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北京地名儿变迁看地名文化的演变特点

刘 阳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北京 100083）

从老北京地名儿变迁看地名文化的演变特点

刘 阳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北京 100083）

地名是社会管理的产物，也是民俗文化的载体，既包含着鲜活的民俗民风，又体现着丰富的时代气息。地名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发展有着独特的运动轨迹。本文从老北京地名儿的变迁着眼，展现了北京地名文化的前世今生，揭示了地名文化演变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文明与落后、富足与贫穷、前进与倒退、人性与政治的碰撞冲击和包容共生。

老北京地名儿；地名文化；演变

对地名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它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息息相关。地名绝不仅仅是指一个地理空间或行政区域的称谓和命名，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文化传承，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老北京地名儿的采用与变迁过程中，始终伴随官方意志和民俗文化的角力、冲突与融合。官方意志在管治和规划某一区域时无处不发挥着其主导命名的权力，这同该区域历代沿袭下来的民俗传统重叠在一起，两者或相融或冲突，更加丰富了地名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了地名文化研究的空间，使老北京地名儿从一个个枯燥、干瘪、死板的称谓、字符和代号，衍生成了一幕幕鲜活、丰满、灵动的历史活剧，穿越时空，挥舞手臂，向我们走来。

从老北京地名儿看地名文化的传承性

北京正式成为全国的首都是从元大都开始的。元大都的都城平面为南北长的长方形形状，四周辟门11座。至明朝，北京城共有城门20座，即“里九外七皇城四”，在元大都11门的基础上减去光熙门、肃清门，并将崇仁门、义和门改名为东直门和西直门，此后直至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北京九门名称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沿袭至今。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外城郭修建，新增城门：东便门、西便门、广宁门、广聚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1962年，开通和平门。1946年，将日伪开通的启明门（东）和长安门（西）分别改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

这些城门的命名或表达着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安定、永定、左安、右安；或表达着封建正统观念：丽正、正阳、顺承；或表达着政治教化：文明、健德、义和、崇仁、崇文；或表达着功略政绩：肃清、光熙、平则（贼）、宣武。并且，这种渗透了统治阶级长治久安、兴邦兴国愿望的地名历代传承，沿用至今。

同统治阶级有着政治理想一样，平民百姓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愿望。老北京地名也反映着京城百姓的民俗情结。比如祈求幸福平安，盼望吉祥如意，希望福寿通达，期待富贵荣华等等。据统计，在老北京地名中带有“福”这一字眼的名称最多，如多福巷、三福巷、五福里、千福巷、万福巷、定福庄、隆福寺街、纳福胡同等等；以平安、太平为“主题词”的地名也不少见，如平安里、永安里、广安门大街、长安街、太平庄等等；有些地名又与“寿”字相关，如万寿路、寿比胡同等等；不少地名还表达着人们喜悦、祥和、吉利的心理，吉祥胡同、吉兆胡同、同乐胡同、同庆街等等；有些地名预示着年年有余、大吉大利：兴盛胡同、丰华胡同、富强胡同、大兴庄、兴隆街等等。

由历代沿用下来的老北京地名和出自百姓生活的地名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也见证着北京老百姓生活的多彩纷呈和多姿传承，更成为北京文化兼收并蓄、多元包容的表征。

从老北京地名儿看地名文化的文雅性

一个小胡同、一条窄巷子，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叫什么名儿或者不叫什么名儿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由此，好多胡同、街巷取名字的时候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跑不出老百姓的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名字，形状像什么就叫什么名字，住着什么户家、做着什么生意也叫什么名字。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巴巴胡同、蝇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的就叫嘎嘎胡同；胡同、街道形状像大烟袋的就叫烟袋胡同；死胡同，有进处、无出口，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取名求生动形象、直接自然，好称谓、易区别，恶、俗、贱都不忌讳，将北京人的民俗情结展现的淋漓尽致，将原汁原味的北京地理描绘的栩栩如生。

近百年来，原生态的老北京地名儿经历过多次官方主导的以“地名雅化”为目标的改革。所谓地名雅化，就是把那些粗俗、恐怖和有辱民族风俗的地名改为比较文雅的称谓，促进地名标准、规范和传承。“雅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种方式是尽可能地引入吉祥如意的词汇，例如“闷葫芦罐儿”先改称“蒙福禄馆”，最后定为“福禄巷”；“鸡爪胡同”改称“吉兆胡同”；“王寡妇斜街”改称“王广福斜街”；“打劫巷”改称“大吉巷”，等等。总之，这一改动将“福禄寿”三星全都凑齐了。

第二种方式是将低档、形而下的东西变成高档、形而上的事物，例如把“猪”变成上档次的“珠”（珠宝）或“竹”（梅兰竹菊），如“母猪胡同”、“老母猪斜街”分别改称“梅竹胡同”和“杨梅竹斜街”，“猪市口”改称“珠市口”，“驴市胡同”改称“礼士胡同”，“哑巴胡同”改称“雅宝胡同”，“张秃子胡同”改称“长图治胡同”，等等。总之，雅化就是要让“下里巴人”摇身一变，成为“阳春白雪”。

第三种方式是把消极、暮气沉沉的元素转变为积极、朝气蓬勃的色彩，如“棺材胡同”改称“光彩胡同”，“羊尾巴胡同”改称“扬威胡同”，“屎壳郎胡同”改称“时刻亮胡同”，“蝎虎胡同”改称“协和胡同”，“阎王庙街”改称“迎新街”。通过雅化，一切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第四种方式是降低原来有瑕疵地名的影响力，在不改变老地名的情况下，为附近一个地标赋予新名称，让不喜欢原地名的人多一个选择。如，公主坟、八王坟的地名虽未改变，但在两地建设立交桥的时候，并未直接命名为“公主坟桥”和“八王坟桥”，而是分别命名为“新兴桥”（根据企业名称命名）和“四惠桥”（根据四环与通惠河交叉命名），如此，重新命名的同时也保留下两个地方的历史渊源。

总之，官方的介入使得“地名雅化”成功实施。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会产生不少担忧。民间地名是社会长期发展和演变的产物，它记录了一个区域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色，也经历着这个区域历代人的生活状况与成长历程，当它一旦被官方地名所“雅化”掉，那这历史遗留的唯一的文化标志将无处可寻，那留下封存的只能是满城记忆了。

从老北京地名儿看地名文化的时代性

地名与时代同步，地名的演绎永远与历史时代的变革同生共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名的变迁便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变迁。关于老北京地名儿的时代性最突出的实例，当数“文革”时期北京地名的变化。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道文章。文章说，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动猛烈冲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店铺字号必须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倡议迅速改掉那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红卫兵们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不能有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臭名字，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郊民巷”改为“反修路”，把“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的鼓动下，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商场”改为“东风商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地名改动最严重时期，要数“红海洋”运动时期。大部分的胡同都加上了“红”字，使得当时带“红”字的胡同一下子激增到了100多条，叫“红日路”的就有27条。除了“红”字街名外，像“革命”、“立新”、“人民”、“四新”等字眼也被硬生生的改入胡同和街道名称中，此外更有“崇文门大街”改称“红旗大街”，“地安门东大街”改称“工农兵东大街”，“长安街西口”改称“社会主义胡同”，另外还有翻身胡同、秋收胡同、红到底胡同、学毛著胡同等等。

直至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红海洋”运动的风潮才被坚决制止，但改乱的地名仍旧沿用着。“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恢复正常，北京胡同的旧名称也逐渐得以恢复，到1985年，大部分胡同都恢复使用原名，重现了古都的风貌。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城市边缘得以不断的扩大，城郊许多的地方也逐渐成为工业区、开发区、经济园、试验基地等等，北京市对这些新建的街区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其名称大多带有现代、开放、多元甚至国际化元素，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着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新形象、新面貌和新气息。

透过老北京地名儿的变迁，一座鲜活跃动的北京城展现在我们面前：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在这座历史舞台上，有帝王将相的更替，也有寻常百姓的悲喜；有宫廷禁城的尔虞我诈，也有市井众生的安逸坦然；有国泰民安的富足与繁华，也有动荡不安的颠沛与流离。北京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作为六朝古都，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度的人都在这儿留下了他们的行踪，不同的语言、文字，不同的习俗、文化都在这儿有过碰撞和交融。到今天，最能说明和见证这一切的就是老北京地名儿。这也是地名文化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