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9
王雪,黄海鹏
“网红”即“网络红人”的简称,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因个人才艺、颜值或某个特定事件受到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一类人。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5G商用加速的背景下,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我国的微博网红中“80后”群体占比55%左右,“90后”群体占比32%左右。与2017年相比,网红受教育水平有所提升,其中大学生占比63%,成为网红群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大学生网红的出现对大学生群体来说既是机遇更是一种挑战,作为关键群体的大学生对网红文化的认可度和参与度,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思想信念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因此,厘清大学生网红群体的内涵及其生成逻辑,帮助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树立正确的道德观、成功观、审美观、金钱观及消费观,对拓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降低网络负面影响、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网红多为普通人,一般产生并活跃于互联网平台,其自身具有一定特长或背后有团队支持,通过制造话题,发布原创作品,生产创作社会群体普遍关注和消费的内容,利用资本造势引起网民的大量关注并迅速走红,在各个社交平台有一定影响力和传播力。网民的关注度和讨论度会为其制造流量,“影响广”“收入高”“门槛低”“更新速度快”是新媒体时代下网红的特点。
网红群体影响广泛。当今网红群体致力于成为“社交媒体影响者”,他们会在多个网络平台输出内容、曝光自我从而获取更多关注,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选择和娱乐需求。《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社会目前互联网普及率达64.5%,信息的高速传播和资源共享让关注网红的群体不断扩大,更高的关注度和曝光率使得网红拥有了影响他人、改变他人的可能。
网红群体高名厚利。信息的高速传播和资源共享让网红可以快速得到关注,成为众多网民瞩目的焦点,他们可通过虚拟礼物、广告营收、线下活动等渠道赚取高额收益,这也更加满足部分当代人想要“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心理诉求。
网红群体从业门槛低。互联网是一个平等参与的抽象空间,出身普通的网红不需要拥有高学历,不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没有特定年龄、职业、品行的要求,只要有流量即可。出身普通的“网红”让普通网民拥有“同等参与感”,狂欢化浪潮满足了网民的猎奇窥私心理、情绪宣泄心理、渴望逆袭心理以及盲目从众心理,通过媒体的宣传影响,实现了草根阶层走向红人的身份转换。
网红群体更迭速度快。网民对网络社交媒体的要求高,极易产生审美疲劳,兴趣转移快,有些网红的创作缺乏深度与沉淀,并且由于跟风抄袭模仿现象存在,许多作品同质化严重,因此网红过气快。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才能吸引网民持续的关注和支持。
大学生是指正在接受基础和专业高等教育但还未毕业或受过高等教育已经毕业走进社会的人,是具有开拓性的建设与创造能力的主力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人群。他们正处在个人思想渐趋成熟、价值观养成的关键阶段,存在追求个性化价值,易于接受新事物,但缺乏一定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的特点。很难透过网红的表象输出去探究其本质机理,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是非判断、道德认知、消费概念、审美水平等均受到网络红人影响。
追求个性化价值是当代大学生群体最显著的特点。随着社会环境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他们习惯了更多关注自我感受和个性发展,思想独立,追求生活质量和品味,对网络上的新兴事物包容性强、接纳度高,喜欢通过自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更注重个体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实现。
缺乏一定社会经验和辨别能力是大学生群体的普遍特点。当下,网络环境充满了新潮前卫、自由丰富,极大地满足了年轻人的好奇心,成为大学生认识社会样貌的主要途径。大学生多处于18-23岁之间,还未构建成熟稳定的三观和思想体系,再加上大学生一直处于半封闭的校园生活,对社会缺乏独立思考和准确辨别判断能力,容易被网络上的信息误导,陷入“选择”的困惑。
大学生网红群体的产生,是大学生择业观在新媒体时代成熟发展条件下的阶段性呈现。既受社会环境影响,又受个体兴趣支配,是多元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层面来看,大学生网红群体作为网络媒体变迁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符合TOE框架,即大学生网红群体不仅是新媒体技术创新发展的结果,而且受到组织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其生成与发展遵循技术赋能、组织发展与环境支持的协同互动逻辑。
技术赋能的对象是学生本人、幕后团队、社交平台、孵化公司等多元主体,众多利益相关者围绕网红发展进行合作互助。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予了民众充分展示和表达自我的平台,在这种相对开放、扁平化的文化空间中,作为网络新生代的大学生,对新兴媒体兴趣大、好奇心强、参与度高,他们依托技术产生文化符号,依托新媒介赋权进行自我表达,构建了有影响力、有价值的个人形象。社交平台操作简易,通过模块化拼接和傻瓜式特效,降低了作品制作的成本和技术门槛。福特主义的网红孵化模式让大学生成为网红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从而提升大学生网红的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破除时间、空间上的潜在壁垒,增强大学生网红的自信心和掌控感。
大学生网红群体不仅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且还受个体内在精神价值、兴趣爱好、心理认同等方面支配。大学生群体通过“被动走红”和“精心包装”等形式,产生了某种集体表象,造成大学生网红群体的出现,但是这种演化的过程还需要获得大学生在个体上的认同,这样才能将大学生个体凝聚起来,形成大学生网红群体的社会共识。
当前大学生群体中,成为网红心态的弥散正是由于社交媒体的聚焦和放大,通过相互间的观念认同,逐步形成相似的社会群体,网络空间无疑为这种精神层面的聚集提供了可能性。大学生时间支配相对宽松,分时段课程教学使得学生在学习之外的碎片化时间较多,高学历水平也让他们能够在运营网红身份时产出更多新鲜的内容。同时多数大学生可支配收入少、但想尝试的活动多,不少大学生抱着锻炼和挣钱的心态去做网红,即使收入报酬略低于市场估值也可以接受。因此他们利用网络上的聚集,运用语言、视频等形式的互动,将所遇到的信息和个人制作的作品分享在网络,引起众多网民,尤其是朋辈的社会共识,个体认同并内化这种集体表象,最终产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网红。
市场经济大潮下,中国网红经济市场一直处于持续扩张阶段,2019年网红经济市场规模超过2500亿元,网红群体具有极强的吸金及导向消费能力,因此网红经纪公司、网红培训机构等相关产业应运而生。大学生以其特殊的群体效应,引起了这些公司的关注。专业的团队从大学生网红的发掘与培养,到依托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并最终实现变现的过程。使得网红发展职业化、规范化、专业化。从创意提供到技术支持,从粉丝维护到提供资源,这复杂的商业运作过程,帮助了大学生在学业之余,仅凭个人很难较好地协调网红身份带来的任务量,让大学生有更多精力投入到作品制作中,为其提供更迅速、更专业的成长环境。
社会环境的驱动是大学生网红群体生存的重要因素,大学生网红群体从诞生到发展都与社会背景的变化紧紧相连,受到外部环境、网民心理需求和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首先,社会活动的形成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影响个体的行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兴起与普及为大学生沟通交流搭建了信息共享平台,平等性与互动性的沟通模式使大学生兼具表演者和观看者的双重身份。第二,大学生创作各类文化产品,实现了多元化形态汇集,作品延伸了民众的视觉和听觉,为民众提供了信息价值和新鲜感,补偿了普通民众在以往媒介平台缺乏为自己发声渠道的缺陷,为其提供了情绪释放的路径,网民在这一浸入式体验中获得了代入感与自我满足。第三,媒介技术高速发展使日常生活趋向于碎片化和零散化,民众的休闲时间需要更多具有可观性的内容。开放式的平台资源端口为大学生群体提供了很多免费的展示空间,容错率高、试错成本低,很容易达到内容输出的初级效果。
大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是青年群体成长的必经之路,面对大学生网红现象的挑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动员各个群体的力量,在正向引导下帮助大学生塑造积极的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
在新媒体时代,网红是信息传播过程的发源地之一,控制着信息的内容、导向和民众的体验感,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实现应该与社会价值相统一,因此强化大学生网红群体的正能量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大学生网红应严于律己,不被利益诱惑,严格把控作品质量,自觉抵制负面信息和行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坐标,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及技能,通过网络平台,让更多人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传递家国情怀,弘扬积极正能量,用理想本领担当铸就新时代青年责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认知水平。高校要加强对正能量网红的宣传,打造具有本校特色的网红品牌,通过朋辈引领,让大学生网红成为青年成长成才的助推器。
多元教育管理主体可以围绕共同关注的问题实现更大范围的交流与互动。大学生网红群体教育管理共同体建设可以聚合高校、媒介平台、政府职能部门、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和社会公众等多方力量,形成对大学生网红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教育和引导。
高校要进一步更新管理育人理念,真正以多元、服务和共情为引领,推动大学生网红群体的管理教育和正向发展,将网络素养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加大对大学生关于网络素养法律政策的教育,用更健康、更有营养的文化供给,使大学生树立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抢占网络意识形态第一阵地。一方面,高校在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大学生网红群体将“做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作为人生目标,帮助学生提高鉴别能力和欣赏能力,让学生懂得为自己的言语和行为负责,杜绝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消极思想。同时,高校要引导大学生网红群体做好时间规划,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兼顾好学业任务和兴趣爱好。另一方面,高校要关注大学生网红群体的心理状态,及时纠正学生受到“粉丝”力捧后产生的浮躁和自以为是心理,帮助学生排解网络暴力导致的低迷、压抑和厌世心态,提升大学生网红的“精神免疫力”。
宽松的网络文化环境利于大学生思想的真实表达,但也存在扭曲审美价值观、冲击伦理价值观、腐蚀经济价值观的负面作品。公共社交媒体作为第一监管平台,必须承担自身的责任,加强作品审核的严谨性和细致性。规范举报、投诉制度,加大惩戒力度。尝试建立多平台联合信用机制,对存在多次违反平台规则的网红加强监督,并给予通报和封号处理等相应处罚,对于正能量的优质网红帮助宣传推广。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大学生网红群体的生存提供了便利渠道,政府部门应当承担“元治理”的角色。目前我国关于网红管理的法律法规尚不成熟,《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的颁布着力提升了青少年网络素养,但专门针对网红管理的法规尚未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的管理机构应当规范和厘清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介之间的责任,按照相关法规政策的原则性规定进行细化和量化,树立网络平台社区规则,对负责发布或转载网红视频的平台媒体严格监管,加强相关责任追究处理,加大惩戒力度,将网络安全监管主体塑造成为“积极行动者”。
大学生网红群体是自媒体发展的产物,是青年大学生表达自我、展示个性的重要途径。理性审视大学生网红群体,对其生成逻辑和教育策略进行深入研究,将思政教育立足网红文化,唤醒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当代青年拥有更加健康、正向的成长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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