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词汇形态学意义上的英汉“词”之对比探究*

时间：2024-05-09

王黎生

王黎生

“词”是语言的核心，不同语言中“词”的形态差异尤为明显。基于词汇形态学意义上的英汉“词”的比较涉及两个层次:“词”的构件之比较和“词”的构造规则之比较。汉语中的“词”可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包括复合词和派生词)。单纯词分单音节单纯词和多音节单纯词，前者的构件“词素”很具立体性与复杂性，后者则呈双重性与多源性;而英语“词素”却呈现线性排列且适用范围更广的特点。在构造规则方面，英汉复合词构造结构各具特色与优势:汉语注重“意合”，英语则更依赖于“形合”构词;英汉派生词都有极为不同的“词缀”构造。

词汇形态学;词;语素;构造规则

“词”是口语和书面语中能出现的最小单位，同时又是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单位，能独立运用，具有声音意义和语法功能。Matthews指出“词”的形态学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屈折形态学和词汇形态学，前者关注词的语法结构形态层面的屈折变化;而后者把重点放在词本身的内部结构和形态上。胡壮麟认为词汇形态学主要研究词的内部结构以及词的构造规则。根据构成特征，英汉“词”都可以分为由单个词根构成的单纯词、由派生词和复合词构成的合成词。目前词汇形态学主要研究合成词的这两种形式的构造规则，而对单纯词构件的比较采取忽略的态度。

一、中西“词”的形态学研究历史

西方学者对于“词”的形态学研究历史久远。早在公元前1600年的古巴比伦时代已经有这方面的记录;印度的梵文语法曾总结出梵文形态学的三千多条规则;1859年August Schleicher用德语"Morphologie"通指屈折变化和构词法两部分研究，使形态学有了正式的名称;20世纪Saussure开创的结构主义把“词或词素”作为形态学的基本研究单位，形态学因此成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1974年Matthews出版了名著Morphology，1988年L.Bauer出版的Introducing Linguistic Morphology，1991年A.Spencer的Morphological Theory，1992年A.Carstairs McCarthy的Current Morphology以及1997年A.Spencer等主编的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等著作让形态学的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形成了多种研究模式。

我国外语界诸多词汇学著作大都直接吸纳国外的理论进行理论教学和研究。其实汉学界对这一块也一直给予很多关注，只是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加以系统化。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就是总结小篆的规律书写而成的，他把古代造字法归纳成“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至今仍对汉语研究有巨大影响力;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十分注意单音节词素和复音节词素所构成的单纯词，提出“凡单字为名者不得与双字为名者相牵混”的原则;胡附和文炼在分析了吕叔湘、王力、赵元任等关于“词”的看法后认为“词”可分为单词(单纯的单词和复义的单词)、复合词及派生词三类;张寿康把“词”分为单纯词(单音节和多音节单纯词)和合成词两类;1985年，葛本仪在《汉语词汇研究》一书中把“词”按语音形式分成单音词和多音词，按词素分成单纯词和合成词，又根据词素性质及组合方式分为派生词和复合词。

二、英汉“词”构件的可比性

早在1947年，吕叔湘就明确指出“词”不是最小的意义单位，但他没有提炼出一个总括这种最小意义单位性质的概念。欲从“词”中提炼出最小的意义单位，我们不妨从其“构件”入手。汉语“词”的构件一般要追溯到单纯词的构成要素中去，因为现代汉语很多合成词的构件也都是以单纯词的构成要素为基础发展而来。

(一)汉语单纯词的构件特征

汉语单纯词分为单音节单纯词(像“女、人、石、药、病、题”等由一个语素构成)和多音节单纯词(如“玻璃、巧克力、布尔什维克”等由多个不能拆开单独运用的语素构成)两类，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

1.汉语单音节单纯词构件的立体性和复杂性

单音节单纯词都是由一个汉字构成，并且每个“词”都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我国古代汉语主要由单音节单纯词构成。孙文访、鲁川认为这种“词”形式上具有“单纯性”，意义上具有“元素性”，数量上则呈“有限性”，意象上具有“联想性”等特点。

汉语的单音节单纯词结构上是“立体性”的，这是汉字形体演变的必然结果。汉字由图形发展而来，从商朝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到周朝铜器上的钟鼎文，从秦代一统而立的篆书到汉代隶书和楷书的转变，再到如今的简化字，字形也随之逐渐由曲线状变成直线状和方块形。即便如此，汉字还是很具整体性和构图美感，汉字写得好本身就可以作为艺术品来欣赏。除了像“女、人、石”等独体结构之外，而像“药、你、病、题、氧、国、巫”等单纯词分别呈“上下、左右、包围和框架”等结构。此外，汉字还有“上中下、左中右、两面包围、左三包、上三包、下三包”等结构，组合在一起很具立体美感和复杂性。

这里，我们不妨把独体结构“女、人、石”和由另外四种结构演化出来的部首如“艹、亻、疒、丙”等通称为“词素”。而“词素”其实就是吕叔湘所说的“词”所分解成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它们都是由汉字的笔画(横、竖、撇、点、折)组合而成，但却“大于笔画而小于或等于偏旁部首或独体结构”。比如“女”字作为“词素”指和“女”有关的事物，构成新词“奴、婢、妻、妾”等。又如“人”字，本身指人的概念，也可作为构词部件构成“信、会”等。这里“人”字作为“词素”时可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它的范围:“丿、乀”＜“亻、人”≤“人”，也即词素“人”大于作为笔画的“丿”和“乀”但又小于或等于作为词的“人”。

我国用“词素”来统计构词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汉许慎把9353个汉字按字体、形状、意义有关联的合体字归为一类，总结出540类，每类中结构相同部分放在最前面，叫“基本字”或“部首”，形成第一部篆书字典《说文解字》;南朝学者顾野王根据许慎的方法编出中国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有542个部首;明代梅膺祚1615年所编的《字汇》和清代张玉书、陈廷敬等人于1710年出版的《康熙字典》则把部首简化到214个;现代汉语字典如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标准汉语字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字典》则统一采用201个部首。

随着语言的不断发展演变，“词素”这一概念明显不能适应现代汉语发展的需求。因为我国古代的“词”以单音节的“字”为主，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单纯词和合成词增加了很多，单音节单纯词数量已经变得十分稀少，很多单音节单纯词都不再单独成“词”，而是两两组合形成新词。很多“词素”也因此开始成为“构字部件”即“字素”，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基于这种变化，学者把目光转向“字”的研究。徐通锵曾大胆提出用“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的“字本位”的观点;张维友还提出了用“字素”作为同英语“词素”做等级对比单位的设想。这使得现代汉语“词素”与“字素”的关系及其作用复杂化了。

2.汉语多音节单纯词构件的双重性和多源性

汉语多音节单纯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成，在古代汉语中是不可分割的单位。比如“从容、怂恿、葡萄、乌托邦、鸳鸯、寥寥”等词，它们的构件具有双重性。以“玻璃”为例:第一重是构字阶段，共同的部首“王”分别与“皮”和“离”结合生成“玻”字和“璃”字;而“玻”和“璃”单独使用不具任何“义”，只是“音、形”的结合体，所以只能称作“字素”;第二重是构词阶段，两个“字素”结合形成“玻璃”一词，所有“字素”结合也是可以生成“词”的。

显然，我们无法像对待单音节单纯词一样把诸多的多音节单纯词分离出“词素”来，要分析它们的词汇形态学特征，就要借助它们的性质和来源了。多音节单纯词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古代衍声词。根据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自动谓之‘从容’，动人谓之‘怂恿’声义并相近，古“怂恿”或作“从容”的观点，因此，“从容、怂恿”两词是古代衍声的结果。相似的词汇还有“蜘蛛、踟躇、翡翠、傀儡”等。第二类是古外来词。例如“葡萄”在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在《汉书》里写做“蒲陶”;类似的如“刹那”来自印度，“槟榔”则是马来语的音译。第三类是近代译音词。比如“逻辑”源自拉丁语;“乌托邦”源自希腊语的借音;“哈达”是西藏语。第四类是具有附会之意的单纯词。像“鸳鸯”在《小雅·鸳鸯·毛传》、《说文解字》中都没有分雌雄，后来的《玉篇》把它附会上“雄曰鸳，雌曰鸯”，另外像“麒麟、犹豫、凤凰”等也属于这一类。最后一类如“寥寥”则是重音词，分开无意义。

(二)英语“词”构件的线性和广适性

英语里的“词”不论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都依赖于形态变化，如"talk、talks、talking";依靠形态曲折的变化产生语法意义，如"pure、purify";凭借形态派生的变化产生新词;同时，还有运用形态复合的变化构建新词，如"in+to=into"、"hair+cut=haircut"。但是，这些词统统都可切分成诸如"talk、－s、－ing、－ify、hair、cut"等“最小的有意义的或语法功能的单位——词素”。无论从语言词汇上、还是从语法上来说，在没有被改变意思的情况下，该单位不能再被分割。“词素”根据能否单独出现分为自由词素和粘着词素两种。像"pure、talk、in"等所有可以自由成词不需要附着在其他词素上的单词语素都是自由词素;而与此相反，像talks中的"－s"，purify中的"－ify"、dislike中的"dis－"，必须跟一个或多个其他词素共现才能成词的词素叫粘着词素。

英语“词”的构件必须要有自由词素，而它前后的粘着语素则可有可无，构件一目了然。另外，英语的“词素”不论是构造单纯词还是合成词都普遍适用，具有广适性的特点。这使得汉语的“词素”在与英语的“词素”作为对等的比较单位时显得“底气”不足。因为汉语的“词素”只能构成单音节单纯词和字，不能构成合成词，所以在对汉语合成词做分析时必须诉诸于另外的单位与英语的“词素”做比较。

(三)英汉“词素”的变体现象

英汉的“词素”在构词过程中都有变体出现，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

汉语的这些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是汉字在简化过程中，结合汉字起源时的象形特点相应做出简化处理的结果。即使现代汉语简化了许多，但很多变体词素从形体上还是可以找到其源头的。张维友在《Word与“字”的形态结构对比与研究》一文中分析了汉语一些形体上的变化，如:水→氺、氵(如“洲、冰”);木→朩(如“术、树”);心→忄(如“态、惧，怕”);糸→糹、纟(如“紀、系、纪”);衣→衤(如“袈、补”);言→訁、讠(如“譬、訂、语”)

英语中的词素变体主要体现在词缀的变化。词缀的变化是有一定的原则可参照的，一般基于语音结合规则，如同化、异化、插音及融合等作相应的调整，因此英语有“形态音位学”专门研究这一领域。英语“词素”最明显的当属否定前缀"in－"，它在possible、responsible、logical等词前相应变成"im－"、"ir－"、"il－"。

汉语的“笔画”作为最小的构型单位，相当于英文中的“字母”。汉语的“词素”虽然承担了很多复杂和繁琐的任务，但是和英语中的“词素”能够形成等级对比关系，因为两者都是“词”切分出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汉语的“字素”或“构字部件”本可以代替“词素”的工作与英语的“词素”形成对应关系，只可惜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单位，失去了对比的价值。

三、英汉“词”构造规则比较

“词”形态构造规则主要涉及合成词中的复合词和派生词的构造。复合词主要是由自由词素(即“词根”)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构成，如“黑板、大学、blackboard”等，构成复合词的规则称为复合词构词法;派生词是由自由词素和词缀合起来构成，如“瓶子、花儿、writer”等，构成派生词的规则叫做派生构词法。英汉语言的词汇都大量存在着派生词和复合词，且英汉派生词和复合词构形类型和特点具有很高的可比性。

(一)英汉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对比

根据内部结构，复合词可以有“名词+名词”、“名词+动词”、“动词+动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形容词”等形式。它们用来构造复合名词、复合形容词、复合动词等。

1.英汉复合名词的构成

英语与汉语中的复合名词共有的内部结构有“名+名”、“名+动”、“名+形”、“动+动”、“动+形”、“形+形”、“形+名”、“形+动”。“名+量”、“量+名”、“量+量”等构词格式是汉语特有的。因为汉语名词前要有特定的量词修饰，而英语中没有与汉语相当的量词，构词上自然难以找到对应。英语中特有的复合名词构造方式有“动+副”、“名+介”、“代+名”等。其中“动+副”诸如"go－between"、"break－through"、"stop－over"等能产性很强。“代+名”中的代词表性别，与汉语把“男、女、公、母”加在人和动物名前很相似。

2.英汉复合形容词的构成

英汉复合形容词构造对比充分体现了英语通过词汇形体变化来构词的特色。比如“形+名”、“数+名”中名词用"－ed"形式;“形+动”、“动+动”、“名+动”、“副+动”中动词可以变换成"－ing"、"－ed"形式，然后结合构词，这些都是汉语词形所不能企及的。但是作为意合的语言，汉语能够让“形+动”、“动+形”、“名+动”等通过意合的方法结合到一起，这也是英语语言无法比拟的。

此外，汉语中还有一些特有的构词方法。比如两个并列关系的词素“类、似”、“残、害”、“搪、塞”、“牺、牲”，经过组合构成复合动词“类似”、“残害”、“搪塞”、“牺牲”;又比如两个后补关系的词素“纠、正”、“改、错”、“推、动”组合构成复合动词“纠正”、“改错”、“推动”，这些都是汉语构词特有的，在英语中根本没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复合词在书写形态上共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单词的形式出现，如overthrow、undergo;第二种是用连字号连接，如"white－wash"、"hot－press";第三种是中间有空格，如"easy chair"，这种方式容易被误认为词组或短语。用连字符英语还可以构造出“动+形”、“形+动”等依赖意义才能组合在一起的结构，这充分展示了英语“形合”的语言特色。胡裕树曾指出汉语的复合构词是很宽泛的，现代汉语构成复合词的整体水平比英语高，而且汉语的复合词数量远远大于英语复合词的数量。

(二)英汉派生词的内部构造对比

1.汉语派生词的“词缀”问题

派生词就是在自由词素(即“词根”)上加各种词缀(即“粘着词素”)构成。汉语中的派生词归属于合成词的范畴，而汉语中的自由词素其实就是那些单音节单纯词，它们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可以单独使用，在现代汉语中成分很少;但是汉语“词缀”的界定就很困难。首先“部首”是不能承担“词缀”的任务的，因为其构成的只是单音节单纯词和字。

汉学界关于“词缀”的界定争议很大。史存直强调汉语与印欧语不同，处理汉语问题不能照印欧语死搬硬套，要采取慎重态度多考虑传统的说法;赵元任认为汉语中一般的词缀是“复合词中有广泛结合力的成分”，他把虚词素叫做“词缀”并列出一系列的词缀;吕叔湘1979年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说“不单用，活动能力强，结合面宽，有单向性，即只位于别的语素前、后、或中间可称为‘词缀’”，并提出了“类词缀”的概念，说它是“语义上未完全虚化，有时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任学良认为汉语词缀“主要表示词的附加意义”，只是构词成分，附着在词根上才能起作用;周荐则在《汉语词汇新讲》中强调“现代汉语中的词缀即主要表示语法意义，同时也表示一定的词汇意义”;钱乃荣在《现代汉语》中则认为词缀主要是补足音节的。当然，不同词缀的作用是不同的，不能以偏概全地单一化。

汉语的中缀数量不多，吕叔湘、赵元任、任学良、胡裕树和钱乃荣等认为汉语中有中缀，但是看法各不相同;而刘叔新、孙艳则强调汉语中无中缀。

汉语里类乎词缀的词素(类词缀)相当丰富。类词缀的虚化程度比词缀差一些，没有词根的意义那么实，是一种“准词缀”，一般放在词首，如“半成品、超落后、前总统、反潮流、准妈妈、亲美派”。在由类词缀构成的词中，名词最多，形容词、动词等要少得多，这和类词缀本身的语义特征有关。类前缀多半是限制说明事物的，这跟英语前缀的语义功能相同，只不过带前缀的英语词各种词类都很多。英语的词缀数量众多，种类繁多，而且一缀多义的现象极为普遍，往往一个汉语词缀可在英语中找到好几个对应的词缀。

2.英语派生词与“词缀”的关系

英语的“词缀”在派生词中的作用一般是改变词根的词性或是改变其意思。通常前缀的作用主要改变词根的意义，有时也会有词性的改变。而后缀主要是改变词性，同时意义也会发生变化。英语里中缀数量也不多，主要起到语法作用，如"geese"、"feet"、"men"、"Women"等复数形式。英语中通过派生方式产生的新词，不仅数量多，而且其构词的潜力是无限的。以"pre－"前缀为例，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任何一部字典中找到上百个含有它的派生词来。

四、结论

英汉“词”在“词素”上可找到对比点但却略有不同。汉语“词素”在构建单音节单纯词方面与英语的“词素”对等;但汉语“词素”具有循环往复的复杂性，也会构成一些无意义的“字”;汉语多音节单纯词的构成可从词源和个性上入手;英语“词素”则有广泛的适应性;在合成词构词法上，大部分英汉复合词的构建过程“同”大于“异”，体现人类共有的认知过程;但由于分属不同语言体系又各具特色。在派生词方面，汉语学界对“词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一些汉语“词缀”和“类词缀”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英汉“词缀”作用不尽相同:英语“词缀”构词量大且丰富，汉语“词缀”则量少但正呈增多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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