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历史考察

龚建伟

摘要：在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入侵了波兰，波兰人与犹太人均受到纳粹的压迫。虽然在战前有相当多的波兰人敌视犹太人，但这一现象在战时有了一定的改变。最终，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缩写为Zegota）在波兰流亡政府的主导下形成，该援助委员会对援助犹太人逃离屠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因为纳粹德国太过残忍与援助的力度不足，其并没有帮助更多的犹太人逃出生天。

关键词：波兰；犹太人；援助；历史考察

一、二战前期的波兰人一犹太人关系

1939年，纳粹德国与苏联入侵了波兰。因为纳粹德国将波兰人与犹太人都视为所谓的“劣等民族”，波兰人与犹太人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但相比之下，犹太人的处境更为困难。应该指出的是，在纳粹占领之初，针对波兰人的杀害行为相对更为常见，被杀害的波兰人早在战前就被纳粹收集到了姓名，他们是波兰社会中的“精英阶层”。而在此时，针对犹太人的杀害行为还是偶发事件。

但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的处境比波兰人更好。纳粹习惯于将犹太人集中在城市的特定街区，原本生活在乡村的犹太人也被强制迁徙到这些地方，而这些地方则被称为“隔都”（“隔都”为ghetto的音译，该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一般用来代指少数民族（大部分情况下是犹太人）聚集区。在本文以及其他相关研究中，该词特指纳粹所建立的犹太人隔都）。这些隔都往往是一个城市最为贫穷和混乱的地方，而人口密度往往也很大。无论是卫生条件还是物资供给，这些地方通常都是一座城市中最差的。早在1939年10月，纳粹就在波兰罗兹省的彼特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市建立起了第一个隔都。纳粹宣称建立隔都的目的是“防治疾病传播”，但这根本不过是谎言。隔都的建立与疾病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因为被隔离的并非部分患病者，而是全体犹太人。

早在二战爆发之前，波兰人与犹太人的關系就不十分融洽。从政党角度出发，以反犹主义闻名的波兰国家民主党在战前一直拥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以波兰1922年众议院选举为例，国家民主党所主导的基督教民族团结联盟赢得了29.1%的选票，为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党。而在参议院选举中，该联盟更是赢得了39.1%的选票。国家民主党主张将犹太人彻底排除在波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之外，更认为将犹太人逐出波兰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而战前的波兰“萨纳奇”政府对犹太人虽然并无纳粹那样极端的打压，但也称不上友好。虽然波兰“萨纳奇”政府在1929年强力干预了利沃夫发生的反犹暴乱，但在毕苏斯基死后，波兰政府开始放任种种反犹行为。

波兰本土沦陷之后，波兰流亡政府中的原波兰“萨纳奇”政府一派失势，反对者们占据了主导地位。相比原本的波兰政府，这些前反对者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更加温和。在这些反对者中，波兰社会党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最为友好，他们在战前就反对种种反犹暴行。而在波兰国内，一部分波兰人也开始转而对犹太人进行救助。虽然由于战前反犹势力的猖獗使一些人不愿意帮助犹太人，纳粹的宣传与鼓励也让一些波兰人对犹太人进行敲诈勒索甚至直接实施屠杀暴行；但援助犹太人的波兰人还是占相对多数。但也应该承认的是，对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冷眼旁观的波兰人，也绝非少数。

二、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形成与活动

1942年9月27日，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前身——援助犹太人临时委员会形成。该组织由一些天主教民主人士与波兰社会党推动成立，并且接受波兰流亡政府社会服务部与内务部的资助。该组织由波兰人与犹太人共同领导，其副主席为著名的犹太“崩得”分子莱昂·费纳。1942年12月，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正式成立，取代了该临时委员会。在临时委员会存在的短短两个月期间，其帮助了180名犹太人。这一数字与后来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援助数量相比的确相当之少，而根本原因则在于临时委员会的能力实在是太过有限。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资金，临时委员会都无力进行更大规模的筹集与规划，这也是临时委员会最终被取代的原因。

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简称委员会）的主导者是波兰国家军上校亨里克·沃林斯基。早在1942年秋天，沃林斯基就开始筹划建立一个正式的帮助犹太人的组织。在该组织取代了临时委员会之后，波兰地下国家开始成为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后盾。但波兰地下国家对该援助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做出了限制，让该委员会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屠杀，而非帮助犹太人在武力上对抗纳粹。虽然委员会在这之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居住区起义，但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犹太人在委员会中的代表除了早已在临时委员会时期就已经加入的莱昂·费纳之外，还有左翼犹太进步人士阿道夫·贝尔曼，他在委员会中担任总书记。同时，犹太人全国委员会和全波兰犹太人工会也参加了委员会的运作。波兰方面主要有波兰社会党、波兰民主主义联盟和一些非政党派别参加委员会的运作，委员会的主席为波兰社会党人朱利安·格罗贝尔尼。值得注意的是，波兰流亡政府中的波兰国家党（其前身为国家民主党）拒绝参加委员会的运作。考虑到其一贯的反犹主义主张，这也并不令人意外。但国家党在波兰国内的影响力仍然不小，而这反而成为了委员会对犹太人进行救助的阻力。忠于国家党的波兰人不但不会帮助犹太人，反而会出于利益与私心将犹太人出卖给纳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点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负责救助犹太人的服务人员在帮助犹太人的过程中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纳粹在被占领的波兰颁布了法令，宣布一切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都会被处以死刑。也正因此，该委员会的活动必须保证高度的机密，而这也大大限制了该委员会援助的犹太人的数量，更使得该委员会难以深入“隔都”之内进行援助。而另一方面，“隔都”之外的犹太人更倾向于隐藏自己的身份，这也使委员会难以找到他们并且进行针对性的援助。

委员会的救助手段并不单一，因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犹太人提供一切能够帮助他们逃离屠杀的援助。他们为犹太人提供伪造的证件、逃跑所必要的资金与避难所。如果被救助的犹太人外表有过于明显的犹太人特征，委员会还会有专人为其提供小幅度的整容，以隐藏其犹太人的身份。这些帮助未必会十分有效，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接受了帮助的犹太人也难以幸存。以假证件为例，假证件必须使用一个非犹太人的新名字，而接受了假证件的犹太人在接受纳粹盘问的时候如果表现出迟疑，他们遭遇的就很可能会是灭顶之灾。同时，德国人也会向孩童提供糖果等诱惑，然后询问他们家中是否有陌生人寄住。如果孩子不小心说出了事实，那么犹太人和提供庇护的波兰人也都会被送往集中营。endprint

如前文所述，委员会继承自临时委员会，而临时委员会有着较为浓厚的天主教色彩。这一点最终随着天主教民主运动人士克拉舍尔·斯菲利波维奇的退出而终结。斯菲利波维奇希望委员会能够成为一个“纯粹的基督教慈善”的榜样，但是这一希望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斯菲利波维奇退出了委员会的运作，她仍然在对犹太人提供援助。但委员会的天主教色彩已经随着她的退出而渐渐消退，并且逐渐变为一个纯粹的波兰人一犹太人救助组织。

委员会有一个专门负责儿童的部门，该部门由著名的伊雷娜·森德勒领导。超过2500名犹太儿童通过该部门获救。伊雷娜·森德勒于1943年被捕并遭受酷刑，她的腿也在酷刑中被打断。最后她被判处死刑，但波兰地下国家通过贿赂守卫使她获救，这也体现出了委员会运作时负责救助的人可能遭遇的危险。被救出的儿童大多被安排在可以信任的寄宿家庭，这些家庭都已经被告知这些孩子是犹太人，并且要准备一些必要的措施来隐瞒这些孩子的犹太人身份。该部门专门保存了每个儿童的父母信息以便在战后帮他们重新寻找父母，但这一举措最终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都已经被纳粹处死。

三、功绩与问题

依靠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直接救助并且获救的犹太人数量高达4.5万，应该承认这是一项伟大的功绩。同时，正如前文所述，相当多的波兰人实际上是在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超过700名波兰人因为帮助犹太人而惨遭纳粹毒手，他们被以色列追认为“国际义人”。这个数字并非帮助犹太人而遇害的波兰人的全部，最高的估计可能达到5万人。当然，应该指出，这个数字并不是准确的统计，有据可查的数字将会在后文进行阐述。参与援助的波兰人数量也是不能确定的，有数十万到一百万的波兰人直接参与了援助，再算上间接的，这个数字可能会高达三百万。

同时也应该指出，相比委员会的统一行动，更多的犹太人是被独自行动的波兰人所救助。合计20万的犹太人在波兰人的帮助下免遭毒手，而有据可查的因此而不幸殒命的波兰人则为2500人。这一切都说明了相当多的波兰人愿意对犹太人伸出援手，同时也见证了人性的光辉。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有援助的存在，绝大多数波兰犹太人依然惨遭纳粹屠杀。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点，那就是纳粹的残忍与手段都是前所未有——而且超乎想象的。“隔都”的建立使得犹太人与波兰人的生活被高墙与武装卫兵所隔开，援助也变得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波兰人自身的处境也相当艰难，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苛求波兰人能够对大多数犹太人进行有效的救助与保护。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战前在波兰就十分猖獗的反犹主义。这些反犹主义的思潮在纳粹的宣传下不断被加强，最终使得一些波兰人不但拒绝对犹太人伸出援手，反而趁机对犹太人实施暴行。除此之外，波兰农民的迷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1939年，波兰的文盲率依然高达15%，他们主要聚集在农村地区。在1941年，农民们仍然愿意对犹太人伸出援手。但到了1942年以及之后，农民们开始思考犹太人为何会遭受这种残酷的命运，甚至开始怀疑犹太人是否遭到了“诅咒”，进而不再对犹太人进行帮助。

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之下诞生，虽然其后有波兰官方的背书，但仍然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活动。纳粹对犹太隔都与集中营的严加管控，波兰人内部的反犹力量，都是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行动的阻力，更是制约其援助规模的原因。

四、总结与反思

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是被占领国家中唯一一个专门援助犹太人的组织，其作用不可忽视，其功绩也不可磨灭。我们应该注意到其所处的境地与西欧国家有很大不同，这也使其运作更加困难。纳粹在波兰并没有建立傀儡政府，对波兰人的打压也远甚于西欧国家。更不能忽視的是，大量的集中营与隔都都修建在波兰，这就更加增加了委员会在大屠杀历史上的分量。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获得以色列颁发的“国际义人”的波兰人有六千多名，这个数字是世界上最多的。波兰人的援助虽然相比西欧国家更加困难，但在数量上却异常突出。而在反犹暴行上，东中欧、波罗的海和巴尔干的其他几个民族以及法国和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卢斯堡），都比波兰要大，波兰的反犹太人的历史绝对不是最糟糕的。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波兰没有污点，但我们也应该认清孰轻孰重。

然而，正如前所述，委员会所处的波兰情况相当复杂，反犹主义与迷信大大制约了其发展，地下国家对其援助活动的限制也使其活动受到限制。如果地下国家允许其对犹太人进行直接的武器援助以帮助犹太人对抗纳粹，效果也许会更加好。同时，委员会在早期的天主教性质也使其进步性略显不足，功利性也显得较强。在资金方面，流亡政府对委员会的援助也相当有限。在早期，流亡政府仅仅为委员会提供了25万美元的援助，这一数字显然少于其他犹太人团体所提供的金额。这也造成了援助力度的有限，一些本可能获得救助的犹太人也因此惨遭纳粹杀戮。

更为关键的是，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形成的时间太晚——直到1942年底才正式成立。德国人早在这之前就修建了大量的隔都，而波兰人对此并没有阻止。虽然考虑到双方的实力差距，波兰人实际上并无能力阻止纳粹修建隔都；但如果抢在这之前就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有组织的救助，获救者也毫无疑问会更多。而在1942年，接近一百万的犹太人已经被纳粹折磨致死——他们的死因有饥饿、疾病与随机的屠杀。“隔都”的修建不但隔绝了外部援助他们逃离的途径，更隔绝了外部对其进行物资援助的可能。

综上，我们应该承认委员会的局限性，更应该反思委员会在援助力度上的不足。但无论如何，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其历史地位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所谓“瑕不掩瑜”，波兰犹太人援助委员会所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