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纲常”思想及历史价值

罗安诗雨

[摘要]孔子作为中国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他的“纲常”思想被认为是封建社会的 “三纲五常”的根源。“三纲”是对孔子君臣父子之说的总结和概括，而 “五常”是孔子对个人道德修养要求的概括。其实这是不准确的。虽然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但是后世所形成的“三纲五常”许多思想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这其中有一些是发展丰富了孔子的思想，或者吸收借鉴了其它学说的优秀成果，但同时不可避免的有许多糟粕掺杂进去，对后世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在研究儒学思想时，要正确认识孔子的“纲常”思想及历史价值，理解并把握其中的精髓。

[关键词]孔子；封建社会；三纲五常

“三纲五常”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框架，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用来调整君与臣、父与子、夫妻、朋友等关系的行为准则。“纲”是指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论述，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而“常”是指孔子对人的道德修养的一系列要求。它们的提出与孔子儒学思想中的“仁”和“礼”密切相关。

在儒家理念中对命运概念的解读中，要求人们尊重人性，同时赋予学者用人道的方式来造福世界的使命，并敦促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服务。儒家的纲常伦理无论是对学者还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应该是理想层面的，可用作文化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心理层面的人的心态。

一、孔子儒学思想的主张——正名

孔子生活的时代，按孔子的说法，是“礼坏乐崩”、“子弑其父，臣弑其君”的僭越无度的，社会思想、政治制度都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必定是希望社会稳定、国家安康的。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一直都遵循尊重传统，关怀社会，重视教育的作风，想要建构一套能维护社会和国家的稳定，规范人际关系的实用的政治伦理体系。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现在的思想和生活也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关于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还是“礼”的争辩一直都存在，这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仁”是孔子为了实现其理想，促使人们乐于行善避恶，走上人生正途而提出来的。而“礼”是达到内心理想的方法和手段。孔子还说：“承礼启仁。”这里的“礼”就是指传统的价值观念，包括礼仪，礼节，礼貌等等，用来维系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良性运作。孔子提出以“礼”作为治国方法的核心，认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应以各自的社会地位、等级名分为标准来获得相应的名誉和财产；每个人都应该严格遵守“礼”的规定，安分守己，要做到不去看、不去听、不去说、不去做不合乎礼节的事。如果能做到这样，就能够达到“启仁”的目的了。在《论语》中，“仁”出现了很多次，说明“仁”一直都是孔子思想和治国处世的核心内容，“仁”的意思是“人生正途”。具体作为是“行善”。

礼治的出发点是“正名”，就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政治伦理生活中名分等级混乱的现象，把维护等级地位的名分当作治国的核心。具体到政治生活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身份遵守相应的礼节和道德准则。比如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兄弟朋友等关系之间，都要以相应的礼节相待。在孔子那里，仁和礼是其在儒家基本道德范畴中宣讲的重点，并在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和规范，这就是“正名”的真正含义。

为君者的行为就必须要符合一名“君子”应有之举，为臣者必须要辅助君王，践行为臣之本，父亲和儿子的行为要遵守各自的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道德标准。

二、孔子“纲常”思想的正确解读

“三纲”所规范的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要求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要服从于君、父、夫，这种思想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明清时达到了鼎盛，从而有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烈女不嫁二夫”的极端说法，将其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标准，这在古代培养了大量愚忠愚孝者和所谓的贞节烈女，上演了一幕幕历史的悲剧，阻碍了中国的人格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一般就用这些“事实根据”来论证孔子的“罪行”。归根结底，之所以孔子思想会演变成后世的“封建腐朽思想”，无非是因为一些腐朽儒臣，为了牟取功名利禄，迎合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对孔子思想过度解读和歪曲，进行愚民教育。这就让后世许多人对孔子指责和唾骂，甚至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所以也有必要对孔子“纲常”思想进行正确解读，以正视听。

其实，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跟后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是有本质区别的。孔子的思想是一种双向的责任和义务关系，而后者则是一种单向的绝对服从关系。孔子在其君臣思想中认为，君主首先要像个君主，有德行有才识，处事认真讲信用，爱惜人才，才能让部下尽心尽力，忠于国君。如果君主骄奢淫逸，倒行逆施，不顾民间疾苦，那么他就不是合格的君主，臣子和百姓完全可以背叛他。就比如商纣王，他本身的作为就不是君王该有的，既然身为君王而不做君王该做的事，那么人民也只能把你当“一夫”，而不是君王，就算杀了，也不算诛君，只能算“诛一夫”。

孔子认为待人接物，为人处世都要符合 “仁、义、礼、智、信”，但是这“五常”也要符合“道”原则才行。比如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用只有符合了道义的要求，许下的诺言才可以去实行。同样，“忠”也有忠的道义，不能是愚忠，不然会适得其反，得到恶的结果。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忠”，孔子有着非常理性的见解。例如，在如何看待名相管仲的问题上，他的学生子贡就认为，管仲是不能称为“仁”的，因为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后，管仲作为公子纠的部下，不仅没有像同僚召乎一样自杀殉职，最后还转而做了齐桓公的臣子，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对此，孔子认为，齐桓公称霸后，一定程度结束了混乱的局面，百姓得到短暂安定，齐桓公还多次以和平方式召集诸侯会盟，这都是管仲辅佐的作用。所以，孔子认为管仲是符合“仁”的精神的，符合道义的。因此也给予了管仲较高的评价，这是非常难得而准确的。

从孔子对父子、夫妻关系的论述中，可以认识到孔子对家庭关系的理想要求是：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长幼有伦，亲疏有序，从而各尽其责，各安其份，可见，无论是对做父母的还是做子女、妻子的，要求是平等的，同样不是单一的绝对服从的关系，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有慈父，何来孝子。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许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孝敬父母就是不要违抗违背父母的意愿，实际上，孔子在这里说的“无违”，指的是不要违背“道”或者“礼”，而不是违背父母的话或者意愿。这从后两句话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很显然，孔子要求人们孝敬父母，但孝敬的前提是要合乎“道”或者“礼”，绝不是愚孝，更不是要子女唯父母之命是从。

通过仔细研究孔子的思想，可以发现，孔子之所以是一代圣人，不只是因为他的思想观点高明、精辟，而且还具有极强的辩证思维。所以，对待孔子的“纲常”思想要辨证、全面、系统的思考与理解。

三、孔子“纲常”思想的历史价值

孔子在春秋乱世的背景下，以结束天下动荡为己任，系统地提出纲常思想，不仅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代社会伦理的构建也有指导意义。无规矩不成方圆，孔子的纲常思想也就是规矩，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诸侯普遍奉行武力的战乱环境下，孔子不仅认识到“仁治”的重要性，认识到“仁”是人类天性所驱使由内而外的追求，他还意识到，只有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文化修养，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治理问题，最终实现“天下大同”。所以，他一方面对统治者提出了“仁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民众也提出了“纲常”的伦理要求，对统治者和民众同时提出了道德伦理的要求和准则。

虽然孔子的“纲常”思想经过封建社会的历代思想家的演绎成为“三纲五常”，并被封建统治者用以确立和维护法定的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序列，一定程度成为束缚人们思想和行动的精神枷锁。但仍不能否认，孔子及后来者的“纲常”思想不仅对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起到了积极、稳定作用，还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积极作用：如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等。中华历史上“三纲五常”运行不畅的时期正是社会分崩离析的时期，而中华民族最辉煌的时代也正是以“纲常”为根本的社会道德体系运转最顺畅的时代。正如孔子所预想的一样，“纲常”思想这一道德体系能保证社会的相对稳定与中华文明稳定持续的发展。它在物欲横流、道德信仰缺失的当今社会也能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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