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启示

李 亚

（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启示

李 亚

（西安政治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8）

在社会主义研究的道路上，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南方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经典之作。邓小平结合我国国情，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赋予“社会主义”新的内涵，这些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的研究并从中获得启示。邓小平的“国情观”和“世界观”是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前提。邓小平的“实践观”和“改革观”是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落脚点。邓小平的创新精神、务实精神和世界眼光是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研究过程中，给予我们的三个重要启示。

社会主义的内涵；中国化；邓小平的贡献；启示

社会主义自从其产生以来，就有无数的思想家对它的内涵进行剖析和解读，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其内涵的同时，要秉承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其所有问题，这样才能明辨“是非”，理清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十分明确的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对待。”[1]经历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颠覆性”实践以及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实验性”历练，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是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到中国的仁人志士引进“科学社会主义”，到毛泽东及党中央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再到邓小平及党中央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江泽民和胡锦涛及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以及创新，“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迸发出新的内涵和意义。其中邓小平及党中央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当中，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谋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为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新的发展模式和样本。南方讲话就是其“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经典之作。本文试就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贡献及其启示进行探析。

一、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国情观”和“世界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

现实当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是坎坷的，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起点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以“落后国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其中存在着认知的缺陷、解读的遗漏、实践的脱轨、创新的不足等问题。正是基于对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经典理论与现实脱节的深入思考，邓小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了科学分析与全面考察，紧紧围绕中国现实国情，科学定义了社会主义的内涵。

（一）“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2]，在处理好“学与不学”之间，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邓小平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讲到社会主义道路时，就提出了如何辩证的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讲：“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我们绝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绝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3]他指出：“对于资产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4]1980年，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时，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说：“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1992年，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邓小平以彻底的唯物辩证法来看待资本主义，他既坚持反对视资本主义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触、完全抵触的思想；同时，也强调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但他也提醒人们：资本主义的制度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不好的东西要抵制。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不能模糊和动摇的。

（二）在对比考察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获得自身发展的启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实践经验的考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视角，更具世界眼光。中国的革命是以俄国的“十月革命”为师，中国的建设是以学习苏联为起点，所以学习和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也是十分必要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总是把中国的建设经验与苏联的经验进行比较，从中汲取教益。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到后来的苏联模式僵化了。”1988年他在同莫桑比克总统谈话时又说：“坦率的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6]邓小平同志在考察苏联模式的同时，也考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1980年他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线代表团时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许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同年，他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7]1989年他在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说：“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不会获得发展。”这些表明，邓小平在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就中国的经验同其他国家做比较，阐明了一些经验：选择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不是一个国家革命胜利了，就可以马上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有一定的物质和思想基础；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一定不能闭关锁国。这些经验就是为了更加明确和清晰的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惑、解决好自己的事情。

（三）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是解决“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依据

毛泽东曾经说过：“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8]邓小平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时，正面肯定了建国后“一化三改”的过渡路线，“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的二十几年都搞的很好。”[9]但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的生产力发展非常缓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得到最佳的发挥，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要求，我们还差得很远。事实表明因为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模糊，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屡屡受挫，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文革”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没有及时转变，思想界在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统一，邓小平率先打破各种“粉饰”，承认中国虽然经过多年建设有了成就，但仍未脱离经济文化落后的状态。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叫社会主义。“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的。”[10]他清醒的意识到：“现在虽说我们也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11]邓小平指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12]他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邓小平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对我国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进行了正确的分析，这才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概念，使社会主义的内涵进一步中国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建立在认清现实基础上的“实践观”和“改革观”是社会主义内涵中国化的落脚点

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之后，全中国要面临的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在如何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国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要求按照“文革”前路线进行的，有要求“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针对种种呼声，邓小平指出必须在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搞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必须按照中国自己的国情来办事情，必须以实践的标准来检验真理。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战略方针。

（一）社会主义的内涵只有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才能体现其本质

邓小平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问题上的立足点是通过具体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地揭示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不是局限于纯粹的思辨和抽象的争论。邓小平十分重视实践，他对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科学的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实践观。文革后，针对“两个凡是”口号，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为人们怎样寻求真理和如何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基础。邓小平总是坚持用实践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出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深刻的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都没有经历过，他们也没有现成的实践和理论供我们去研究。因此要想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光靠相互争论和闭门造车是不行的，要靠亲身去干，“摸着石头过河”，在创造性的实践中产生经验和发展认识，并去指导实践。

（二）认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才能更好的开展社会主义建设

深刻认清我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首要问题。邓小平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提出的理论基础之上，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之上，而是脱胎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它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直接对立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繁殖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正如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的影响，所以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14]所以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是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改革开放是兴国之道

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开创性的提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邓小平认为，文革结束后，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就外部环境来说，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的经济快速发展，而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明显与其他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基于这三点，“如果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5]邓小平坚信，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我们搞建设有三十几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开放。”[16]他还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7]同时，在如何判断改革成败的问题上，邓小平开创性的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不仅消除了人们对改革措施的一些疑惑和担忧，更是与他一贯坚持的实践观是完全吻合的。可以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结果，同时也是检验其价值的标准。把实践的结果作为判断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标准，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道路指明了方向，更是对社会主义内涵的丰富。

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内涵的揭示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建设社会主义，要具有创新精神

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生命力的体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关键的就是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邓小平曾指出，学习苏联是不错的，应该学，但我们不能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要敢想、敢说、敢干，富有创造性。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就不能对世界做出我们的贡献。所以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具有创新精神。这样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取得长足的进展。

（二）建设社会主义，要具有务实精神

务实即强调实践。从“猫论”的提出、真理标准大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我们可以看到贯串的一条主线那就是邓小平务实的实践观。实践是一切理论通往现实的唯一途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开展创新的唯一方法。我们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是仅靠理论支撑就能办成事的，更需要我们大胆的、主动的投入到实践当中去。这不仅是对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最大发扬，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所需、时代所需。

（三）建设社会主义，要具有世界眼光

放眼世界，才能知兴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大胆的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的好成果，就是要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现代化建设中先进的方式方法，就是要不断拉近与资本主义国家实力的差距，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都需要我们要具有世界眼光，不能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我们就能清楚的知道自身存在的一些不足。通过学习其他人类社会文明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我们就能不断进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6页。

[2][3][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167-168、338、313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139、261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9][10][11][12][13][14][15][16][1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4、116、225、231、373、252、266、266、121 页。

李亚，(1983—),男，陕西宝鸡人，助理讲师，西安政治学院军事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发展与军队政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