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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设立在延安的“中央银行”,其坚持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先后发行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维护了边区金融市场的稳定统一。遵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边区银行在促进工农业生产、繁荣商业贸易、解决财政困难、支援抗日战争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贡献,亦为当代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些许历史经验。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银行;货币政策;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刘力维(1994-),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政治学专业,经济学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含党的建设学说)。
[中图分类号] F8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8031(2018)06-0004-04
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并全面掌握货币发行权对于一个政权的稳固与发展至关重要。《共产党宣言》表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①。巴黎公社失败后,恩格斯也指出:“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意义。”②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执政时设立的“中央银行”,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权并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货币政策以维护边区金融市场稳定、支持边区经济发展,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一、边区银行创立之历史背景
(一)政治环境
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区域政权,其前身是在游击战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这里作为革命的大本营。1937年5月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后改称陕甘宁特区,1937年10月改称陕甘宁边区。陕北根据地的生存得益于两个方面因素:一是陕北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周围反动统治力量较薄弱,未成为国民党的首要围剿对象。二是1935年的“左”倾路线对其危害不深,其他根据地大多被白色政权包围,多次受到国民党军事围剿以及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使得中央红军在长征前后都相继失去。因此陕甘宁边区成为了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③长征结束后,陕甘宁边区成为了中共革命的大本营,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挥中心和解放战争的总后方。
(二)经济金融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和国内革命浪潮敲开了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大门。民国初年新式金融业在东部发展得如火如荼,然而受制于交通不便和经济落后等因素,陕甘宁边区的金融状况则较为混乱。
以典当铺、钱庄为代表的旧式金融机构在城镇商业活动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金融机构一般都设立在商业密集的城镇,经济能力强的群体能够在从事商业活动时利用其获得便利。而在广大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主要金融活动仍是抵押贷款,这是封建社会贫困农民维持生计的无奈之举,其在近代陕甘宁地区的广大农村屡见不鲜,直接导致农民不但没有解决实质上的生计问题,反而使仅有的土地逐渐沦为地主所有。除此之外,由封建军阀主导设立的新式银行实质上是其謀求政治利益的工具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商业银行。“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长期以来,被以董事长为名义的井岳秀所把持,致该行管理混乱,银行资金大量亏空,严重丧失社会信誉,至抗日战争时期,被陕西省银行所接管”④。
总体而言,陕甘宁地区的金融水平相对落后,金融理念和运作还未冲破旧式金融格局。这种情况严重制约当地金融市场的活跃和经济贸易的繁荣,落后的经济状况又同样制约当地金融近代化的步伐。因而由中国共产党创立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式金融对这一区域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三)货币流通
在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之前,边区的货币流通混乱,不同时期有不同种类的货币流通于市面,例如包括苏票、法币、光华代价券、零星银元及地方商业票券等,混乱的货币体系始终制约着根据地的经济发展。随着根据地发展壮大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1937年西北分行迁入延安后开始转变货币政策。为便利苏区与国统区的市场流通并巩固统一战线,政府采取过渡性的货币发行和管理政策,仍以苏币为法定货币,但允许法币在特殊条件下有限使用,“苏维埃机关或部队,进驻到友军区域,为保证商业自由及尊重当地市场习惯,在苏票未能在当地流通之前,一般的需使用友区的白票、现洋,但在苏维埃部队中仍以苏票为法定货币”⑤。“卢沟桥事变”后,为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西北分行决定在根据地内流通国民政府的法币并回收自己发行的货币。1937年10月1日,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正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二、边区银行货币政策之颁布实施
(一)货币发行
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应在吞吐自己的发行上(调剂金融),使自己成为金融的中心,使金融成为经济的命脉,以滋养经济的手段,达到充裕财政,巩固金融的目的。”⑥由此可见,货币发行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边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重要支柱。陕甘宁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先后经历了“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个阶段。
1、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1938年6月至1941年2月)。为了遵守国共关于边区不设立银行、不发行货币的协议,边区银行设立时并未对外公开。1938年4月,边区银行接收了陕甘宁合作社并将其与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书店合并,成立了延安光华商店作为银行直属商业机构来负责边区内外贸易业务。由于当时边区市场主要流通货币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币,而法币多为主币,辅币则十分短缺,“买卖货物用邮票找零,人民甚感不便”⑦。本着既独立自主又维护统一的原则,边区政府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代价券作为法币的辅币流通于市场以此来方便市场交易。
光华券发行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势下。它在边区与国民党法币相互结合、相互依存。以光华商店名义发行代价券而非以边区银行名义发行货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对待国共关系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一方面可以避免国民党以边区银行发行货币、破坏统一战线为借口来“圍剿”边区政府;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解决市场交易中因辅币短缺而出现的交易问题。总体而言,发行光华券便利了市场交易的同时调剂了边区金融,提高了边区银行的资本积累,为后来银行本位币的发行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
2、陕甘宁边区银行币(1941年2月至1944年7月)。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封锁边区经济,以通货膨胀的法币抢购边区物资,“国内外同胞捐款不许汇入,公私款项均不能带入,边区所出产食盐等土产亦不许交换友区货物,故在市场流通的法币有出无入。”⑧给边区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造成了严重打击。
为了摆脱边区经济极端困难的境地,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28日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并于1月3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于2月18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发行边币的布告》:“政府为巩固边区金融,便利资金流通,保障法币不外流资敌,兹决定发行边区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钞票三种,自布告之日起流通行使。”2月22日,边区政府在关于发行边币的训令中指出“发行边钞是为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逐渐收回光华代价券,使边币成为唯一的边区通货单位”⑨。
为了使边币迅速占领整个市场,尽快成为边区唯一的本位币,边区政府要求各地必须用政府法令保证边区内边币的完全使用,禁止使用法币及其他货币。同时于12月18日颁布《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凡在境内买卖,不以边币作价交换者,以破坏金融论罪。”除此之外,边区政府还向广大群众进行广泛宣传讲解,让群众充分了解边币发行的目的、意义以提高其在群众心中的地位。
边区政府及银行十分重视内外贸易平衡,保持物价及边币与法币汇率的稳定。经过多方面政策措施,边币在较短时间内基本成为了主要货币流通于边区市场。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的发行标志着边区建立拥有了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打破了边区在货币领域依赖和受制于国民党政府的局面,粉碎了国民党的封锁围困,缓解了法币通货膨胀的影响,保护了边区军民的利益,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发展,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稳定。
3、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1944年7月至1947年12月)。1943年下半年,由于边区银行滥发边币,边区市场通货膨胀加剧,一些地区开始拒绝使用边币。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执行中共中央西北局制定的“大吞小吐”发行方针,大幅降低边币发行速度,从而使得物价回落,边币汇率回升。但为了扩大工农业生产,填补行政经费开支,应对增加的货币兑换量,遏制边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的趋势,中共中央西北财经办事处于5月23日第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的决议:“发行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其目的是为了打击法币,整理金融,活跃市场,做到以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在市面流通,而将边币逐渐收回至一定程度后,再以新边币收回流通券,今后须用全力支持流通券和边币的信用。”
决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发行的具体办法有:1.名义上为贸易公司,实际上仍由边区银行发行。由贸易公司呈请边区政府批准,布告全边区还粮纳税商业交易一律通行。2.票面额暂定为五十元和十元两种。每元规定当边币十五元。3.以流通券和边币的总发行额百分之二十五为准备金,照现在情况,准备金可以有一部分物资⑩。经过一系列积极筹备,边区银行于7月1日正式发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
发行商业流通券使得边币的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但其作为本位币仍是计价、记账、契约等法定货币单位,这导致边区市场交易十分不便。5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财经办事处发出《通知》规定自6月1日起,以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边区本位币,并要求边区银行尽可能迅速回收边币。至此,商业流通券正式成为边区市场唯一的本位币,边币正式退出市场流通。
(二)货币斗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企图以封锁国内外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支援来瓦解边区政府。为保证抗日部队军需补给、边区经济自给自足,边区政府迫不得已停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作为边区唯一的法定本位币,该政策的颁布实施很大程度上解决了1941年边区的财政困难。但由于政府法令贯彻执行不彻底,加之国民党顽固派与日方持续不断对边区金融体系的破坏,法币仍在许多地区流通,导致边币汇率起伏波动,严重制约了边区经济发展。为了巩固边币地位、稳定金融秩序,边区政府及银行开展了一系列货币斗争。
1、法币禁用。禁用法币是边币发行的必要前提和保障,是边区货币管理的首要措施,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一项重要货币政策。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在发行边币前即发出关于停止使用法币的布告。又于2月15日发出要求各机关、各公营商店带头严格执行法币禁用的政府法令的通知。为了保证边区内部边币的完全行使,边区政府于10月29日发出训令要求必须严格执行政府法令,同时为了防止法币有法可依和便于操作,又于12月18日制定了《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法币禁用的政策法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边区市场内的流通,但由于边区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法币在边区内的流通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外汇管制。在针对法币出入境方面,边区银行对其实施了严格管制,要求如有正当理由携带法币出境者,要申领法币出境许可证,经核准后方可向银行兑换法币。同时对法币出境的审批标准和手续流程作了详细规定并提出奖惩原则,私自运送法币出境者,一经查获即没收钱财平分奖励给举报者和充公,并依法严惩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的公务人员。
3、反假币斗争。由于边币迅速占领市场成为本位币,1942年7月底后,边币汇率空前提高导致法币汇率大幅下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破坏边区货币金融体系的阴谋。为了继续破坏边区金融市场,阻碍边区货币流通,国民党反动派又收集边币票样,模仿伪造假边币。对此,边区银行在其系统内部公布票样及记号特征,并于10、11月两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分支行提高警惕,提高银行工作人员鉴别真伪边币的能力。该项措施的实施使边区银行有效遏止了假币损害边币信用,支持了边币在边区市场内的顺利流通。
三、边区银行货币政策之历史经验
(一)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石
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开展其他一切经济活动的重要前提,全面掌握货币发行是行使独立自主货币政策的核心,货币发行权是一个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可以自主掌握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特殊性造就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特殊的货币政策,尤其体现在边币的发行和流通上。从边币发行后的实际情况来看,正因为边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不受制于国民党政府,边区政府才能充分利用该货币工具的巨大效用来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
但同时由于边区所处的特殊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环境,边币的发行和流通不可能完全不受法币与伪币的影响。因此边币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是联合法币打击伪币,并充分利用法币作为外汇资金不可或缺的作用,服务边区对外的贸易流通,突破国民党对内的经济封锁。但边币作为边区唯一的法定本位币,在联合法币的同时又必须积极对其进行斗争,不断消除法币对边区的经济干扰和破坏。因此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实施该货币政策时,既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原则性又有使用上的灵活性。当代我国人民币应当在经济全球化大环境下灵活运用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而不是受制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
(二)调节通货膨胀、保持市场稳定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调节通货膨胀、保持市场物价及货币汇率稳定是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物价稳定实质上是货币币值的稳定,是一个相对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是指通过调节和控制通货膨胀,使一般物价水平在短期内不发生剧烈波动。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干预经济。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商品和服务的供应及需求受价格规律及自由市场机制所影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对经济市场进行调控。所以在实施货币政策时,货币发行量的多少应受到市场供需关系影响,保持货币供需平衡是执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原则。
一种货币想要得到承认,除了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政策规定外还必须要取得人民对它的信任,这就需要以这种货币作为本位币时的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可以实现多种经济目标,比如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平衡收支,但稳定物价始终应该是首要目标,否则人们就会抛弃这种货币而选择其他保值的货币或财富。币值不稳往往会对政权的合法性形成挑战,并成为政权倾覆的推动因素。
(三)協调并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哲学告诉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来观察事物,事物的联系具有普遍性,社会与自然、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都是相互联系的。无论是陕甘宁边区银行还是当前我国央行颁布的货币政策都是根据经济需要、市场需求而制定实施的,并非独立存在。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手段,既有不同的调节重点和实施工具又有不同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范围,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协调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两种政策手段应有的积极作用。
财政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尽管政策制定的内部时滞较长,但一经确定就带有强制性。而货币政策则主要依靠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三大工具,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进而影响市场资本投资,最终影响总需求来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其中间环节较多,因而外部时滞较长。为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资金供求的调节应尽可能避免行政干预,而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加以引导,在这种情况下,当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时,财政政策就应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保持一定规模的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调控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发展债券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提供必要条件,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由此可见,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密切配合、互相支持,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协调并行,这样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四)企业化管理有利于推动银行健康发展
1943年边区银行的领导权被划归给财政厅,由于受财政机关直接领导,边区银行的货币发行及政策法令较多集中在填补财政赤字方面,例如将大量银行贷款用于消耗性财政支出,直接导致边区物价空前波动、金融秩序紊乱。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4年召开第二次高干会议时就指出:“盲目的用银行的发行来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根据财政的可能收入与必要的节约,防止浪费,以求的财政上的收支平衡,同时银行变成了财政厅的发行机关,而放弃了扶助边区经济发展的任务”?。为了转变边区银行这种错误的发展模式,中共中央西北局重新将其领导权划归给边区政府,提出要推进边区银行的企业化进程,同时以发行商业流通券的形式来缓解边区市场通货膨胀的压力,从而确保了边区银行日后独立健康的良性发展。
由此可见将银行企业化,在其内部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是银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一个银行应能够在政府领导下进行独立决策,以盈利为目的的同时也要保证其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这种企业化经营管理模式下的银行系统才能够充分挖掘出其金融枢纽的作用,发挥出其经济助推器的巨大效用。
四、结语
银行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金融机构。陕甘宁边区银行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最重要的银行,它同时受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拥有国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双重职能。边区银行在其存在的十二年间先后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金融市场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军民生活的改善、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银行金融体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并为当代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了一系列宝贵历史经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90.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5.
③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概述[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1.
④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8.
⑤魏协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24.
⑥陕甘宁边区银行.关于今后经营银行的意见与计划[R].1945.
⑦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21.
⑧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09.
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66.
⑩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編)[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102-103.
?魏协武,雷国伟.边区银行风云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211.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中共盐池县党史办公室.陕甘宁边区概述[M].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金融史[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5]魏协武.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M].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
[6]陕甘宁边区银行.关于今后经营银行的意见与计划[R].1945.
[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8]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9]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0]魏协武.边区银行风云录[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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