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大同”理想与实验

王 垒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毛泽东的“大同”理想与实验

王 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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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大同”的向往与追求。他毕生的伟业丰功，以及他的错失，都与他对“大同”的认识和对“大同”执着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一、毛泽东毕生向往之“大同”理想

大同思想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礼记》假托孔子的名义，很早就揭举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面“大同”思想旗帜。大同观念，在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来许多对现状不满的著名人物，都把实现大同作为自己追求的理想。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有对大同的形象化描述；而以毁坏孔子牌位开始造反生涯的太平军领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也都不忘称引孔子关于大同的叙说。近代则以康有为著《大同书》，倡言“自由”“平等”，开始使“大同世界”在保持传统的空想烙印基础上，涂抹了一层资产阶级理想国的油彩。为了实现“大同”，康有为提出了去家界、去国界、去级界、去种界、去产界等主张。康有为的这种设计当然纯粹是一种从儒家那里传承而来的渊源久远的历史幻想。毛泽东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康有为的崇拜者，辛亥革命以后，康氏“从枝节入手”的变法维新主张虽早已褪色，但大同世界的理想却仍然具有相当魅力。而随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刊行于世并广泛传播，孔子儒家的大同理想再次唤起人们热烈的向往。从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曾热情地把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与孔子的“大同”理想结合起来介绍给国人。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同样热烈地追求过这一理想。所以，1917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最是念念不忘的，就是：“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毛泽东对陷于水深火热的“小人”“愚人”充满悲天悯人的深切同情，对未来的“太平大同”的善良美好的理想表现出衷心的向往。

1919年，毛泽东在“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下，进一步将这种“大同”理想化为具体的“新村”计划。在发表于《湖南教育月刊》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他提出要建立一种学校、家庭与社会结合为一体的“新村”。在这种“新村”里，设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作厂、消费社、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这比康有为《大同书》中的设计更为周详。至于家庭问题，他虽不像康有为那样把消灭家庭视为实现大同的主要关键，但也强调要解决家庭与社会的矛盾。追根溯源，不能忽视《大同书》和传统儒家“大同”思想对他的深远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更有利于青年毛泽东去进一步接受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而毛泽东在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无限向往并纵情高唱：“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就已是在继承儒家“大同”理想的基础上又实现了新的超越。

二、“大同”理想的背景与性质

“大同”理想是传统中国小农社会反映农民平等与平均主义要求的一种空想，其经济背景就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可谓源远流长。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假托孔子之名，对“大同”社会理想作了经典式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一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的作者，根据古代传说，推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互助互爱，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之世，寄托着中国早期先贤心目中的理想。后来历史从蒙昧混沌走进文明进化，出现了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随着财富创造力的增强以及社会财富的增长，激发了人性中的贪欲，引发了日益增多的纷争以至战乱，冲击了原始蒙昧时期适应物质财富贫乏状态的社会情态。因此，就需要用“礼”来维护社会秩序，消弭争战。禹、汤、文、武、周公、成王都属于这种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小康”之世的圣人。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这一经典描述，既没有涉及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涉及生产关系的变革。本质上反映的是传统小农社会里人们对平均主义的理想化追求，先秦时期比较鲜明倡导这平均主义追求的，以儒家和墨家最为突出。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当然也是早有这样的主张。孔子儒家“大同”思想，实际上就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剧烈社会动荡中，希求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固守旧有的礼乐社会制度，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应该指出，马克思对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特征的描述，与儒家平均主义的“大同”理想，可谓截然不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这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所特意突出强调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的经济状况，重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

显然，《礼记》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特征。

《礼记》虽把“大同”当成一去不复返的“太平世”，但它却仍能激起历代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的热情关注和向往。直到近代，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以“大同”理想作为激励造反、实施改革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口号。儒家“大同”思想在近代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可谓异常深刻。[2]

三、毛泽东的“大同”情结

毛泽东对“大同”的执着和向往，实际上是把儒家平均主义的“大同”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了。

从1917年写作早期三篇反映自己思想成长的文稿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从事革命理论与实践活动的时间长达60年。他著作等身，而最清楚地表达其“大同”理想的则集中在：《学生之工作》，《〈张鲁传〉批语》，《五七指示》和“文革”后期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等等。考察这一系列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追求平等与平均主义的“大同”理想，是始终贯穿毛泽东一生思想体系中的一根主线。

毛泽东早年就很崇信康有为的“三世大同”学说。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两年后，他撰写《学生之工作》，所述的“新村”计划，更反映了《大同书》的深刻影响；20世纪50年代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之胚芽，在其早期《学生之工作》中正有不少显而易见的踪迹。康有为的《大同书》对理想社会有许多具体详尽的描述，如设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成人则由政府指派生产事业，男女自由婚配且以一年为期，等等。毛泽东1919年写的《学生之工作》中，所设想的“新村”即是：“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中就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剧院、病院、公园、博物馆等，关于工作事项则规定有“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等，这与他后来概括“农林牧副渔”形神兼似。30年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取得了革命胜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这里，只是对康有为未能找到通向这个理想的道路深表惋惜，而无一语论及康氏设想是否现实可行。历史上，贫苦农民在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就用揭竿而起的暴力行动，打破暴政统治，按照“平等”“平均”的理想，建立起短暂的实行平均主义的政权。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以神道治病，设义舍，置义米、义肉，维持政权达三十年之久，毛泽东多次大加赞赏，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他把自己所领导的新式农民战争，所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诸如军队和干部的供给制，群众中的互助合作，则都视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传统。毛泽东十分珍惜这种新、老传统和他心目中纯净美好的“大同”理想。当他愈来愈觉得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既丢掉了战争年代的好传统，又未能迈向他所衷心向往的“大同”理想时，他不惜通过采用非常政治手段发动“文革”加以“砸烂”，期望按照体现他心目中“大同”理想的《五七指示》进行重构，创造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四、毛泽东“大同”实验告败

毛泽东少有大志，从小就立下了要以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按平等与平均原则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宏伟抱负。五四时期，他有过无政府的梦想，设计过“新村”建设的详尽方案。战争年代，他所领导的工农红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他一直眷恋不已。进城以后，以苏联为榜样，改行薪金制、军衔制，他认为这些都已倒退到“资产阶级法权”了。晚年毛泽东通过非常政治手段，动员全国力量推动实现他心目中的“大同”理想，突出体现在从大办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这前后相承的两次以彻底失败告终的大规模实验上。毛泽东直到临终之际，还谆谆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并为身后可能有人起来否定“文革”而忧心忡忡，寝食难安。“文革”开始时，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捷径。可是，后来的发展并不顺遂，他终于发现经过一番重建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他深感失望而又无能为力，毕生梦寐以求的“大同”理想已变得遥遥无期。这就使得他暮年心境，格外悲凉。

1958 年发动公社化运动时，毛泽东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五七指示》的“大学校”则不但把各行各业合在一起，而且还要取消固定的分工，实行“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以便消灭差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实质上，这是以返回自然经济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背道而驰的。

三大差别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样，将来也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消灭三大差别。但毛泽东却不顾客观条件，完全违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描述，没有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且急于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尽快地消灭三大差别。他把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安排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组织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并管理学校；部署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劳动，如此等等。从总体上看，《五七指示》正是将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进一步向部队、城市和文教领域推广和发展。“其基本精神，是提倡城市向农村看齐，工业向农业看齐，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看齐，总之，是以向后看齐的办法来消灭三大差别和实现平等与平均的‘大同’理想。”[3]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2]王垒.儒学渊源与毛泽东的文化选择[J].党史博采(理论版)2010(3)：13

[3]汪澍白.传统下的毛泽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