乡土文化的负面性。

在这样的创作背景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与“十七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她们不再是意气风发、被官方认可的时代先锋、巾帼楷模，而是身背重负、艰难前行的被歧视者、被损害者，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张一弓笔下的春妞儿(《春妞儿和她的小戛斯》)。

春妞儿同李双双一样，觉醒都是源自对现有生活的不甘心和不满足，渴望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展示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只不过李双双摆脱的是家庭的束缚，而春妞儿则是超越传统农村妇女的固有生活模式，挣脱的是土地的束缚。

改革之初，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在推动农村生产关系深刻变革的同时，又把妇女重新束缚到家这个狭小的天地里，与李双双走出家门之前的生活模式有诸多相似之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带有浓厚小农经济色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受到冲击。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和新的生活方式，吸引着以春妞儿为代表的农村女性。春妞儿是个高中生，属于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一代农民。她认为家里的二亩菜园地已经容纳不下她青春的精力，她想学开车跑个体运输。面对母亲发出“哪有女孩儿家开汽车的?”、“哪有庄户人家买汽车的规矩?”这样的疑问和责难时，她感到愤懑不平:“规矩，规矩，规矩不能变变!”③时代的大变革，给予了她们向陈旧生活习俗和传统宗法观念强加在农村妇女身上的精神枷锁发起挑战的契机和勇气。

除去时代的背景因素，促使春妞儿主体意识渐趋觉醒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因素是个人的婚恋遭遇。春妞儿被捧上“铁饭碗”的恋人二小子所抛弃，二小子在家里的安排下又找了一个吃商品粮的女营业员。虽然春妞儿处处比女营业员强，但因为她不是吃商品粮的，所以被二小子家嫌弃。现实社会中身份的不平等深深地刺激了春妞儿，她立志变成一个比二小子更能干的汽车司机，以显示自己超过二小子和女营业员的聪明才智。

春妞儿的婚恋遭遇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在她学习驾驶汽车、从事个体运输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针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却带有普遍性。在李双双生活的时代，女性受到的是对她们能力本身的怀疑，以此来否定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可能性;而此时春妞儿成长的年代，女性面对的却是对她们人格的侮辱和诋毁，用性去抹杀她们的努力与成绩。这是一种非常值得深思的特殊社会现象，是女性力量崛起之后，男权文化思想的一种畸形表露。

春妞儿驾驶考试成绩优异，敢于开车夜闯连男人都畏惧的葫芦崖，可是没有人在意她的辛苦付出，在众人的眼里她不是一名技术高超的司机，而是一个绯闻不断的风流妞，虽然她始终坚守着自尊自爱。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春妞儿不再是一个温情脉脉的闺中少女，变得泼辣甚至有些粗野，她“已经不是轻易地向谁表示感激，表示愤怒、表示愉悦、表示厌恶和一切真情实感的春妞儿了。她需要防范，需要警觉，需要佯装不知地刺探、需要不动声色地窥视”④。以女人天性的部分失落，付出比男性同行额外的沉重代价，春妞儿才换取了自己的一片立足之地。她觉醒后的道路，与李双双相比更为艰难和坎坷。结尾处春妞儿与复员兵开着两辆形影相随的汽车，相伴而去。这一带有明显暗示意味的结局或许更多的是给读者一种光明的想象和精神的安慰。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用略显夸张的手法丑化与春妞儿对立的女营业员和李柱媳妇这两个女性的外貌，与赵树理对三仙姑(《小二黑结婚》)的外表描写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谓是男性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一种流露。这对春妞儿的形象塑造并无帮助，反而凸显了春妞儿作为女性的性吸引力，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女性遭遇的普遍性。

四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河南乡土小说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李佩甫、阎连科、刘震云、张一弓、刘庆邦、柳建伟、张宇、周大新、郑彦英、李洱等人的创作中，深邃的文化反思与厚重的乡土情结相交融。他们对乡土社会中普通民众苦难和悲剧的关注，对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双重文化反思，对乡土社会中家族观念和政治权力体系的思考，使其大多数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

此时的新女性多以救赎者、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她们既是对残酷现实和苦难历史的抗争和抚慰，也是对作家自己心灵的慰藉和寄托，《湖光山色》中的女主人公暖暖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

与春妞儿相比，暖暖的眼界更为开阔，见识也更高。如果说春妞儿是刚刚超越了二亩菜地的局限，那么暖暖已经是经过现代都市文明洗礼的乡村新一代女性。暖暖从普普通通的打工女孩到勤劳致富、依附于夫的农村少妇、再到用法律武器保护家乡的离异女人，身份的两次变化体现出女性精神成长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暖暖是个美丽善良、聪明能干的农家女孩，在北京的打工经历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她不喜欢家乡楚王庄的贫穷闭塞，也不再适应家乡的种种生活陋习。她向往城市生活的精彩，渴望嫁给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让自己的孩子将来到城里上学，在城里过日子，不再受苦受穷。此时，城市文明带给她的，更多的还是物质文明的冲击。然而，母亲病重迫使暖暖的梦想中断，她不得不离城返乡。暖暖虽然不甘心被困在家乡，但她并不怨天尤人，而是通过婚姻自主和劳动致富在当地积极争取和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

对爱情的渴望以及追求婚姻自由的勇敢精神，使暖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村主任詹石磴弟弟的求婚，为此还不惜和自己的家庭决裂，毅然用“事实婚姻”的方式嫁给一贫如洗的旷开田，在村里引起巨大震动。虽然建国之初婚姻自由就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但是直到2000年，在农村还有近一半的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据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女性的初次婚姻“由本人决定”和“本人决定，征求父母意见”的比例共为61.5%，城镇女性为77.2%，农村女性为56.2%，其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女性比例为68.8%，高出农村女性总体12.6个百分点。⑤显然，打工生涯对暖暖的精神影响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体现，事实婚姻这一说法就是暖暖在打工时得知的。暖暖这种蔑视传统习俗和权势、自主命运的决绝行为，体现出农村妇女少有的胆识与魄力。

但是当暖暖进入婚姻生活之后，其形象的复杂性和矛盾性逐渐显现出来。在叛出父门时无所畏惧的女性，常常会在进入夫门之后，有意无意地认同“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文化，难以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心理，主体意识逐渐缺失，暖暖正是如此。暖暖有着超越乡人的眼光和能力，她敏锐地发现了楚王庄独特的旅游资源，带领全村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与暖暖的精明能干、善良无私相比，旷开田鼠目寸光、胆小怕事、自私自利。无论人品还是能力，旷开田都和暖暖相距甚远。但当村主任换届选举的时候，暖暖积极谋划、运作的是如何让丈夫当上村主任，而丝毫没有想到其实自己远比丈夫更胜任这个职务。千百年来的文化积淀，早已渗透到暖暖的无意识之中，她主动默认了自己在婚姻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心甘情愿地扮演辅助者的角色。

此外，暖暖主体性失落还表现在她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了一种可以交换的资源。在旷开田因假除草剂事件被拘留和为发展旅游业盖房这两件事情上，暖暖被迫向詹石磴奉献了自己的肉体。如果说第一次还是因为救人心切，那么第二次则是赤裸裸地用肉体换金钱。在当下中国男性对女性的物化以及女性自我的物化，在传统女性伦理观和现代商品经济的合谋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传统宗法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这种交易最后却变成旷开田背叛的导火索，也未尝不是一种讽刺。

当旷开田有钱有权之后，很快就像当初的詹石磴一样横行霸道、鱼肉乡民，暖暖也只是感到劝谏无效的气愤和痛心，并不敢与之公开抗争和决裂。直至旷开田一再背叛婚姻，她才忍无可忍，与之离婚。在成为一个无所依附的女人之后，暖暖终于站在正义的立场上，用法律手段终结了旷开田为非作歹的权力和自由。作为女人，暖暖对幸福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失败了;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个体，她的自我价值却得到了体现。暖暖与命运顽强抗争、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也是她从主动默认传统两性关系的从属地位到成为独立自主个体的精神成长历程。

当然，暖暖的形象在塑造上也有一些缺陷。暖暖既是楚王庄脱贫致富的领路人，又是欲望侵蚀下这一片净土的维护者;既是旷开田发迹前精神的支柱，又是詹石磴潦倒后向善的明光。或许是承载的文化内涵过多，导致作者对暖暖的塑造过于理想化，赋予了她天使般的爱心、圣母般的宽容和救世主般的能力，从而减弱了这一形象的艺术真实性。

综上所述，当代河南乡土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始终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女性的主体意识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增强。经济依附性和政治依附性随着时代的变革在女性身上都逐渐消退，但对男性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却需要更漫长的时间、更曲折的过程或许才能完全消失。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在李双双之后，河南乡土小说中再无一个女性形象可以拥有与之相提并论的影响力，这既有文学边缘化的因素，也和作家对人物的理解和把握有关。

注释

①《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转引自［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艾晓明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56页。②《李凖作品选》，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07页。③④张一弓:《死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4、40页。⑤《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

责任编辑: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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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2

王萌，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郑州4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