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刚果（布）使馆工作的特殊经历

江翔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外交的大方向是既反对美帝国主义，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大力支持亚非拉新独立国家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那时，非洲是我国外交的主要阵地。这一时期，是我国对非洲进行无偿经济援助最繁重的时期，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等对非援建工程这时正在紧张施工。同一时期，国际上东西方两大阵营处于冷战时期，美苏在非洲激烈争夺势力范围。非洲国家政局异常动荡。在刚果（布），政治派系与矛盾复杂，军事政变频繁发生，在美苏争夺非洲夹缝中的中国大使馆多次经历惊险与紧张的应变奋战。那时我国驻刚果（布）的大使是王雨田，我是三秘、研究室主任。在那个年代，大使参赞，甚至一秘二秘都不懂外语，我们这些懂外语的人工作任务就比较重。

美苏在两个刚果的激烈争夺

冷战时期美苏争夺世界霸权的重心在欧洲，但非洲是他们争夺欧洲的外围阵地。因为那时还处在传统工业时代，欧洲经济严重依赖外部原料与能源。首先是依赖非洲的资源，同时欧洲从中东和南亚等地运回的原料与能源也要经非洲。欧洲对外的两条生命线都在非洲：一条从印度洋入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欧洲，一条从印度洋绕道南非好望角到大西洋经英吉利海峡进北海到欧洲。所以非洲是欧洲的门户与生命线。而刚果（布）所在的中央非洲，由于地理位置重要，资源丰富，成为美苏争夺最激烈的地区。非洲有两个刚果：刚果（金）和刚果（布）。两国首都金沙萨和布拉柴维尔隔刚果河相望，坐船过河只需15～20分钟。

20世纪60年代初美苏首先在刚果（金）进行了殊死较量，美国最后控制了刚果（金），扶植起了蒙博托政权。蒙博托成为美国在非洲反对苏联反对中国的急先锋。到70年代初，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在非洲降低了争夺的力度，而苏联这时在非洲扩张渗透力度非常大，不仅想牢牢控制住刚果（布），还准备以刚果（布）为跳板积极进入南部非洲安哥拉等地，为争夺南部非洲挑起那里针对美国势力的内战。

刚果（布）在1960年独立后，国内两派政治力量进行了激烈斗争，一派得到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主张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另一派得到苏联支持，向往社会主义，主张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关系，最终后者在1968年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以年轻军官恩古瓦比为总统的政权。恩古瓦比政府高举反帝反殖旗帜，对内宣布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和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并成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刚果劳动党，对外积极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美断交。苏联利用刚果（布）的这一政治形势积极渗透。恩古瓦比虽然向往社会主义和同苏联友好，但他首先是位忠诚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不接受外部势力摆布，苏联因此想除掉他扶植亲苏势力。所以，那时刚果（布）政局变动最大的可能是，苏联支持的政治派系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恩古瓦比政权。

美国扶植的刚果（金）的蒙博托政府，也一直在伺机越过刚果河来推翻社会主义的恩古瓦比政府。他们挑拨刚果（布）的种族矛盾。恩古瓦比是北方种族人，南方种族的人反对他。两个刚果的人民是同根同族，是欧洲殖民入侵将他们分割成两个国家。在刚果（金）的许多人，同刚果（布）的南方种族是同一种族，蒙博托组织和训练他们伺机过河推翻恩古瓦比政府。

我国当时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都处于最坏的时期。我们同苏联20世纪60年代末期还在珍宝岛打了一仗。所以，无论是蒙博托策划的从刚果河过来的外部入侵，还是苏联支持的内部政变都对我们不利。美国和苏联都想把中国挤出中部非洲。

王雨田的智慧、胆略与外交艺术

那时，我国对非洲政策的指导思想是，积极帮助长期受殖民统治的非洲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且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对殖民地的非洲革命是有普遍意义的，是可以借鉴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对非洲进行无私援助。对高举鲜明的社会主义旗帜的刚果（布）更是非常重视，称它是中部非洲的一面红旗，对它进行大力援助。那时我国对刚果（布）同时援建的项目有纺织厂、造船厂、水力发电站、农场、石灰石厂等，派出好几十人的军事专家帮助刚果（布）开展各兵种的军事培训，还派出50多人组成的医疗队在刚果（布）开展医疗工作，各种援外人员有300多人。使馆带领这么庞大的援外队伍在进行繁重的援外任务，可我们在美苏争夺非洲夹缝中的处境却非常严峻。

在惊险形势下，王雨田大使的智慧、胆略与外交艺术令我终身难忘。他首先做总统恩古瓦比的工作。经过努力，他同恩古瓦比总统的关系达到非常亲密与信任的程度。恩古瓦比经常在深夜把王雨田请到总统府向他通报情况，甚至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也把王雨田请到总统府，听取他的意见。他视王雨田为长者与导师。他对王雨田说，王雨田大使的革命资历与年龄都是他的父辈，他要随时向王雨田大使请教。而王雨田也表现出他们关系的亲密，在正式场合彬彬有礼地称他总统阁下，而在他们两人讨论问题与交谈的时候，常根据谈话的内容与气氛称呼其为总统兄弟、总统同志。在非洲有这样的风俗传统：同一种族的人对父辈都称呼“老爸”（Père），同辈人以“我的兄弟”（Mon frère）相称。外出办事见面一句“我的兄弟”就拉近了关系。王雨田高超的外交艺术将非洲的这一风俗传统运用到外交场合。一位大使同驻在国元首的关系能到称兄道弟的地步，我不能说是空前绝后的，但至少是少见的。

但恩古瓦比随时有被推翻的危险，我们对此也必须要有所准备，以防一旦出现政权变动，同驻在国上层关系出现真空。我们要牢牢保持我国在中部非洲这块当时唯一的外交阵地，保护我们300多名援外人员的安全。有可能起来推翻恩古瓦比上台执政的人首先是苏联支持的迪亚瓦拉。他是刚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刚果民防团司令，掌握着一定的军权。在使团里都知道他是受苏联支持的恩古瓦比政权的反对派，随时有可能上台执政。王雨田以非常隐蔽的方式做他的工作，主要是同他联络感情交上朋友。王雨田不轻易同他见面，平时由我和迪亚瓦拉的办公室主任联系。请迪亚瓦拉到使馆交谈时由我当翻译，一切往来只限制在我们4个人中间。王雨田向他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所介绍的内容其实都是报上早已公开发表的，但王雨田能融会贯通，用自己的语言生动作介绍，使对方感到对他极大的信任和了解到中国极重要的内部情况。王雨田在听迪亚瓦拉介绍情况时，非常专注地听，以表示对他所谈情况的重视和对他的尊重。但只听，不评论，也不提问，对他们的内部矛盾与斗争不留下任何话柄。

不久，迪亚瓦拉真的发动了军事政变，但他失败了。他带着队伍逃到森林里，想走中国革命成功的道路，打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但刚果（布）国土狭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农村人烟稀少无法生存，最后被恩古瓦比的人抓住镇压了。而恩古瓦比几年以后也被反对势力暗杀，那时王雨田和我都已经离开了刚果（布）。1972年初，王雨田被任命为驻联邦德国首任大使。

使馆紧张的应变工作

我们最担心的，是发生由美国支持的蒙博托策划的以入侵的方式来推翻恩古瓦比政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使馆得立刻带领300多名中国援外人员大撤退。这种情况那时在加纳和中非都曾发生过。而那时要大撤退，没有现在像在利比亚撤退那么容易。因周围没有我们后退一步的余地，周边各国都有台湾蒋介石的所谓“大使馆”。我们那时还没有能飞往国外的飞机。

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的警卫司令部，在遇到政变和外部入侵时就拉警报。警报过后立即宣布戒严和灯火管制。我们多次在深夜熟睡时被惊心动魄的警报声惊醒。这时全馆人员立即起床，按平时的训练各就各位，在大使的统一指挥下进行各项应变工作。大使和研究室的人在一起守着收音机，从电台的广播里分析形势，以最快速度了解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性质的事变，以报告国内和请示应变措施。政务参赞和机要员在一起销毁机密文件。经济参赞处通过电话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国援外人员和医疗队取得联系，向他们通报首都情况和交代安全注意事项。武官处同各地的军事专家联络，并从军事专家那里了解外面的情况。身强力壮的工勤同志在使馆周围巡逻，以防在动乱中有人来冲闯使馆。而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在黑暗中进行，因已实行灯火管制。

有一次，我们在黑暗中紧张奋战了大半夜，还不知道外面到底发生的是什么性质的事变，天亮了还不敢打开使馆大门，后来从窗户缝隙里看到街上有游行队伍，手上举的旗帜是支持恩古瓦比总统的，才知道总统又渡过险情稳住了政局，我们中国大使馆又太平无事。到这时，王雨田才回房去休息，而我还得和新华社记者一同开车出去观察和了解形势，以便向国内作详细报告。

有时是在白天发生事变拉警报。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70年3月23日。这是由美国支持蒙博托策划的从刚果（金）过河来的武装入侵。那天凌晨我们听到警报声，接着还听到密集的枪声。中午，枪声稍歇，我和新华社记者顾不得风险，外出观察情况。街上还是戒严的。但由于我们同官方的关系非常好，老百姓也都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在援助他们，所以我们说去看望中国专家，一道道岗哨都对我们友好放行。我们有意绕道总统府和电台大楼。因为那时在非洲政变都是占领总统府和电台。占领了总统府就表明夺到了政权，占领了电台通过广播宣布政变成功。我们到达总统府和电台时，见地上血迹斑斑和躺着好多尸体。恩古瓦比政府已经击败这次入侵。

还有一次我驾车外出办事，在路上听到密集的枪声，我顾不得危险，立即将车朝枪声方向开去了解情况，到近一看，才知原来是民兵在进行反武装入侵的巷战演习。

外出了解情况不仅有安全风险还有政治风险。一次在凌晨听到警报声后，我们的新华社记者出去了解情况。我们这位记者是位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布拉柴维尔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干部都是他的朋友，他常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这次他也到那里去了解情况。他到那里一看，他的那些朋友身穿迷彩服，腰挂手枪，正在紧张忙碌：原来是他们在发动政变。他立即迅速回使馆准备报告这一重要情况。可当他的车刚进使馆大院，电台已在广播，政府已经挫败政变，他在几分钟前见到的那些朋友已经被抓起来了。他一下惊呆了，感到后怕。要是晚几分钟离开，他可能一起被抓起来，那中国大使馆就很难说清楚了。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刚果（布）使馆的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实在太深了。在这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几次深夜做梦听到布拉柴维尔惊心动魄的警报声就不由自主地从床上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