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建

任晶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创作经验丰富，她们由自身角度扩充及传播了多元化主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女作家们把族群身份自觉转成叙述身份，将主流文化屏蔽于本民族文化之外，她们捍卫着本族文化，保留着本民族文化传统，将民族意志渗透于文本之内，将本族历史文化及品格进行着力呈现，在文学创作中寻求自我文化身份的体认。

关键词：少数民族女性作家；身份确认；身份重建

全球化时代下的多元文化语境，和女性经验一样，民族身份认同日趋多元化发展。少数民族经验，已然散布至各新文化体验内，需和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性别、阶级等重新定位，把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共同经验进行融合重构及更新。于此文化情境下，日趋复杂化的全球语境里，面对彼此竞争，不断交互、滑动及重构的界限，少数民族女性创作主体需充分发掘潜藏的族群记忆资源，作为主体抗拒历史、记忆危机下所能够仰赖挪用的有力资源，应对扑面袭来的历史情境。全球化下民族文化内部产生的挑战，及和异质文化频繁接触于语境下，日益突显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关键。多元文化背景下，要考虑各民族于文化交流活动中的重构与界定问题。与他者文化接触时，如何消解重构更新及拓展自我文化边界，是各民族作家们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当下我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上，于多元文化语境内采取民族主体书写行为，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融合提供可行的途径，我国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创作经验丰富，她们由自身角度扩充及传播了多元化主题。现代性、全球化进程下，各民族、国家间的交流浸入各领域，纯粹归属少数民族原初经验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原初经验与女作家的身份认同都与作家自身经历与人生体验密切相关。不管女性经验或是民族经验，两者皆可融合交流。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少数民族女作家们把族群身份自觉转成叙述身份，将主流文化屏蔽于本民族文化之外，她们捍卫着本族文化，保留着本民族文化传统，将民族意志渗透于文本之内，将本族历史文化及品格进行着力呈现。好多作家坚持以母语进行书写或是双语书写，自觉捍卫及传承本民族传统文化。其中，有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作家选择的叙述身份和族群身份一致，文本书写上流露出民族意识并色彩浓郁，时而又和族群身份疏离，力求文本超越民族意义。他们既深刻地呈现出满、藏民族的意识及观念，亦传递出对国族及人类的人文关怀。

一、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创作中进行身份追寻

在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近30年，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中，身份的追寻意识开始萌发。少数民族女作家们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以及中华民族救亡的运动中，社会活动参与也是积极踊跃，对生命本体的探索，寻求自我文化身份的体认亦存在于文学创作中。

在我国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上，文化身份历经转变，如果说从五四起，我国人文话语历史几乎是西方概念的引进史非常确切的话，那么这种引进也关系到自身“身份”。主流文学界尚且如此，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更是会随着社会的结构、体制等相应变化，对自我文学身份意识不断更迭。在文化研究上，一般研究重点多集中在特定社会中的社会身份及文化身份的不同人群上，试图于理论角度追问自我的文化身份，内心提出如何追问？为何追问？在文化身份的确认上，从理论上可划分为：职业、阶级、性别、民族、族群、种族、宗教、语言等依据。

针对民族文化身份角度，大多学者皆引自斯大林于1913年时提出的民族定义——民族为人们于历史中形成具有共同的“文化特点、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等基本稳定的共同体。此为新中国建国时确定“民族”识别标准的一种。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推行的是民族歧视及压迫政策，造成一些少数民族更改及隐瞒族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年，受历史因素影响，令中国民族成份模糊不清，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简史》內提出：“中国历来传统指认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与禽兽。华夏开化，而夷狄与禽兽未开化。”此状态持续至1949年，导致少数民族作家群体对少数民族长期置于偏颇认识状态。我们刻意以平等姿态关注及解读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创作主体之时，亦只能由主流文学意识变化作参照物，对其进行分析，故此，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身份追溯至五四运动。

20世纪初，文化以民族为基础，经由民族为载体而存在，民族依托文化根基愈发牢固及紧密，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烙印、民族身份的象征。作家于创作中，不可回避的是用本民族身份来书写本民族文化，这就使得作家的文化身份确认得以突显。

纵观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因受时代背景影响而更带有中国现代性启蒙运动的意味，未意识到本民族文化及其文学书写价值，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没有形成自成一脉的构架，民族文化叙事方式还未真正发声，亦未构成独特语境。在这一特殊时期，社会责任及民族救亡是时代主旋律，民族国家意识于此时期渐形成，且成为此阶段文化关键性标志，作为国家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身份意识开始萌芽。

二、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对文学身份的困惑

新中国成立起至改革开放前30年，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在此时期饱受争议，整个时代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主要为革命叙事及红色颂歌，在历史漫长的时间里，对少数民族“偏狭”意识的影响下，导致少数民族作家其文化身份被淡化。具体表现为被时代所淡化与自我的淡化，进而造成自我身份的困惑，尤其女性作家对文学身份的困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确认共有56个民族，汉族人口数量最多，其他人口数量较少的被称作“少数民族”。民族平等，为建国实施的民族政策，此民族政策的实施，转变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建国后期翻身农奴做主人的革命剧变浪潮中，少数民族作家们创作热情空前高涨，用她们充满激情的笔书写出大批歌颂祖国、新社会、新生活的作品。即便非少数民族的作家，亦皆于国家民族政策激励下，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中。此时期，除去小说之外，民歌及诗歌亦皆呈现的是颂歌模式……深层面地去看，此时期的作品，是在国家意识规约下对现代性展开的重构。此重构主要体现于文学的“外在穿少数民族服装，内在反映主流文化”，此类文学以新颖的“边地生活题材”与有效的“国家形象展示”完美结合，极大推动了民族文学繁荣，可是，这种文学繁荣却严重冲淡了少数民族文学所应具有的独特性，也就是作家的文学身份被淡化，表明了此时期作家文学身份处于困惑状态。endprint

在这一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尽管获取平等地位，可是，亦因此场历史剧变，让其沉浸于对社会剧变的“好奇、感激及颂扬”中。针对此点，作家们只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新中国文学与共和国一道成长，诉说时代巨变的喜悦。而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上，红色歌颂题材最重要。多民族的广西、贵州等地区，亦进入了红色颂歌的创作阶段，尽管为地方现代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可整体上却皆未形成“民族文学”创作的自觉意识。尤其文革时期，贵州、云南、广西等地几乎抛入那个文学封闭的环境内，少数民族作家其文化身份被彻底遮蔽，此他者遮蔽直接导致女性作家文学身份的困惑局面。

三、认同危机与身份重建

全球化、多元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不可避免地呈现身份危机，由安德森的“民族为想象共同体”来认识民族及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无法阐释后现代语境下的民族问题，霍尔指出，需将认同性看成永远也无法完成的“生产”，永远皆置于生产中。少数民族女作家经一系列的建构、生产，方式处于一个变动的过程，成为读者新的想象空间及神话。

而此建构活动中，以政府为标志的主流话语最强大。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身份其实被主流话语进行了重新塑造、追认以及强化。当下，中国文化语境内的少数民族作家及文学，依旧采取以主流话语展开“多民族国家”的构想及“多元一体”化格局下的建设，少数民族女作家的身份亦被主流文化所建构，被主流文化体制化了。故此，少数民族以其丰富活力的文学及文化，似55条永不枯竭的溪流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生机，浸润着主流话语、成为其重要的组成要素，于其发展活动中，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同时，融入主流话语中，登上中国文化舞台。

于全球化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生活及文化状态产生变化。少数民族女作家，生于民族土壤，于都市求学接受主流文化知识教育，融放汉族的工作生活方式中，女作家们反观“民族文学及文化”问题，以非纯粹的本族视角，其知识结构及情感诉求呈复杂化发展趋势。此即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流散”现象。少数民族所呈现出的“流散”现象，为全球化、都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跨越了“民族、地区及语言”繁杂的文化情感状态。流散意指的并非仅是于家园以外生活的人。关键的是，他与家园的联系或于跨民族关联上实现的，或者说她可能对民族文化及历史以跨民族状态来审视。

正是因少数民族“流散”者的生存及文化状态，让少数民族女作家们带着“流散”视角：他们既抵制少数民族文化被主流文化同化，又以跨民族、跨语境、跨文化视象建构新的本民族文化。她们于此“文化流散”语境下，重构自我的少数民族身份，以“流散”视角进行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阿来自述如此說道：“我极反感‘愈是民族的便愈是世界的说法。我不认为《尘埃落定》仅呈现出藏族爱与恨及生与死的观念，其是全世界各族人民所共同拥有，并非民族专利。每个民族于观念存在不同，可是，绝非冰炭不相容，具有共通性。此即为地球生活主体—一人类。”

张承志以“血缘与文化”对自我的身份进行定位，其身份定位及文化认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公开强调表明“汉语”非其母语，可是，针对大多数少数民族作家采取汉语展开书写的问题，他说道：“我强调回民起源及故乡、信仰、母语三级关系要素”，他客观地阐释了失去故乡及母语的历史后，他呼吁应当警惕不要失去信仰。

张承志于身份认定上的游移不定，正是面对“民族、主流、地域及中华”等文化时所呈现出的“流散”心态。他们游走穿行于多种文化下的经验，让其不仅形成了具有独特的流散视角，亦超越了“固定、单一”化的自我身份认定，进而生成具有多重文化建构、流变的“混合身份”。作家鬼子曾表态说：“说我早期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也许是因为当时尚不知晓世界有多大的缘故吧。后来，知晓世界很大，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一个角落。站在一个角落，就如同站在牢内。”

针对当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其所蕴含的“想象共同体”已然发生裂变。可是，每一种文化其发展与维护，皆需另一个与其相异、相竞争的自我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身份，无论东方、西方，不管法国、英国，这些皆是集体经验所汇集，最终皆形成一种建构。牵涉的与自我相反的“她者”身份的建构，且总涉及对于“我们”所具有的不同特质而不断地展开阐释。无论是哪个时代及社会，皆需重新创设自我的“他者”。

故此，于文化、资本流动的一个社会里，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身份，不管是化约、超越或是并存，皆将置于流动及变化中，亦必将于新的社会文化冲击的裂变下，有新表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