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校园足迹之民主革命堡垒，爱国志士摇篮

秋水流光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党的执政方针中占据重要位置。***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我国现有一千多所本科高校，这其中，有相当数量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这些高校在伟大的时代中诞生，始终散发着鲜亮的红色光芒。

红色高校的创办史、成长史，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1上海大学

红色学府，百年上大

1922年3月，闸北青岛路青云坊（今静安区青云路，时属宝山县江湾乡）的一幢旧式石库门房屋成为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的校舍，这便是上海大学的前身。虽然这所老上海大学只存在了短短六个年头，但其吸引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在此同舟共济、开拓前行，为中国革命的建设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更激起了“五卅运动”的风云。

“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1922年3月，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在青岛路青云坊创办，以“提倡新文化”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求学。然而，学生来了之后才发现，此处既无当初宣传的名人教授任教，校长还将学费拿去“考察东京”。深感上当受骗的学生要求改组校务，于是學生代表找到时任国民党在沪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邵力子请求支持。邵力子认为这有利于扩大国民党在学生中的影响，便积极劝说于右任出任校长。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背后支持着这些学生。据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茅盾（沈雁冰）的回忆，“这时学生中有与党有联系的，就来找党，要党来接办这所学校。但中央考虑，还是请国民党出面办这所学校，这于学校的发展有利，且筹款也方便些，就告诉原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闹风潮的学生，应由他们派代表请于右任出来担任校长”。

1922年10月22日、23日，《申报》连续两日刊登《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10月24日，上海中外各报都刊载了上海大学学生欢迎于右任出任该校校长的消息。上海大学就此从招生敛财的“弄堂大学”变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大学。

1923年初，孙中山应无锡籍学生安剑平、糜文浩的函请，为上海大学孤星社创办的旬刊《孤星》创刊号题写刊名。

1924年6月，孙中山创立黄埔军校，起用了上海大学师生担任要职，并输送了一批学生投考。“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说法就此广泛流传开来。

“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

1923年春，于右任和邵力子邀请来沪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协助办校。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共上海地委的推动下，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和中共上海地委领导人先后到上海大学任教。

上海大学初设文学（分国文、英文两组）、美术（分图音、图工两组）两科，并设普通科;经过改制，设有社会科学院（含社会学系）、文艺院（含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美术科，另外还附设中学部和俄文班。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恽代英任社会学系教授……精良的教师队伍使上海大学迅速声名大噪。

上海大学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色学府，吸引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前来求学。据陈望道回忆：“国民党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于右任校长也是挂名的，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摘自邓明以《陈望道传》）两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大学在校生人数从160多人增加到400多人，成为培养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进入革命队伍的摇篮。杨尚昆、王稼祥、秦邦宪、关向应、李硕勋、王步文、刘华、何秉彝、阳翰笙、丁玲、戴望舒、匡亚明、杨之华、张琴秋、钟复光、施蛰存、王一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烈士、知名学者、作家等都从这里走出。

“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

上海大学曾是中共上海区委最重要的活动据点，许多上大师生在此走向社会，投入革命。

1924年10月10日，上海各界人士在天后宫举行纪念双十节的国民大会，一批上海大学学生也赴会参与宣传反帝反军阀主张。这场会议实质由国民党右派掌权，面对与会代表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口号，喻育之等国民党右派雇佣流氓殴打台上台下的学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黄仁被推下讲台，不幸牺牲。黄仁是上海大学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位烈士。“黄仁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人士的公愤。上海大学学生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严惩右派。陈独秀、恽代英、邓中夏等纷纷发文谴责国民党右派令人发指的行为。瞿秋白奉中共中央之令组织行动委员会，号召人民群众共同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暴行。

第二年的2月初，为抗议日商内外棉纱厂无故开除40余名工人，中共中央组织罢工委员会领导工人斗争，邓中夏任委员长，刘华、杨之华、郭伯和等参加。2月9日，上海日资的22个纱厂4万余名工人共同参与“二月罢工”，上海大学学生募捐支援罢工工人，宣传揭露日本资本家残酷压迫中国工人的事实真相。在上海大学附中半工半读的刘华被选为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委员长，杨之华、张琴秋等上大女学生向工厂女工宣传革命思想。2月25日，3万多名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迫使日本资本家与工人谈判并签约。

“二月罢工”后，日本资本家不承认工人公会，继续镇压工人、学生。5月15日，中共党员、纱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厂方枪杀，这顿时点燃了上海工人的怒火。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全市工人上街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海各学校学生联合组织纷纷响应，到租界示威游行支援工人罢工。在5月30日的游行中，上海大学的旗帜位于前列，成为整个队伍的核心。在前一年天后宫事件中负伤的上大学生何秉彝再次奋斗在革命的一线，担任示威宣传的联络员。当天下午，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公然朝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10余人，逮捕150余人，年仅23岁的何秉彝被当场击中，英勇牺牲。11月初，在“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中都任指挥工作的刘华遭租界探捕拘捕，于11月17日在龙华监狱刑场牺牲。据《上大五卅特刊》记载，仅在“五卅惨案”当天，上大受伤的学生就有13人，被关押的达131人。自此，在学生中就流传有“北有五四运动之北大，南有五卅运动之上大”这句话。

“自强不息”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因参加“五卅运动”而被退学的学生纷纷前来投考。其间，上海大学被迫几易其址，1924年2月迁至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132号，1925年9月迁至青云路师寿坊。

上海大学于1927年4月1日迁入江湾新校舍（今圣堂路奎照路）。然而，新学期开学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称上海大学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随后，上海大学被强行查封，新校址被“国立劳动大学”占据，上海大学的名字就此沉寂。不过，上海大学的六年，红色的余光在历史的天空中不灭，始终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来人照亮方向。

1994年新组建的上海大学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现在的新上海大学与历史上的老上海大学之间，重要的不是血缘上的联系，而是大学精神的一致性。新上海大学继承了老上海大学的红色基因、办学宗旨、革命传统，新上海大学是老上海大学的继承者、传播者、弘扬者。

2014年，“溯园”在新上海大学宝山校区落成，作为上海大学校史陈列展示区，郭伯和烈士的雕像树立其间。“溯园”音同“溯源”，取“追根溯源”之意，是为纪念老上海大学而建。如今的新上海大学，主动承担起梳理老上海大学历史的使命，找寻这所“红色学府”的历史坐标，旨在激发新上大师生的爱校荣校之情，促进青年学生发扬老上大传统，弘扬“上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同一个校名，同一种精神，联结起跨越时空的两所大学，老上海大学的峥嵘岁月和奋斗精神必将永远激励新上海大学，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更加辉煌的明天。

（部分信息来源：上海宝山）

2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红色电波永不消逝

“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个条件……”

“努力，努力，完成光荣的任务。前线等着我们！”

“巩固和平、建设国防，我们要担起这千斤的重荷……”

三首不同历史阶段的校歌，深深唱出了一代代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师生自觉肩负使命建设祖国的万丈豪情。

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1年1月，江西宁都县小布村，中央军委依托“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缴获的受损的“半部无线电台”，成立电信队。为便捷各根据地联络、保障指挥作战，2月，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决定组建无线电训练班。该训练班于一年后发展壮大为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王诤担任校长。我党我军的第一所工程技术学校应运而生，成了我军电子通信技术研究和红色通信人才培养的摇篮，一块块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被红色电波连接了起来。

诞生于炮火硝烟之中，成长在枪林弹雨之下，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师生始终与党和人民军队同心同德、同向同行。长征期间，学校师生曾整编为红军通信团通信教导大队，代号“红星第三大队”，跟随党中央踏遍荆棘，并坚持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轰炸的间歇中“边打边学、边走边学”。学员秦华礼回忆说，那时走在前面的学员背包上挂着小黑板，小黑板上写上所学内容，让走在后面的学员学习，师生、同学之间互相提问，背诵电码、练习英语对话等。教员们随身带着教学用的蜂鸣器，边走边答疑解惑，“最后，我们在草地中间举行了毕业仪式，正式成为通信兵”。

跟随中央红军在瑞金、延安办学的15年，学校为抗日战场与解放战场输送了数千名通信干部，红色电波传遍大江南北的党组织和革命武装，为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毛主席称贊为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开辟了我国IT学科的先河

1955年5月，中央军委指示学校暂停由张家口迁往北京的筹备工作，改于西安另觅新校址。怀抱着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伟大理想，老一辈西电人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安，开启了扎根西部育人育才的新征程。

张家口距西安1500余公里，全院教职员工及家属子女近4000人，各种物资设备近千吨，在不影响教学的情况下，把这样大的摊子全部迁到西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西电人硬是做到了教学、迁校两不误。

曾参与西迁的老教授这样回忆：1958年开始搬迁，学员乘坐军用专列，三天来到西安。到达西安后，全体学员徒步行军，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到新校址。当时操场不平整，道路也未修建，不少教学设备还没有安装好，几十万册图书要开箱上架。为了保证能按时开课，大家放下背包，自己动手，在古城西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1959—1961年，在主楼五楼科学研究室，毕德显、陈太一、蔡希尧、叶尚辉、徐越彦、吴凤高、丁鹭飞等一批优秀的雷达、通信、计算机、天线专家和骨干力量集聚于此，瞄准科技前沿及国防急需装备，开启了早期重大科研项目有组织攻关。每到夜晚，五楼灯火通明，至半夜不熄。“因为流星余迹的数目在早晨比较多，所以我们当时是夜里工作，最多的时间是夜里一点到早晨八点。”参与教师刘增基回忆。将满怀忠诚、毕生所学倾注到建设伟大祖国的坚实步伐中，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他们便成功研制出了以我国第一套流星余迹通信系统为代表的大量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技术的诸多空白，连续创造了我国电子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多个第一。彭德怀、叶剑英、谢觉哉等领导人都曾到此视察。

五楼科研的澎湃热情是那时校园科技报国浪潮的一个缩影。在当时国内雷达专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青年教师保铮正埋首研制气象雷达。由他牵头研制的微波气象雷达被证明在主要技术性能方面与国外同类产品旗鼓相当，被认定是中国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的第一部气象雷达，这也成为这位日后雷达界“裁判长”的科研起点。

在此期间，学校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开辟了我国IT学科的先河，“西军电”之名自此蜚声海内外。1988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从创造第一部气象雷达、第一套流星余迹通信系统、第一台可编程雷达信号处理机、第一台毫米波通信机、第一套三坐标相控阵雷达等全国多个“第一”，到牵头承担国家973计划、国家863计划等多个重大项目，再到参与预警机、探月工程、中国天眼FAST、航母雷达等多项重大工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展现了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使命担当。

半部电台起家，中央苏区诞生，长征路上办学，延安精神滋润，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铸就了永恒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精神。

“厚德、求真、砺学、笃行”

“扎根中国走红色双创育人之路！”学校坚持以红色文化为魂，深入挖掘育人资源，将学校的红色基因、优良传统等深度融入大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走出了一条扎根中国、富有西电特色的红色育人之路。

“十三五”期间，学校获批8个国防特色学科。学校现有2个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群（包含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控制科学与工程5个一级学科），2个国家一级重点学科（覆盖6个二级学科），1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34个省部级重点学科，15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7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65个本科专业。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有3个学科获评A类：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结果为A+档，并列全国第1;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评估结果为A档;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结果为A-档。学校的电子信息类学科继续保持国内领先水平。根据ESI公布的数据，学校的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均位列全球排名前1‰。

建校90多年来，学校先后为国家输送了32万余名电子信息领域的高级人才，产生了120多位解放军将领，成长起了26位院士（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院士校友18位，位列全国前茅）和10余位国家副部级以上领导，培养了联想创始人柳传志，世界电信组织杰出贡献奖（GSM奖）获得者李默芳，欧洲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纳米技术专家王中林，载人航天工程站系统总设计师杨宏院士等一大批IT行业领军人物、技术骨干，以及科研院所所长、大学校长等，为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

（部分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3中国医科大学

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医生摇篮”

1931—2022年，红都瑞金—圣地延安—东北沈阳，一路走来，中国医科大学已成为共和国传奇与壮观的红色经典。一代又一代红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类的救死扶伤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军医学校

1931年11月，为满足革命战争对医务工作者的大量需求，中央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诚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中央军委很快予以批准，任命贺诚兼任校长并负责学校的筹备工作。同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瑞金宣告成立，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亲自参加开学典礼。朱德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了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并勉励学员：“要学好本领，为红军服务。”贺诚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办学工作的亲切关怀，强调了毛泽东为学校确立的关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郭秀芝教授介绍说，建校之初，战事频起，办学条件也异常艰苦：用墨汁涂成黑板，将碎砖乱石砌成桌椅，几个会点木匠手艺的学生，除了修理好门窗，还打了2只解剖课盛尸体用的木盆;教材由教员自编，讲义由学员自刻蜡版、自己油印，仅有的教学设备是几张挂图、一具人体骨骼标本和两台显微镜。所有这些家当仅用一匹马就可以全部驮走，因此，当时的军医学校被戏称为“马上学校”。

课程安排采取“少而精”的原则，结合战争实际，突出重点。基础医学课首开解剖学、生理学、药理学和拉丁文四门课程。临床医学课则以战伤救治和疟疾、痢疾及下腿溃疡等多发病的防治为重点，辅以必要的基础知识讲授。同时，为提高学员的思想政治觉悟，由校领导或教员每周一次为学员讲解革命形势。

学校从红军中招收25名学员作为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这些人中有3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将军，他们是张汝光、游胜华、刘放。其中，游胜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协助白求恩工作，被白求恩称为“我最好的外科医生”。

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迅速奔赴前线，不少人战死沙场。范同麟曾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部长，在梅岭被俘后死于敌人牢狱;胡云庚曾任红军第十军团卫生部部长，在赣东北被俘后，壮烈牺牲于雨花台;石大祥曾任红一团卫生队队长，长征到陕北后在消灭胡宗南一个旅的战斗中牺牲……这些红色医生的种子，深植在革命前进的道路上。

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成立，结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专业医学教育机构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从此跟随共产党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

从长征路上走来

红军军医学校自成立之日起，就一边办学一边担负救护任务。当时的学习环境和中国革命的形势一样十分艰苦，但是革命必胜的信念时时激励着师生们，不论是教员还是学生，都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和学习中。1932年10月，中央军委改军医学校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3年8月，学校合并了红色医务学校。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做出战略性大转移的决定，开始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卫生学校10月中旬从瑞金随军出发。

长征初期，卫生学校的每位师生都背着20多斤重的书籍、器材、枪支弹药等物品，每天要走八九十里的山路。没有时间上课，学员们就把习题抄在纸上，挂在背包上，让走在后面的同学学习。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党中央决定兵分两路继续北上陕甘地区，以迎接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进入陕甘地区，于10月到達陕北吴起镇。随左路军行军的卫校师生利用松岗地区比较稳定的环境，召回部分学员重新组成军医第六期，在松岗大喇嘛寺复课。复课后的环境相当艰苦：师生们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借用藏民的牛棚或露天场地上课。当初从江西出发的100多名师生中的许多人，在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彭龙伯校长、李延年教员就是先后在长征中光荣牺牲的。

1936年，军医第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的四川芦霍地区毕业。学员们非常高兴，他们手捧着用当地抄写经书的厚纸制作的毕业证书，豪迈地唱起了自己创作的毕业歌：“1931年卫校开办了，培养红军卫生干部，努力再努力，科学检验是真理，我们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第六期学员、曾任军事医学科学院科技部部长的何曼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六期学生的生活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值得铭记的岁月。”

红军卫校师生随军参加了长征的全过程。师生们不仅完成了行军任务，还边行军边办学并且担任救护工作。特别是军医第六期学员在长征途中毕业，创造了我党我军医学教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丽篇章。

1937年，学校迁至延安附近的闫店子，同年3月中旬，军医第八期学员在此毕业。毕业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再次指示：“到前线去，好好为革命服务。”1938年3月，学校迁至延安南面的张村驿。同年秋，边区政府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青年训练班动员800多名知识青年到卫校学习，为卫校增添了新生力量。

从军医学校建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六年中，学校为红军培养了300余名各类医务工作人才。

长征精神哺育中国医科大学茁壮成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建立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精神，中国医科大学从延安出发，赴东北办学。1946年2月在张家口，学校与张家口医学院（前身为蒙疆医学院）合编，短期复课。同年6月，学校继续东进，于1946年7月到达目的地兴山（今黑龙江省鹤岗市），合并了先期在当地办学的东北军医大学（前身为哈尔滨陆军军医学校）。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学校从1948年年初开始，陆续建立延吉、哈尔滨、通辽、承德四所分校。这四所分校后来发展成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延边医学院、承德医学院。

1948年11月，随着辽沈战役的彻底胜利，东北全境宣告解放。中国医科大学奉命进驻沈阳，接收、合并了国立沈阳医学院（前身为满洲医科大学）和辽宁医科大学（前身为盛京医科大学）。至此，由3所老校组成的中国医科大学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沧桑砥砺九十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题词的光辉指引下，中国医科大学培养了10万余名高级医学专门人才，毕业生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多年来，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国家卫生管理的著名领导干部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据不完全统计，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百余位，卫生行业主管部门正、副部长10多位，将军40多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位，被誉为“红色医生的摇篮”。

新时代的红医人会时刻谨记毛主席的题词，继续发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学风建设，坚持办学实践、教育教学改革和事业发展相结合，让党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彰显出新的时代价值，焕发出新的活力。

（部分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4中国人民大学

立学为民，治学报国

85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前身是1937年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陕北公学，以及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大学。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从陕北公学成立之初就鲜明提出要培养“革命的先锋队”，到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培养“万千建国干部”，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提出培养“国民表率、社会栋梁”，再到新时代提出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中国人民大学始终不变的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展现了“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

读懂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也就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进程的缩影，看到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广阔前景。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平津地区、南方多省高校或沦为日军兵营，或毁于轰炸，幸存下来的高等院校寥寥无几，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到重大打击。全国各地、海外华侨华人中的许多先进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把希望寄托在延安，纷纷涌向这座陕北小城。

熊熊燃烧的烽火中，中国共产党率先认识到了抗战教育的重要性。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创办陕北公学，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

来自五湖四海的学员汇聚在这片红色的沃土上，为着点燃熊熊的革命烈火而携手奋进，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分子。“陕北公学”四个字，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力量所做的卓绝努力。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这是毛泽东对这所新生學校的最高评价。毛泽东同志曾先后9次到学校演讲，高度评价陕北公学是“全中国的缩影”，是“一幅中国进步的缩图”。

“自陕北公学创建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高等教育便一直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同时向正规大学和先进大学行列迈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介绍。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陕北公学既没有充足的粮食，也没有宽敞的校舍，但在中共中央的关怀和全体师生的努力下，学校点燃了一簇又一簇年轻的革命星火，绽放了足以燎原的万丈光芒，也掀开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教育的全新篇章。

“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四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这所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被誉为“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在日军的炮火和国民党军队的“扫荡”中，华北联合大学辗转阜平、平山、唐县、张家口等多地，师生们白天行军，途中休息时就聚集隐蔽在树林里上课，颠沛流转，备尝艰辛。

即便办学条件如此恶劣，在党的领导下，华北联合大学也始终坚持向着革命化、正规化、知识化的方向发展，逐渐探索出一个既满足战争需要又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有效模式，成为当时全国高等教育领域一所令人瞩目的高等院校。

这一时期的华北联合大学，源源不断地为革命输送人才。抗日战争期间，华北联合大学培养了近8000名干部，其中政治、经济、行政干部3000多人，教育干部3000多人，文艺干部1000多人，短期培养的干部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当中，有的在残酷的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骨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以便集中力量扩大办学规模，为迎接全国解放培养大批建设干部。

在近一年半的办学时间里，华北大学共培养各类干部近2万名。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研究员王学军看来，无论是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學出来的学生，还是华北大学出来的学生，都有着共同的特质：“他们不仅能把所学运用到实践当中，还具有强烈的牺牲精神。”

华北大学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孕育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批各具特色的高等院校。新中国成立之后，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华北大学各部院或发展成为新型的独立院校，或与别的单位合并组建成新的院校，如工学院独立出来发展为北京工业学院（现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二部外语系离开学校，同北平外事学校合并为北平外国语学校，后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三部美术系离开学校后分别筹建、创立了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更名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中国京剧研究院等。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

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不仅见证、参与和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宏伟历史，还在实践中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的办学经验，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1941年《晋察冀日报》所评价的那样：“和中国旧教育正相反，联大是实行抗日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兵团，是自由幸福的乐园。”

“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和政治大学三校合并，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以社会科学为主的新型综合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1950年10月3日，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院内，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说道：“这所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这句话道出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已有许崇德、王利明、曾湘泉、黄卫平、史际春、秦宣、李景治、翟振武、杨凤城、郭湛等教授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作报告。自许崇德教授为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法制讲座作报告以来，学校已有高铭暄、龙翼飞、郭寿康、王利明、林嘉、刘春田、朱信凯、吴晓球等教授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专题讲座。学校先后承担或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北京2008年奥运会总体影响评估（OGGI）”“冷中子非弹性散射谱仪的研制”等特大、重大项目。2004—2020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收录中国人民大学论文数量连续17年保持全国高校第一。自2010年起，学校共有32部学术专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80多年来，从陕北公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学校共为国家培养了近30万名高水平的优秀建设者和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领袖人才。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已形成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研究生教育为重点、继续教育为辅助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办学格局，形成了“主干的文科、精干的理工科”的学科发展体系，向着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

（部分信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5北京理工大学

红色基因淬炼“精工之心”

在这块承载着北理工人红色基因的“延安石”上，镌刻着学校从延安辗转到北京的办学迁移路线，也记录着这所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80多年来听党话、跟党走的红色育人路。

服务抗战  烽火之中孕育诞生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生产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中共中央在要求边区机关人员和部队节衣缩食的同时，意识到需要更多的科技人员参与边区建设，提高生产力。在当年12月召开的自然科学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建议将成立不久的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这一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1940年3月，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高等学校诞生。

延安自然科学院分为大学部、高中部和初中部。大学部设化学工程科、机械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农业科、林牧科，学院着力为抗战救国和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培养急需的“革命通人，业务专家”。

科技报国  抗战生产贡献卓越

延安自然科学院集中力量破解边区经济建设和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在军工、民用和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服务边区经济建设和满足抗战救国需要。

粗呢为裳，始解边区穿衣难题。延安自然科学院专家深入延安难民纺织厂生产一线，与工人一道建厂房、调设备，科学筹划生产流程，不仅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并提高了生产能力，还使产品从粗糙的疙瘩布，发展到粗呢和毛线，使工厂成为边区最早、最大的纺织工厂，极大缓解了边区军民穿衣难问题。

草纸为介，传扬中共抗日思想。在国民党的封锁禁运下，延安出现纸张短缺问题，严重影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延安自然科学院华寿俊、王士珍夫妇开始大胆尝试，在边区寻找造纸新原料。他们利用边区常见的马兰草造出了完全能满足报刊印刷要求的可用纸张。正是马兰草纸的及时出现，使边区《解放日报》等报刊和《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得以迅速传播。这一发明为党领导抗战、宣传抗日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慧眼识田，发现“陕北好江南”。延安自然科学院师生组成“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考察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自然状况和植被分布情况。师生们发现并上报了一处非常适合农垦和屯兵的“烂泥洼”。这一重要发现，最终成就了大生产运动中最成功的典范——“南泥湾开发”，永载党史。

盐田之利，振兴边区经济生活。延安自然科学院专家深入盐田一线，艰苦勘察，科学分析，勘定了一批地下高含盐涌泉的位置，俗称“海眼”，迅速提高了出盐量，使得盐田规模迅速扩大，盐产量提高了五、六倍，边区盐业生产迎来了辉煌，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

筑造礼堂，修建中共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和中共中央办公楼是今天到延安的游人必到的景点，这两座建筑的设计者和建设指挥者就是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教师杨作材。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如今，七大会址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已成为延安最为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火炮为器，矢志军工支援抗战。延安自然科学院充分利用科技优势，与边区工厂紧密合作生产军工产品。研制出了灰生铁，改善了手榴弹的生产工艺，提高了破片杀伤力;成功研制出二硫化碳，直接用于炸药生产;试制成功了硝化甘油、硫酸、硝酸、盐酸等火炸药原料，使边区能够生产出系列火炸药产品，为抗日前线提供了有力的军品支援。

为新中国建设服务

1946年，延安自然科学院在战火硝烟中辗转华北办学，并于1948年与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为华北大学工学院。1949年，学校从河北迁入北平。开国大典上，300多名学校师生列队在天安门城楼前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光辉时刻。1952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2019年3月，北京理工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北京理工大学精神”大讨论活动。经过在校生、毕业校友、教授学者们的激烈讨论，最终在2021年1月，正式发布了“北京理工大学精神”，其中第一条便是，政治坚定、矢志强国的爱国精神。

北京理工大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第一台电视发射接收装置、第一枚二级固体高空探测火箭、第一辆轻型坦克、第一部低空测高雷达、第一台20公里远程照相机等，在精确打击、高效毁伤、机动突防、远程压制、军用信息系统与对抗等国防科技领域代表了国家水平，在智能仿生机器人、绿色能源、现代通信、工业过程控制等軍民两用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可以说，国家需要什么，北京理工大学就研究什么。

缺轻武器，朵英贤院士就主持开发了95式系列步枪，被称为“中国95式枪族之父”;坦克技术不成熟，才鸿年院士就潜心研究先进材料，发明了我国第一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薄装甲钢，并先后创立了火炮身管液压自紧技术和高效液压自紧技术;雷达技术落后，王越院士就主持研制出多部高性能的火控雷达……

一桩桩一件件都见证了北京理工大学政治坚定、矢志强国的爱国精神。

建校80多年来的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李鹏、曾庆红、叶选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12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谟、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士禄等60余位院士;有各个行业、各个层面的领袖人才和优秀建设者……学校也因此被誉为“红色国防工程师的摇篮”

从延安到北京，从“科技报国”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不变的是学校始终坚持为党和国家培养科技人才的责任与担当。

（部分信息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