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退行性规则

张荣翼

文学史的退行性规则

张荣翼

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它在追求客观性原则的同时，并不是单纯照搬史实，在文学评价上它会体现出撰史者的立场，撰史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针对性地选取材料。从总体上来看，文学史是奉行退行规则的，即以后来的眼光来看待前代，逆溯前代。在这一规则的支配下，文学史具体表现为经典化、结构化、过程化和普适化，每一方面都有各自的任务和目标，同时这几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是没有完全的时间先后的规定。

文学史;退行;经典化;普适化

从一方面来看，文学史是对已经发生了的文学现象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在文学史的架构中，它会依照时间线索来编排材料秩序，梳理出前后次序和影响关系等。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学史是后人来梳理的文学的历史秩序，是后人根据文学的发展线索来看待和理解以前的文学。对于这种看待和理解，前人并不能给予什么有针对性的提示，也不能强迫后人接受什么框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文学史是后来者根据自身对文学的理解，来对过去的文学进行的一种历史角度的梳理。所谓“重写文学史”不是一个口号或者倡导，而是文学史本来如此的状况。

作为由后来者真正决定并且不断地根据后来者的看待和理解的变化而不断得以改写的一个学科领域，文学史是由退行性规则所支配的。那么，这种退行性规则的具体状况如何，就是我们在此要分析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在退行性规则的支配下，文学史具体表现为经典化、结构化、过程化和普适化，每一方面都有各自的任务和目标，同时这几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也是没有完全的时间先后的规定。

一、经典化——文学史的价值系统建构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它需要把过去的文学按照时间线索加以梳理。但是这种梳理不是简单的编年工作，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对作家作品的排列，而是要根据撰史者的审美趣味、文化观念、社会立场等多个方面进行一种体现了价值观的梳理。这里价值观的体现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即面对着事实上有着无穷的书写可能性的文学所经历的的现实境况，对其书写只能是选择性的，这里挂一漏万不再是一个应该避免的现象，而是在工作之前就必须明确的。那么在这种选择中，就有必要对于其中一些显得重要的事实加以关注，而对其余的东西置之不顾。

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悖论性质的存在，之所以树立文学的经典，是为了更好地留存文学史中有价值的东西;而在这样做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对文学的史实进行一种秩序编排，编排中的原则是尽量不要改变事实的真实面貌，可是既然经典作为一种后来的人考察过去的史实的坐标图，那么考察就有一个角度的问题。海登·怀特就后代看待前代的考察角度问题提出: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同样的历史系列可以是悲剧性或喜剧性故事的成分，这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排列事件顺序从而编织出易于理解的故事。①

文学的经典化就充当了这样的作用。在对以往作品经典化了的文学史的叙述中，是那些彪炳史册的伟大作家引领着他所处的时代，其他作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聚集在他的周围。经典化最重要的作用不是评价具体的某一部或某一批作品，而是建构一个整体秩序。文学史这样的工作当然是必要的，因为文学史的材料比写到文学史著述里面的东西更多，这意味着需要有所取舍;同时，文学史的材料还需要经过打磨，需要在各种所经历的事实面前梳理一些关系，包括影响的因果关系、评价的等级关系、相互之间发生关联的对话关系等，这些关系的梳理不是仅凭借简单的编年史记录就可以达成的，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还会加入新的写作的东西，使得本来就显得需要清理的材料还需要进一步腾出供主观层面叙述的空间。

在文学史意义上，经典化就是适应这样一种状况的产物，它不是凭空的对于文学现象的捏造，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带有主观角度的价值判断的结果。同时，经典化又不是文学事实本身。譬如我们说经典作品的作家是他所处时代的领军人物，可是在实际的历史状况中，经典作家在其所处时代可能并不得志，如陶渊明在晋朝只能算是三流诗人，莎士比亚虽然在文坛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对他的水平的臧否也是批评史上一个持续论争的焦点。如果对一个作家的评价在后来时代都还存有争论意见，那么该作家生前也不大可能在同时代作家中达到“领军”的效果。所谓“领军”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史文本意义上的，即通过这样的表述才便于把复杂多样的文学现象铸成一个整体。哲学家霍克斯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②在文学的经典化这一事实面前，我们可以说事情的确如此。

经典化作为一项文学研究的工程，它的重要作用在于可以架构文学的价值秩序，经典作品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个个的节点，这些节点可以使我们在看待文学时能够有一些基本参照。但是，这样的工作也就是对于被经典化的文学的某种程度的背离。威德逊表示:“经典文本被置于与文学传统不同的关系背景之下，在成为历史上的文学文本的过程中，它不再是文学。”③事实上，文学经典在很多读者那里不是作为审美的对象，而是作为对于复杂纷繁的文学现象进行整体评判的出发点。这属于理性化的思维，而真正的文学欣赏还是应该立足于感性的。因此，也可以说，对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加以经典化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超越了具体作品的文学秩序的结构化过程，这种结构化我们在下面一个层次进行梳理。

二、结构化——文学史的秩序框架建构

结构化是一个认知领域发生的过程，也就是说，当结构化进行时，要求把所面对的文学材料整合为一个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在创作该作品时就自觉存在的，而是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考察事实的方便，在既往文学的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架构出的关于文学事实的一种框架。

美国学者韦勒克和沃伦认为:

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每一个单独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种类里的一个实例，而是由它和所有其它作品一起组成的那个时期概念的一部分。④

韦勒克和沃伦作为有新批评倾向的文论家，他们更倾向于关注文学的现象层面的东西，新批评倾向于关注文本的细节，甚至是琐碎的技术性的处理这些细节。因此，在韦勒克和沃伦说到“每一个单独的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种类里的一个实例”时，他们的意思其实是很丰富的。也就是说，当新批评关注文本细节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要反对以前的社会批评注重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对文学作品定位的做法;而在对文学做出一种全景扫描或者整体把握的时候，他们也并不反对超越细节作大的方面的把握。

这种结构化的工作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学史的经典化建构的同时，也并不遗忘一些没有达到经典的作品的整理和记载。实际上，在所有的文学史著述中，在围绕着经典作品加以评述的时候，也都承认一些稍逊一筹的作品仍然有文学史价值，它包括一流作家的一些不算最突出的但是和经典作品在风格、题材等方面有所联系的作品，也包括一些开启了一种美学风尚的作品，还包括一些可以和经典作品形成对照的作品等。这些并非经典的作品也都进入到需要筛选、有时甚至是苛刻的甄选过程的文学史著述中，其秘诀在于建构出文学秩序的连续过程。“文学的连续性对其伟大来说是实质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二流作家的作用就是保持这种连续性，提供一批子孙后代不一定阅读的作品，但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是形成那些不断被阅读的作家之间的联系。”⑤如果说经典化造成了文学经典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审美的联系的话，那么文学史的结构化则是这种状况的进一步落实。当文学史不把这些相关作品作为所在时代最优秀的、最有美学价值的作品介绍给读者时，读者的阅读期待往往也就不在审美上有所期望，这样就形成了冷漠感，它使得本来就因为时代隔阂而产生的审美距离感又因为没有读者的主动调整而固化和合理化。

在这种结构化的过程中，文学史的相关表述不完全是就文学的现象来论说，而是就文学的现象入手，还要依据后代的学术眼光和学术立场来加以完成。鲁迅先生曾经说: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十一，故于小说仍不详。⑥

这里小说史作为一个文学的史实早已存在，可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念中，是以诗歌和散文作为文学的正宗;小说的地位和剧本大体相当，都不是文学的正宗。在今天看来，小说和剧本大体和相声表演的脚本处于相近地位，我们今天也并不把相声脚本纳入评选文学奖的范围。由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不注重小说，所以在修史角度不注重它的存在;而同样还是这些小说，在西方文学观念传入中国后，认为小说是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这样就使得原先被忽略的小说进入到了文学史专门研究的视域。

文学史的这种秩序的建构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当小说史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之后，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学史中的状况，我们也还会欣赏其中的诗词、散文，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诗词、散文才是代表了某一时期文学的正宗(诗词作为文学正宗这种观念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它延续到了清朝末年)，我们也看重某一时期小说的创作，这其实已经和创作该小说时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甚至和小说作者自身所理解的文学也有根本性的差异。这种改变不涉及批评家和小说家之间的是非问题，而是由于他们各自有一套不同的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而所指认的小说或其他文学文本，不过都是在各自的文学观念系统中的一种认定。

这种结构化的过程其实是认识的一个基本步骤。霍克斯作的一个哲学论断是:“任何观察者必定从他的观察中创造出某种东西”，“因此可以说，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构造，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到的那种关系”⑦。通过结构化，散乱的文学史材料得以成为一套系统的、有一定话语意义的体系。当然，在这里通过不同方式的结构化，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它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研究者、撰写者的思想和文学倾向。

三、过程化——文学史的影响关系建构

如果把结构化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形式，那么过程化就是动态的状况。在结构化中，文学史体现出已经成型的相互关系，而过程化则是把这种关系的形成过程和交互影响梳理出来。文学史本来就是一段过去文学的述录，所谓静态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横断面的展示，而动态的把握则是追溯到文学史的实际的过程，虽然文字的记载相对凝滞，但是也还是可以通过叙述来展现过程。

在过程化中，一方面需要把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和作者作品的有关记载进行编年史意义的记录，通过客观化的时间线索来考察文学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则是要在已有的文学资料基础上，进行一些属于推理性的工作，在推理的前提部分依据的是已经掌握的材料，而在结论部分则是客观材料没有记录但从知识角度看又需要了解的东西。鲁迅曾经受到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影响，在关于文学起源问题上，提出最早的诗歌应该是源于劳动过程中协调步伐的需要，即劳动号子是诗歌的最初萌芽，这就是所谓的“杭育杭育”说。诗歌起源可能是文学的最初起源，那么能不能说它就是所有文学类别的共同起源呢?普列汉诺夫对此没有明确回答，他只是关注了作为总体的“最初”，而没有考察在最初之后，是否还有在进一步发展中加入其他因素的情况。鲁迅认为，诗歌之外的其他文学有可能是另外的因素起作用，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

我想，在文艺作品发生的次序中，恐怕是诗歌在先，小说在后的。诗歌起于劳动和宗教。……至于小说，我以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就是小说的起源。——所以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⑧

这里，鲁迅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二元论倾向，即诗歌和小说各自有不同的起源，诗歌在产生时间上早于小说，或许可以作为文学起源的代表，但是在接下来考察小说时，他并不是直接把诗歌的规定性也加诸小说，而是认为小说可以作为文学的另外一翼。我们知道文学的概念是包括了诗歌和小说的，当诗歌的起源作为文学起源来看待时，按理说它可以涵盖小说。鲁迅对小说另外别论，体现了文学的过程化的眼光，即总体的文学在具体的历史演变中，可以出现一些单从总体的角度看属于特例的内容。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所谓总体并不是某种先验的、冥冥中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属性，而是在具体现象之中的一种概括，那么我们就可以接受特例的存在，而不是为了维持总体化的完整性而漠视超越了普遍性的具体存在状况。

这种过程的思想是现代以来所建立的一个根本性的立场，进一步也可以说它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的重要方面。因此，有学者提出:

“现代”的概念是在与中世纪、古代的区分呈现自己的意义的，它体现了未来已经开始的信念。这是一个为未来而生成的时代，一个向未来的“新”敞开的时代。这种进步不可逆转的时间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方式，而且也把我们自己的生存与奋斗的意义统统纳入这个时间的轨道、时代的位置和未来的目标中。⑩

这里，现代不仅在出现之时就可能遭遇到了来自传统的排斥，更关键的在于，现代本身并不辩解自己可以融入到传统中，而是在表明自身不同于传统的特点。现代并不像传统那样，把自身看成是天然合理的，而是认为它是合乎时宜的。传统的东西之所以需要被挪换到一个不能在现实层面上指手画脚的位置，不是由于它缺乏合理性，而是由于今天它已经不合时宜!在这里，静态角度看来合理的东西，在动态的过程的角度看来不一定也是天然合理的，过程本身成为了裁判。

四、普适化——文学史的理论坐标建构

文学史的具体工作是按照文学的历史顺序进行研究，它所面对的是时间过程中的文学，而我们知道时间本身是一个变化指标，不同时段文学的特性可以有所不同。因此，有时从过程角度看是抓住特性，而从学科的总体角度看，就还需要找到超越特性凸显普遍性的东西。文学史在这里是立足于具体的文学，而在着眼点方面就必须考虑到抽象意义的文学。这涉及到文学史的历史感问题。

“历史感包含了一种领悟，不仅意识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意识到过去的现在性。历史感不但驱使人在他那一代人的背景下写作，而且使他感到:荷马以来的整个欧洲文学和他本国的整个文学，都有一个同时性的存在，构成一个同时的序列。”[11]也就是说，文学史实际上是包含了两套思维，一方面必须坚持过程的观点，在过程中把握文学，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种整体的观点，要把在过程中具体的文学放置到超越过程的整体意义的文学秩序中。

这里的整体意义的文学，是多少世代以来文论家们的普遍期许，是驱使他们对文学史中一些繁琐的、细微的工作进行考订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文论家们以为必须充分考察到文学史细节，这样得出的见解才经得起推敲，而这样接近确凿事实的见解，就可以为整体的文论做出有力铺垫。这种思想在一部分研究者那里被真诚地信奉，他们把整体的文论作为指南，在整体文论的思路下，他们在遭遇到学术探讨上的不同意见时，就往往会把异于自身观点的意见视为异端加以挞伐;同时，也可能把他们赞赏的观点看成是整体文论的一种体现而加以维护，由此，就有一种关于文学的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学有一个终极的性质。除了指认现有的某种理论作为其代表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思路，就是把这种整体的理论、终极的性质作为一个形而上的目标来看待，意思就是即使这一目标现在并不出场，可是它至少可以作为一种价值维系来加以维持。

但是，这种思考始终不能得到现实层面的支撑。如果我们一直处于传统社会形态下，这种思考也无可厚非。但是，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这种思考方式受到了冲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然科学的状况就成为了一个新的标杆，其中，自然科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实行实证原则，它要求提出的概念能够从实证层面来把握，如果遭遇到事物的“本质”这样一类概念，一般都要求采用可以量化的“特征”来替代，在实在不能替代的情况下，本质也成为虚置的名词，具体的内涵完全可以被新的发现随时取代。譬如“原子”是化学和物理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按照它的本意，原子就是构成物体的最基本单位，它是不可再分割的;而且它也是物体性质的来源。而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则完全颠覆了这种假定:原子可以再进行分割，原子内部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所构成;物体的性质与分子构成的关系更为直接，甚至分子结构相同，仅仅因为分子的排列方式差异也会造成物体性质的差异，如金刚石与石墨虽然都是碳分子结构，但是两者的硬度就大为不同。在自然科学的比照下，人们看到了传统人文学科具有方法论意义上改进的空间。

整体文论需要本质主义的人文信念支撑，但本质主义又在当代文化中遭遇自然科学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不同文化需要共处，各种文化各有自己的形而上诉求，各有自身设定的先验本质，在交往中就需要淡化本质主义的表达，寻求共同的底线对话平台，由此普适化作为文论的追求就只能另寻出路。

2.2.3.2 施N(X2)与施P2O5(X3)的农艺效应分析。对产量回归方程令X1(密度)=0、X4(施K2O)=0，则可得Y2、3=2 153.52-55.72X2-64.04X3-88.85X22-121.71X32+86.94X2X3。

这种出路有三种:第一种是彻底抛弃本质主义的痕迹，根本就认为这是旧时代的形而上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思潮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第二种是一种折中的方案，就是把持一种建构主义立场，认为虽然本质的预设概念在抽象层次看有问题，但是在一个给定的结构中，事物就会客观化地显现某种性质，在这种角度来把握文学的本质还是可以的，不过在这里与其说是事物显示出了某种本质，还不如说是人把事物纳入到了某种结构之中来把握，从而诱导出了它的某种性质的体现。在这里主观视角或立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三种是努力从历史角度寻求答案。美国学者奥康纳认为:“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与宪政的历史开始，在19世纪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20世纪中期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20世纪晚期以环境的历史而告终。”[12]他这里说到了不同时代各有占据优势地位的学科，那么在这些学科中，就会对事物有不同的审视，从而也就使得事物体现出不同的性质。看起来它与第二种比较接近，但是在这种看待中，是历史的规定性而非个人作为影响力的关键因素。同时，它也部分地回归到了本质主义的立场，就是本质的存在不是单凭对象如何来认定，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它是属于历史的赋予!

因此，在本质主义遭受怀疑从而使得旧的文学研究的普适化遭遇困境的情形下，面对普适化就会有不同的解答。它依然可以在一部分人那里被看成一种不能抛弃的目标，但是它已经没有了以前的神圣光环;它也可以在另外一部分人那里被看成毫无价值的虚设。可是文论作为理论，就应该要有超越经验的东西，而超越经验就包括超越个人的、小群体的、短时段的文学经验，追求那种普遍化的内容。

五、余论

文学史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它把记述文学的或与文学有关的历史作为自己的任务，仅就记述而言，文学史属于一种客观化性质比较突出的学科。但在文学史的记述中，记述的着眼点不同于事件当时的视点。在述史的过程中，历史记述一方面要客观讲述史实，要尽可能地理解当时人们的所作所为，譬如古代的人可能非常看重祭祀行为，我们现代人就不能因为自己的科学知识背景而把当事人的举动看成荒唐;另一方面，历史记述又必然要体现当代视点，甚至包括对于历史史实的选取也都体现了今人的某种思索，要在浩若烟海的材料中寻求问题，同时也要在问题形成之后，在缺乏史料的情况下，找寻解释问题的有关材料。

文学史在这里体现的工作性质来自于文学史学科本身的特性，这个特性在于:文学史在展开的过程中是上溯历史的，可是在上溯中，其实立足点是倒退的。也就是说，是以后来的文学观念来看待前代，再以被后代重新观察了的这一前代的眼光来理解比它更早的前代，于是在这一过程中，就有一种相对于文学史著作目录的逆向的展开。这样一种理解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否则在面对文学史的结构框架时就有难以圆通的麻烦。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史研究上提出了一个逻辑循环问题:

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循环: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这种循环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或者不得不承认那种认为历史是无意义的变化的流的看法，或者不得不运用某些超文学的标准，即用一些绝对的、外部的标准来研究文学过程了。[13]

如果单从文学史的叙述来看，的确如他们所说，文学史就是在这种历史循环中。可是，文学史有一个立足点，这种立足点是早于具体问题就出现的，由这个基本的立足点，文学史其实是可以在这种循环之上再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观察视点，它可以起到调和矛盾的作用。

注释

①［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164页。②⑦［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导学》，上海译文出版社，瞿铁鹏译，1987年，第8页。③［英］彼·威德逊:《导言:英语文学教育的危机》，凯·贝尔塞等《重解伟大的传统》，黄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④［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307页。⑤［美］约翰·吉洛利:《意识形态与经典形式:新批评的经典》，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页。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⑧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⑨［苏］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Ⅱ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38—839页。⑩汪晖、柯凯军:《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4—125页。[11]D·H·Richter.The Critical Tradition，St martins Press，1989，P469.[1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13]［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责任编辑: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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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751(2011)02—0240—05

2010—12—02

张荣翼，男，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专业学术带头人，博士(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