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平津决战谋篇布局之特色

任淑艳

（天津市委党校 中国天津 300191）

毛泽东平津决战谋篇布局之特色

任淑艳

（天津市委党校 中国天津 300191）

平津战役系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次敌我大交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向胜利之路，无一例外地取决于谋划与运作，或言决策与用兵，即事与谋。决战性的战役尤当如此。平津决战谋篇布局之特色，决策用兵之精到，无处不在的《孙子兵法》，又远非不朽的军事经典《孙子兵法》之连珠妙语尽能概括的。

平津决战；决策；用兵；孙子兵法

平津战役系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次敌我大交锋，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它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乃不变之定理。然而通向胜利之路，并非天然之坦途，或漫长，或短暂，或崎岖，或平直，皆无一例外地取决于谋划与运作，或言决策与用兵，即事与谋。决战性的战役尤其如此。用以解决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所谓北平、天津、绥远方式的创造，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平津战役决策与指挥的出神入化，堪称中外战史经典之作。平津决战谋篇布局之特色，决策用兵之精到，无处不在的《孙子兵法》，又远非《孙子兵法》之连珠妙语尽能概括的。

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毛泽东决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平津战役中得到成功的运用。

战争被称作流血的政治，论及战争，总要联想到血腥与伤亡，这几乎成了战争的同义语，并作为战争的常规被认同。战役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迫使敌人屈服最终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既然是手段，就需加以权衡。在屈人之兵上，战与不战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效。选择战与不战要因人因事因时而定，在多种制约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是英明的战略指导和超凡的军事指挥。鉴于此，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只是善用兵，而且是战争的最高境界。

“屈人之兵而非战者”，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实力悬殊，敌强我弱，战则于己不利，通过政策策略瓦解敌人，可赢得武力打击意想不到的效果。北平的和平解放则为第二种情形，我军实力已今非昔比，士气高昂，所向披靡。之所以采用和平方式解决敌军，实乃铁肩担道义，不仅能使极具政治、经济、文化价值的名城北平，免遭战火洗劫，而且可以保护城市工商业，减少人员伤亡，有助于扩大我军建制，并能够加快胜利的进程，还可以保证中共中央及政府首脑机构顺利迁入北平，这是出发点之一；之二是对傅作义的一贯作为和两难处境有深入了解，傅系地方实力派，非蒋嫡系，与蒋积怨日深，在抗战中深明大义，态度积极。在北平问题上，因顾虑重重，苦苦徘徊于顾全民族大义与彻底沦为民族罪人之间，心情极为复杂矛盾，适度的外力无疑可助其抉择。由此可见，人民解放军不是无力攻取北平，而是不宜武力轻取。既然不战可屈人之兵，何乐而不为。况且选择何种方式解决傅部还关系到平津的稳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用军事手段铺就通往和平道路的方针，攻心与攻城相结合，对傅进行政治争取，通过其亲朋故交进行游说渗透，晓以利害，使其抛弃幻想，打消顾虑。同时辅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即使一旦和平解决的道路受阻，也不会贻误和丧失战机。傅面对华野和东野百万解放军的破竹之势，无法消受，已如惊弓之鸟，加之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武力解决了天津守敌，这一并成为傅作义决意投诚，接受和平改编的军事前提。所以，北平之敌的和平解决可以说是以柔克刚，以刚举柔，刚柔并济，迫敌就范。北平的和平解放，对新中国的重建，功不可没。

二、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战争有惯常之规律和基本之要素。若言谋略，充其量不过三十六计，但却可以有幻化无穷的战术组合。出奇不意，既在情理之中，又在常规之外，即可谓之奇胜。平津战役从高层决策到实际操作，无不充满智慧。最高决策者毛泽东在决策和指挥过程中既非力排众议，也非简单地博采众长，其用兵与决策可用两个字概括，即“定”和“变”。战役以决战形式出现，彻底解决平津守敌的战略已定。战术上求变，冲破思维定势，既着眼于目前战局，又不僵滞于眼前；高瞻远瞩，既无处不到，又非面面俱到；不仅对战势了如指掌，更能充分利用战术的灵活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辩证灵活地处理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因势利导，促其互动和转化。定与变相得益彰。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从围而不打，隔而不围，到打掉两头，孤立中间，奇正结合，环环相接，丝丝入扣，促成了最终吃掉天津敌人，和平接管北平的结局。打破常规，灵活多变，屡出奇兵以奇制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是屡试不爽的制胜之宝。傅作义曾盘算，在东北战局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入关至少需要三个月，他可借机将华北国民党军从60万急扩至100万，一来可加强军事实力，二来可为自已增加政治筹码。幻想以一字长蛇阵来确保万无一失。然而毛泽东却出其不意地在东北战事结束之前，就命令东野秘密入关，并用包围张家口吸引傅部的注意等手段迷惑敌人，以掩护东野入关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时达到了一举消灭敌35军等主力的目的。手段与目的巧妙结合，战术运用炉火纯青。当平津战幕拉开时，东野已入关并部署完毕，实现了对傅集团的战略包围和分割，腰斩敌“一”字长蛇为五截。一招奇兵使傅痛失或谈或打的筹码和本钱，开始试探性地谋求和谈。对于其颇欠明朗的态度，中共中央并未以固定的模式非打即拉，而是采用又打又拉、恩威并施的策略，把傅列入战犯名单，从而一举多得，既让傅认识到自己负有不可逃脱的战争罪责，又通过此举加强了傅的合法地位，有可能借此大做文章，更重要的是使蒋系亲信从幕后迫不及待地跳到台前，充分表演，使傅对蒋利用他的真实面目一览无余，下定倒戈之决心，谈判得以越过最为艰难的台阶，最终踏上和平之旅。

三、上下同欲者胜。夫上下同欲，即万众一心，为赢得人民的解放，打败反动派这一共同目标，军民团结作战支前，将帅协同决策用兵，这是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

平津决战的胜利，首先离不开华北及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民众以极高的热情拥护和支持解放军，倾其所有，尽其所能。为配合东野入关作战，15万民工利用民间的大车、小车、手推车或人背马驮，随大军远征，以保障百万大军的粮草供给，铺路架桥,运送伤员,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战役期间，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等亲自主抓支前工作。冀中、冀东、北岳区等均成立了支前委员会或指挥部。后勤保障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决战战役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参战人员众多，就地取给不能满足需求，所以物资运输成为重中之重，民工支前是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不仅如此，大量物资的募集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据不完全统计，平津战役共动员民工2154万人，共修路7000余公里，架桥372座，出动担架2万余副，小车2万辆，大车38万辆，牲畜100万头，运粮3.1亿斤”。[1]总之，依靠军民两条线保障了巨大的后勤供应，单靠任何一方都难以完成，正可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以其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严明的纪律，勇敢的战斗作风，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在一定意义上说，天津战役是军事胜利更是政策的胜利。

加强政策宣传使之深入人心，是我党的工作作风也是平津战役之特点，使全军上下，皆了解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主动配合瓦解敌人的攻心战。北平群众在我党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坚持武力顽抗的倒行逆施，产生了巨大影响。

决策层将帅协同一心，是战役胜利的有力保证，有史以来，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为数不少。蒋邦集团高层勾心斗角，内讧频发，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最终成为导致兵败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反证，高级决策层的团结协同，的确至关重要。与之迥然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领导层紧密团结，步调一致。这种团结绝不是抹煞是非的一团和气，而是目标一致、人民至上、志同道合。以集体的智慧，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用兵与决策上皆有不同的贡献，中共党和人民群众上下齐心，同仇敌忾，锐不可当。

四、夫兵形象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概括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与走相结合的运动战，可谓恰如其分。为掩护东野秘密入关，华野杨成武等部，造成包围张家口之势，傅不知是计，调35军回撤驰援，并暗中窃喜，自以为正中下怀，郭景云更是自鸣得意，忘形至甚，殊不知35军已钻进了华野19兵团的包围圈，令其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东野如神兵天降，出现在面前，配合华野作战。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被蒋介石视为狡猾过人的宿将傅某栽了跟头。解放军的战略运动，贵在无定势和常形，高深莫测，质在有备而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中央军委原决定东野主力入关后，首先歼灭塘沽之敌，以断敌东逃之路。在兵力配置上，对敌人有可能借我军力克塘沽之时兵力向东集中的可能性做了充分的估计，也做了周密的准备。而在实地勘察时，发现塘沽地貌不利构筑工事，难以严防敌军东逃，而且根据形势判断，傅部很有可能会借我军攻打塘沽之机突围，于是中央军委断然将矛头指向天津，一面向天津守军发出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一面完成了军事攻坚部署。天津市区地形南北向狭长，且守敌系南弱而北强。守军司令陈长捷错误地判断擅长攻坚的解放军，会打北部攻坚或以南部为突破点，然而，东野的最高指挥电请中央，决定以中部为主攻点，主攻纵队如锋利尖刀，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其余纵队乘势铺开，先南后北，如水淹七军，如风卷残云，先吃肉、后啃骨头，仅用29小时即解决了天津守敌。出神入化的兵力调配已令敌军眼花缭乱，加之此次战役中投入的大量新式兵种，坦克兵、炮兵、工兵、步兵多兵种全方位交叉协作，如百变金刚，使敌人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天津战役既不排除争取守敌和平放下武器的可能，又不放弃武力解决，根据敌军布防和意图及时调整战术部署，因敌而制胜。解放军所到之处，犹如洪流荡涤着污泥浊水。

五、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孙子日：道、天、地、将、法“凡此五者，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主熟有道？将熟有能？天地熟得？法令熟行？兵众熟强？士卒熟练？赏罚熟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国民党反动派背离民意，大失民心，草菅人命，频起内讧，蒋、傅矛盾，高层弄权，法令不通。与之截然相反，人民解放军是正义之师，顺乎民心，合乎民意，纪律严明，官兵一致，上通下达，将帅协谋，决策英明。解放战争最初两年的对垒及辽沈、准海两大战役，已基本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而且东野提早入关，与华野总兵力达百万，占绝对优势。本着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在战役开始前，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在组织战略上积极而慎重，做了充分而周密的部署，在战略决策上已成竹在胸，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绝非一赌胜负。对敌兵力数量、配置、军事指挥的特点，集团内部矛盾乃至细腻的心理揣摩，无不了如指掌，正所谓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其攻势必定是直奔要害的致命一击。所以平津战役不是毫无准备的顺水推舟之作，而是经过充分运筹的杰作。不战已知胜负了。正如毛泽东在总结北平、天津、绥远三种方式时，精彩而准确地提出“解决”国民党军事力量，“解决”二字道出了决战的真谛，展示出胸中自有百万兵，九天五洋缚苍龙并且稳操胜券的雄浑气魄。

平津战役的胜利，基本肃清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军事力量，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该战役主要经验特点是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武力解决与不流血的斗争方式相结合，暂时让步与集中力量消灭首要相结合，其谋篇布局之精进，遣将用兵之老道，分寸之间，拿捏自如，彪炳中外战争史册。

[1]李新、陈铁健主编《最后的决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77页。

任淑艳,工作单位：天津市委党校党史部,职务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