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龙平平+张曙

1977年冬，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面向莘莘学子敞开。570万从农村、工厂、部队一路风尘赶来的考生参加了当年高考。1978年夏，参加高考的考生达到610万。恢复高考，成了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作出这一重大决策的，是1977年7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于千头万绪中抓住恢复高考这一关键环节，为扭转教育战线混乱局面乃至实行全面拨乱反正、开辟新道路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第一笔。

恢复高考酝酿已久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1977年8月6日邓小平在他主持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决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就开始酝酿了。

1952年，我国开始实行大学统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国的高考制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通知，要求“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1966年至1969年，中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陷入全面瘫痪。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及“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原则，全国295所大专院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七届94万人。工农兵学员主流是好的，他们在大动乱的年代成为文化科学的传承者和经济、社会建设的脊梁。但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把这些层次不同的学员集中在一个教室里接受大学教育，给教育组织带来很大困难，影响了高水平的科技队伍建设。北大、清华被戏称为“北京中学”“清华中学”。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地提高大学教学质量，1972年，周恩来提出，在中学生中选一些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高中毕业后直接上大学。但由于“四人帮”干扰，这个正确建议未能得到实施。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对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提出批评。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有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为此，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当时设想，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他后来说：“1975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当时，中国科技大学根据他的指示，起草了改进学校工作的意见，提出要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的任务，并准备实行周恩来指示的招生办法。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中国高科技人才严重缺乏，中国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步履蹒跚的状况，邓小平忧心如焚。1977年5月，他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7月，他在同长沙工学院（编者注：即今国防科技大学）临时党委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我们国家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10年啦。”发展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正因如此，复出后的邓小平主动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在此前后，他多次发表谈话，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思虑已久的意见。

第一，高等学校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谈话时，讲得更加明确：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8月1日，他在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学校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7月29日，他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提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

邓小平最初的想法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轨。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就在邓小平复出工作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这个方案被提前实施了。

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锤定音

197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形成了1977年高校招生方案。这个方案较以往有一些突破：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万人直接上大学；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的方式依然沿袭“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的老办法。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同一天，即8月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关于这个座谈会的开法，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就提出，“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他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迅速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与会的33位专家学者。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吴文俊、马大猷、郝柏林、钱人元、严东生、张文佑、黄秉维、王守武、高庆狮、许孔时、邹承鲁、张文裕、童第周、叶笃正、汪猷、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金善宝，北京大学周培源、沈克琦，清华大学何东昌、潘际銮，复旦大学苏步青，吉林大学唐敖庆，武汉大学查全性，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上海交大吴健中，南开大学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南京大学苗永宽，西安交大程遒晋，华北农大沈其益，中山医学院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他们中既有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德高望重的权威教授，又有当时已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北京前，事先对会议内容、参会人员、会期长短等毫不知情。突然接到参会通知的温元凯当时在上海，由于买飞机票需要单位的介绍信，而中国科技大学在合肥，他来不及回学校开证明。最后还是上海市政府给他安排了机票，他才从上海乘飞机来到北京。查全性2007年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因为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谁让我去参加那个会的”。

令与会者没有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邓小平，并没有只听秘书对会议情况的汇报，或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各来一次，再讲几句话，而是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不仅如此，他在会议一开始就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与会专家一扫会议开始时的拘谨，畅所欲言。会议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中国科学院邹承鲁建议，高校招生的16字方针应当修改，群众推荐往往只是形式，而领导批准实际成为“走后门”的合法根据，今后一定要有考试考查制度。

中国科技大学温元凯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即表态说：你的16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而时年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15分钟的发言，则引发热烈讨论，把座谈会推向高潮。查全性后来回忆说：“由于参会的大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所以头两天我基本没有发言。后来我看到小平同志这么认真，认为这个机会很难得，也很有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我就在6日下午开始发言。”

8月6日下午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这席话令查全性感同身受。他在笔记本上原本写了一个大纲。这时，他受到会议气氛的影响，激动地站起来，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尖锐地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4个严重弊病：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查全性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说出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心里话，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意见震动并激励了邓小平。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半年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很多学者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在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八月开始招生，十一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最近的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四季度，一九七七年新生于明年二月底前入学。”8月18日，邓小平批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恢复高考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

新的招生文件实现了重要突破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学校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两个估计”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蒋南翔在会前提出允许天津市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高考的建议尽管得到邓小平和教育部肯定，但在招生会议中，天津市代表提出，蒋南翔的意见不代表天津市委，否定了蒋南翔的意见。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焦虑的人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针对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炮制的“两个估计”对教育界、知识界的严重桎梏，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表态：“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他明确要求：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9月19日谈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教育部负责人随即向出席招生会议的代表作了传达。许多代表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

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两个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自此尘埃落定。

新的招生文件根据邓小平指示精神，在几个政策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突破。

第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时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这本来是恢复高考的特定含义，但是，10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9月5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高中应届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第二天，邓小平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7年招生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有了这个政策，10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才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第二，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1977年的招生文件规定：“考生年龄在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这个规定对老三届高中学生，特别是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来说，无异于下了一道“逐客令”。因为此时他们大多已30岁左右，而且很多人都有了家室。对于“老三届”学生这一批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关心爱护。早在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两次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8月4日他指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8月6日他又强调：“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1977年的招生文件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招生文件又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并取消了其他限制。在恢复高考的政策中，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大龄青年，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条政策，为那些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莘莘学子解除了后顾之忧。

第三，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受“文革”影响，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很细，罗列了许多由“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9月19日，他严肃批评教育部负责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招生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城乡。它犹如春雷滚滚，极大地震撼了每个有志青年的心灵。

1977年高考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各省、市、自治区命题，录取新生27.3万人。1978年高考全国统一命题，录取新生40.2万人。这两年录取的新生中，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为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