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月在

印筱萌

暑假粗读了章诒和的《伶人往事》，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梨园戏子”这一行当。在中国传统社会阶层中，伶人与妓女同样是“下九流”里极为特殊的两类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然而其中出类拔萃者却能获得人们的追捧乃至尊敬。尚小云、言慧珠、马连良……我读这些名角的命运沉浮，心中隐隐悟到：难道这种奇特的矛盾，就是导致“一宵冷雨葬名花”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告诉我——答案并不仅止于此。

第一个印象深刻的镜头，是小蝶衣一遍又一遍地唱《思凡》的镜头：“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语音未落，手已被打得血肉模糊。起初我不禁觉得好笑：现实是现实，戏是戏，蝶衣为何只这一句“男儿郎”如何都改不了口呢？但我的笑声在小楼把烟斗塞进小蝶衣口中用力捣时停止了——这画面实在太过残酷，但我何尝不知小楼那恨铁不成钢的良苦用心？果然，当嘴角溢出鲜血的小蝶衣终于将一曲《思凡》唱得入木三分、脱胎换骨时，我看到，他的眼中有什么东西隐隐改变了。

旧日的懵懂少年，再出场已成了举手投足万种风情的美优伶。台上虞姬与霸王含情脉脉的唱和赢得了满堂彩，而台下蝶衣对小楼不同寻常的依恋，明眼人一看便知。他要师哥与他唱一辈子的戏。“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这句话是蝶衣在片中唯一一次明显的情感外露，令人动容。而小楼呢？我不知道他是看不清这份炽烈的情意，还是为它的过于深挚而选择了逃避，反正他走向了花满楼的头牌妓女菊仙。他真的以为自己是豪气干云的楚霸王，英雄救美，轻许婚约；而菊仙恰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性情中人，当即为自己赎身，“得堂堂正正进你段家的门”。这一段郎情妾意的动人佳话，背景却是蝶衣哀怨凄婉的目光。

宁为玉碎，不為瓦全——程蝶衣只能以这样的执着坚守。所以，他离开了敬爱、依赖多年的师兄——看似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那句“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中又怎会有那般饱满的苦涩？

儿女情长未了，倭寇的炮火已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段小楼是落魄霸王，但英雄气概不能短，给日本人唱戏？休想！只是这义正词严的拒绝未必是来源于民族气节，他只是还不想脱下那霸王的衣冠罢了。可蝶衣不一样，他是心甘情愿给敌人唱戏的，只因日军中有懂戏的、尊重艺术的“知音”。他爱戏爱到“不疯魔，不成活”的地步。只要能让京戏的光芒绽放，台下的观众是何许人又有什么关系？甚至到了他被挂上汉奸的罪名，站上法庭时，当所有人都在绞尽脑汁为他开脱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说：“青木要是活着，京戏就传到日本国去了！”其情之痴，诚可叹也。

蝶衣对京戏的执着可说是近乎“迂”了。他不仅不容对京戏传统有所改动，甚至连梨园里旧时的教习规矩也要守着。蝶衣捡回戏班的孩子小四长大后也想学戏，蝶衣听闻十分欣慰，教导得尽心尽力，甚至连小四犯了错时，也被他如当年师傅对待他那样狠狠地抽打。小四自此怀恨在心，而这份恨意终于在“文革”时彻底爆发。

写到这里，我的笔停顿了。自从我看到了影片的第一幕，我已了然：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可是，当我真的目睹了悲剧的最高潮，目睹了霸王与虞姬的决裂，我隐隐觉得眼中应当有泪，可我只是静默地看着。我看到蝶衣盛装义无反顾地走向蓬头垢面的小楼，看到他们狼狈地跪着，看到小楼面目扭曲地吼出蝶衣的一桩桩“罪孽”时，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刻蝶衣的目光。从震惊，到难以置信，到愤懑，再到心如死灰。当他的京戏在“文革”中被肆意践踏时，他尽管心如刀绞却无能为力，但他一定还依然相信——即便整个世界都背弃了我，还有小楼在身边！可是，可是，他信赖仰慕的师兄，他爱了一辈子的“霸王”，竟然就这样背叛了他，如同一个供人哂笑的跳梁小丑。

我为他心痛，所以我可以原谅他所做的一切——尽管他的绝望，将菊仙拽向了死亡。即便是菊仙在攀上那三尺白绫之前，亦未忘记与蝶衣告别，因为他们同样错爱了一个不该托付的可怜人。这对旧日的“情敌”在生命的彼端奇异地和解了，因为一种单纯的悲悯，是对那“假霸王”，亦是对那寂灭的命运。

程蝶衣，他不该生在这个纷纭错杂的人世。他太美，太真，他的追求太纯粹，他只想和师兄唱一辈子的《霸王别姬》，可是他所执着的一切最终都弃他不顾。就在这一刹那，我惊觉自己的片面与肤浅——真正把纤尘不染的伶人拉入地狱的，并不是高坐看台的当权者，也不是一朝追捧又唾骂的观众，而是两只无形的手——一只来自他们自我的“真”，另一只则是来自俗世的“伪”。

尾声里，风华不再的段小楼玩笑般地又一次对蝶衣唱起《思凡》，蝶衣不假思索地接口唱：“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

“错了，又错了！”

——我突兀地想起晏小山的那阕词：“记得小初见，两重心字罗衣。”我亦记得初见蝶衣的那个瞬间，他如皓月般明朗的眼神直照进我的心里。

恍如一切从未变过。

程蝶衣终于释然地笑了。他举起那柄失而复得的宝剑，抹向自己的咽喉——我落泪了。

假霸王，真虞姬，那一轮明月犹在，彩云却再也不会追来。

剑与情，“铛”的一声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