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乡村文艺运动的经验

时间：2024-04-24

柳敏和关翠霞

(石家庄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

柳敏和关翠霞

(石家庄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文艺工作，敌后乡村文艺成为根据地建设中盛开的一朵奇葩，并以独特的姿态绽放在华北敌后，走出了一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新路，创立了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人民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乡村文艺运动；经验

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文艺运动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华北敌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复杂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为动员农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奋起抗战的乡村文化宣传建设活动。其乡村文艺活动是根据地建设中一朵鲜艳的奇葩，这朵奇葩瞬时绽放在华北敌后，形成了前所未有、光芒四射、动人心魄的壮丽乡村文艺景观。乡村文艺作为特殊时代精神的文化艺术，在抗日战争和敌后广大农民群众的考验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乡村文艺运动的主要经验有：

一、始终坚持党领导敌后乡村文艺运动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乡村文艺运动体现在：首先，中共中央十分重视边区文化建设，并制定了正确的文化建设方针。抗战爆发后，党中央非常重视敌后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事业，特别强调文化工作的宣传功能，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北方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提出：‘不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等口号，动员全体爱国军队全体爱国国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在各地用宣言、传单、标语及群众会议进行宣传与组织动员”[2]。这是党中央指导晋察冀边区开辟时期文化建设的最早方针。不久，周恩来、刘少奇还具体提出了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的方法，“（1）在被敌占领区域，共产党与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2）扩大与深入共产党、八路军在群众中的政治宣传，用地方党、八路军名义公开各自发表宣言，广泛散发对地方群众的传单、刊物、标语等，并尽可能联络各地方民众团体举行盛大的抗日示威游行大会，提出当地群众的要求和口号”[3]。明确要求地方党组织和八路军立即开展文化宣传活动，动员人民参加抗战。11月7日，聂荣臻率八路军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地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召开，大会通过了《军事问题决议案》、《政治问题决议案》、《文化教育问题决议案》等，为边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项事业的发展制定了基本原则，其中《文化教育决议案》规定边区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是：“（1）发挥高度的民族精神，加强抗战力量。（2）培养健全的军事政治干部，领导抗战。（3）造就专门技术人才，设立抗战时期的各种事业。（4）培养热烈的新青年，扩大民族革命的基础势力。（5）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水准，并增进他们的健康”。具体措施主要包括扩大民众教育，普遍的设立民众教育机关，加紧民众宣传，提高民众的娱乐及健康，举办特种技术人才训练，筹办边区日刊。如“（1）广泛的组织宣传团、游动教育团等，经常到乡村宣传、指导；（2）组织歌剧社、鼓书社等，并将旧剧改良，加演新剧；（3）经常举行各种宣传周、讲演会等”[4]。其次，建立健全各级文化组织机构。“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简称“文救会”，是晋察冀边区统一的文化工作领导机构。文救会成立后，边区各地原有的文化工作者协会等组织都统一更名为某某地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如1939年5月，原深县教育界抗日救国会改称为深县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尚未建立文化机构的地方则直接建立文救会。如7月完县成立了完县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等，从而基本上建立了一套从边区到乡村的文救会系统，形成了一个覆盖边区各乡村的文化组织网络。其中，村文救会小组是最基层的文化组织，负责村文化教育工作，一般设有标语队、村剧团和歌咏队等，晋察冀边区各级文救会的成立不仅加强了对边区文化工作的领导，而且把文

化工作自上而下地普及到社会基层中去，为乡村文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次，党政军专业宣传队的引导。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人民武装力量，军队文化工作是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从1930年冬中共中央制定《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开始，军队文艺体制逐渐走向规范化。抗战时期，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称八路军或第18集团军）总部到师一级政治机关，在宣传部成立了文艺工作科。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干群工作中，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除建立了军区抗敌剧社、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外，在每个军分区政治部领导下，也都分别建立文艺演出团体（当时称剧社），共18个剧社，其剧社名称依序为：战线、七月、冲锋、火线、北进、前锋、前进、前卫、前哨、先锋、挺进、长城、尖兵、胜利、长城、海滨、战友和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治部所属抗战剧社、冀中军区独立一旅政治部所属光复剧社等。晋察冀边区地方以上建立的文艺工作团体有：西北战地服务团、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晋东北大众剧社、边区联中文工团、冀中新世纪剧社、冀中群剧社等。这些党政军专业文艺团体利用敌后广大农民群众通俗易懂、乐于接受的“口头文化”、“墙头文化”和“钢板文化”等深入华北敌后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和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奋起抗战。“职业剧团的活动又影响了农民，农民们就以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兴奋，起来歌颂战斗写新生……由于职业剧团的影响，农民也开始接受新的文艺形式，如各种儿童舞蹈等”[5]。第四，培养了村艺术干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过程中，党政军专业文艺团体在坚持正常演出宣传的同时，都抽出文艺精英辅导乡村剧团，培训了村文艺干部。1940年5月，西站团创办了晋察冀边区第一个“乡村艺术干部训练组”，以培养训练各地方乡村文艺干部，至1940年底，先后在三、四专区完成两期“文艺”训练班培训，“共培训‘乡艺’干部700多人”[6]。华北联大文艺学院自1939年10月至1942年共举办三期文艺训练班，“训练文艺干部约1250人”[7]。此外各专业文化团体还经常开展群众文艺辅导工作。如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多次抽调教师骨干深入到县、区等地，对乡村各级文艺团体、剧社的人进行专门辅导和培训，普及文艺知识。

二、乡村文艺始终坚持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

乡村文艺运动在党政军专业剧团的引导下，始终坚持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方向，主要表现为：一是配合专业剧团写宣传标语。在敌我交界的农村区域敌占区和游击区，写宣传标语成为敌我文化争夺的特殊战场。二是开展“军民誓约活动”。194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军民誓约活动的指示信》，决定于1942年“一二八”纪念日，各地应一律普遍举行军民誓约活动。军民誓约活动的方式主要是召开军民誓约大会。在大会上组织军民宣读《军民誓约的誓词》：“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是中华民国的军人，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我们国土的时候，为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我愿意遵守军民誓约，作如下宣誓：（1）不做汉奸顺民，（2）不当敌伪官兵，（3）不参加人伪组织维持会，（4）不替敌汉奸做事，（5）不给敌人汉奸粮食，（6）不买敌人货物，（7）不用汉奸票子，（8）爱护抗日军队，（9）保守军事资财秘密，（10）服从抗日民主政府。以上誓约，倘有违背，愿受军纪法令制裁。[8]”此后，晋察冀边区迅速运动起来，开展军民誓约活动，1942年1月28日，晋察冀边区各界万人举行“晋察冀边区军民誓约大会”，来自敌占区的绅士代表与边区各族各界代表一致高呼“发扬民族气节，不做敌人奴隶和牛马！”文艺工作者为大会演出。同时“边区各地所有的村庄，普遍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宣誓仪式，如灵寿二区参加宣誓人数达到全人口数85%。更把军民誓约的原文，普遍写在边区所有村庄的街头的墙壁上，让边区每个群众诵读”[9]。村剧团或宣传队在“阴历新军与军民誓约运动宣传周的期间，一致动员起来，流动演出有关誓约运动的戏剧、大鼓、唱歌、秧歌舞等”[10]。

军民誓约活动的开展，粉碎了日伪破坏边区军民团结、诱迫投降等一切悲观的文化思想攻势，有力配合了边区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提高了边区乡村民众的自信心和政治觉悟。三是开展“政治攻势”。“政治攻势”是晋察冀边区利用军事和一切文化手段对日伪军和伪政权开展的思想、心理攻势的一种特殊文化宣传战，“是在一定时期内，抓紧一定的内容，动员一切力量（党、政、军、民），展开向敌人的全面进攻”[11]。“政治攻势”的方法之一是组建武装文艺宣传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在游击区和敌占区村子里进行文艺演出。边区各大小剧团几乎全部参加了政治攻势，并成为一支主要的“方面军”。他们与边区敌工部、武工队共同组成十几人、二三十人甚至仅仅几个人的精干宣传队，带着轻武器，在夜间翻过日军封锁沟，到达敌占区乡村，迅速布置好场地和警戒，集合群众进行文艺演出。活动结束，则连夜转移到安全地区或隐蔽在其它村的老乡家里。乡村剧团和一些民间艺人也积极参加政治攻势。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河北省清苑县鼓书艺人魏炳山以说书艺人的身份打入岗楼，作争取瓦解伪军的内线工作。藁城县爱国盲艺人韩喜堂在敌占区进行宣传时不幸被捕，韩喜堂当即大骂，“我为了祖国，为了革命，死了算什么？不像你们这些坏蛋当伪军、当汉奸、当日本走狗！”骂得敌人恼羞成怒，端起枪来就下了毒手，韩喜堂就这样壮烈牺牲了[12]。1944年9月12日，井陉政治攻势全面开展后，“西支由儿童组织之武装宣传队，亦出现到新解放区有北陉一带与眉家庄沙窑一带，出演围困炮台捉汉奸等剧，并打霸王鞭，出演操法，新解放区人民情绪很高，儿童自动要求组织童子军，跟着宣传队跳舞学唱歌”[13]。行唐县在政治攻势中“共有16个村剧团搞宣传活动，过去全县只有十来个村会打霸王鞭，这次很快就扩大到47个村，他们学会后马上参加宣传工作。村剧团演出有话剧、秧歌舞、新小放牛、唱歌、街头剧等，内容主要放映边区土生产和反抢掠、反抓丁、发法西斯以及争取伪军。反正，每次演出观众少则300余人，多至700余人，到处受到观众的欢迎”[14]。“政治攻势”方法之二是对据点和炮楼内的伪军喊话。喊话内容：第一是讲解目标国内斗争形势，说明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远了，促进其反战、厌战、悲观失望的情绪；第二宣传八路军的优待俘虏政策，提醒伪军不要为日军送死，及早回头，立功赎罪；第三是警告日军不许残害百姓，警告伪军不要为虎作伥，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仅1944年1月至7月，晋察冀三分区政治攻势与军事出击密切配合“共逼退与攻克敌伪据点100多处”[15]。乡村剧团参加边区的对敌政治攻势是晋察冀边区以文化为武器，围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向日伪军开展的文化思想战、心理战，运用这种特殊形式进行文化宣传教育，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是中外文艺史上的创举。

三、乡村文艺运动始终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道路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传到晋察冀边区后，边区文艺工作者通过认真学习贯彻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自觉地投入到敌后火热的乡村斗争生活中去，推动了乡村文艺运动的深入发展。1944年秋，阜平县高街村剧团在八路军抗敌剧社汪洋、林韦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帮助下，经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创作演出了《穷人乐》。《穷人乐》“报道该村抗战前的苦难生活，与八路军来到后解救人民改善人民生活，特别是大生产运动的种种实事获得观众好评。该剧所采取的形式有话剧、歌剧、舞蹈、秧歌舞、快板，群众称它为‘大杂烩’，剧情均为事实，演员30人都是真人，全剧共分12场，各场次序都按实际斗争的生活排列”[16]。《穷人乐》演出后，不仅各地农民爱看，而且得到领导、英雄、模范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高度评价。12月23日《晋察冀日报》发表题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评论，指出办村剧团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号总的创造力，自己编剧本，自己演自己办过的事，按照演员特点选择话剧、快板、秧歌舞、音乐、舞蹈等“大杂烩”艺术形式，就可以克服剧本、干部、演员等“难关”问题，摆脱一切依赖专业大剧团，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等弊端。《穷人乐》真实地反映了边区群众翻身的过程，不仅内容异常丰富生动，而且形式也是群众自己选择的综合形式，表演活泼熟练，深刻而真实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给一切乡村、连队和机关、工厂的戏剧活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17]。同时，中共晋察冀分局做出《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决定》指出《穷人乐》的创作演出“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实为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18]。号召“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组织群众文化生活。《穷人乐》演出的成功和中共晋察冀分局的决定，极大地影响了边区的乡村剧团，普遍开展学习高街村剧团的活动，积极创作和演出了各自的‘穷人乐’式剧目。如平山县紫庄村剧团、建国县持寺村剧团等，积极创作和演出自己的‘穷人乐’式剧目。1944年，平山县柴庄的民兵配合部队，向附近敌人的据点和堡垒逼近，村里的农民高兴，非叫民兵们演戏庆贺不行，于是便把小学教员杨润身叫来商量，找材料，创作了反映本村自身民兵配合八路军围困敌人炮楼的经历的剧目——《围困堡垒》戏，由参加过战斗的大部分民兵亲自演出，受到本村和附近村庄的欢迎。后他们又创作出反映当地实际生活的《战斗生活》、《送英雄》、《大元头会》和《穷人翻身》等剧目。其中《穷人翻身》剧目上演后，演出效果很好。柴庄剧团是全村农民从苦难斗争中建设起来的一个村剧团，由于坚持了‘穷人乐方向’，剧团本子不断发展扩大，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第一，演出的所有节目，都是为抗日斗争和中心工作服务的，从生活中抓取题材，集体编剧，形成剧本，搬上舞台；第二，剧团作风艰苦朴素，团结互助，听老百姓的话，按群众意见办事；第三，剧团活动与抗日、生产、学习相结合，不误生活，不花农民的钱，提高文化和业务水平，发挥创造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新文艺的子弟班。建国县护持寺村剧团是冀中八路军开辟冀中根据地过程中，翻身农民建立起来的，剧团名称取名为“翻身剧团”。他们公推一名妇救会主任当团长，根据自己翻身斗争的经历，仅用四天时间就创作排演了九场翻身话剧《苓少年变成三孙子》，在庆祝大会上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护持寺村剧团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第一，剧团的成员都是翻身农民，他们表演自己的喜怒哀乐，堪称真正的翻身农民剧团；第二，在剧本创作上，他们到哪里演，就在哪里编，把创作同调查相结合，剧目适时迅速，真实新鲜；第三，所演剧目内容都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敌人的罪行，歌颂群众翻身的伟大行动。冀中文艺工作者协会在《实践和发展<穷人乐>方向的范例》一文中以护持寺村剧团为“穷人乐”方向的实施范例，号召全冀中已有的和将要成立的村剧团为“穷人乐”的方向在冀中乡村文艺运动中普遍发展起来，使得乡村文艺运动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

由于“穷人乐方向”的指引和柴庄、护持寺村剧团的成功实践，发展“穷人乐方向”的模范作用，晋察冀边区乡村文艺运动已普遍地成为广大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翻身戏”遍地开花，如雨后春笋，乡村文艺运动更加坚定了工农兵服务的发展方向。

四、乡村文艺始终坚持利用创新民族民间文化形成的发展方向

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几乎都在华北地区最偏僻落后的农村区域。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文艺形成单调贫乏，当时，比较常见的文艺形式有“大秧歌、梆子、皮簧、柳子调、高腔、快板、大鼓、小调、民谣、拉洋片，另外过去没有用的或很少用的一人舟、旱船、鼓车、社火、十不闲、赶小驴、武术、高跷、花鼓、腰鼓、摆格抬格等”[19]。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率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广泛动员人民群众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由于文艺具有形象、直观和感染力强等特点，宣传动员效果好，故边区党、政、军和各群众团体都纷纷建立各种文化艺术团体，深入偏僻落后农村地区，利用当地农民熟悉的多种文艺形式，适当改造、创新，并赋予新的抗战文艺内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乡村文艺建设运动。其利用创新和改造的文艺形式主要有：一是群众歌咏活动和新民歌的出现。晋察冀边区是北方民歌相当丰富的地区之一，抗战爆发前，农村传唱的民歌只有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山歌、小调和花会歌曲，曲腔虽也浩如烟海，但除部分情歌外，大多数则很少有同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内容。抗战爆发后，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挺进晋察冀边区，党政军专业剧社、宣传队每到一地立即派员召集群众教唱抗战歌曲。受子弟兵的影响，并在专业剧社、宣传队的帮助下，群众性歌咏活动很快在边区普及开来，许多会唱民歌的农民受歌咏活动的启发，纷纷翻出藏在心底的民间小调，填上自编的新词，或自吟自唱，或当众高歌，抒发他们翻身解放和决心抗战的斗志。在抗战烽火中诞生的新民歌，如《挖地道》、《埋地雷》、《拥军歌》、《劝抗日》、《选举歌》和《毛主席是咱大救星》等。二是面貌一新的秧歌舞。秧歌舞是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最熟悉、最热爱的艺术形式之一。自从它诞生以来，便在这块土地上延续了二三百年，长盛不衰。不论是农村还是城镇，每逢年节，只要锣鼓一敲，唢呐一吹，男女老少都汇集到村中或村外广场，热闹的“花会”（春节期间民间舞蹈活动的统称，又叫“闹秧歌”）便开始。旧时“花会”中的秧歌舞（包括地秧歌、旱船、花车、高跷等）表现的多是《白蛇传》、《水浒传》、《西游记》、《天仙配》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随着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抗日宣传队的不断深入和农民群众觉悟的不断提高，民间秧歌队伍中传统的、穿着古装的才子佳人和传奇人物逐渐消失，由改穿现代服装的工人、农民、八路军、青年、妇女、儿童等取而代之。并加进一些有关抗日斗争的内容。如一群儿童或民兵手持红缨枪，威风凛凛地押解着一些被绑着，头上缠着绷带，形象狼狈的鬼子、汉奸沿街游行。人们边舞边呼口号，边唱救亡歌曲，营造的气氛和旧时秧歌已是天壤之别。三、加入抗日宣传的霸王鞭。霸王鞭是流行于冀中沧州一带历史悠久的民舞品种，因所用道具为两端各装有数枚铜钱的小木棒，故而又称“金钱棒”。1941年春节期间，抗敌剧社舞蹈队长郑红羽在完县（今顺平）农村文娱活动中，见当地儿童跳打霸王鞭，感到活泼优美。之后，经过精心的设计和艺术加工，编排了单打、双打、群打的舞蹈动作和队形变化，终于创新出优美健康、别具一格的新《霸王鞭舞》，所用歌曲也以抗战歌曲代替了旧民歌，使在娱乐的同时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抗日作用，演出后，深受广大边区农民群，特别是少年儿童喜爱。四是“四不象”和“大杂烩”等综合文艺形式的出现。戏剧是晋察冀边区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之一，边区政府成立前，这里乡村剧团组织比较少，演出内容大量充斥封建迷信等色彩。边区政府成立后，党政军先后组建许多剧社，戏剧运动成为边区乡村文艺运动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由于各种条件的影响，乡村文艺活动基本上采用民族文艺形式。而且边区农民也“不会演话剧，剧本只能演二簧、梆子，所以他们就决定了闹旧剧，因为没有新内容的剧本，便根据自己丰富的斗争生活经验，英雄故事，编成了戏。内容包括很广，有敌人的残暴，敌占区人民的痛苦，以及反特务、除奸、争取伪军等各个方面。都是‘旧瓶装新酒’，虽然在唱词、坐场诗、韵脚等方面也闹过一些‘笑话’”[20]。农民在利用各种文艺形式方面发挥了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大胆地把梆子、秧歌、落子、上党宫调、小花戏、皮簧、霸王鞭、洋片甚至花鼓、高跷等传统文艺形式与话剧、歌剧、快板剧、话报、秧歌舞等现代文艺形式结合起来，创造出了“四不象”和“大杂烩”等新文艺形式，“有的是歌，有的是歌舞，有的是小歌舞剧，有的是无歌话剧，但又不同于话剧，还有的是活报。他们熟悉什么就演出什么样子”[21]。如阜平县的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剧影响最大，中共晋察冀分局将《穷人乐》的创作演出“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实为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22]。

总而言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乡村文艺运动中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为抗日民族战争服务的方向；始终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利用创新民族民间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等经验，而且也是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特别是发展乡村文化建立的宝贵财富。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97年6月版第847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3月版，第276页

[3][4]《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上）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1页、第82——83页

[5]河北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晋察冀群众文艺运动》（1937.7——1948年）（内刊）第10页

[6][7]河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办公室编：《晋察冀革命文化史料》1991年12月（内刊）第62页

[8]《中共中央北方局暨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关于开展军民誓约运动的指示信》,晋察冀日报》1941年11月13日

[9]刘松涛：《晋察冀的反奴化教育》,《北方文化》1946年6月

[10]《军民誓约运动宣传大纲》,《晋察冀日报》1941年12月10日

[11]《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页

[12]王剑清、冯健男编《晋察冀文艺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9年12月版第528——529页

[13]《井陉地区秋季政治攻势全面展开》,《晋察冀日报》1944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